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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先秦时代称为《诗》，都称有三百多首。孔子称为“《诗》三百”（《论语·为政》），又称“诵《诗》三百”（《论语·子路》）；《墨子·公孟篇》里有“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大概当时传的《诗》就只有三百零五首，举成数说，只说三百首了。到了汉朝，尊称《诗》为经，才有《诗经》的称呼。如班固的《汉书·艺文志》称“《诗经》二十八卷，齐、鲁、韩三家”。
这部《诗》是谁编的？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里说：“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故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这是把删诗说是孔子，把三百零五篇诗的删定说是孔子，把三百零五篇诗配上音乐说是孔子，把三百零五篇诗中的《关雎》、《鹿鸣》、《文王》、《清庙》四首诗作为《风》、《小雅》、《大雅》、《颂》的开始，认为这四首诗有关于王道的开始，也始于孔子，把一切有关于《诗经》的事都归到孔子身上。其实孔子没有说过诗三千余篇的话，没有说过删诗的话。《诗》到孔子手里，只有三百余篇。这三百篇都已配上音乐，音乐也不是孔子配的。后来孔子周游列国，回到鲁国，那时《诗》的《雅》、《颂》上原配的音乐已经散乱了，这时孔子才加以整理，所以说孔子给《诗》配上音乐是不对的。把《诗》中的《关雎》、《鹿鸣》、《文王》、《清庙》作为《国风》、《小雅》、《大雅》、《颂》的开始，是编《诗》的人这样安排的。《诗》既不是孔子编的，这样安排也不是孔子的。把这样安排称为“四始”，说是有他的用意，是《毛诗》的话，也不出于孔子。因此，司马迁讲的话，都是不对的。
到了宋朝，朱熹写《诗集传·序》说：“孔子生于其时，既不得位，无以行劝惩黜陟之政，于是特举其籍而讨论之。去其重复，正其纷乱，而其善之不足以为法，恶之不足以为戒者，则亦刊而去之，以从简约，示久远，使夫学者即是而有以考其得失，善者师之而恶者改焉，是以其政虽不足以行于一时，而其教实被于万世，是则《诗》之所以为教者然也。曰：‘然则《国风》、《雅》、《颂》之体，其不同若是，何也？’曰：吾闻之，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也。惟《周南》、《召南》，亲被文王之化以成德，而人皆有以得其性情之正，故其发于言者，乐而不过于淫，哀而不及于伤，是以二篇独为《风诗》之正经。自《邶》而下，则其国之治乱不同，人之贤否亦异，其所感而发者，有邪正是非之不齐，而所谓先王之风者，于此焉变矣。若夫《雅》、《颂》之篇，则皆成周之世，朝廷郊庙乐歌之辞，其语和而庄，其义宽而密，其作者往往圣人之徒，固所以为万世法程而不可易者也。至于《雅》之变者，亦皆一时贤人君子，闵时病俗之所为，而圣人取之，其忠厚恻怛之心，陈善闭邪之意，尤非后世能言之士所能及之。此《诗》之为经，所以人事浃于下，天道备于上，而无一理之不具也。”朱熹讲的话，结合他的认识，实际上同司马迁的推重孔子是一样的。司马迁讲孔子删《诗》，朱熹也讲孔子删《诗》。司马迁讲孔子用《诗》作为王者政治的开始，朱熹也有这个意思。朱熹说“而圣人取之”，就是说孔子取之，实际上是说《诗》是孔子编定的，只是不提孔子罢了。朱熹在《诗集传》上讲到《商颂》时，说：“至孔子编《诗》而已亡其七篇。”是说《商颂》本十二篇，“亡其七篇”，只剩了五篇，这里明确地提了“孔子编《诗》”，承认《诗》是孔子编的。
