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陈鼓应
引言
1956年，我考进台湾大学中文系，第二年转入哲学系。大一的时候，我选修了殷海光先生的逻辑课。大二时，我又选了方东美先生的中国哲学史。那时期，当代西方出现两派对立的思潮——逻辑实证论与存在主义，刚刚同时传进台湾的大学校园。殷先生倡导的是科学主义的逻辑实证论，我和一些喜欢文学性哲学的同学则比较喜欢存在主义。由于偏好的不同，因而在哲学专业上，我渐渐地跟随了方先生的方向。研究所期间，方先生是我撰写尼采硕士论文的指导教授。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后，两位老师在我的学术人生与现实人生上都产生了毕生不可磨灭的影响。
在倡导逻辑之外，殷先生还是一位重要的公共知识分子和启蒙教育家，他的兴趣时常跨越出专业范围。在课堂上，同学们体会到殷先生更多的心思是放在运用逻辑推论分析时政上。他那清晰而低沉的语调，常使人感受到他内心深处不时流露出的关切现实人生的情怀。那时的我们并不知道殷先生1948年11月4日曾经在南京的《中央日报》上发表过社论《赶快收拾人心》。——这篇震撼大江南北舆论界的文章问世不久后，殷先生便东渡到了台湾。
1947年，时任《中央日报》主笔的殷先生曾获洪谦教授引介到金陵大学教书，讲授哲学概论和逻辑的课程。（这件事情，是1985年我到北大任教时访问外哲所长洪谦先生，他亲口讲述给我的。洪先生曾经是西南联大教授，也是维也纳学派唯一的中国成员。）1949年殷先生赴台，又经熊十力先生向方东美先生推荐到台湾大学哲学系任教。熊先生在1949年6月16日致信殷先生，说“方东美先生来信，云汝事曾有人向校长推荐过，委实无缺，俟将来留意”云云。不过殷先生最终还是得以进入台大哲学系。（这件事是殷先生亲口告诉我同班同学赵天仪的，殷先生对他说：“那时我带着熊先生的信去看方先生，方先生说你只能担任讲师，副教授再说吧。”为此我特意回校查过，方先生在台大出任系主任的任期为1948年8月至1950年2月，而殷先生的聘任正是方先生接任系主任期间。）
殷先生1954年升为副教授，1957年升任教授。他在这一时期沉浸在自己的专业研究中。我们每一次去看他，都是他亲自开门，小小的客厅里有很大的书架，上面全都是英文版的专业哲学论著。（殷先生过世后，殷师母清理他的书籍共九百一十本，其中西书占七百五十五本，后全部放在台大图书馆特藏室。）
自1948年发表了《赶快收拾人心》这篇社论以后，殷先生沉寂了近十年。1957年8月1日，沉思多年的他，忽然在《自由中国》第十七期的社论上发表《反攻大陆问题》，这篇文章在台湾引起轩然大波，官方与极右派调动报刊、电台等多种媒体制造舆论，连续发动猛烈攻击。官方认为这篇社论是在倡导“反攻无望论”。在这种形势下，胡适出来打圆场，提出“反攻大陆”是一块金字招牌，是不能碰的。这以后，殷先生连续以社论的形式发表了《政治神经衰弱症》（1958年6月16日）、《胡适论“容忍与自由”读后》（1959年4月1日）、《“反共”不是黑暗统治的护符》（1960年5月16日）。这些文章在我们年轻人中间引起了极大的共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殷先生的言论激荡人心，他划时代地、阶段性地取代了胡适在台湾的影响力。在那“沉默是金”的年代里，这样的言论道出了多少人的心声。——当然，也构成了殷先生日后被迫离开台大的根本原因。
殷先生的学生中有很多优秀的、有时代感的文法科学生以及港澳侨生，在台湾就读的港澳学生在当时扮演了从民间沟通两岸的重要角色，殷先生晚年经常托他们传递信息、购买海外书籍。
