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管子》是战国诸子中的重要著作。大家知道，我国春秋战国时期最了不起的文化现象就是“百家争鸣”。儒家、道家、法家、墨家、阴阳家、农家、名家、兵家等学派，横空出世，异彩纷呈，争奇斗艳。各家的学说主张，都对后世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一大批具有原创价值的经典著作，历久弥新，熠熠生辉。《管子》即是其中之一。

《管子》一书，是否可以顾名思义地认为，是春秋时管仲的著作呢？研究表明，不是。这是一部托名管子的著作，也有学者称此书为“管子学派”之作。管子即管仲、管夷吾，春秋早期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的政治家。就是这位春秋早期的政治家，当北狄入侵邢国之时喊出“诸夏亲昵”的口号，率先张起华夏意识的大旗，在精神上统一当时的诸侯邦国，抗击外敌入侵。《左传·闵公元年》记载狄人侵邢，邢向齐国求救，管仲言“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堪称齐桓公“尊王攘夷”事业的精神纲领。这在一个民族的精神历程上是有其地位的。对管仲的历史贡献，《论语·宪问》记载孔子的评价说：“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是说他凝聚诸侯不以武力。又说：“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是赞美他辅佐齐桓公抗击外敌入侵，捍卫了华夏文明的生活方式。正因如此，孔子特别以“如（乃）其仁”评价管子的功业。管子的功业是非凡的，他留给后世的一个重要遗产，就是在辅佐齐桓公争霸中所采取的一系列卓有成效的经济政策。《史记·管晏列传》记载管仲治国：“通货积财，富国强兵，与俗同好恶。”又说：“贵轻重，慎权衡。”在这样的政策背后，是一种堪称伟大的政治哲学，那就是大家熟知的“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这一平实而深邃的思想洞见。其价值就在于承认社会精神文明的提升以物质生活的保障为基础，因而与法家不要社会精神文明的统治逻辑相异，也与过分注重教化的儒家道德理想主义的治民主张不同。无疑，管子这样说是正确的。也正是在这样的管理国家的理念下，管子治理齐国，重视“通货积财”，重视“轻重”之术等。这样做，是因为这位有智慧的政治家能够“与俗同好恶”，这与“仓廪实”的语句意蕴相通。所谓“俗”，是民俗、民情；趋利避害，是普天下一般人共同的追求，因其普遍，因而“俗”。利在远途，民追求；利在深海，民追求。既然如此，政治家先讲究的应是如何顺应这一点民之“俗”，而不是像一些思想家如荀子等，将人性的趋利避害视为“性恶”（如此即须加以管教矫正）。承认民众求利是发乎人性（管子并不称此为“恶”），政治上就要顺应这一点，于是就有管子辅佐霸业的“通货积财”。尽管管子还不是完全的“富民”论者，其经济上的首要目标还在于“富国强兵”，但终究因为正视民性的特点，而承认经济上“富民”的作用。《治国》篇说：“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是以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小问》篇也说：“富上而足下，此圣王之至事也。”这些见诸《管子》的言论，虽未必出自管仲手笔，却与管仲的政治精神相通。这是应当予以正视和肯定的。

管仲身后整理他的言论，就现有考古发现的资料看，可能从春秋后期就开始了（郭丽：《<管子>文献学研究》，青岛：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1—39页）。而大量的“管子”篇章的出现，则要在更晚一点的战国时期。人们高度重视管子，还不仅仅是因为他的声名显赫，更主要的原因是《管子》篇章的作者们有意要追寻、总结管子辅佐齐桓公称霸的历史经验，从理论上帮助当时的战国雄主成就新的霸业。换言之，《管子》是一部阐述“霸政”的大书。这就涉及《管子》成书的背景：战国时齐国的争霸。

从西周到春秋晚期的齐国君主为姜姓，经过“田（陈）氏代齐”到战国时齐国君主则改为了田（陈）姓。田齐历经了桓公、威王、宣王、湣王、襄王、王建各代，其霸业的顶峰在威、宣之际。从西周的姜太公时期起，齐国就利用自然条件，广开渔盐之利，是一个经济发达的邦国。管子辅佐齐桓公称霸，除《史记》记载的“通货积财，富国强兵，与俗同好恶”之外，还有《国语·晋语二》所说的：“轻致诸侯而重遣之，使至者劝而叛者慕。”诸侯来齐国时带来的礼物少，走的时候得到馈赠的礼品多，归顺的诸侯对齐国更加尽心，没归顺的诸侯则心生羡慕。这样来维持霸主地位，国家不富裕是办不到的。而管仲就有这样的能力，既能带兵打仗，管理国家经济，也是盘盘大才。孔子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不以兵车”，也是说齐国凝聚诸侯，不是靠武力杀伐，而是靠政治经济等各种手段。