孔子有没有删《诗》，有没有编《诗》呢？清方玉润《诗经原始·自序》说：“且孔子未生以前，《三百》之编已旧，孔子既生而后，《三百》之名未更。吴公子季札来鲁观乐，《诗》之篇次悉与今同（惟《豳》次《齐》，《秦》又次《豳》，小异），其时孔子年甫八岁。迨杏坛设教，恒雅言《诗》，一则曰‘《诗》三百’，再则曰‘诵《诗》三百’，未闻有‘三千’说也。厥后自卫反鲁，年近七十。乐传既久，未免残缺失次，不能不与乐官师挚辈审其音而定正之，又何尝有删《诗》说哉？”孔子既没有删《诗》，也没有编《诗》，那末《诗经》是谁编的呢？说《诗》是谁编的，已无法考证，只能考《诗》是哪个机关编的。当时是鲁襄公二十九年，吴公子季札到鲁国来聘问，他知道周朝把周乐送给鲁国，就向鲁国大夫叔孙穆子请求一观周乐。周乐用《诗》的《风》、《雅》、《颂》作为歌辞，所以季札听了周乐，也听了《诗》的《风》、《雅》、《颂》。编周乐的周朝大乐官也把《诗》编成《风》、《雅》、《颂》，他是按照《风》、《小雅》、《大雅》、《颂》的次序排列的。《风》是十五国，他把十五国的歌谣排在第一，这是很难得的。当时周朝有采诗的官，周朝可以派他到十五个诸侯国去采集歌谣。像鲁国，只是一个诸侯国，就不能派官到各个诸侯国去采集了。所以说孔子编《诗》是不对的。方玉润《诗经原始》谈《邶风》说：“武王克商，分自纣城朝歌而北谓之邶，南谓之鄘，东谓之卫，以封诸侯。邶、鄘始封及后何时并入于卫，诸家均未详。”“惟邶、鄘地既入卫，《诗》多卫诗，而犹系其故国之名，且编之卫国前，《序》与《传》都莫名其故。……范氏处义曰：‘先《邶》而后《鄘》者，岂以其亡之先后欤？’”季札听了邶、鄘、卫诗，曰：“美哉渊乎，忧而不困者也！吾闻卫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卫风》乎？”原来邶、鄘已并入卫，已没有了。可是周代编《诗》的乐官不承认卫国并吞了邶、鄘，还写明是《邶风》、《鄘风》。
再看方玉润论《唐风》：“周成王以封弟叔虞为唐侯。南有晋水，至子燮乃改国号曰晋。……十七传至晋侯缗，为曲沃武公所并。然武公能灭晋之宗而不能灭唐之号，能冒晋之号而不能继唐之统。君子欲绝武公于晋而不可，故总名其诗为唐以寓意焉。”
再看方玉润讲《商颂》：“愚谓颂之体始于商，而盛于周。……而乃先周而后商者，何哉？盖先周者，尊本朝，后商者，溯诗源，编《诗》体例应如是耳。”
从吴公子季札观周乐就听到许多诗看，从方玉润论邶、鄘风诗及《唐风》、《商颂》诗看，知第一组编《诗》的人就是编周乐的周朝乐官。从季札观周乐看，季札在听到《齐风》后，就听《豳风》，他听了《豳风》说：“美哉，荡乎，乐而不淫，其周公之东乎？”大概季札听的《豳风》，只有《七月》一首诗，下面的《鸱鸮》诗他没有听到。《鸱鸮》诗说：“予室翘翘，风雨所飘摇，予维音哓哓。”倘季札听到这诗，谈不上“乐”了。倘季札听《豳风》，只听见《七月》一首诗，那把它放在《齐风》后面，没有不合。不过鲁国的乐官听了，一定很不满意，把相传周公作的诗附在后面，成了方玉润讲的《豳风》。方玉润说：“案《豳》仅《七月》一篇，所言皆农桑稼穑之事，非躬亲陇亩久于其道者，不能言之亲切有味也如此。周公生长世胄，位居冢宰，岂暇为此？且公刘世远，亦难代言。此必古有其诗，自公始陈王前，俾知稼穑艰难并王业所自始，而后人遂以为公作也。至《鸱鸮》、《东山》二诗，乃为公作。《伐柯》、《破斧》、《九罭》、《狼跋》则又众人为公而作之诗。以其无所系属，故并附《七月》后，而统而名之曰《豳》，凡以为公故也。……且诗以《风》名，有正不能无变，既漓又当返淳。天下淳风，无过农民，此《七月》之诗所以必居变风之末者也。……”这是又一次编《诗》，当出于鲁乐官之手。孔子在季札观周乐时只有八岁，未必参与第二次改编的事。第一次编《诗》的本子既到了鲁国，鲁国的乐官听了季札的评《豳风》，一定很不满意，把相传周公作和他人为周公作的诗，附在《七月》后，按照方玉润说的道理，把《豳风》放在十二国风最后，可能是出于鲁国乐师之手。这是第二次的改编。