严格来说，我只是殷先生的学生，而非他的弟子。殷先生倡导逻辑、知识论和科学哲学，师兄罗业宏、刘福增，学弟林昭田、何秀煌等，在专业上走殷先生的道路，有不少殷门弟子在大学毕业后陆续前往北美留学，殷先生晚年病困时，他们多不在身边，殷先生也就更多地和我们这些留下的学生相往来。我们不仅与殷先生共同经历了他人生中的一些重要时刻，有些需要跑动的事情我们也参与其间。比如，殷先生晚年的一些紧要信件，有些是由我通过友人吴大中悄悄带出境外的。
在殷先生的海外通信中，最为著名的便是他给林毓生和张灏的信。师兄林毓生、张灏与殷先生的关系十分密切，无论讨论学问，还是沟通感情，他们与殷先生之间的交往，已是大家所熟知的了。殷先生晚年，我们的联系较多，最初的单独接触就是从一起谈论存在主义、庄子等话题开始的。
一、师生谈论存在主义与《庄子》的读书心得
大学期间，逻辑和哲学概论是我们的必修课程，我上了殷先生的逻辑课，对比之下，远比上哲学概论收获大得多。逻辑虽不是我的兴趣所在，但在研究所毕业，各校兼课的那几年，我也曾前后五六年教授逻辑。从学逻辑到教逻辑，这一过程对我日后思考问题、论述学理，确实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相比于概念性哲学，我个人更钟情于文学性的哲学。我和殷先生偶尔见面交谈时，也并不曾以逻辑作为话题。课堂以外，我们师生私下的接触开始于我读研究所时。研究所一年级的时候，哲学会举办了一个讲座，在存在主义思潮的激荡下，我讲了《失落的自我》这个题目。当晚，殷先生也到教室听了讲座。第二天，我又在研究室门口遇见他，他问我是不是研究尼采的，我说是，因为我喜欢尼采那股生命的冲创力。或许正是因为这种“生命的冲创力”，他便在研究室听我漫谈起了对于尼采的一些看法。临走时，还抄了几本有关尼采的书单。这是我和殷先生的第一次单独谈话。
我由尼采的生命哲学走进欧美存在主义思潮是很顺当的事。正如W.考夫曼的《存在主义》所说：“在存在主义的演进过程中，尼采占着中心的席位；没有尼采的话，雅斯培、海德格和沙特是不可思议的，并且，卡缪《薛西弗斯的神话》的结论听来也像是尼采遥远的回音。”那时的台大校园中，不少同学都对存在主义怀有特殊的兴趣，例如包奕明、叶新云、王尚义、孟祥森，他们和我因为研读存在主义作品而成为知心朋友。
尼采的“God is dead”成为存在主义的开端，我由此而研读《圣经》，写了一篇《约伯，最早的存在主义者》送给殷先生，第二天就接到他的限时信，说对问题很感兴趣，希望见面谈谈。
殷先生看书，喜欢在书上加批注，我编了一本《存在主义简介》送给他，他读后写下这样几句评语：
这篇作品在哲学上过分简化而武断，在社会的经验知识上浮泛而空茫，但是，对时代的黯淡心灵样态，有颇为贴切的感触，清幽且富直观的透视力。
后面还写了两句他自己对存在主义的看法：“存在主义乃玄学及现代文明肥肿的清泻剂。但它自己并非终结。”这看法颇有见地。
委实说来，我对存在主义的关注，主要源于时代感的引发。沙特的戏剧与卡缪的小说是帮助我理解存在主义的一条进路。可以说，我们更多地是带着自己的时代问题，接近并了解存在主义这一思潮的。在我的同学中，叶新云对于存在主义重要典籍的用功较深；而在我的学长中，傅伟勋有关存在主义的研究最令我敬重。有一天，我邀傅伟勋到我景美的住处与殷先生见面，餐叙的两个多小时中，他一直讲着存在主义的议题，殷先生不太讲话，只是静静地听，并且不时地点头。
殷先生病重期间，曾经口述《病中遗言》，由我笔录。前一天的记录稿，第二天整理出来后，殷先生都要亲自修改。这便是《蚕丝——病中遗言》（本版改为《病中沉思》）。在《大脑与心灵》一则中，殷先生表达了他对存在主义的看法，他说：
