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字之外

根据碳–14测年法的鉴定结果，我们已经确认伏尼契手稿所使用的皮纸制造于15世纪。虽然伏尼契手稿已经有超过500年的历史了，但它还称不上世界上最古老的未解之谜。

几乎每一个发明了文字的文化都在之后不久就进一步产生了秘密书写的技术。虽然在每一种拥有文字的文化中都存在一些被公认是密码的例子，但是事实上，还有一些其他神秘的信息，专家们却拒绝认定它们为密码。这些信息看起来像是一些随机的符号和字母，于是专家们认定，它们一定是不识字的人试图模仿文字而创造出来的，毫无意义，它们通常被称为“无意义文字”。

我们知道，从表面上来看，密码就像是一串随机的字母，而不识字的人所写的无意义文字看起来也像是一串随机的字母。那么，专家们是如何区别密码和无意义文字的呢？事实上，很多研究者都没有考虑过密码和无意义文字之间的微妙区别，而是随意地下了结论。这些研究者并非密码专家，他们甚至根本没有考虑过这些奇异的文字也许是密码这种可能性。我们应该高度关注的一项事实是，在很多情况下，这些我们看不懂的文字并不是随手乱涂乱画的，而是精心创造出来的艺术作品。有时，这些文字被刻在石头上，有时，它们出现在非常严肃的宗教背景中。这其中有很多例子，其中包括维京人的如尼文符文石（runestone，维京人在密码学方面的知识与古希腊人不相上下），古希腊绘有图案的花瓶，以及古埃及的石棺。

在本章中，我将向读者详细介绍几种极少有人能理解的文字，并展现一些有趣的插图。到目前为止，似乎尚未有人以跨文化的视角对无意义文字进行过概括和总结，而本章的内容也许是这方面的首次尝试。

语言和密码

我们需要知道，口语和书面文字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在某些语言中，同样的语言可以用不同的文字进行书面表达，比如日语。在日语中有汉字、平假名、片假名、罗马字（用拉丁字母来表达日语的书写方式）等不同的写法。因此，在日语中，“书”可以写作“本”（汉字）、“ほん”（平假名）、“ブック”（片假名），或者“hon”（罗马拼音）。除了片假名“ブック”之外，其他三个词虽然写法不同，但是它们的读音是完全一样的。

同样，同一种文字也可以用来表示多种不同的语言。英语字母和德语字母几乎是完全一样的（英语字母和德语字母都被归为拉丁字母），然而它们却代表着两种不同的语言。

由于上述两种现象的存在，导致即使我们看到了某种文字，有时候也不能明确无误地判断出这些文字代表的究竟是何种语言。如果我们发现了一段古代文字，这些文字既不能与任何我们已知的语言相匹配，又没有办法读懂，我们就必须考虑以下几种可能性：

1. 这可能是在用一种我们熟悉的文字来表示某种语言，但是此前尚没有把这种语言和这种文字联系起来的先例。

2. 这些文字可能代表一种失传已久的语言。

3. 这段文字可能是对某种已知或未知的语言加密后得到的。

不管这段古代文字究竟属于以上哪种情况，我们都可以使用密码学的工具来解决这个问题。要破译这类古代文字背后的意义，我们所用到的技巧与密码分析的技巧有许多共通之处，无论这些古代文字有没有经过加密处理。但是，有时候，我们很难判断一段文字究竟属于上述三种情况中的哪一种。在历史上，曾经有过这样的先例：有时，一段表示自然语言的文字会被错误地判断为一段加密文字。

约瑟夫·阿莱维（Joseph Halévy）是用科学方法研究语言的先驱。1873年，阿莱维提出，苏美尔语不过是一种僧侣使用的秘密书写方式，并不是一种口头语言。这场争论一直持续到了1900年，最终，证据显示阿莱维的观点是错误的。