到“七雄并立”的战国时代，齐国的争霸，还是那样自有特点。很明显的对比是，它不像商鞅在秦国变法那样，主张“重农主义”，主张“利出一孔”（百姓要获得土地，只有去为国家打仗一条路，叫做“利出一孔”）以控制全国民众。一个老牌贵族国家，“渔盐之利”搞了几百年，如何可能只重农业？经济发达、百业皆兴，又如何可以“利出一孔”？田齐霸业自有特点，那就是在政治、军事、经济强盛的同时，学术也极端繁荣。与商鞅极力禁绝民众读书、求学相反，田齐君主多对学问、对有学问的先生们大感兴趣。《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说：“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邹衍、淳于髡、田骈、接予、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是以齐稷下学士复盛。”大宅高官地给七十多个士人以优厚待遇，便是齐国特有的霸主气派。正是这样的气派，给非凡的学术兴旺提供了条件。稷，齐西门之称，学宫设在稷门附近，称稷下。稷下学宫最盛时，学生就有三千多。各家各派的学者，还远不止《史记》所述的士人。据学者钩沉，活跃于稷下的人物，还有许多，举其大者，如儒家的孟子、荀子，都先后到过稷下，荀子还曾为学宫的祭酒。举目望去，稷下学宫的规模在当时是无与伦比的。

学者、思想家们在学宫的话题是无拘无束的，各家各派都在发表自己的主张，处士横议，议论生风，思想的风云际会之中，有冲突、辩驳，也有吸收、融合，形成了学术的交融。按当代学术界的看法，在稷下的这些学者中，就有一些人士，对管子如何辅佐齐桓称霸的经验感兴趣，并写出了相关的著作，这就是《管子》一书。当然，《管子》一书，还包含着其他内容，如黄老道家的文献、儒家思想等等。《管子》为数众多的篇章，就产生在田齐争霸的时代。

学术交融的大背景，决定着《管子》一书的特色。不同于道家的《老子》《庄子》，儒家的《论语》《孟子》等等，《管子》的显著特色，是它思想的融通性。可以说，它是一部汇聚百家学说的著作。在《管子》中，可以看到儒家的思想，如《牧民》篇称礼、义、廉、耻为“国之四维”，称“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可以看到道家的思想，还是《牧民》篇，称“下令于流水之原者，令顺民也”，与《老子》“圣人无常心，以百姓为心”颇为相符；可以看到法家的思想，如《权修》篇称“法者，将用民之死命者也”，颇似《商君书》的口吻；还可以看到阴阳家的思想，如《幼官》和《幼官图》两篇，其努力将人事行为限定于顺守时令的用心，正是阴阳观念的硬核；此外，墨家的非攻言论，农家对地利的筹划，兵家的战事计谋等等，都能在《管子》中分明地嗅到它们的气息。因此，《管子》一书的学术性质难定，说它是道家，它有儒家的内容；说它是法家，它又有黄老的思想。它的统一性，不表现在思想内涵的一致，而表现在成就霸主、帝王目标的确定。为了这一点，什么学术思想都可以拿来为我所用。

然而，这决不意味着《管子》是一部杂凑的书。《管子》的融通百家，是为齐国打造一个帝王、霸主的学术，这正是统领全书的中心。书中关于帝、王、霸等等的言论颇多，就是明证。那么，这是否就可以说《管子》只是融汇，就没有属于它自己的新内容了呢？不是。在融汇中，《管子》作者也发展了某些思想。例如道家思想，在《管子》的《白心》《内业》和《心术》诸篇之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到道家思想由《老子》向“黄老道家”的转移。举例言之，《老子》中的“我无为而民自化”之类的言语，在上述黄老诸篇中，已变成“君主无为而臣下有为”式样的言论。《老子》是“君”与“民”相对而谈，在黄老则是变成“君”和“臣”的相对，其间的变化不是很大的吗？这也恰恰可以看到《管子》帝王术的特质。