实在说来，存在主义所要对治的问题是心灵而非大脑。现代人大脑过于发达，而心灵一点儿也不充实，而且愈来愈空虚。这是时代的根本问题。……我们可在传统中找到一些理性的根苗，而将传统加以批评性地接受。对于传统，我是个批评者，更新者，再造者。
殷先生晚年最关注的是心灵的问题而不是头脑的问题。2016年2月初，我在美国西岸柏克莱的寓所中细读了殷先生与林毓生的往来书信，意外地看到殷先生在信中托师兄购买Marjorie Grene的 Introduction of Existentialism （《存在主义导论》）一书的情况：
我为什么急于要读这本书？原来老早有人说我有颇深的存在主义的时代感受，而且我的思想构成中有这一面。我对于这一点并不太自觉。（1968年4月22日）
为此事，我在2016年3月初特地到台大图书馆特藏室找到了Grene的这本书。这本书上有殷先生阅读时做过的标记，同时也有我的标记。
殷先生过世近五十年了，这次再版前，我又重新地阅读了殷先生的书信和遗稿，发现他不仅在给林毓生的信中明确提到存在主义，也还在《中国文化的展望》一书中用存在主义者雅斯培（Karl Jaspers）的观点批评美国的现实，他说：“西方近代文化的成就确实是状貌堂皇，可是它的‘精神内容’却多少走向空漠的原野。这由存在主义（existentialism）之盛行可以概见。”
在关注存在主义的同时，我进入了庄子的精神园地。在《殷海光老师的一些往事》一文中，我记录了和殷先生谈论庄子的情形。他欣赏庄子的心境和生命情调，觉得《齐物论》从认识论的问题入手，剖析虽然极为锐利，但最后呈现的混一境界，理论层次并不清楚。
在1962年6月10日写给学生伍民雄和罗业宏的信中，殷先生也曾提到：“二位说在人生观上喜欢道家，这又是志同道合了。我看不出，一点也看不出，就内容说，我们现在喜好的哲学与道家的人生观有什么冲突的地方。我喜欢清静寂坐，喜欢自然。”他对道家的兴趣，渊源有自。1969年8月24日，在给徐复观的信上，殷先生引用了《庄子·逍遥游》中的鲲鹏之喻，说道：“际此是非难辨之世，吾人必须学习隔离的智慧，抖落一切渣滓，净化心灵；然后跨大鹏之背，极目千里，神驰古今。”
殷先生晚年用英文写作《我对中国哲学的看法》一文，其中，他也特别谈到对于庄子的一些看法：
他的哲学表现于优美如诗的散文中，到处洋溢着哲人的睿智和诗人的隐喻，充塞了无比高洁的美感想象，富于超越的趋向，礼赞至高无上的人生理想。你可以在其中寻觅出至真至善至美的人生境界，却找不出一点对教条的迷信和盲从。在《老子》和《庄子》这些书中，文章的型式虽是如许精简，然而，毫无疑问地，它充溢着提示性，以及自由而富于创意的思想。
二、“雷案”后殷先生深居简出的一段岁月
1960年9月4日“雷震案”发生以后，整个台湾舆论界噤若寒蝉。此时，殷先生因为受到“雷震案”的影响，已被极端分子贴上“反传统”、“西化派”的标签，成为“孤独的笼中之鸟”。我们每次去看他，他都在闭门读书，不问窗外的是是非非。
既然知识分子的角色已经无法充当，殷先生于是便将他的学术方向从逻辑实证论转向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并将他有关文化问题的思考，写成了《中国文化的展望》这部书。这是他在“雷震案”以后深居简出的岁月里做出的“从事文化创建的庄严工作”。该书于1966年出版，可是，这本书刚一出版就被查禁了。同年，殷先生的命运急转直下，又被迫离开了台湾大学。其中的过程和原委还要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说起。