虽然在上面的例子中，所谓的“秘密文字”事实上是一种正常的文字，但是在发现并成功破译了很多苏美尔语文稿之后，人们得出结论，苏美尔语中确实存在一种原始的密码形式。比如，有些时候，神的名字会被密码数字所取代。在文献中，这种现象被称为“Götterzahlen”（德语，意为“上帝的数字”）。总的来说，在各种文化中，密码的发明常常紧跟着文字的发明。当识字的人很少时，文本本身就像是一种密码。然而，随着识字人口的增多，如果我们想把某些秘密隐藏起来，不让其他识字的人知道这些秘密的话，秘密书写的技术就显得非常必要了。此外，宗教文献也常常会用到密码。即使在今天，仍有一些人从来不会写出“上帝”（God）这个词——因为任何写有这个词的纸张都可能被毁坏，这就是在亵渎神明。当这些人需要使用“上帝”一词时，他们会写下“G–d”作为替代。这样，即使写着这个词的纸张被毁坏，也不会对上帝不敬。

接下来，我将举几个来自不同古代文明的例子。我认为它们有可能是一些尚未破译的密码。研究这些古代文明的专家通常认为这些例子只是无意义的胡言乱语，即“无意义文字”。然而，我们知道，过去曾有专家把有意义的正常文字误判为“秘密文字”的例子，因此，今天的专家也完全有可能把密码文字误判为“无意义文字”。

古埃及石棺的秘密

在我们已知的古文明中，苏美尔语背后的文明是历史最悠久的一种。当然，某些古代遗址，比如位于今天土耳其境内的哥贝克力石阵（G ö bekli Tepe）显示，人类文明还可以追溯到更久远的过去。然而，由于我们在这些遗址中没有发现文字记录，我们对这些文明的了解微乎其微。古埃及文明出现的时间比上述这些古文明稍晚一些，对于19世纪早期的人们来说，古埃及人的文字就像苏美尔语一样，是一些完全无法读懂的神秘符号。破译古埃及象形文字的故事非常有趣，但是，现在我们要讨论的是另外一种至今尚未破解的古埃及密码。

第一个例子是一个有争议的石棺。这个石棺保存于斯旺西大学的埃及中心惠康博物馆。这个石棺上的绘画风格与古埃及第26王朝的风格相匹配，第26王朝大约存在于公元前600年左右。然而，这个石棺的长度只有20英寸多一点儿，并且我们对它上面的象形文字完全无法做出有意义的解释。这个石棺会不会是近代人为了满足学者和收藏家的需求而仿制出来的一件赝品呢？显然，当古埃及人为了神圣的葬礼制造这样一副石棺的时候，他们是不会在石棺表面写上无意义的象形文字的。为了搞清楚这个问题，最直接的调查方法是研究这个石棺的来源。不幸的是，该博物馆并不知道亨利·所罗门·惠康爵士（Henry Solomon Wellcome，1853—1936）究竟是以何种方式、在何地获得这件藏品的（这个石棺的藏品号码为W1013）。博物馆只知道这件藏品是于1971年进入该馆的。

有些人认为，这个石棺是一件制造于现代的赝品。然而2014年，斯旺西大学医学临床影像学院的保拉·格里菲思（Paula Griffiths）对这个石棺进行了CT（计算机断层成像）扫描，扫描结果并不支持这种论点。现代CT扫描技术显示，这个石棺中有一个带胎盘囊的胎儿。这个胎儿只有约3英寸长。埃及中心的馆长格雷夫斯–布朗估计，这个胎儿大约有12~16周大。石棺中的大部分空间被其他东西塞满，据判断这些东西是折叠后的麻制绷带。此外，这次CT扫描还发现，石棺中还有可能是护身符以及珠串、流苏之类的物品，这些都与第26王朝的葬礼风俗相吻合。

虽然我们很难想象有人会用一个真实的人类胚胎来仿制假古董，然而文献中确实记载过此类的变态行为。在一本关于假艺术品的书中，有这样一段话：

1485年，罗马的亚壁古道——对于一位文艺复兴时期的古典文学专家而言，这里简直就是一台帮你找到珍稀古董的时光机——上发现了一座古墓，古墓里有一具保存极为完好的年轻貌美的女孩的尸体。石棺上的拉丁文显示，这位女性正是图莉奥拉（Tulliola）。图莉奥拉是西塞罗美丽的独生女，她芳年早逝。石棺上刻着西塞罗令人落泪的凄美文字：“献给图莉奥拉，他唯一的女儿。除了早逝，她从没有犯过任何过失。（ Quae nunquam peccavit nisi quod mortua fuit .）这个纪念碑由她悲痛的父亲西塞罗所立。”

