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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族存在的意义在于以武力保卫基督教世界，骑士制度是教会为了这个目的建立起来的。它的核心在于册封（或祝祷）仪式，骑士通过这一仪式蒙受恩典，从而有能力去履行作为基督徒的使命。军事团体的仪典和礼节所推崇的贵族骑士守则在中世纪后期逐渐发生了变化——某种程度上是受到了诸多指导手册和迅速发展的方言浪漫文学的影响——发展为一种更普遍化的道德风气。对骑士精神正在衰落的抱怨在1500年时已经司空见惯，但是早期以方言出版的骑士传奇诗歌与散文仍然大行其道，最经典的一部是《高卢的阿玛迪斯》（
Amadis de Gaule
，法国骑士冒险小说，改编自更早的西班牙故事）。这是年轻的腓力二世最喜欢读的一本书，1548年在班什
安排的亚瑟王式传奇就是为了满足他的骑士之梦而策划的。册封仪式和马上比武这种骑士仪典在宫廷里十分流行，直到16世纪末才逐渐式微，这进一步证明，在贵族精英从日渐残酷的战争里抽身而出之后，骑士精神为他们提供了一个虚幻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只有完美无瑕、温文尔雅的骑士，没有烦人的教士和抗议的平民。
所以，骑士精神并没有烟消云散，而是像基督教世界一样改变了含义，最后化为一种幻象。骑士精神转变为贵族的宫廷行为守则，这套守则反映出政治权力性质的演变，也反映出世俗精英被期待表现出的服从和效劳。随着保卫基督教世界抵御外敌的战争让位于基督教不同分支的竞争和各王族为推进王朝大业而展开的斗争，作为军事风气的骑士精神已经不复存在了。同一时期，贵族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贵族开始等同于世袭的社会地位，与军事能力脱离了关系。16世纪到17世纪，大部分欧洲贵族从来没在战斗中折断过一根长枪，但是他们仍然要求保持骑士的尊严。佩戴刀剑、加入骑士团、身着骑士的标志、遵循骑士的规矩成了他们强调贵族身份的符号。
焦万尼·德拉·卡萨（Giovanni Della Casa）1558年出版的《加拉泰奥》（ Galateo ）是一本指导贵族身份与举止的问答集，展现了骑士应有的道德准则。在个人经历和反宗教改革运动双重混乱的背景下，托尔夸托·塔索（Torquato Tasso）于1580年出版了史诗《耶路撒冷的解放》（ Gerusalemme Liberata ），把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再度搬上舞台。爱情、英雄主义与自我牺牲在这个道德败坏的世界里成为贵族的真正标志。诗中的一个场景激发了克劳迪奥·蒙特威尔第（Claudio Monteverdi）的灵感，他在1624年创作了开拓性的歌剧二重唱《坦克雷迪和克洛林达之战》（Combat between Tancredi and Clorinda）。路易·德·卡蒙斯（Luís de Camões）1572年出版的《卢济塔尼亚之歌》（ Os Lusíadas ）用骑士传奇歌颂了葡萄牙人发现通往印度航路的创举，而埃德蒙·斯宾塞（Edmund Spenser）的《仙后》（ Faerie Queene ，前三卷出版于1590年，后三卷出版于1596年）将骑士精神置于一个魔幻现实主义的世界之中，当时的读者可以发现作者是在美化伊丽莎白一世对爱尔兰和尼德兰的远征。
骑士传奇之所以流行，是因为它们联系起了贵族的现实与幻想。在所有骑士传奇中，有一部作品最能揭露现实与幻想间的鸿沟。米格尔·德·塞万提斯·萨维德拉（Miguel de Cervantes Saavedra）亲身经历了一个贵族想要保卫早已不存在的基督教世界而感受到的格格不入，他把自己的感受写进了《奇想联翩的绅士堂吉诃德·德·拉曼恰》（ El ingenioso hidalgo don Quijote de la Mancha ，第一卷出版于1605年，第二卷出版于1615年）中。塞万提斯出身于一个新贵家族，祖父是科尔多瓦（Córdoba）的一名商人，父亲是西班牙宗教裁判所财政处的律师，（多亏了贵族的荫蔽）同时也是上诉法庭的法官。当时有人问到塞万提斯家是不是贵族，答者说，反正他们家好像从来不用交税，穿得起丝绸衣服，而且“经常看到他们家的孩子骑着强壮的骏马参加长枪比武”。后来塞万提斯家族时运不济，家道中落，这些孩子们既要设法保持体面，又要出门闯荡世界。他们总是受到生活的欺骗。塞万提斯在塞维利亚待了一段时间，想要前往西班牙美洲殖民地，却遭到了拒绝。1568年，塞万提斯因为在马德里宫廷所在地与人决斗而遭到通缉，于是逃往国外，先是前往罗马追随一位枢机主教，然后又去了那不勒斯。
与许多同时代的人一样，塞万提斯也在权衡做执笔贵族好还是执剑贵族好：“尽管舞文弄墨比舞刀弄枪更能让人发家致富，但是军人与文人相比仍然有种不可言喻的优越性以及某种任何人都不能比拟的光荣。”这一判断促使他与弟弟罗德里戈投身海军，参加了勒班陀战役。战斗中塞万提斯左手骨折，胸部重伤。1575年，他在返回西班牙途中被海盗捉住了，随后在阿尔及尔的牢房里被关了五年，海盗提出了高达5 000埃斯库多（
escudos
）的赎金
。他的家人变卖了家产想要筹措赎金，并且向御前会议请愿希望得到援助，但是徒劳无功。塞万提斯自己策划的几次逃亡都是十足的冒险行动，最后三位从巴伦西亚受遣来解救基督徒奴隶的仁慈圣母会修士（Mercedarian）从一个恶名昭彰的希腊变节者海盗手中救出塞万提斯，实在纯属侥幸。塞万提斯再也无法提剑，只好拾起了笔，1587—1588年他作为无敌舰队的军需总管派驻安达卢西亚，却因为被人怀疑贪污而被投入监狱，与此同时他的弟弟正在佛兰德斯凭着微薄的收入努力过活。
在狱中，塞万提斯提笔写下了那部冒险小说的最初几章，小说的主角叫阿隆索·吉哈诺（Alonso Quijano），是拉曼恰地区一个农村的退休乡绅，他读骑士小说读得入了迷，茶饭不思，夜不能寐，以至于“脑汁枯竭，完全失去了理性”。他决意成为一名游侠骑士，于是穿上盔甲，给自己起了新名字叫“堂吉诃德”，让一个叫桑丘·潘沙（Sancho Panza）的农民做他的侍从，驾着一匹名为“驽骍难得”（Rocinante）的瘦马上了路。堂吉诃德在这个看起来已不再是基督教世界的世界里竭尽所能地做他想象中的游侠骑士，结果屡战屡败。小说中最有名的一幕是，堂吉诃德见到地平线上出现了几个风车——埃斯特雷马杜拉十分常见的景物，同时也是西班牙帝国内叛乱的尼德兰的象征。“命运的安排比我们期待的还要好，”堂吉诃德说，“看呐，桑丘·潘沙，我的朋友，看那三十多个野蛮的巨人，我要跟它们打一仗……这是高贵而正义的战争，能把如此邪恶的怪物从地球上抹除，是为上帝立下大功。”永远讲求实际的桑丘·潘沙告诉他，这些根本不是巨人，然而堂吉诃德满脑子盲目乐观地答道：“显然你对冒险一无所知。”桑丘·潘沙的答复出现在小说接近尾声的时候：“我听说命运女神（Fortune）——别人是这么说的吧——是个喝醉了酒的婆娘，喜怒无常。”16世纪到17世纪早期，贵族的命运确实不在于保卫基督教世界，而是取决于命运女神的无常。
