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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路就像玩家家
在新四军的东进计划中，先遣支队除了侦察，还起到一个开路先锋的作用，陈毅随后便率一支队开赴苏南。
1938年6月8日，一支队与先遣支队在溧水会师。这段时间，粟裕除将侦察情况向陈毅进行汇报外，也在考虑首仗应该怎么打，在哪里打。
6月11日，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突然向新四军军部下达命令，限新四军在3天内赶到京沪铁路附近，以破坏敌军交通。顾祝同还强调，如完不成任务，将予以“严厉处分”。
三战区以杂牌部队居多，一般情况下，顾祝同不会这么板着脸下死命令，命令如此急促，是因为正面主战场又再趋紧张：当天，总部驻于南京的日本“华中派遣军”已溯江西上，包围安庆，比刚刚结束的徐州会战时间更长、规模更大的武汉会战开始了。
顾祝同既无能力从正面发动进攻，便只有让已深入敌后的新四军来破破路，借以对华中派遣军进行袭扰和牵制。
按照新四军军部的指示，由粟裕率先遣支队具体执行此次破路任务，陈毅又从一支队中挑选了部分官兵，组成一个连与先遣支队一道行动，这样归粟裕指挥的部队一共有4个连。
京沪铁路距驻地有200余里，在限时3天的前提下，任务显得非常紧迫，但粟裕似乎并不着急，他指定的行军路线也与既定目的地不符。
当然，这只是假象。三年内战时期的“敌进我进”，已使粟裕养成了一种固有的生存之道，他要往左进，必先往右拐，反之亦然。
只有当白天谢幕，才能随心所欲。天色一暗，粟裕立即变道，率部直插目的地。
此时正值梅雨季节，乌云低垂，雨点稠密，道路非常湿滑，但对这些经历过三年游击战的老兵来说，不过是小菜一碟，众人脚上都扎了防滑铁丝，即使在泥泞的路上依旧能保持急行军的速度。
部队走得很快，可在第二天进入友军防区时，几经交涉都不让过，一直拖到午后，才予放行。
先遣支队带了一部电台，以便与上级联系，谁知半途电台灯泡烧坏了，反而成了累赘。那时候的电台金贵得很，舍了多少条命也不能丢一部电台，为了便于行动，粟裕索性派一个连护送电台回去，自带3个连继续急进。
1938年6月15日拂晓，经过3个雨夜的连续急行军，先遣支队终于到达了句容至下蜀镇公路以东的徐家边。
经过侦察，发现下蜀镇共有二十几个日军，晚上移驻离下蜀镇以西约两里路的火车站内，周边构筑有堑壕、铁丝网等防御工事。
由于要全力投入武汉会战以及即将展开的惠广战役（又称广州战役），留守苏南的日军兵力严重不足，交通线上相距五六十里才会有一个据点，这样的据点通常情况下只有三四个日本兵，二十几个是最多的了。
如果到一个兵都没有的铁路线上去破路，任务是完成了，风险也会降到最低，可那有什么意思，鬼子连挠痒痒的感觉都没有，还能叫袭扰和牵制吗？
粟裕当即决定，就在下蜀干它一票。
晚上10点，粟裕进行了兵力分配，以一个连向下蜀车站方向警戒，掩护破路，其余部队全部投入破路作业。
新四军没有破坏铁路的经验，随身带来的只有一些铁棍和木棍，大家花了很多时间和力气，仍然难以将铁轨撬下来。
粟裕想了想，派人去铁路附近找来了老百姓，一问，才知道破路有破路的窍门，光硬撬没用，最好的办法是去掉道钉，然后移动铁轨位置。
接下来就顺利了。经过4个半小时的作业，一共破坏了40多米的铁路。见任务完成，粟裕一面命令警戒连向下蜀车站之敌发起佯攻，一面在散发传单标语后，组织部队迅速撤离。
黎明之前，先遣支队安全转移到了下蜀西南的一座小山上。在山上，粟裕可以对铁路线上的动静进行观察。
1938年6月16日上午8点，一列从上海方向开来的火车在下蜀出轨，京沪铁路交通为此中断达数个小时。
苏南交通相对发达，相对发达的交通也为日军快速调集兵力带来了便利。下蜀镇为师团部驻于镇江的第三师团所辖的范围，第三师团随后便派来了整整7卡车的日本兵，其中就含有铁道辎重兵，铁路很快便被修复。
先遣支队移驻的小山坡上有一座村庄，周围是茂密的竹林，官兵都进入村庄休整，准备撤离，但是粟裕却并没有就此罢手的意思。
根据侦察员带回的情报，因为铁路被破坏，各据点的日军驻兵都得到相应增加，而且各据点还将联合起来，于17日，也就是第二天出来进行“搜剿”。
摆脱“搜剿”，对粟裕来说早就是家常便饭，算不上什么难题，他真正在意的不是这个。
由于缺乏爆破器材，路破得快还不如人家修得快，这很让人沮丧——固然给军部和三战区的战报可以吹得漂亮一些，可这从来就不是一个以打仗为本分的军人的风格。
破路就像玩家家，要玩不如玩大点儿，比如痛快淋漓地打上一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