孔子以《诗》教人，《论语·为政》：“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朱熹注：“言三百者，举大数也。蔽犹盖也。‘思无邪’，《鲁颂·驷》篇之辞，凡《诗》之言，善者可以感发人之善心，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逸志，其用归于使人得其情性之正而已。然其言微婉，且或各因一事而发，求其直指全体，盖未有若此之明且尽者，故夫子言《诗》三百篇，而惟此一言足以尽盖其义，其示人之意亦深切矣。”
《论语·子路》：“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朱熹注：“《诗》本人情，该物理，可以骇风俗之盛衰，见政治之得失。其言温厚和平，长于风谕，故从之者，必达于政而能言也。”孔子教儿子孔鲤学《诗》，说：“不学《诗》，无以言。”当时的外交官，都用念《诗》来表达自己的意思。所以不念《诗》，在外交上不能说话，念《诗》可以供外交上发言之用。
《论语·阳货》：“子谓伯鱼曰：‘女（汝）为《周南》、《召南》矣夫，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欤？’”朱熹注：“《周南》、《召南》，《诗》首篇名，所言皆修身齐家之事。正墙面而立，言即其至近之地，而一物无所见，一步不可行。”说明孔子极看重《周南》、《召南》。孔子所以看重二南，因为二南的诗，是接受周文王教化的。周文王的教化，是实行王道的。可见孔子讲《诗》，是从实行王道来的。
《论语·阳货》：“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感发志意），可以观（考见得失），可以群（和而不流），可以怨（怨而不怒）。迩之事父，远之事君（人伦之道，《诗》无不备，二者举重而言），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其绪余又足以资多识）。’”朱熹注：“学《诗》之法，此章尽之。读是经者，所宜尽心也。”
《论语·卫灵公》：“颜渊问为邦，子曰：‘……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朱熹注：“放谓禁绝之。郑声，郑国之音。佞人，卑谄辩给之人。殆，危也。”《论语正义》说：“郑国之俗有溱洧之水，男女聚会，举歌相感，故云‘郑声淫’。非谓郑诗皆是如此。”
《论语·子罕》：“子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朱熹注：“鲁哀公十一年冬，孔子自卫反鲁，是时周礼在鲁，然《诗》乐亦颇残缺失次。孔子周流四方，参互考订，以知其说。晚知道终不行，故归而正之。”
孔子论“放郑声”、“郑声淫”，《论语正义》以郑声指郑国之俗，而不以指郑国之诗，极善，是孔子非放逐郑诗也。孔子之正《雅》、《颂》，是在《雅》、《颂》放废以后。孔子不言四始，则司马迁论孔子言四始及弦歌三百五篇皆非其实矣。