欧洲分层社会的困境在于如何缓和人与人之间的恨意。在财富十分有限、一方赚钱另一方就会亏钱的社会里，家族世仇和社会嫉恨的破坏力十分强大。宗教改革造成的宗教冲突更是强化了这种破坏能力。一个解决方法是，将举止化为仪式，将礼节化为文化，将行为方式化为社会身份。在一个有序社会里，基督教世界的凝聚力便以这些身份的标志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出来。
1580年，波兰大贵族斯坦尼斯拉夫·西琴斯基（Stanislaw Siecienski）从马佐夫舍（Masovia）搬到波兰东南边境的普热梅希尔（Przemyśl），这个城镇紧邻穿越喀尔巴阡山脉通往匈牙利的要道，周围都是当地贵族的大庄园。他在这里以一处庭院为中心建造了一座崭新的宫殿。宫殿的四边象征了世界的四大洲，四角矗立的四座椭圆形塔楼象征了社会秩序的四个支柱：“上帝之塔”、“教皇之塔”、“国王之塔”和“贵族之塔”。宫殿入口面朝一个湖，湖上架了一座桥连接大门和道路，大门之上有一座方形钟楼。1608年，来访的波兰国王西吉斯蒙德三世和王后奥地利的康斯坦丝（Constance of Austria）就是在这里受到欢迎的。迎来送往是有序社会礼节的重要部分。这些礼节最为繁复的地方就是号称“贵族天堂”（nobleman’s paradise）的波兰–立陶宛。在迎接的过程中要进行好几种鞠躬、握手、亲吻和跪拜礼仪。钟楼的目的在于让仆从可以观察大路，提前通报来访的贵族，这样主人好在大门迎接贵宾。帽子在礼节中是一个很重要的道具，摘帽鞠躬时帽子要刚好扫到地面。按照波兰的正式礼节，每次提到国王或教皇都要脱帽致敬。拥抱起初多多少少被认为是庶民的习惯，后来成为贵族社交礼节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按照礼节农民必须亲吻领主的手，而小贵族也被认为应当亲吻大贵族的手，大贵族根据对方的级别可以摘手套也可以不摘。
走路、穿衣、说话、骑马的方式都是一个人身份的标志。礼仪手册教人如何利用身体语言掌控自己的情绪和周围的空间。有一些姿势并不为这些手册所接受，尤其是这一时期的油画里经常出现的贵族男性昂首阔步的姿势。而另一个姿势——一只手拿着手杖、皮鞭或是皮手套，重心落在一条腿上，另一只手放在臀部——既可以表现政治家的自制风范，也可以暴露一个人的虚荣自负。不论如何，这个姿势都能表现出对空间、道德和政治的坚定态度。弗兰斯·哈尔斯（Frans Hals）1624年创作的《微笑骑士》（ Laughing Cavalier ）并不是在对我们微笑，他是在冲着我们的脸捅他的胳膊。
家庭教师们谆谆教导何谓贵族风范，这个概念大约从1600年开始越来越被骑术和剑术学校所重视。它的教育常常是通过舞蹈实现的——波兰贵族引领了波洛奈兹舞（Polonaise）的兴起，旅行者常把这种舞蹈称作“行走之舞”（walking dance）。上层阶级的人更难违背社会习俗。波兰士绅曾取笑国王西吉斯蒙德三世对踢足球的喜爱。现存的波兰贵族家谱里记载了详细的礼仪规则，从如何邀请邻居一起打猎，到如何为逝者致以慰唁，再到如何祝福别人归途平安。欧洲对交流的需求是一场无声的革命，它让人们对社会身份的存在和拉开社会群体距离的各种方式有了更强烈的认识。正如克拉西琴宫（Krasiczyn palace）的四座塔楼所暗示的那样，宫廷和天主教会对表现社会身份的礼节的制定有着巨大的影响。但是影响同样深远的，是对建设一个人人清楚自己的地位并各司其职的“虔诚的共和国”（godly commonwealth）的追求。这种追求是西蒙·斯塔罗夫斯基（Szymon Starowolski）写作的动力，他出身于一个破落的立陶宛贵族家庭，一生都在为大贵族家的子嗣做家庭教师。他在《改革波兰风俗》一书中提出了一个理想化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社会各等级的区别在于承担不同的责任。
以社会身份为基础建立和谐社会的梦想在波兰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米克瓦伊·雷伊（Mikołaj Rej）是一个自学成才的波兰贵族，他的家庭并不富有，而且他本人笃信新教，后来他却晋身为一个大贵族，拥有数个村庄和一座名为雷约维茨（Rejowiec）的市镇。雷伊著述颇丰，其中1543年创作的长诗《地主、村长和神父三人之间的小争论》（ Short Conversation between a Squire, a Bailiff and a Parson ）揭露了当时的几大社会罪恶——无知的教士、贪财的律师和腐败的政治。雷伊认为世界正在变得越来越复杂，实现美德与社会和谐的理想比以前更加困难了。他想要相信贵族之家可以实现这种理想，在家内主待仆以诚，仆报主以忠，但是他在诗剧《商人》（ The Merchant ）中又颠覆了传统道德剧的惯例。剧中的商人是一个社会寄生虫，他抛弃了第一任妻子“良知”，与第二任妻子“财富”生下了儿子“利润”。在全剧最后一幕末日审判（这一幕戏仿了波兰的领主法庭）中，君主、主教和官员抬出自己的品德为自己辩护，然而徒劳无用，反而是商人得到了拯救，因为他坚信基督的恩典。简而言之，当把理想与现实世界相比照时，没有什么简单的非黑即白。
然而这不能阻止欧洲精英尽力追求非黑即白，他们推出了一系列禁奢法令，管辖范围涉及社会行为的方方面面，从用餐到着装，从葬礼上应当怎么流泪，到婚礼上什么行为是破坏秩序。欧洲立法者的精力越来越集中于这些法令上，法令的密度逐年攀升，恐怕恰恰证明他们明白自己正在打一场必败的战争。这些法令并不是假模假式的，可真正的问题在于，立法并不是阻止人们逾越社会身份的有效方法。法律管不了奢侈，反复推行的禁奢法令只是反映了对社会凝聚力衰弱的日益担忧。而且立法者们还有一个进退两难的问题——某种奢侈是应当被鼓励的，因为它可以展现统治精英的权力。17世纪上半叶的诸多悖论之一在于，一方面“有序社会”（society of orders）日趋复杂的礼仪风靡了整个上层阶级，另一方面强制执行这些礼仪的法律手段却失去了力量。有的国家（比如英格兰在1604年）撤销了禁奢法令，有的国家（大部分国家）则悄悄地把它们束之高阁。
