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大卫·德·弗里斯（David de Vries）为自己周游世界的经历感到非常自豪。1655年他以母语荷兰语出版了自己的游记，书中记载了他远赴地中海、远东、纽芬兰、加勒比和南北美洲的六次旅程。德·弗里斯1593年出生于拉罗谢尔，父母是荷兰人，他自学成才又善于观察，能流利地使用数门欧洲语言，是一名训练有素的炮兵队长，一位熟练的航海家，还是一个精明的商人。他的殖民事业——1633年在“南河”（特拉华河），1634年在圭亚那的奥亚波克河（Oyapock），以及1638—1643年在斯塔滕岛——尽数失败，但这并不是他的错。因为赞助人辜负了他，加上原住民太难管理，与他竞争的冒险者也对他不怀好意。德·弗里斯知道自己的忠诚归向何方。低地国家的小镇霍恩是他的家乡（ patria ）。如果他成功建起一座殖民地“大庄园”（patroonship），他会把它打造成荷兰地主乡绅的庄园的模样，这样的大庄园会成为他经常提到的“新尼德兰”的一部分。他是加尔文宗的新教徒，参与建造了斯塔滕岛上第一座基督教教堂。德·弗里斯是在一个更广阔的世界中认识欧洲的。从欧洲到新大陆，旅途中高大的冰山让他震惊不已，他还在游记中详细记录了在海上遇到的荷兰人、巴斯克人、葡萄牙人与英格兰人的渔船和商船。1620年，他在纽芬兰的圣约翰斯（St John’s）登陆。他熟读他人的游记，对当地印第安人的习俗早有了解，很快入乡随俗。1640年，他拜访了詹姆士河边英国人新殖民地的总督，英国人以一杯威尼斯产的葡萄酒款待他，曾在17世纪20年代后期去过东印度（East Indies）的另一位英国殖民者与他把酒言欢。“我很欣赏他，他对我也同样如此。”德·弗里斯说。他还听到那个殖民者说道：“此山无法与彼山相见，周游世界的人却可以相逢。”

以服饰、饮食与举止而言，他们都是欧洲人，他们知道自己身在另一个大陆，并且“驾驭地球的四极”（如德·弗里斯所言）。德·弗里斯的生涯反映了他们那一代人更加广阔的地缘视野，他们开辟新的机遇，迎接新的挑战，异常多样化的交流往来使古老的忠诚感与归属感产生了动摇。这种将欧洲视为一个地理实体的新感受，是在更广阔的世界中反映出来的，如果再早一个世纪绝不可能存在。16世纪至17世纪初“基督教世界”（Christendom）意识的消逝与“欧洲”意识的诞生，以及与之相伴的巨大变革，就是本书的主题。

基督教世界——像卡米洛一样——创造了一种想象的过往。中世纪时，基督教世界对应的拉丁词（ Christianitas 或者 Corpus Christianorum ）描绘的是一种不同的事物：一个想象出来的存在于当下或未来的、被信仰与理想凝聚在一起的世界。那个信仰共同体随着西罗马帝国的毁灭而诞生，在西罗马帝国废墟上扎根的基督教最初只是位于一个范围大得多的基督徒世界（Christian world）的西部边陲，而那个基督教世界的中心在东方，位于中东和仍然活跃的东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但是，在逐渐失和的过程中，东西方的基督教渐行渐远，直到1054年，罗马的教皇和君士坦丁堡的牧首互相开除了对方的教籍。这场大分裂之后，拉丁基督徒与希腊群岛、巴尔干半岛和俄罗斯的东正教徒分道扬镳，形成了西方的基督教世界（Christendom）。

在西方基督教发展的第一个千年里，基督教世界并不知道自己的中心在哪里，因此也不知道自己的边缘在何处。它可以说是（借用一位杰出的中古史学家的说法）一系列“微型基督教世界”（micro-Christendoms）聚集而成的“短程线穹顶”（geodesic dome），各组成部分是自给自足的。“符号商品”（除了圣髑，还包括圣人，比如传教士和圣徒）的流通让神圣的灵恩从一处传播到另一处，信仰共同体的价值观与理想也随之从一个区域扩散到另一个区域。随后，在中世纪中期东西方关系破裂之后，两个地缘与意识形态单位的完全成熟使西方基督教世界产生了一种更复杂的对中心与边缘的感受，这两个单位就是教皇与神圣罗马帝国。两者对权威的主张，是神学家、法学家、政治理论家和知识分子在一种充满自信的普世主义氛围中通过相互比拼形成的。这一时期的经济转型、市场的巨大扩张、跨地区乃至跨国贸易的惊人增长、贵族之间的联姻与外交联盟，更加巩固了这一理念。在12世纪到13世纪的有识之士眼中，西欧拉丁基督徒的世界就是“基督教世界”。