二十世纪六十年以后，我们这群战后成长起来的学子陆续进入研究所阶段。每周五，台大文学院举办系列演讲，主要介绍当代哲学和文学思潮。我们演讲时，殷先生和时任哲学系主任的洪耀勋偶尔也会来听，但他们从不发表什么意见。
日后，我们好些人在演讲的基础上，将讲稿写成了文章，投稿到《文星》杂志。创办于1957年的《文星》杂志，1962年左右因为发表了我们一批知识青年的文章，渐渐地由文艺性的园地，进而成为介绍时代思潮的的刊物。比如，我先后发表过三篇介绍尼采的文章，洪成完与许登源在同一时期也各自发表过一篇介绍卡纳普的文章。又如，周春塘的《现代文学的哲学基础》、王尚义的《现代文学的困境》等都是介绍当代文哲思潮的文章。包奕明有关“科际整合”的论述，更在当时很有影响，杨国枢和谢剑等人也在刊物上讨论过文化问题。
1962年2月，李敖在《文星》第五十二期上发表《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引起了胡秋原在《中华杂志》上的回应，导致了所谓的“文化论战”。同年6月，梁实秋在《文星》第五十六期上发表《我对讨论中西文化问题的建议》一文，提出对于文化问题的讨论“是需要专门知识的”，只有这样，才“可以不至于发生意气用事或人身攻击的毛病”。事实上，《文星》有关文化问题的讨论，绝大多数都是正面的论述，与“文化论战”无关，譬如第五十六期包奕明的《中国文化问题的关键》和“重刊”的张佛泉的“旧文”《西化问题之批判》。这些作品都很能代表《文星》的风格与立场。
不幸的是，李敖与胡秋原之间的“文化论战”很快便升级成为人身攻击。同年10月的《文星》第六十期上，李敖又发表了《胡秋原的真面目》一文。关于这场“论战”，王中江在《炼狱——殷海光评传》中说得很清楚，“这场论战持续到1966年，前后达五年之久，时间真不算短，但它是中国思想文化论战中，最没有学术价值的一场非理性的厮杀”。这不仅是时隔多年之后学术界得出的结论，也是那时同在《文星》发表文章，但与“文化论战”无关的我们的深切感受。
更荒唐的是，殷先生从未参与这场“文化论战”，却因胡秋原的误会被迫卷入其中。因为李敖在“文化论战”中持西化立场，被误认为属殷先生的主张，加之他在文章中使用了殷先生文章中常用的一些逻辑和语言学方面的概念、术语，胡秋原便由此认定殷先生是在幕后的指使者。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一直以来，认为殷先生参与“文化论战”的人，所能举出的例证便是他为一批学生修改过文章。我和许登源，还有少数一两位同学，的确请殷先生帮忙改过文章。但我们发表的文章，都无关“文化论战”，这一点只要翻看一下《文星》第九卷以后的总目录，便可以明白。
更为重要的是，殷先生经常教育我们，在研究中不要轻易做出强烈的价值判断。他写文章，一辈子不对人做人身攻击，只谈大是大非的问题。对于“文化论战”，殷先生非但没有参与，而且也很不赞同双方采取的“论战”方式。1965年4月，他还写作了一篇《让我们携手从事文化创建》一文，提出“我希望对中国文化有责任感的朋友们，大家携起温暖的手，共同来从事文化创建的庄严工作”。殷先生原本希望此文由《文星》发表，但是由于编辑的反对，没有刊登出来。
三、殷先生被迫离开台湾大学的前因后果