有序社会需要下层以上层为榜样，可是这又造成了新的问题，因为它在强化阶层边界的同时也可能鼓励了逾越边界的行为。如同塞万提斯家族一样，做一个绅士意味着行为和衣着都要像绅士一样。比如，弗朗切斯科·桑索维诺（Francesco Sansovino）把他所在的威尼斯社会理想化为一个全然和谐的社会，贵族在公共场合仅穿黑色长袍，彰显共和国的生活多么井然有序。但是他也提到当时的人竞相豪奢，故意穿昂贵的衣服来引人注目。毕竟在这个城市，一个地位低下的造桨工人1633年时的遗产都能包含装满43件衬衫的6个衣箱，市场上可以轻易买到所有类型的布料，连二手服装市场都出现了。威尼斯人不仅仅会在狂欢节时盛装打扮。焦万尼·巴蒂斯塔·莫罗尼（Giovanni Battista Moroni）约1565年创作的油画《裁缝》（ The Tailor ）中的主角身穿一件华美的紧身上衣和一条深红褐色的马裤，手持剪刀正准备用一块黑色天鹅绒裁出一件贵族托加袍。这位绅士到底是谁？放眼欧洲各地，界定高贵出身的身份标志都在变得越发复杂。这是一个我们不难理解的悖论：人们愈加固执地表达着对有序社会的憧憬，不断下降的社会凝聚力却在阻碍理想的落实。
欧洲贵族是一个差异巨大、根深蒂固、适应力强的群体。对财富、权力和地位的掌握需要他们时时刻刻做出调整，有时这种调整是残酷无情的。在欧洲一些地区，贵族的资源基础集中于土地所有权；在另一些地区，贵族的资源还包括其他投资与活动。这是一场适者生存的竞争，毕竟在整个欧洲社会里没有比贵族更具破坏力的阶层了。这个阶层里最弱小的成员——血统或许深厚但资源匮乏的穷困贵族——纷纷走投无路，再也无法维持他们地位所需的生活水平。取代他们的是新鲜血液，这些新贵或者因为有功于王室或国家而被拔擢为贵族，或者通过下嫁婚姻（地位高的女性与地位低的男性的婚姻）跻身贵族——如果没有下嫁婚姻的保护，欧洲贵族肯定早就绝迹了。支撑贵族等级与特权的思想并不立足于对基督教世界的贡献，而是立足于血统。
系谱学具有极强的《圣经》合法性，《圣经》中从《旧约》里的先祖到基督本人是一脉相承的。系谱学基本上只看父系，因为《圣经》里的系谱多数都是父子相承。不是只有贵族或上层阶级才讲究血统，甚至不是只有人类的血统才值得重视。血统既是个人的，也是团体的，就连动物界也有自己的血统。系谱学对现实有直接而实际的影响（谁继承遗产，谁继承爵位），但是它也是继承权与合法性理论的关键。欧洲所有的习惯法最在意的都是血统的延续问题，不过有很多种方法可以确保血统得到延续。这一时期，血统是合法性最有力的依据。祖先崇拜提供了维持现状的正当理由，而且祖先崇拜激励人们为不负祖先之名而奋斗。德文郡有个家境一般的贵族家族，很不幸地姓萨克比奇（Suckbitch），他们知道他们之所以要保留这个姓是因为——正如16世纪后期一位家族成员所言——“在千千万万个姓氏中保留一个姓氏（他们这个姓氏），在一个地方世代相传，是蒙神喜悦的。”基于这个理由，他们有资格鄙视他们的贵族邻居考特尼家族（Courtneys），尽管后者比他们有钱得多。
记述祖先是一项重要的工作。17世纪早期的古物研究者乔治·欧文·哈里（George Owen Harry）提议威尔士所有“下层”（meaner sort）绅士把自己的家族血统抄录一份送给他。如果一个绅士记不全自己祖父母和外祖父母的双亲的姓名，他肯定“连自己也不爱”。士瓦本贵族克里斯托夫·冯·齐默恩（Christoph von Zimmern）苦心孤诣地为他的家族编纂了一本编年史，书中充满了色彩鲜艳的纹章。血统之所以重要，是因为祖先遗留的权利在财产纠纷和特权争议中经常占据重要地位。祖先可以替你争取到贵族扈从的职位，可以为你在家族的教堂或墓地中保留一席之地，也可以帮你进入学院或大学。人文主义作家借着时兴的思潮，宣称真正的高贵在于美德与教育。听起来似乎很有道理，但是人人都知道，现实中血统重要得多，所以才有人不遗余力地宣扬它、证明它。
游行、油画、徽章和文件以不同的形式体现着血统的存在。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在1515年的庆典中进入里昂城时，迎接他的是一幅以耶西之树
表现瓦卢瓦王朝的油画。大公夫人伊莎贝拉（Archduchess Isabella）1615年进入布鲁塞尔城时，随她一同进城的是一顶镌刻有她祖先形象的熟铁华盖。从祭坛到中殿再到壁炉，慈善组织为系谱的自我展示提供了许多舞台。欧洲建筑和物质财富中随处可见盾徽与纹章。菱形丧徽和纪念碑、彩色玻璃和陶瓷、银器和家具，贵族在他们身边各处都打上自己的印记，这是一种对过往价值的建设性重估，这些器物的流传也是为了维系贵族的现状。
这些流传的东西有时是很有创意的，有时甚至是凭空发明的。古老家族的旧瓶子里装了新贵的酒，拉塞尔、霍华德、塞西尔、西德尼或霍利斯（Holles）家族（仅举英格兰贵族为例）积极声张自己有多高贵，以避免让同时代的人检视得太仔细，其实他们的主张根本站不住脚，有些主张全凭证言。出生于约克郡的托马斯·温特沃思爵士（Sir Thomas Wentworth）深得国王查理一世的宠幸，他的家族的高贵祖先是这样被证明的：他的父亲报告说他“曾听闻我辈的姓氏与先祖的子嗣早在征服者威廉的时代以前就已美名远扬，受人尊敬”，他含糊地追忆说“直至今日低地国家的某些城镇里仍保存了相关的记录”。但是，贵族必须适应新的现实——书面记录越来越被重视。统治者想要有本登记簿来确认谁才是真的贵族。在英格兰，执行这个任务的是纹章官，1555年英格兰专门设立了“纹章院”（college of arms）供他们履行职务。托马斯·贝诺尔特（Thomas Benolt）是纹章院第一位实施地区性普查的纹章官，所有声称自己有盾徽的士绅——在册贵族除外——都要向他亲自提交书面证据。普查并不主要是为了扼制新贵族的产生，而是为了规范相关特权并从中获益。
在海峡对岸，身为贵族意味着免于税赋，所以冒充贵族的人十分遭人痛恨。为此，法国统治者任命了专员来调查贵族爵位，家族必须证明他们的爵位可以追溯至祖先三代。从1500年到1650年，下诺曼底的贵族经历了八次检查，其结果出人意料。1534—1634年对卡昂（Caen）的检查发现994个家族中有114个不能证明自己的爵位。欧洲其他地方的类似调查进行得草率许多。1626年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二世·阿道夫（King Gustav Ⅱ Adolf）单方面否认了四分之三的贵族（从400家锐减为126家）的地位，理由是他们太穷了。
血统狂热促使贵族们委任专门的古物研究者去研究他们的血统并把成果刊印出来。出生于柯克比马勒姆（Kirkby Malham）的约翰·兰伯特（John Lambert）有个同名的孙子是克伦威尔手下的少将，老约翰认为自己算个业余系谱学家，他发现征服者威廉有个战友叫雷纳夫·德·兰伯特（Ranulph de Lambert），并且认为自己是雷纳夫的后裔，还印了一些假凭证——这些凭证可能是他自己杜撰出来的。伊丽莎白一世的国务大臣威廉·塞西尔（William Cecil）出钱资助系谱研究，试图证明自己是曾与哈罗德国王共同作战的威尔士君王的后裔，而他的儿子罗伯特觉得这项工作非常无聊（“这些毫无意义的玩意儿……太荒唐了”）。然而到了17世纪初，没有人再对塞西尔家族的祖先有所怀疑。1650年时，贵族作为一个精英阶层已经越来越等级明确、边界清晰，他们的血统构成了他们所有权和统治权的基石。