汉时言《诗》有鲁、齐、韩三家《诗》，后又有《毛诗》。三家《诗》，据《史记·儒林列传》说：“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辕固生，于燕则韩太傅。”又称：“申公者，鲁人也。……归鲁，退居家教终身不出门，复谢绝宾客。独王（鲁恭王）命召之，乃往。弟子自远方至受业者百余人。申公独以《诗经》为训以教，无传疑，疑者则缺不传。……弟子为博士者十余人。……”“清河王太傅辕固生者，齐人也，以治《诗》，孝景时为博士。……久之，病免。今上初即位，复以贤良征固，诸谀儒多疾毁固，曰：‘固老。’罢归之。时固已九十余矣。……自是之后，齐言《诗》皆本辕固生也。诸齐人以《诗》显贵，皆固之弟子也。”“韩生者（名婴），燕人也。孝文帝时为博士。景帝时为常山王太傅。韩生推《诗》之意而为内外传数万言，其语颇与齐鲁间殊，然其归一焉。……自是之后，而燕赵间言《诗》者由韩生。韩生孙商为今上博士。”
《汉书·儒林传》：“毛公，赵人也。治《诗》，为河间献王博士。……”郑玄《诗谱》：“鲁人大毛公为《诂训传》于其家，河间献王得而献之，以小毛公为博士。”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孔子删《诗》授卜商，商为之《序》，以授鲁人曾申，申授魏人李克，克授鲁人孟仲子，孟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赵人荀卿，荀卿授鲁国毛亨，亨作《训诂传》，以授赵国毛苌。时人谓亨为大毛公，苌谓小毛公。”
这样，西汉讲《诗经》的有《鲁诗》、《齐诗》、《韩诗》三家，都列于学官。三家的书，用今文写的，即用汉朝通行的隶书写的。还有《毛诗》，没有立于学官，是用古文写的，即用周代的文字写的。清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序例》说：“《诗》则鲁、齐、韩三家立学官，独毛以古文鸣。献王以其为河间博士也，颇左右之。刘子骏（歆）名好古文，尝欲立《毛诗》，然其《移太常书》，仅《左氏春秋》、《古文尚书》、《逸礼》三事而已。东汉之季，古文大兴，康成（郑玄）兼通今古，为毛作笺，遂以翼毛而凌三家。盖毛之诂训，非无可取，而当大同之世，敢立异说，疑误后来，自谓子夏所传，以掩其不合之迹，而据为独得之奇，故终汉世少尊信者。魏晋以降，郑学盛行，读郑笺者必通毛传。其初，人以信三家者疑毛，继则以宗郑者暱毛，终且以从毛者屏三家，而三家亡矣。众煦漂山，聚蚊成雷，乃至学问之途，亦与人事一辙。君子观于古今盛衰兴亡之故，可不为长叹息哉！”那末，王先谦讲《毛诗》突出的不同于三家《诗》而错误的是什么呢？他说：“《毛传》巨谬，在伪造周召二南新说，羼入《大序》之中。”“二南疆域，三家具存其义，若如毛说，是十五《国风》不全也。”《毛诗》在《诗大序》中插入一段说：“然则《关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风，故系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鹊巢》、《驺虞》之德，诸侯之风也，王之所以教，故系之召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原来从《关雎》到《麟之趾》十一篇诗叫《周南》，从《鹊巢》到《驺虞》十四篇诗叫《召南》。《周南》是指周公领导的南国，《召南》是指召公领导的南国，所以成为两个南国，占十五《国风》之二。照《毛诗》的讲法，不作为二个南国，就少了两国，成为十三《国风》，就不对了。《毛诗》第一句话，像《羔裘》，《毛诗序》说：“刺朝也。”《女曰鸡鸣》，《毛诗序》说：“刺不说德也。”《鸤鸠》，《毛诗序》说：“刺不壹也。”《楚茨》，《毛诗序》说：“刺幽王也。”