2016年是殷先生被迫离开他所挚爱的台湾大学五十周年。1966年，他遭此厄运。当年12月，他专门写有《我被迫离开台湾大学的经过》，在文章开头，殷先生指出“我之被迫离开台湾大学，从一衍发的观点看，总有二十年的历史”，“十八年来，从中国大地逃到台湾岛上的自由知识分子被摧残得所余无几了。我这样的一二人之被清除，乃是‘事有必至’的。问题只在等待机会”。此文完成十多天后，殷先生在1967年1月致胡越（司马长风）的信中说：“光的困逆之造成，与台湾大学无关；而系若干文字警察所制造的空气，被校外特殊势力利用作为烟幕，强迫光脱离台湾大学所致。”这里的“文字警察”，当然是指从1964年开始在《中华杂志》上对他不断进行人身攻击的那些人。而“校外特殊势力”，则是军方政战部门的主脑及军方特务机构——警备总部（“警总”）。
在《我被迫离开台湾大学的经过》中，殷先生曾经提及一处细节：当局设法将他调离台湾大学，安排到教育部任职时，是“警总”给他送交的聘书。关于其中的缘故，殷先生并没有清楚地说明，我们在很长时间里也不明白。直到殷先生去世多年以后，我才从人权单位那里获得两份当年的原始文件：《台湾警备总司令部检察官起诉书（58）》（警检诉字第一五号，1964年4月15日）和《台湾警备总司令部公设辩护人辩护书》（公字第十三号，1964年5月21日）。这两份文件表明，殷先生所以离开台湾大学，无疑是“警总”在“白色恐怖”的气氛中揣摩上意，借故捏造了一起针对殷先生的政治案件，也就是所谓的“李英涛案”。“警总”借助“李英涛案”诬陷殷先生，使其最终被迫离开台湾大学。
李英涛是一位退伍军人，后来成为安全单位的眼线。他与殷先生接触时，流露出对现实的不满。殷先生为人毫无城府，看到青年人挺身而出、批判现实，他内心自然感到亲近。正如他给学生何友晖的信上所说：“我的为人，好恶分明，壁垒森严，是非之际毫不含糊。这样的心灵结构，不难被人摸透。来骗我的人一进门总是谈点民主自由的口号……我便为之激动，像古人一样，立刻‘相见大悦’，马上引为知己，相与推心置腹。”（1969年1月1日）直到后来李英涛带来一份绝笔书，说要暗杀蒋氏父子，要殷先生帮他修改，以便传世，殷先生才发觉问题不对。因为一旦落笔，将会留下“证据”，殷先生便没有作出回应。但此后不久，李英涛即被“警总”逮捕，以“暗杀”罪名被起诉。“白色恐怖”时期，类似这样的案件屡见不鲜。
在《起诉书》与《辩护书》上，殷先生的名字用“×××”代替，被描述成为此案的同犯——只不过事情的原委，不再是李英涛来找殷先生讲述他的暗杀计划，而变成了殷先生指使李英涛前去暗杀。当局就是这样为殷先生扣上煽动与颠覆的罪名的。
现在看来，这其中的原委，殷先生其实已经在1966年10月15日写给华盛顿大学屈莱果教授的信上有所提示，他说，“我被迫离开台湾大学不是起因于一个低级官员的偶然行动，而是国民党经过长时期的考虑，阴谋对待异端的结果”。
随后，殷先生又写道：“我实际上被台湾大学免职。事实上，台湾在这个秋天发生了一系列的清算事件。我的一群学生静静地被免去在学校里的职位，而我是第一个开刀。”他指的就是自己被台大正式解聘以后，情报单位随即开始清算“殷党”，我和师兄刘福增，还有张尚德三个人，相继被文化大学、东海大学和政工干校解聘的事情。
四、春蚕吐丝——病困交织中晚年的反思
生于1919年的殷先生，自称“五四后期人物”。他在给张灏的信中曾说：“这种人，吸收了五四的许多观念，五四的血液尚在他的血管里奔流，他也居然还保持着那一时代传衍下来的锐气和浪漫主义的色彩。”在殷先生身上，除去典型的“五四”精神，他所承继的还有“五四”一代批判中国传统的思想立场。