在《管子》诸多思想的表述中，最具有特色的是它的“富国”主张。这部分内容，一般称为“轻重”理论，简单地说，就是利用市场物价波动的规则，实现富国强兵的目的。例如粮食与货币，当年成好的时候，粮食丰收，同样的钱能买好多粮食，如此就可以说，粮食为“轻”，货币为“重”；相反，若粮食歉收，则货币就“轻”，粮食就“重”。孰轻孰重，变动不居，国家的统治者应当顺时而动，把握时机，争取在这样的波动、变化中成为最大利益获得者。类似的观点曾流行于战国东方一些国家，但像《管子》这样集中深入地加以论述，则实属罕见。说到《管子》的经济思想，它的一些观点真有些出人意料。例如《侈靡》篇说：“雕卵然后瀹之，雕橑然后爨之。”鸡蛋雕一雕花再煮了卖，木柴刻纹后再卖了去烧，这样的说法，直到很晚近的时期，人们才意识到，原来是在表达一种消费可以刺激就业的经济论。多少年人们读不懂它，是因它与古代主流的节俭的经济观念差异太大。

战国时期在当时中国的东部和西部，分别形成了两大经国理念系统：一是西部商鞅变法所形成的以“重农主义”，具体说是以重小农经济为核心的法家治国主张；一是《管子》所表现的以“轻重”之术为核心的治国方略。前者表现为绝对“富国强兵”的政治取向。据《商君书》表达的政治逻辑，小农穷困懦弱，就便于利用；利用的手法就是“驱农归战”，其具体路数即：利用国民获得土地的欲望，以军功爵位吸引农民投身战场，以“首功”换取土地。为达到这一目的，国家必须严厉实施“利出一孔”的政策，即严厉禁绝民众从事其他可以致富的生业。后者，即《管子》的所陈述的经国理念，强调利用市场、利用粮食盐铁等重要物资的价格波动，使政府在财政上获得最大利益。《管子》也强调“富国强兵”，可是，《管子》的“轻重”之术毕竟是要利用市场、利用市场的价格波动的，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必须允许民众获利。请看《轻重乙》篇这样一段文字：

“请以令断山木，鼓山铁。是可以毋籍而用尽。”管子对曰：“不可。令发徒隶而作之，则逃亡而不守。发民，则下疾怨上。边竟有兵，则坏宿怨而不战。未见山铁之利而内败矣。故善者不如与民量其重，计其赢，民得其十（当为“七”），君得其三。”

这种与民“三七分利”的设想，是将国家的富强与工商业者的利益结合在一起的。因为《管子》的作者认识到，若没有生产者的积极性，社会财富就不会真正的增长。因此，《管子》中的“富国”论是一个兼顾民间利益的“富上而足下”的“上下俱富”论。这是《管子》学派与法家治国言论的重要不同。因此，可以称《管子》的政治经济主张是“有限的富民论”。然而，历史的实际却是，从秦汉开始，王朝政治主要采取的是法家的“富国强兵”理论；如此，后世的人们对《管子》的“轻重”之术陌生，对“雕卵然后瀹之”不解，也就很自然了。然而，《管子》政治思想的出现，正显示了春秋战国时代历史文明进展所达到的广阔与深厚。

强调以“轻重”之术经营国家的《管子》，在战国这样一个铁血杀伐的时代，还提出了征服天下的另一种设想，那就是“商战”之说。在《轻重甲》篇中提到“战衡，战准，战流，战权，战势”等“五战”之说。在《轻重戊》篇中，《管子》学者曾设想以“绨”的市场价格的变化，在经济上打垮“鲁梁”之国，令其无条件“请服”。战国实际发生的征服是军事，是扩展“土地”与“人民”，《管子》的“商战”之说，则着眼于市场的大胜。这样的说法在当时固然只是设想，然而却是与铁血杀伐完全相异的想法，显示的是那个时代特有的思想活跃。

“轻重”的治国之术，还是主张“无籍”的，即主张政府不要向一般小民直接征收赋税。《国蓄》篇说：“夫以室庑籍（纳税），谓之毁成；以六畜籍，谓之止生；以田亩籍，谓之禁耕；以正人籍，谓之离情；以正户籍，谓之养赢。”马非百说：“养赢”一词，与《盐铁论》“养强”一词同义，是对大户有利的意思（见马著《管子轻重篇新诠》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243页）。《管子》此段文字内容亦见于《海王》篇和《轻重甲》篇。《管子》的作者很清楚，各种直接税收，会严重影响生产积极性，这是他们不主张“以室庑籍”等的原因之一。《管子》的学者们对此还有更精彩的洞见，《国蓄》篇说：“今人君籍求于民，令曰十日而具，而财物之贾（价）什去一；令曰八日而具，则财物之贾什去二；令曰五日而具，则财物之贾什去半；朝令而夕具，则财物之贾什去九。”直接向民众征税，要求的时限越短，民众卖出产品时价格则越低。从国家的角度说，是“轻重”之权操在富商手里，从小民角度说，是财物凭空被商人剥夺。两千多年的时光，因直接的赋税而导致丰收了的小民不能因丰产而获利，不是古代一个恒久的现象吗？如此，《管子》的“无籍”主张，不就是那个思想活跃时代的一个很有价值的说法吗？