系谱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问题在于如何同时反映两种事实：血统和血亲。后者十分重要，特别是为了防止近亲通婚。罗马法学家有一种画法可以表现血亲，但是它完全忽视了血统，只强调与其他家族的横向联系。这种画法重视的是婚姻，这说明血统并非只能通过父系反映，事实上血统确实是父母两方的传承。德意志的系谱树有时会从女性的腹部画出新的线条。英格兰系谱的习惯是把婚姻画成两个菱形的握手，父母的后代从握紧的双手中延伸出来。这两种画法突出的都是婚姻关系。
贵族怎样打造一场完美的婚姻？这个过程就像与一个不靠谱的搭档打定约桥牌。有太多的变量需要考量：女方的年纪、女方产下继承人的可能性、女方的亲属与人脉、女方的地产如何与男方的相补充、女方成为娘家继承人的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爱情很少能够成为婚姻的基础，哪怕有不少证据表明婚姻可以产生爱情。独身主义常常受到贵族的青睐，而这样一来，血统的延续就会受到威胁。意大利北部一些地区（比如威尼斯共和国内陆地区和米兰公国）的习俗是每代人里只有一名男性可以结婚，这样横向联系就不会过于泛滥。宫廷是上层贵族最好的婚姻市场，外交官、地方官和财务顾问是最精明的媒人。但是，君主可能会出手干涉。法国国王时不时就会阻止一场婚姻或是强迫不情愿的家庭联姻。英格兰的王室监护法院（Court of Wards and Liveries）建于1540年，王室利用它来获取贵族孤儿继承人的监护权，这让王室有机会得到这些孤儿的领地，并且影响他们的婚姻，1646年内战即将结束时，王室监护法院随着整个封建领地制被一起废除了。上层贵族是有望用好婚姻市场的，但是作为一个整体不可或缺的中下层贵族就遇到了巨大的困难。急剧攀升的嫁妆成本——这一时期所有贵族群体都面临这一问题——让他们更难跟上婚姻市场的步伐。
有序社会的核心在于贵族特权，这是“贵族生活”（living nobly）必不可少的部分。贵族特权在欧洲不同地区差异巨大，而且常常与平民的某些权利相重叠。此外，特别是在欧洲西部政权强大的地方，贵族特权遭到了国家权力的侵蚀。贵族特权经常成为争论的对象，这些争论直接或间接地触发了对贵族本质的敏感和焦虑。
几乎普遍存在的一项特权是携带武器权，这里的武器通常是指剑。没有什么比细长的夹钢轻剑的问世更生动地记录了基督教世界面临的挑战。这种武器非常轻便，用一条皮带就可以系在腰上，它的用武之地在于操场而非战场。想要与同样使用轻剑的对手决斗，需要大量的技巧和练习。除了有指导手册可以提供技术建议，从16世纪70年代起，还有雕版画册把决斗变成了一门科学。吉拉德·蒂博（Girard Thibault）1626年出版的《击剑学校》（ Academy of the Sword ）是一本非常华贵的图集，收录了46幅双人决斗动作的雕版画。事实上，优秀的击剑教练是什么都无法替代的，而欧洲有许多击剑教练，据说最好的教练来自意大利，欧洲的王公贵族都喜欢雇他们。
在欧洲一些地区，决斗成了贵族意识的一种表达形式。自古以来决斗就是比武审判的一部分，比武审判是贵族之间一种合法的解决争端的方式，当事人请求上帝通过战斗的结果施行裁决。历史上最后几次比武审判中，有一场发生在1547年7月10日的巴黎，这场备受瞩目的决斗一方是拉沙泰涅尔领主（sieur de La Châtaigneraie）弗朗索瓦·德·维沃纳（François de Vivonne），另一方是雅尔纳克（Jarnac）男爵盖伊·夏博（Guy Chabot）。另一方面，绝大部分决斗都是私人决斗，这在欧洲一些地区——从意大利到法国再到英格兰——极为流行。尽管流行，但是这种决斗遭到了统治者的强烈反对。特伦托会议禁止私人决斗，1576年法国国王亨利三世宣布私人决斗可判死罪，詹姆士一世同样把它定为非法行为。巴黎的皮埃尔·德·莱斯图瓦勒（Pierre de L’Estoile）1609年在他的日记里写到，估计过去20年有七八千名法国贵族在决斗中丧命。他的估计可能有些夸张了，但是要知道他笔下的法国经历了40年断断续续的内战，贵族的宿怨和分歧在内战中越积越深。
事实上，决斗折射出贵族的荣誉守则已经发展得多么深奥微妙、根深蒂固。决斗爱好者认为决斗是公开捍卫荣誉的表现，耶稣会士也为决斗辩护，理由是荣誉同财产一样宝贵，人有权为保卫荣誉而战。讨论贵族荣誉以及如何捍卫荣誉的文章汗牛充栋，大部分都像莎士比亚的《皆大欢喜》中“试金石”（Touchstone）讽刺的那样枯燥晦涩、难以卒读。实际上意大利的大多数决斗都没有拼个你死我活，而是巧妙地走个过场，为体面的和解留出余地。安尼巴莱·罗梅（Annibale Romei）1585年出版的论著（1598年被翻译为英文《廷臣学院》）开头就提出不应该进行决斗，决斗是被法律禁止的。所以书中有章节专门讲解如何达成和解，有哪些保全面子的套话可以用来解决争端。
传统上，免税权是贵族的重要标志。实际上从来不是只有贵族才有免税权，许多平民也享受免税权。比如，当三十年战争中瑞典国王想要鼓励芬兰农民或波罗的海海滨的波美拉尼亚农民参军入伍时，他就对后者的土地给予了世袭免税权。而且，也不是所有的贵族都有免税权。托斯卡纳、威尼斯、东普鲁士和不列颠群岛的贵族是需要纳税的，但他们无疑仍是贵族。免税权往往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被打折扣。随着国家有了更多的资源来征收间接税，贵族会发现他们难免还是交了税。1529年、1541—1542年和1557年，萨克森贵族多次被要求缴纳地产税，1622年他们又被要求自愿向君主的金库“捐款”。贵族不能领兵出征时必须纳税替代兵役，此外他们也可能作为总佃户（tenants-in-chief）被要求缴纳封建税费。很多情况下，免税权从属于具体的贵族财产而不是贵族本人。活跃的土地交易和贵族代际继承的影响导致贵族身份与免税权不相匹配的状况变得十分普遍。
在有的地方，凭借军事和行政能力为君主效力的人也会被赋予贵族免税权，这意味着法律和医学专家也能成为贵族。在西班牙，免税权是对宗教裁判所世俗成员的奖励。在法国，免税权是对王室官员的奖励，而且随着法国国家机器的体量在这一时期不断增长，行政人员的数量也不断增加。官职是可以买卖的，所以从属于官职的直接税豁免权同样可以买卖。法国王室官职的一大好处就是它不受地产习惯法的管辖，在法律上被视为“动产”（movable goods）。因此官职可以被当作嫁妆或贷款的担保金，或者被用来偿还债务，或者送给无权继承遗产的幼子让他心里感到平衡。除此之外，如果一个人可以证明他的家族连续三代都是享受免税权的贵族，那么他的直接税豁免权就可以成为世袭特权。一个新生的统治集团正在冉冉升起，这群人能言善辩，口才了得，17世纪早期他们有时被称作“穿袍贵族”（nobility of the robe），这个称呼来源于法官和官员身着的长袍。