说殷先生“反传统”其实并不确切，较恰当地说应当是“反道学”。在《旅人小记》中，他说：“笔者平生可说无私怨，但平生思想上最大的敌人就是道学。在任何场合之下，笔者不辞与所谓道学战，笔者亦将不会放弃这一工作。”之所以如此，原因是“笔者个人自了解人事到现代，深刻了解道学的毒害实在太大太深了。人生经验的增加，使我对这一点坚持不移”。殷先生所谓“人生经验”，与他的童年记忆密不可分。在晚年给林毓生的信中，他曾经写到：“在家世方面，当我童少年时，家道已经中落，但是长一辈的人还要摆出一副架子，说话矫揉造作，室屋之内充满理学式的虚伪。我简直讨厌透了！这成为我日后不分青红皂白地反传统文化的心理基础。”可见，晚年的殷先生一方面重申自己的这一立场，同时也在更为开阔的视野中做出了反思。
在为殷先生笔录《病中遗言》时，我发现，以往殷老师所着重的都是知识问题，如今他所关切的是人生或心灵的问题。他眼看这个世界技术化愈来愈强，而人的道德理想愈来愈败坏，人的心灵愈来愈萎缩，人的生活愈来愈繁忙，四周的空气愈来愈污染。这种情境，使他焦虑，逼他反省，令他寻求解答。以此，他扩大了思想的角度和范围，而伸入人的切身的问题，而透入生命的层域中。渐渐地，他了解到古往今来世界不同的文化领域中，古典的中国文化分子对生活层面，以及心灵的层面都曾作过妥当的安排。
由于殷先生在《病中遗言》中的主张与他以往的观点有所区别，加之我本人在日后主要从事道家哲学的研究工作，所以有的朋友以为其中也包含了我的意见。这种误解，我想，有必要再度进行说明。
我在整理殷先生的部分遗物时，发现了一份他在生前准备的英文演讲稿，题为“My View of Chinese Philosophy”（《我对中国哲学的看法》）。这是一篇由三部分组成，已经高度成型，署名Yin Fu-sheng（即殷福生——陈鼓应注）的文件。于是，我的学生邹台蒂把它翻译成中文，发表在1971年1月出版的《大学杂志》第三十七期上。这份稿件是殷师母整理殷先生书册时交给我的，正是在这篇文章中，殷先生对中国传统的思想资源给予了肯定性的评价，并且系统论述了自己的观点。这与他在《病中遗言》中的相关主张，恰好彼此呼应。所以，在编辑本版《春蚕吐丝——殷海光最后的话语》时，我把《我对中国哲学的看法》中文译本收录进去，希望以此更加完整地呈现殷先生晚年的思想图景。
关于殷先生临终前的情况，王晓波在《殷海光先生临终日志》中已有记载。我想补充的，只是我当时的心情。记得一天接到师母的电话，说殷先生的状况很不好，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希望我们帮忙把他赶紧送到台大医院去。深沉的夜色，夹杂着我们紧张与恐慌的心灵。此前虽然殷先生的病情一直不太乐观，但我们似乎从未意识到他会真的离开我们。而就在那一刻，我的内心真正有了一种被掏空了的感觉。
入院以后，殷先生的生命得以延长了几天。在他去世前，一次我正从外面进来，就在步入病房的刹那，听到师母在跟她的嫂嫂说：“这些学生都很好，但在这个环境中，却没有被爱的感觉。”师母说完就哭了。站在门口的我，也闻声落泪了。
2013年，师母也去世了。在离开殷先生的近半个世纪的时光中，我时常想到师母说的这句话。这句话的确重重地落在了我的心上，让我想起在我最困顿的时候，有我的老师陪伴着我，我们相对无言，同时又一起探索。那时的我，虽然感受不到社会的爱，但殷先生给我的，却是让我至今消受不尽的人间的温暖。
五、殷先生的家国情怀
在台湾这座“无魂之岛”上，殷先生备受压抑，但也始终抗争着。最为内在地支撑他的力量，是他的深沉而澎湃的家国情怀。
越到晚年，殷先生的家国之思愈加强烈。有时谈起往事，他会动情地说：“我殷海光，家住长江头……”然后哽咽，甚至泣不成声。1967年，他在写给朱一鸣的信中说：“午夜梦回，苦思焦虑的，就是故土故人，大地河山，七亿同胞的和平、生命、幸福的问题。我虽身陷困逆，对这些问题未尝一日去怀。”正如林毓生在《殷海光先生一生奋斗的永恒意义》文中所说，“殷先生虽然谈起学问来，有时冷峻高迈，实际上，他看到、听到社会上的不平即热血沸腾；他炽热的心，无时无刻不去关心着苦难的中国。”