罗马天主教会在拉丁基督教的信仰共同体中是核心支柱。拉丁基督教产生了一批知识精英，他们使用的是一门跨民族的语言（拉丁语，而不是希腊语）、一套相同的课程（侧重于亚里士多德著作中的哲学与逻辑学）和一种共同的研究方式（经院哲学）。教皇的使节与王公的顾问对于权力从何而来、如何运用以及怎样合法化有着同样的神学见解与官方共识。十字军东征成了西方基督教世界最野心勃勃的事业。最重要的是，拉丁基督教是在信仰的继承与实践中表现出来的，它与既有的多维神圣图景紧密相连，在这片图景上有圣地、朝圣点、圣徒崇拜和各类节日。洗礼是通用的入教仪式。不受洗的非基督徒（犹太人、穆斯林）在中世纪中期是西方基督教世界边缘非常重要的存在，他们之所以被容忍，正是因为他们不是信仰共同体的一部分。然而，随着各大基督教王国将拉丁基督教的边界向南推进至西班牙和意大利南部，这些人作为“不归属于基督教世界的非我族类”的意义似乎更甚于前。

基督教世界是一种应激性建构，很容易感到自身受到威胁。然而在现实中，它最危险的敌人并不是非基督徒。能对基督教世界的权力掮客造成最大威胁的，是基督教世界内部充满差异和矛盾的格局——基督教世界的居民各有各的效忠对象，对他们来说，基督教世界的宏大理想并没有什么意义。在西欧广袤的土地上，除了神圣罗马帝国（它的版图横跨欧洲中部，它的名称表明自己既是罗马帝国的延续，又是普世国度的世俗存在形式）与教会的普世秩序，还有成千上万个村庄和教区，它们的居民往往负有效忠于自己领主的义务，他们是采邑领主的农奴。这些小共同体压倒了普世秩序的机制，它们与城镇一起都受益于中世纪中期的经济变革。人们开始对世界主义的雄心壮志和国际秩序的官僚体制产生怀疑。对于基督教世界中心与边缘的感受越强烈，各地居民就越不愿意耗费时间去获得上头的批准。很多人对为维持普世教会而征收的税款愤愤不平，也不再相信十字军东征这种夸大其词的超国家计划。自12世纪开始，这些情绪引发争议，产生了异端（异端迅速传播，成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在视基督教世界理念为至宝的人的心中投下了愈加深重的阴影。

黑死病的暴发重挫了欧洲经济，使人们对基督教世界理念的信心更加低落。农奴制和采邑义务成为争论的焦点，地方人民开始主张自己的习惯权利。尽管代表基督教世界的信仰与实践仍在继续，而且基督教世界的神圣图景甚至比以前更加繁荣，但是它在地方上的可信度却越来越低，沦为争相代表传统社会秩序的各类论点的攻击对象。1378—1417年的天主教会大分裂（Great Schism）同样削弱了它要求普世顺从的主张。两个教皇分庭抗礼的局面把基督徒分裂为两派，一派坚持忠于罗马，另一派支持阿维尼翁教廷（Avignonese papacy），后者被它的敌人斥为制造分裂的法兰西王国手中的傀儡。斗争最终在妥协中画上句点，但它对教皇的道德权威造成了持久的损害。从这一事件中还可以看出，深怀不满的地方主义与新兴世俗非帝国权力的结盟是很危险的。妥协是通过大公会议的权威达成的。大公会议坚持主张（这种主张令神职官员和世俗官员都非常苦恼）大公会议高于教皇，这一观点已经被争论了两个世纪，如今被一股更强的力量提了出来。大公会议的主张相当激进，而大多数“大公会议主义者”（Conciliarists）都是温和派。他们认为召开大公会议是结束混乱的一种体面的方法，但并不希望大公会议摧毁教皇的普世权力，更不希望大公会议通过非正统的方式取得教义上的权威。然而新教改革（Protestant Reformation），在某种程度上作为大公会议运动（Conciliar Movement）的继承者，实现了这一目标。

所以16世纪至17世纪上半叶欧洲历史的核心问题是：基督教世界——包括决定其重心所在的各种制度，以及更重要的是，支撑它的信仰共同体——何去何从？如果基督教世界毁灭了，那么，谁将取而代之，或者说是否还会有谁来取而代之？在这一过程中，基督教世界逐渐被欧洲（作为一个地理概念，欧洲的定义在于与世界其他部分的距离关系）取代。两者有着天壤之别。基督教世界要求受洗加入这个信仰共同体的人的忠诚，这些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应依据他们与基督教世界的关系而定；而欧洲并不要求在它所指的这片大地上的人精诚团结，只要求人们意识到他们都住在这片大地上，其上的不同国家与民族开始具有道德和文明的优越性。西方基督教世界是一个关于欧洲团结的伟大规划，发展的时间超越千年，而它的毁灭却如此迅速而彻底，只过了一个多世纪，它便烟消云散，只留下了一点迷梦。促成它毁灭的巨大力量也彻底改变了欧洲，这些力量的相互影响是第一章的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