由于各国都面临新的需求，欧洲各地纷纷出现了类似的动向。从17世纪初起，西班牙哈布斯堡帝国的各个委员会与法庭都开始大量聘用上过大学的文士（ letrados ）。同英格兰的情况一样，随着公职人员队伍的膨胀，公职人员越发受到人们的尊重，因为他们与权力和影响力的关系有如近水楼台。许多西班牙的高级文士都被授予了贵族爵位。堂迭戈·拉米雷斯·德·普拉多（Don Diego Ramirez de Prado）1641年在给他的一个兄弟的信中写道：“如果说以前是贵族的地位高于文士，那么现在文士都变成贵族了。”他对他谈论的这种现象十分了解，因为他的另一个兄弟堂阿隆索（Don Alonso）曾是卡斯蒂利亚委员会（Council of Castile）的成员，既拥有贵族身份又享受官职的好处，直到1607年因为侵吞公款被捕入狱。文士家族的崛起挑战了对贵族的传统认识。文士认为他们的高贵在于正直而非勇武，人文主义教育教会了他们自律自制，这比拔剑自卫更加重要。而这种教育面向所有的有才之士开放，并不局限于贵族出身。
统计1650年之前的贵族数量并不容易，各地数量差异巨大且原因复杂。法国阿朗松（Alençon）周边地区贵族密度相对高——1667年时每1 000平方公里有230个贵族，这个密度是邻近的安茹的5倍，利穆赞（Limousin）的16倍。但是，在法国和其他基督教世界中心地区，比如德意志、波希米亚、下奥地利、尼德兰和意大利半岛，贵族占人口比例并不大。除了少数特例（比如巴斯克和纳瓦拉）之外，这些地方的贵族占人口比例通常不会超过5%，多数时候都比这个数字低，有时甚至低于1%。欧洲各共和国在册封贵族上极其悭吝。16世纪初，威尼斯贵族仅限于28个出身高贵的家族，只有精挑细选的极少数人可以名列《金册》（Golden Book）—— 一本1577年建立的贵族名册。瑞士各州、某些城邦（比如热那亚）和巴尔干部分地区（尤其是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称它们根本没有本地贵族。
在基督教世界的边疆，抵御外敌的需求仅仅是贵族数量较多的原因之一。边疆地区从来没有实行过封建领主制，所以贵族仅仅是个人头衔，不受法律上贵族必须拥有一块终身封地的限制。而且在东方的某些地区，集体授衔被当作鼓励人们定居边疆并承担军事义务的奖赏。在另一些地区，授衔只是因为国家力量太弱，只好默认自行封为贵族的行为罢了。卡斯蒂利亚市镇可以自行产生贵族，一个家庭的家长在缴纳一笔费用之后就可以被承认为“平民骑士”（ caballero villano ），之后他们便可以免交地方税。
在人口稀疏的边疆地区，贵族占人口比例居高不下，甚至逐年增长。1591年，西班牙北部的布尔戈斯（Burgos）省和莱昂省有超过46%的人口是贵族，在布尔戈斯城等市镇里贵族的比例超过一半。在波兰的马佐夫舍和波德拉谢（Podlachia），贵族占人口比例达到20%以上。有的农村全村都是贵族的佃农（仅马佐夫舍就有1 600个这样的村子），他们租赁、耕种的都是贵族的田地。但是，分割继承制造成的地产分散化让有的贵族沦落到近乎无地的程度，形成了拥有贵族身份的农民这种奇特的现象。
人口日益增多的匈牙利贵族也在遭遇类似的现象。1526年土耳其占领多瑙河下游之后，匈牙利西部的哈布斯堡统治者开始把能够骑马抗击奥斯曼土耳其的平民封为贵族，农奴就这样一夜之间变为贵族。但是在包括多瑙河流域在内的欧洲很多地区，习惯法以极端的分割继承制来保证血统不会断绝。女儿同儿子一样有权继承地产，女儿继承的部分最高可以达到总地产的四分之一。而且习惯法严格限制将贵族地产抵押或出售的行为。于是，像波兰的情况一样，许多匈牙利贵族逐渐失去了所有土地，从某一时刻起变成了雇佣兵、商人、手艺人，或是给别的贵族做仆人。匈牙利没有降低身份法令（规定有贵族身份的人不得从事某些“卑贱”工作的法律），许多贵族最后以务农为生，跟他们的农民邻居一样连签名也不会。随着拥有的土地和经济资本逐渐衰落，这些小贵族变得越发强烈地在乎他们的文化资本。他们住在由枝条建造、茅草铺顶的陋室里，沉迷于战功赫赫的历史神话（他们相信自己的祖先是马扎尔人、萨尔马提亚人、罗斯人），总是用狐疑的眼光看待外部世界。
更引人注目的转变发生在欧洲上层的有爵贵族中——特指公爵和在册贵族。1500年之前，贵族爵位仅仅作为一种特殊权利授予王室家族的成员，王族之外极其罕见。但是到了17世纪30年代，贵族爵位成了国家接纳新的家族成为最高级别贵族的手段。在册贵族的兴起是君主企图控制贵族的结果，而且从君主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件大好事。授予在册贵族的王室制诰（letters patent）不用花一分钱，反而可以为君主带来利益，因为爵位可以标价出售，也可以作为对功劳的奖赏。其结果是荣誉的通货膨胀，这跟货币通货膨胀一模一样，“荣誉”的价值也遭到腐蚀，开始逐步贬值。
有的地方历史上第一次出现贵族爵位（匈牙利、瑞典、丹麦），有的地方贵族爵位出现了大规模膨胀。17世纪初英格兰王室大肆出售准男爵爵位和在册贵族爵位。詹姆士一世即位后把英格兰骑士的数量扩充到了原来的3倍。法国在册贵族的膨胀包括提拔外国家族，这引发了法国人的争议。批准加入圣米歇尔骑士团（Order of St-Michel）成了对在16世纪后期的内战中为国王效力的人的一种回报方式。由此引发的骑士团荣誉地位的贬值和愤愤不平的贵族对国王的抗议，使得瓦卢瓦王朝最后一代国王亨利三世于1579年建立了圣灵骑士团（Knights of the Holy Spirit），这个骑士团在任何时候都只有100名骑士。西班牙王室扩张贵族爵位始于1520年（西班牙贵族称作 grandes 或 títulos ；贵族旁系称作 segundones 或 mesnaderos ）。由三大骑士团授予会服的骑士（ caballeros ）数量也与日俱增。这些骑士团资金雄厚，它们接收新人入团成为会服骑士（ caballeros de hábito ），相当于保证这个人拥有作为贵族（ hidalguía ）的基本素质。这种身份非常抢手，因为若想要获得它，就必须向骑士团的总会提交严密的证据，证明此人没有一丝一毫犹太人或摩尔人的血统，祖上也从未有人被宗教裁判所定过罪。在西班牙社会，加入骑士团可以大大提升一个人结一门好亲事的可能性。但是，腓力四世和首相奥利瓦雷斯伯爵–公爵出于保卫帝国的需求，公开出售骑士团的准入权。1625年，国王对国务委员会说：“没有赏罚，帝国便无法维持。奖赏可以是金钱，也可以是荣誉。金钱我们是没有的，所以我们觉得通过增加荣誉的数量来补上这个缺口是合理的，也是必须的。”奥利瓦雷斯伯爵–公爵说获得特权的那些人凭自己的美德本来就应该被视为贵族。对血统纯正的检查毕竟放松了，因此王室被批评为导致贵族腐化的始作俑者。