在《管子》“轻重”之术的言论中，有许多有趣的说法。如《山权数》篇中那个“御神用宝”的故事，初看似戏言，细思则不然。该篇说有人在齐北郭挖出一只龟，管仲教齐桓公利用政治与金钱的手段将这只龟神秘化，其做法是声称此龟为东海神灵之子，以此令其身价无量。几年之后，齐国伐山戎，齐桓公就用这只被神秘化了的龟，从齐国富豪丁氏家换得整个战争所需的军费。故事看上去荒诞，可是细想，其合理的内核就是今天所谓的“炒作”。在我们这个时代，若干年前不是曾有这样的现象：一盆君子兰经过一番喧嚣蛊惑之后，价值竟可以高达十几万吗？类似的现象其实还有不少。就《管子》所言的“御神用宝”而言，其赚取的矛头指向的是国内的富豪。而经济上斗豪民，也是《管子》“轻重”之术的内容之一。

《管子》一书，因有银雀山汉墓出土的文献，可知其中最早的篇章可以追溯到春秋晚期。《韩非子·五蠹》篇说：“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据此《管子》的篇章在战国晚期颇为流行。汉代司马迁《史记·管晏列传》“太史公曰：吾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更可据知《管子》该书在西汉同样流行。西汉中晚期刘向负责整理皇室藏书，整理《管子》，综合数百篇同类文章，去其重复，定为八十六篇（若干篇今已佚失），以“经言”“外言”“内言”“短语”“区言”“杂言”“形势解”“轻重”等八部分编排。这是《管子》最早的定本。此后，唐、宋的各种类书等对《管子》也是多有征引。同时，在唐代早期也出现了《管子》注释的著作，那就是尹知章所注释的《管子》。此后研究《管子》者也不乏其人，其中如中唐大理财家杜佑就摘录《管子》章句，成《管氏指略》（今佚）。

目前所知《管子》最早的刻本为南宋时期的两个版本：一是浙刻本，前有杨忱序，后附张嵲《读管子》；二是南宋绍兴年间瞿源蔡潜道墨宝堂本（到民国时下落不明）。两个版本都源于尹知章注本。明代刻本较早时有刘绩的《管子补注》本，晚期万历年间有赵用贤刻本。赵本改正了南宋浙刻本的一些错误，又吸收了刘绩刻本的成果，因而影响较大。后来明凌汝亨本《管子》，清浙江书局的《二十二子》本和崇文书局的《百子全书》本，均题据赵用贤本。有学者称，赵本之后的各种版本，“形式没有很大的变化，只有细枝末节的修订而已”（郭丽：《<管子>文献学研究》，青岛：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97页）。

历代《管子》研究著作也不少，如南宋叶适《习学记言》、黄震《黄氏日抄》和王应麟《困学纪闻》中都有研读《管子》的内容。明代朱长春《管子榷》，清代洪颐煊《管子义证》、王念孙《读书杂志》、宋翔凤《管子识误》、戴望《管子校正》，近代以来郭嵩焘《读管札记》、何如璋《管子析疑》、梁启超《管子传》、尹桐阳《管子新释》、李哲明《管子校义》、石一参《管子今诠》、郭沫若等《管子集校》、马非百《管子轻重篇新诠》、黎翔凤《管子校注》等，还有日本学者猪饲彦博《管子补正》、安井衡《管子纂诂》等，都对研读《管子》文本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此外，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先秦部分）、巫宝三《管子经济思想研究》等，对理解《管子》的经济思想很有帮助。近年来疏解白话今译《管子》的，有赵守正《管子注译》等。

此次注译《管子》，正文主要依据中华书局出版的黎翔凤撰、梁运华整理的《管子校注》。此书列入中华书局“新编诸子集成”丛书，于2004年出版。《校注》以宋浙刻本（书中称“杨本”）为底本，前有杨忱序，后附张嵲《读管子》之文。此书出版编校严谨，可为依据。个别地方也参照了其他版本。另需说明的是，此书的注译，轩新丽博士注译了前六卷，其他主要由笔者完成。其间博士研究生赵云涛、蒲帅、张少辉、朱军、李喆等也做了一些工作，最后书稿的改定由笔者完成，因而书中所有错误都由笔者来负责。

《管子》一书历来号称难读，尽管有许多的研究，一些篇章中的文句理解，还是很有疑问。此书借鉴了许多前人研究成果，在此一并致谢。至于书中不尽人意的地方，就要敬请读者不吝赐教了！

李山
2018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