《信南山》，《毛诗序》说：“刺幽王也。”《甫田》，《毛诗序》说：“刺幽王也。”《瞻彼洛矣》，《毛诗序》说：“刺幽王也。”……“《楚茨》以下诸篇，毛以为‘刺幽王’者，篇中皆无刺义。”这是《毛诗序》的不可信的第二点。又称：“《关雎》之为刺，三家《诗》说并同。《琴操》、《驺虞》、《鹿鸣》诸篇，亦与众说相应，无一家独自立异者，虽旧文散落，大致尚堪寻绎。而毛于《关雎》、《驺虞》别创新说，又以《驺虞》配《麟趾》为《鹊巢》之应，私意牵合，一任自为，其居心实为妄缪，宜刘子骏不敢以之责太常也。”这是说《毛诗》别创新说，私意牵合，实不可信，三也。又说：“《毛诗》则诡名子夏，而传授茫昧，姓名参错，其大旨与三家歧异者凡数十，即与古书不合者亦多，徒以古文之故，为郑偏好。诸家既废，苟欲读《诗》，舍毛无从。抚今者溯往事而不平，望古者睹遗文而长叹，是以穷经之士讨论三家遗说者，不一其人，而侯官陈氏，最为详洽。”从后面的文章看，他是讲陈乔枞。这样看来，不论是陈乔枞或王先谦，研究三家《诗》的，都想纠正《毛诗》的误解，求得三家《诗》的解释，以求正确解《诗》。
研究三家《诗》的人想借三家《诗》来纠正《毛诗》的错误，但三家《诗》有的同《毛诗》一样错了，怎么办？ 这时有朱熹来纠正。但朱熹也有错的，怎么办？ 就靠方玉润来纠正。方玉润也有不明白的，只好靠其他人了。比方《周南》的《卷耳》诗，第一章说：“采采卷耳，不盈顷筐。嗟我怀人，寘（置）彼周行。”“我”指妇人，这个妇人拿着顷筐采卷耳，不满顷筐，因为怀人，把顷筐放在大路上。可是《鲁诗》说：“思古君子官贤人，置之列位也。”把“怀人”解作“思古君子”，把“彼”指“贤人”，把“周行”解作周朝的官的行列，说成“置之列位”。说明《鲁诗》全错了。朱熹把“周行”解作“大路”，对了。但诗的第二章说：“陟彼崔嵬，我马虺
。我姑酌彼金罍，维以不永怀。”朱熹说：“此又托言欲登此崔嵬之山，以望所怀之人而往从之，则马罢（疲）病而不能进，于是初酌金罍之酒，而欲不至于长以为念也。”第二章里有两个“我”字，朱熹把第二章的两个“我”字说成即第一章的“我”，认为妇人上山，错了。方玉润说：“故愚谓此诗当是妇人念夫行役而悯其劳苦之作。……则求贤官人之意，亦无不可通也。”方玉润认为是“妇人念夫行役”，则诗第二章中的两个“我”指丈夫说的，纠正了朱熹的错误。但说：“则求贤官人之意，亦无不可通也。”这是回到第一章说“周行”是周朝官的行列，又错了。“周行”指大路，是朱熹的正确解释。即朱熹对诗的第一章解释对了，对第二章的两个“我”字解错了。方玉润对第二章解释对了，对第一章解释错了。只有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编》中对《卷耳》的解释，认为“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第一章写妇人，第二章写丈夫，讲得正确。因此，我的解释，先用《毛诗》的解释，因为《诗经》只有《毛诗》传下来，不能不引用它；再引用三家《诗》或朱熹的评论《毛诗》，因为三家《诗》或朱熹确实能批评《毛诗》的不足；再引用方玉润，因为他确能指出《毛诗》和朱熹的不足来。凡是《毛诗序》讲的同三家《诗》一样的，我用又，称又三家《诗》，或又朱熹论。倘《毛诗序》讲的同三家《诗》不同，称一是《毛诗序》，二是三家《诗》；或一是《毛诗序》，二是朱熹《诗》。我就是这样注释的。至于方玉润的不足处，为了节省篇幅，不可能作细致的批评，只能简略地指一下谁对而已。有的不指出，让读者自己判断，因为看了诗注，再看了《毛诗序》和别的解释，必能自己作出判断，来节省我的批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