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遣支队到得晚,一方面是出于侦察和隐蔽的需要,必须昼伏夜行,即使风雨之夜,亦不例外;另一方面则是让苏皖边境的友军给耽搁了,这些部队都有各自防区,他们不让过,你就只能绕着走。
等到真正进入苏南,困难有增无减。
先遣支队的官兵虽有红军时期和三年游击战的丰富经验,但突然之间,熟悉的山地和森林不见了,到处都是一览无余的河汊水网,要找个隐蔽或居高临下的阵地颇不容易。
与“环境关”相应的,是语言关。新四军老兵主要来自于江西、湖南、福建等地,很多人听不懂苏南话,而他们说的,当地人也听不大懂。
士兵奉命前去拜请地方士绅。士绅询问是什么部队,士兵回答:“我们是森西滚!”
士绅被这个“森西滚”搞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后来才知道士兵说的是“新四军”。
类似笑话还有不少,比如士兵介绍“某某司令”,听在当地人耳朵里,却是“某某西礼”。
客观障碍的存在,容易加深误解。先遣队初到江南,老百姓往往不肯借房子给他们住,官兵便在村外或田野里露营,遇到下雨,靠在屋檐下暂且过上一晚是常有的事。
还有不肯卖粮食的。这时候就只好饿上几顿或靠吃剩饭打发,粟裕本人就经常拿一只茶缸泡上剩饭来借以充饥。
困难叠困难,但所有的困难加一起,敌不过一个最大的:没士气。
苏南是淞沪会战和南京保卫战的发生地,战后日军对其进行了疯狂的烧杀——只要看一看南京大屠杀的资料,就知道当地军民曾遭遇了怎样的浩劫,日军所过之处,真正是“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
日军烧杀的目的,不光是报复,还有恐吓,而这种恐吓,在一定时期确实能起到明显的威慑效果。
粟裕到达苏南后,发现江南民众的抗战情绪非常低落,更谈不上有任何抗战胜利的信心。不管先遣支队怎样解释和动员,人家都会反问:“既然你说抗战会胜利,敌人的力量在削弱,那为什么政府军队还要从徐州撤退呢?”
还有人说得更刻薄:“现在南京也没有几个鬼子,你们为什么不夺回来?”
质疑中,讥讽的意味很是明显,这使先遣支队的宣传就像拳头打在棉花上,一点痕迹都看不到。
当地民众不信任先遣支队,最主要的原因还是看到了支队背负的武器。
苏皖属顾祝同第三战区范围,第三战区共集结了30个步兵师旅,在这些部队中,新四军的装备只处于中下水平。先遣支队已是优中选优,好的武器都给它了,可加一起也仅有两挺轻机枪,其余枪支都是用旧的,有的缺少瞄准器,有的为便于打游击,长枪已锯成了短枪,还有的是埋在地下许久,刚刚才挖出来的。
皖南集结时,各部队一看新四军的装备如此落后,都有些瞧不起。就在先遣支队出发之前,一位友军将领很不客气地对粟裕说:“你们军队有良好纪律,作为一支政治宣传队是好的,如果要到东线去打仗,那就只有听下回分解了。”
苏南百姓没有军人的那种鉴别眼光,但也见过世面。在淞沪会战和南京保卫战中,包括罗卓英第十八军在内的“中央军”都曾在苏南与日军鏖战,他们觉得,既然连这些装备优良的“中央军”都抵挡不住日军的进攻,凭先遣支队这么一点儿人,这么差的枪,怎么可能立得住脚。
一些对抗战失去信心的士绅便出面劝先遣支队:“你们明知山有虎,何必还要偏向虎山行呢?”
就算前面真的全是虎,粟裕也不可能再退回去,不仅不退,还要到山中去打老虎。
他给先遣支队提出的口号是:“一切靠打胜仗来解决!”过去的经历告诉粟裕,在战言战,只要打胜一仗,把士气振作起来,其他困难,不管是“环境关”,还是语言关,都将随着时间慢慢地迎刃而解。
可是他不说打仗还好,一说打仗,反而吓坏了当地人。
苏南的地方武装和“游击队”其实多如牛毛,用老百姓的话来说,自从日本鬼子来了以后,每天就是拉屎撒尿,都能不小心撞到一个“江南游击司令”。
这些“司令”不过是乱世称王,平时拦个哨卡,收收“抗日税”可以,真要他们跟日军干仗,谁都没这个胆儿。即便有那冲动之下想靠打日本来立立威的,往往一打就垮,或者还没打就垮了。
在很多人眼里,“江南游击司令”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他们把粟裕和先遣支队也看成了同一类型。一听先遣支队说要打仗,便连连摆手:“不要在我们这个地方打仗,你打仗到远处去。”或者“你们才这几条枪,赶快走吧,鬼子包围过来,你穿便衣都跑不脱!”