在欧洲许多地区，最顶层的贵族（同其他贵族相比较）从国家获取的资源多得不成比例。除了土地资源之外，贵族变得更加依赖廷臣、省长和郡长职位的俸禄，以及其他有油水的收入来源，比如领导包税财团或投资政府公债。他们也在争取独立的政治身份。在一些贵族已经占据省级议会上下两院的国家（阿拉贡、匈牙利、波希米亚），有爵贵族还想要禁止其他人进入上议院。瑞典国会的贵族自1626年起分成三个等级分别投票。16世纪末，苏格兰议会（Scottish Parliament）中的地主与贵族尽管同在一个议会，但是各有各的座席。小贵族不信任等级高于他们的廷臣和大贵族。16世纪上半叶，波兰的小贵族结成军事同盟，利用国家议会（Sejm）和省议会（sejmiks）迫使国王收回过去一点点卖给大贵族的王室土地。1548年到1563年，反大贵族情绪达到高潮，小贵族们因此有了一种政治目的感。
贵族的贫富差距比社会其他阶层的贫富差距拉得更大。贫穷贵族的存在是贵族身份与财富不相匹配的结构性后果。人们普遍意识到它所带来的政治问题，而且这一问题正在变得日益突出。弗兰西斯·培根1605年写道：“贵族过多会导致国家贫困，因为他们的花销是一笔额外的负担。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贵族不可避免地会走向家业衰败，这会造成一种荣誉与财富不相称的情况。”福斯塔夫（Falstaff）和堂吉诃德在舞台与书本上是喜剧角色，某种程度上说明贵族是可以嘲弄的对象。在洛佩·德·维加（Lope de Vega）1612年至1614年创作的戏剧《羊泉村》（ Fuenteovejuna ）中，同名村庄（现在叫作Fuente Obejuna）激愤的村民为了报复当地领主费尔南·戈麦斯·德·古斯曼（Fernán Gómez de Guzmán）——他还是卡拉特拉瓦骑士团（Order of Calatrava）的一名队长（ comendador mayor ）——的压迫而杀死了他。这样的情节不是一出黑色喜剧，而是一篇社会评论。在科西嘉西南部，少数几个封建贵族牢牢掌握着代表热那亚共和国向农民抽税的权利。得益于距离权力中心遥远而独立的地理位置，他们对手下农民的权力无比强大。博齐（Bozzi）、多纳诺（d’Ornano）和伊斯特里亚（Istria）三个家族的农场筑有防御工事，他们与当地人争执不休，偷当地人的羊，尽一切可能从当地人身上榨钱。热那亚共和国对此一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直到1615年5月，农民一把火烧了博齐府，对博齐家族上上下下展开了屠杀。每当国家与地方居民起冲突的时候，反抗势力中通常都会有这样的贵族（往往很难判断他们是被迫参与还是主动参与）：血脉悠久，深孚民望，自视甚高，然而一贫如洗，干扰并藐视司法机关和司法程序，总觉得世界对他有所亏欠。
富有的贵族和贫穷的贵族总是并存的，两者的关系决定了贵族财富的演化，也决定了两者与社会其他阶层的关系。如果对16至17世纪最富有的人（国君除外）做一个福布斯排行榜，那么，从1500年到1650年，榜上非常富裕的贵族的数量应该有很大的增长。贵族获取和汇集财富的机会比以前更多了，因为他们发现了新的方式来利用不断扩张的国家权力，利用欧洲的资本市场（并因此背负了庞大的债务），以及充分利用拥有土地所带来的权力。贵族的财富与君主的权力有很大关系，后者增强时前者也增长，后者摇摇欲坠时前者也岌岌可危。
说到16世纪末17世纪初欧洲最富有的贵族，肯定要提到第七代梅迪纳西多尼亚（Medina Sidonia）公爵阿隆索·佩雷斯·德·古德曼·埃尔·布宜诺–苏尼加（Alonso Pérez de Guzmán el Bueno y Zúñiga）。他拥有西班牙最古老的贵族爵位，也是那个时代最富有的人之一。他的财富部分来自他的家族在安达卢西亚的广大地产，家臣多达9万人左右，地租总收入高达15万达克特，韦尔瓦省（Huelva）一半的土地权益归他所有。1588年，圣克鲁斯（Santa Cruz）侯爵阿尔瓦罗·德·巴桑（Álvaro de Bazán）去世，腓力二世指定梅迪纳西多尼亚公爵来接掌最幸运的舰队
。历史学家往往难以理解这一决定，因梅迪纳西多尼亚公爵自己都承认他“对航海既不了解也没有经验”。但是，他的雄厚财力才是关键因素，因为他的财富使他有能力承担无敌舰队的开支。梅迪纳西多尼亚公爵在管理地产和利益上很有才干，而且他在宫廷里的角色也为他带来了一笔收入。早在1574年，他就已经签下了建造和运营西班牙桨帆船队的大单，有一部分原因在于，如果从新世界回程的珍宝船队没有按时抵达加的斯，他愿意免收延迟的利息。1588年当他力图谢绝无敌舰队司令的职位时，他说不可能承担这一责任，因为他还有90万达克特的债要还，他“拿不出一个雷亚尔来发动远征”。可是到了关键时刻，这位好公爵还是以某种方式筹到了700万马拉维迪的巨款，为那场缺乏准备和资金的远征提供了担保。
到了17世纪40年代，他的孙子、第九代梅迪纳西多尼亚公爵加斯帕尔·阿方索（Gaspar Alfonso）发现保住自己的财产变得困难多了。由于参与1641年夏的安达卢西亚叛乱，他被剥夺官职并被逐出了自己的领地，还被迫耻辱地向国王敬献了一笔“仁慈之礼”，即便如此，他也没有保住他的亲戚阿亚蒙特侯爵（Ayamonte）的性命，后者供认自己协助过建立安达卢西亚“共和国”的计划。处死阿亚蒙特侯爵同1632年法国处死蒙莫朗西公爵亨利二世一样都是杀一儆百，旨在打消其他意欲造反的贵族的念头。虽然17世纪中期贵族领导了投石党运动和其他叛乱，但是国家的掌权者对贵族通常还是宽大处理，因为他们发现把贵族留在宫廷里更有助于削弱他们的政治潜力。唯一的例外是英格兰贵族，内战结束后，所有英格兰贵族都在1646年失去了爵位，他们的封建税费全部废止，而且他们大部分的地产和收入都被没收。考虑到英格兰在册贵族曾经占有全国四分之一的农村土地（只有中欧才有上层贵族占有如此多土地的情况），这是1789年之前全欧洲规模最大、意义最重大的一次对贵族统治精英的颠覆。