晚年的殷先生，在聊天中与我谈到最多的是他在西南联大读书时期的经历。在我看来，抗战烽火中的西南联大，是他一生的精神原点。1968年8月18日，在给卢鸿材的信中，他谈到：“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的岁月里，和我心灵契合的老师及同学随时可以碰见。在学校附近文林街一带的茶点里，在郊外滇池旁，在山坡松柏林中，常常可以看到我们的踪迹，常常可以听到我们谈东说西。现在，我回忆起来，总觉得‘梦魂不到关山难’！内心说不出的想念。”这是殷先生的肺腑之言。
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应当放在特定的时代脉络中进行。我自己所经历的，尚且是一个内忧外患的世界，殷先生更是如此。大的动荡，造就了他大的视野与胸怀。中国传统的“士”阶层所拥有的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在抗战时期被重新激发出来。殷先生在西南联大，感染的正是这种传统的力量。所以，他自始至终都具有浓郁的家国情怀，与一般的自由主义者非常不同。在他的思想中，“民主”与“民族”是彼此交织的。
在给朱一鸣的信中，殷先生提出了他对于未来国际关系格局的看法。他说：“未来的世界，并非如包尔所说的‘三个半’权力，而是在美国、苏俄及中国三个权力重心的动力（dynamism）支配之下。我把这个形势称为‘新三国’。这三个新三国有两个结合原理：一个是人种，依照这个原理而行的结合是美苏以对中；另一个结合原理是ideology（意理）及politico-social system（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依照这一原理而行的结合是中苏以对美。在上述两种可能结合中，无论哪一种结合，都可构成世界势力之一紧张的均衡，而勉强保持不安定的和平。”
对照殷先生身后近半个世纪历史发展的历程，可见他当年的远见，正在日后逐渐实现。他特别指出：“美国能给世界什么呢？除了金钱与武器以外，什么也没有了！美国的金钱已在不够稳定的状态；美国的武器独占局面已成过去：美国会造的大体别人也会造。”
当殷先生提出“新三国”的观点时，海峡两岸一边是“白色恐怖”，一边是“文革浩劫”。但现实的挫折并未创伤他的信心。知识分子的时代感，在殷先生的文字中跃动；而在与他的日常交往中，更让我感受到他的人格魅力——那是一种可以引领青年人从洞穴中穿行，看到阳光的力量。
为编辑本版《春蚕吐丝——殷海光最后的话语》，我再次向殷先生的朋友聂华苓大姐征求版权。她在回信中写道：“多年不见了。套一句俗话，但却真实：往事如烟。”
殷先生曾经谈到，对他影响最大的老师，一位是金岳霖先生，一位是熊十力先生。他说，金先生给了他分析问题的头脑，熊先生给了他一种浓烈的生命感。或许我可以说，对我影响最大的老师，一位是方东美先生，一位是殷海光先生。方先生指引我“学术人生”的动力与方向，殷先生指引我“现实人生”的立场与情怀。
1966年1月14日，殷先生写信给我，说到：“内心有难以言状的凄凉。幸得二三知己，稍感慰藉。人和人内心深处相通，始觉共同存在。人海苍茫，但愿有心肝的人多多互相温暖也。”这是我在追忆殷先生时印象最深，也最想说的一句话。
陈鼓应口述，李浴洋、苗玥笔录
2016年9月于北京大学道家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