最善意的调儿调儿是下面这种:“可怜的新四军,无衣无食,还爱打仗,我们得做道场替他们超度超度了。”
粟裕爱打仗不假,可却并不需要别人提前替他超度,而能够为他和他那支“可怜的新四军”正名的,无疑还是战场上过人的表现。
在新四军的东进计划中,先遣支队除了侦察,还起到一个开路先锋的作用,陈毅随后便率一支队开赴苏南。
1938年6月8日,一支队与先遣支队在溧水会师。这段时间,粟裕除将侦察情况向陈毅进行汇报外,也在考虑首仗应该怎么打,在哪里打。
6月11日,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突然向新四军军部下达命令,限新四军在3天内赶到京沪铁路附近,以破坏敌军交通。顾祝同还强调,如完不成任务,将予以“严厉处分”。
三战区以杂牌部队居多,一般情况下,顾祝同不会这么板着脸下死命令,命令如此急促,是因为正面主战场又再趋紧张:当天,总部驻于南京的日本“华中派遣军”已溯江西上,包围安庆,比刚刚结束的徐州会战时间更长、规模更大的武汉会战开始了。
顾祝同既无能力从正面发动进攻,便只有让已深入敌后的新四军来破破路,借以对华中派遣军进行袭扰和牵制。
按照新四军军部的指示,由粟裕率先遣支队具体执行此次破路任务,陈毅又从一支队中挑选了部分官兵,组成一个连与先遣支队一道行动,这样归粟裕指挥的部队一共有4个连。
京沪铁路距驻地有200余里,在限时3天的前提下,任务显得非常紧迫,但粟裕似乎并不着急,他指定的行军路线也与既定目的地不符。
当然,这只是假象。三年内战时期的“敌进我进”,已使粟裕养成了一种固有的生存之道,他要往左进,必先往右拐,反之亦然。
只有当白天谢幕,才能随心所欲。天色一暗,粟裕立即变道,率部直插目的地。
此时正值梅雨季节,乌云低垂,雨点稠密,道路非常湿滑,但对这些经历过三年游击战的老兵来说,不过是小菜一碟,众人脚上都扎了防滑铁丝,即使在泥泞的路上依旧能保持急行军的速度。
部队走得很快,可在第二天进入友军防区时,几经交涉都不让过,一直拖到午后,才予放行。
先遣支队带了一部电台,以便与上级联系,谁知半途电台灯泡烧坏了,反而成了累赘。那时候的电台金贵得很,舍了多少条命也不能丢一部电台,为了便于行动,粟裕索性派一个连护送电台回去,自带3个连继续急进。
1938年6月15日拂晓,经过3个雨夜的连续急行军,先遣支队终于到达了句容至下蜀镇公路以东的徐家边。
经过侦察,发现下蜀镇共有二十几个日军,晚上移驻离下蜀镇以西约两里路的火车站内,周边构筑有堑壕、铁丝网等防御工事。
由于要全力投入武汉会战以及即将展开的惠广战役(又称广州战役),留守苏南的日军兵力严重不足,交通线上相距五六十里才会有一个据点,这样的据点通常情况下只有三四个日本兵,二十几个是最多的了。
如果到一个兵都没有的铁路线上去破路,任务是完成了,风险也会降到最低,可那有什么意思,鬼子连挠痒痒的感觉都没有,还能叫袭扰和牵制吗?
粟裕当即决定,就在下蜀干它一票。
晚上10点,粟裕进行了兵力分配,以一个连向下蜀车站方向警戒,掩护破路,其余部队全部投入破路作业。
新四军没有破坏铁路的经验,随身带来的只有一些铁棍和木棍,大家花了很多时间和力气,仍然难以将铁轨撬下来。
粟裕想了想,派人去铁路附近找来了老百姓,一问,才知道破路有破路的窍门,光硬撬没用,最好的办法是去掉道钉,然后移动铁轨位置。
接下来就顺利了。经过4个半小时的作业,一共破坏了40多米的铁路。见任务完成,粟裕一面命令警戒连向下蜀车站之敌发起佯攻,一面在散发传单标语后,组织部队迅速撤离。
黎明之前,先遣支队安全转移到了下蜀西南的一座小山上。在山上,粟裕可以对铁路线上的动静进行观察。
1938年6月16日上午8点,一列从上海方向开来的火车在下蜀出轨,京沪铁路交通为此中断达数个小时。
苏南交通相对发达,相对发达的交通也为日军快速调集兵力带来了便利。下蜀镇为师团部驻于镇江的第三师团所辖的范围,第三师团随后便派来了整整7卡车的日本兵,其中就含有铁道辎重兵,铁路很快便被修复。
先遣支队移驻的小山坡上有一座村庄,周围是茂密的竹林,官兵都进入村庄休整,准备撤离,但是粟裕却并没有就此罢手的意思。
根据侦察员带回的情报,因为铁路被破坏,各据点的日军驻兵都得到相应增加,而且各据点还将联合起来,于17日,也就是第二天出来进行“搜剿”。
摆脱“搜剿”,对粟裕来说早就是家常便饭,算不上什么难题,他真正在意的不是这个。
由于缺乏爆破器材,路破得快还不如人家修得快,这很让人沮丧——固然给军部和三战区的战报可以吹得漂亮一些,可这从来就不是一个以打仗为本分的军人的风格。
破路就像玩家家,要玩不如玩大点儿,比如痛快淋漓地打上一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