扬·扎莫伊斯基（Jan Zamoyski）在欧洲最富有的贵族中也占有一席之地。他出身于马佐夫舍的一个并不富裕的士绅家庭，后来变成了首屈一指的波兰–立陶宛大贵族第一代扎莫希奇（Zamość）公爵，他可能是这一时期最被严重低估的政治人物。他受过良好的教育（曾就读于巴黎大学和帕多瓦大学），并充分将其所学都写进一系列著作之中——其中包括《罗马元老院》（ The Roman Senate ）一书，他本人便力图仿效罗马元老院的统治原则——自1578年起有半生时间都在担任波兰大首相（Grand-Chancellor，负责对内与对外事务），自1581年起兼任大盖特曼（Grand Hetman，执掌军队）。他一手建立了扎莫希奇城，希望把它打造为一座模范城市，城市由意大利建筑家贝尔纳多·莫兰多（Bernardo Morando）设计，居民包括塞法迪犹太人（Sephardic Jews）。城市的中央是扎莫伊斯基宫（Zamoyski Palace），集中体现了贵族遗产国中之国的地位。1605年去世之前，扎莫伊斯基是一位拥有11座城市、200座村庄（遍布约6 500平方公里的土地）的大贵族，更是一位王室管理人，在112座城市和612座村庄拥有广泛的利益。他精明地把波兰–立陶宛共和国里具有改革思维的中小贵族团结到自己周围，某些人把这个圈子叫作“扎莫伊斯基的人马”（ zamojczycy ——“扎莫伊斯基”的形容词形式）。16世纪的欧洲没有人比他更算得上是一个造王者了（他策划了三位波兰国王的选举）。他晚年反对瓦萨王朝的西吉斯蒙德三世的绝对主义倾向，很想将这个由自己送上王座的国王推翻。一代人之后，也就是1648—1667年的“波兰大洪水”（Polish Deluge）时代，当扎莫伊斯基的庄园（和其他波兰–立陶宛大贵族的庄园）被瑞典军队蹂躏时，人们再次想起扎莫伊斯基的远见。
这些瑞典军队的指挥官是马格努斯·加布里埃尔·德·拉·加尔迪（Magnus Gabriel de la Gardie），他当时在瑞典国王面前炙手可热。德·拉·加尔迪从三十年战争末期开始担任瑞典军队统帅——为此国王给予了他22 500瑞典元（ riksdalers ）的奖励，没有任何一位瑞典将军得到过这么高的奖赏——后来还成为立窝尼亚总督（Governor-General）。1650年在克里斯蒂娜女王（Queen Christina）的加冕礼上，德·拉·加尔迪献上了一个纯银王座。他只是三十年战争时期凭借军事企业发家的贵族之一，除此之外还有约翰·巴内尔（Johan Banér）、萨克森—魏玛的伯纳德（Bernard of Saxe-Weimar）、孔代（Condé）亲王路易等。他的收入相当于瑞典王国收入的五分之一，而他用这笔钱来大兴土木。他最大的一座城堡（他有很多城堡）有248个房间。1652年，他继承了父亲在斯德哥尔摩的马卡洛斯宫（Makalös Palace），这是整个首都最奢华的私人宅邸，他把它改造成了一个宝库，用以展示他在战争中从中欧掠夺的奇珍异宝。最后瑞典的小贵族终于对他发动了反击，1675年他们成立了一个调查委员会来调查德·拉·加尔迪的财富，结果他们根本不知从何查起。最终调查委员会查出他和他的同伙侵吞了400万瑞典元的公共资产，决定对他处以352 159瑞典元的巨额罚金。
枢机主教黎塞留同样出身于家境一般的贵族家庭，但他的运气比前面提到的人好得多。1642年他去世的时候财产完好无损，而且死前仍然深得国王信任。他的财产至少有2 000万利弗尔，其中包括400万利弗尔现金，这个数目相当于普通农村贵族年收入的4 000倍。1500年时，枢机主教是欧洲最富有的群体之一，对他们来说，16世纪的宗教改革就如同没有发生一样，因为改革后他们仍然是欧洲巨富，只不过黎塞留本人的财产来自国家和教会多方利益的组合。继承黎塞留首相和枢机主教职位是儒勒·马萨林（Jules Mazarin），他发现自己想要保住获得的财富比黎塞留要难得多。投石党运动期间，人们指责他在法国陷入动乱时投机牟利，于是他主动离开法国，把财富换成了容易转移的资产（尤其是钻石）。他去世的时候财产估计有1 800万～4 000万利弗尔。
仅仅着眼于抓人眼球的大贵族财富以及贵族的贫富差距，会让我们忽略这一时期另一个更为重要的主题——中等贵族的巩固与扩张。他们的成功主要是集体的成功而非个人的。贵族一方面追寻祖先的足迹，一方面吸收新鲜血液，寻找和开发现有的人力资源与生物资源的新方式。对这一时期诺曼底省巴约（Bayeux）地区的贵族的一项研究揭示了这幅图景。从1523年到1666年，贵族群体的总体规模大幅度增加，477个家族晋升为贵族，其中半数是移民，通常是从省内其他地区移民过来的。被他们取代的老贵族有的后继无人，有的因为贫穷而无法支撑“贵族生活”，脱离了贵族阶级。这种消亡尽管十分残酷，但规模并不大。1700年时萨伏依公国接近50%的贵族有可靠证据表明他们早在1563年之前就已经是贵族了（有20%多的贵族来源不明）。博斯
的贵族（根据1667年的一项调查）只有42家是1560年后成为贵族的，剩下的87家都是1560年之前成为贵族的。整个16至17世纪，英格兰士绅拥有的土地从英格兰的四分之一左右增加到一半左右。士绅的崛起不是英格兰独有的现象，不过英格兰士绅最能清楚地代表这一主要趋势。
中等贵族之所以能够壮大，是因为他们通过管理自己的主要资产——土地——从经济变化中得到了好处。贵族的考验在于如何在更大范围内有效管理自己的领地。西欧的贵族将一部分土地直接开发，另一部分则承包给别人。东欧的贵族利用农奴劳役实现了更大面积的领地开发。缴纳给领主的费用（同经济货币化的大趋势一样）越来越多地采用现金而非实物。一旦货币化，这些资源也开始受到通货膨胀的影响。总体而言，领主收益占地产总值的比例早在1500年之前就开始下降，而且在此后的150年间下降速度越来越快。但是，领地带来的一些不定期收入还是相当可观的，尤其是一个农民把地契转让给另一个农民时需要上交的“免役租”（quit-rents，法语是 cens ）。领地开发的方式还包括蚕食公地和侵蚀农民使用公地的权利（尽管这有可能引发地方反抗）。地主还会发展领地的边际经济优势，特别是森林和垄断权。16世纪到17世纪初木材价格上涨得到了这些地主的充分利用——这门生意的好处还在于出售木材换到的是现金。
贵族想要购进更多的土地，他们尽量以实惠的价格购买，如果有必要的话他们也准备抵押自己的土地以贷款购买新的土地。现代早期欧洲变革的一个不引人注意却非常重要的驱动因素是空前活跃的领地交易市场。这一时期的交易规模直到18世纪末才重现于欧洲。君主为了国家能有资金进行竞争性扩张，把仅有的王室土地也抛售给贵族。1575年到1625年，奥地利哈布斯堡王室把大部分王室地产都卖掉了。法国王室也想变卖王室领地，但是在宫廷内遭到强烈反对，不过在宗教战争期间，法国终于还是制定出一套保全面子的法律方案，把领地合法转让出去了。
随着普鲁士新教改革的展开，1525年，条顿骑士团（Order of Teutonic Knights）的广大领地被“世俗化”（secularized）了：骑士团的土地被归与新的“普鲁士公爵”（duke of Prussia），其中一部分土地保留在改信路德宗的骑士的手里，另一些则被卖掉了。1618—1620年，波希米亚王国企图推翻哈布斯堡家族的统治，但是没有成功，之后哈布斯堡王室把波希米亚大约一半的地产没收并转卖给了自己的贵族。1621年西班牙人把普法尔茨的君主赶出莱茵普法尔茨（Rhine Palatinate）后没收了后者的土地。17世纪30年代后期帝国军队北上波罗的海沿岸时，也用类似的没收手段来威胁当地领主。不到20年后，得胜的瑞典军队指挥官得到了他们刚打下的瑞典波美拉尼亚（Swedish Pomerania）省份的地产作为奖励。在德意志、低地国家和英格兰，国家接管修院地产随后转手卖出，领地出售与新教改革齐头并进。不到20年间（1536—1553年），英格兰的土地大约有四分之一被到期转让。
与此同时，都铎王朝以一场失败的叛乱为借口，加强了它对爱尔兰当地家族及其首领的权力，把英格兰的个人产权法拓展到爱尔兰——在爱尔兰这个国家，家族一向不承认个人产权。按照“先缴后赐”（Surrender and Regrant）的原则，爱尔兰家族首领被要求先放弃他们的世袭权利，然后英格兰再把这些权利赐还给他们，让他们成为英格兰国王的总佃户（ ex dono regis ）。这种看起来无伤大雅的法律拟制实际上是一次大规模的土地没收，奠定了此后一个世纪英格兰在爱尔兰的殖民基础。领地的地契从爱尔兰领主名下转到了英格兰国王名下，既然是国王赐予的，国王就可以把它收回再赠予他人。一马当先的是居住在早已被英格兰人主导的都柏林周边地区——佩尔地区（the Pale）——的英裔爱尔兰（Anglo-Irish）士绅。1557年，他们凭借在英格兰的商业利益，推动政府单方面没收了莱伊什（Leix）和奥法利（Offaly），把它们变成了女王郡（Queen’s County）和国王郡（King’s County），其中三分之二的土地都被重新分封给英格兰殖民者，成为他们的庄园。这是最早的一批“种植园”（plantation），这事实上发生于信仰天主教的玛丽一世统治末期。所以说，宗教不是英格兰殖民爱尔兰的最重要因素，尽管宗教无疑越来越成为殖民的借口和依据。
英格兰贵族与佩尔地区的冒险家和官员合谋，伪造系谱来证明他们有权占有爱尔兰的土地。盖尔首领们坚定地起兵反抗，但是最后在都铎王朝的军队面前不得不退却。德斯蒙德伯爵杰拉德·菲茨杰拉德（Gerald Fitzgerald）1586年
发动了从芒斯特省（Munster）到威克洛山脉（Wicklow mountains）的大起义，起义失败后芒斯特几乎全境都被没收，然后分封给一小批投机的“承办人”（undertakers），他们与英格兰殖民者合作建立了种植园，并把爱尔兰人逐出家园。短期来看，这种方法似乎十分奏效。1609年，蒂龙（Tyrone）伯爵和蒂尔康奈（Tyrconnel）伯爵逃离爱尔兰，都铎王朝又没收了阿尔斯特2 000平方公里的土地，交给英格兰人和苏格兰人（多数是长老会信徒）进行殖民，后者让移民的社会基础变得更加广泛，因为来自低地苏格兰的长老会异议者通常不属于社会精英。
斯图亚特王室确信种植园是正确的，有效的。出身英格兰的首席顾问约翰·戴维斯爵士（Sir John Davies）解释说早期的英格兰殖民之所以失败，是因为没有以决定性的军事征服为目标，没有以推行法律作为后续手段。征服和法律对主权都至关重要。爱尔兰必须“先被一场战争打垮，然后才能建立良好的政府”。在约翰·戴维斯爵士看来，爱尔兰的法律习俗证明爱尔兰人“不比食人族强多少”：“他们的任何财产都是不确定的”，“每个生下来的男人，不管是私生子还是合法儿子，都被他们当成绅士”。英格兰殖民爱尔兰是有道理的，不仅因为这是上帝对新教徒的旨意，是国王詹姆士一世的旨意，而且因为这是在把爱尔兰人变成文明人。这种理由和弗吉尼亚公司（Virginia Company）及其支持者在伦敦为殖民北美洲辩护的理由没有什么两样。17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查理一世和他在爱尔兰的总督托马斯·温特沃思爵士把种植园政治推行到了极致，他们没收了康诺特（Connaught）、克莱尔（Clare）和奥蒙德（Ormonde），让盎格鲁殖民者可以在爱尔兰中西部建立新的种植园，他们还力图消除阿尔斯特的长老会的影响，实现斯图亚特王室的收支平衡。这种做法在爱尔兰本地人和早先来到爱尔兰定居的人那里都引起了激愤。于是，1641年10月叛乱爆发，叛军的残杀让当时的人将其与1622年3月22日英格兰殖民者在弗吉尼亚遭到的屠杀做比较，两起事件都和土地转移有关。
领地转移是西班牙对墨西哥、秘鲁和智利进行殖民的主要特点，西班牙人建立了大授地制，又称委托监护制（ encomiendas ），模仿了塞维利亚周边的埃斯特雷马杜拉地区的大型农场地产——它们是埃斯特雷马杜拉农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地主权被赋予被称为委托监护主（ encomenderos ）的西班牙殖民者。葡萄牙在巴西的殖民地（特别是1580年以后）主要种植甘蔗，后来是烟草，再后来发展为种植园，领地农业达到了一种从前想象不到的商业规模和复杂程度。说回欧洲，天主教会的土地很容易落到平信徒手里，特别是在某些地区，保护教会人士抵御新教徒的屠杀为土地转移提供了一个很方便的理由。在法国，教会的财富在内战中连续五次被剥夺，不过在很多情况下，教会有机会在后来的售卖中回购回来。在西班牙，教会失去了数十万村民，因为它售出领地以向哈布斯堡王室捐钱，让后者可以在北方与新教徒作战。
领地转让交易对欧洲的世俗贵族有利，尤其对中等贵族有利。17世纪贵族延续的关键在于高效地开发地产。尽管（特别是在17世纪30到40年代的南欧）土地的价格止步不前甚至有所下跌，但是土地的利润仍然好过其他投资。然而利润离不开管理和开发，因此，人们开始重视起土地管理人的能力和信用，这反映在新出现的针对此类问题的建议手册中，这些手册重点指出了制订和审查年度账目、通过逐年对比账目明确发展趋势的重要性。贵族的土地资源在法律上往往有各种前提条件和替代条件的约束，目的是保证地产完整性，将其用于抵押贷款或充作嫁妆，以及帮助遇到困难的家族成员。因此，贵族遇到紧急情况时很难动用领地财富。因而才有这样的悖论（在1640年前的意大利半岛和西班牙半岛特别明显）：拥有大片庄园的富有贵族，在长期货币不稳定和实际租金下跌，更别提还有各方面的需求让他们的资源左支右绌的情况下，终于陷入了危机。1650年时，一部分上层贵族开始暴露出自己的弱点，部分原因在于他们利用国家资源和扩大领地时太损人利己了。但是贵族作为一种秩序，变得更加安全、更加强大、更占据优势地位。如果没有贵族，欧洲衰弱的社会凝聚力会造成更具破坏性的严重后果。构成1660年后欧洲旧制度（ ancient régime ）的基础的社会契约，正是在贵族血统和土地上建立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