发现图莉奥拉的石棺引起了轰动，而且没有任何人对此事提出质疑，就连最爱怀疑的批评家也接受了这一发现。然而，事实上石棺上引用的这句话并不是西塞罗的话，而是来自另一个可靠的古代拉丁文来源。但是，似乎没有任何人在意这个疑点。在此后不久，罗马各地又发现了若干处所谓的“图莉奥拉墓”。接着，在佛罗伦萨和马耳他也同样发现了所谓的“图莉奥拉墓”，每一处墓中都有一具保存完好的年轻女性的尸体。安东尼·格拉夫顿（Anthony Grafton）写道：“在接下来的100年中，‘图莉奥拉的坟墓’成为深受游人喜爱的观光胜地。”然而，这些年轻的女孩究竟是谁，她们是怎样死去的，她们究竟因何而死，这些问题光是想一想就已使人毛骨悚然了。然而，人们一直都没有确认这个可怕的骗局的始作俑者究竟是谁。

虽然古埃及石棺上的文字意义不明，虽然我们在上文中提出了这种可怕的可能性，但是新的证据使专家们终于确定，那个古埃及石棺确实是一件真品。

下面，让我们来考虑一些极端的情况。假如每一副古埃及石棺上都刻有一些无法解读的文字，那么我们显然有理由相信，这些文字对古埃及人而言是有意义的，只是我们尚未破译出来而已。但还有一种情况是，如果只有一个古埃及石棺上有我们无法看懂的标记，那么这些“文字”很可能是因为某种形式的错误而产生的，这使我们确实无法做任何有意义的解读。那么，除了这两种极端情况之外的情况又应该怎么处理呢？到底需要有多少个这样的例子才能让世人相信，石棺上这些看似无意义的文字其实是有意义的呢？

事实上，文献记载的刻有无意义文字的古埃及石棺远不止上面这一个！在萨卡拉发现的来自第21王朝的石棺上，也有多种意义不明的文字，这些文字有时被称为“假象形文字符号”。官方的解释是：这些符号能够“在死者死后的生活中为他们提供魔法的帮助”。

现在，我们已经有了来自第21王朝和第26王朝的例子，这些例子是否已经足够了呢？在这两个王朝之间的其他王朝中，有没有这样的例子呢？关于这一话题，弗林德斯·皮特里（Flinders Petrie）爵士曾有过如下讨论：

对于伊拉胡恩金字塔而言，下一个重要时期是第22王朝到第25王朝。金字塔附近的山丘已有很大一部分被用于修建石室坟墓以及金字塔时期的马斯塔巴 ，但它们在很早时就已经遭到偷盗和破坏，被破坏后的遗址在较晚的布巴斯提斯王朝和埃塞俄比亚王朝中又被再次使用。这些葬品通常都比较粗糙，棺材上很少有能被解读的文字，大部分都是由不识字的棺材装饰师画上去的常规图案。

也就是说，在上述这些王朝中，在棺材上写上无法辨认的文字事实上是一种常规的行为！把完全无意义的文字写到深爱之人的棺材上，这种风俗是否有可能存续超过6个王朝的时间呢？由于皮特里爵士认为这些文字只是一些有错误的假文字，因此他并没有花太多时间来研究它们。皮特里爵士还在另外一段文字中提到这些无意义的文字，现在我将这段文字摘录于下，并且为读者标注出一些需要强调的部分：

作为总结，接下来我将介绍第22王朝的一些典型的葬礼细节。棺材通常较薄，侧面倾斜，肩部微微凸出，头部为圆形。棺材盖有棱边，中部刻有文字，这些文字通常是无意义的文字，尾部会省略人名。头部和肩部有浮雕，有时手部也有浮雕。脸部通常是一块雕刻过的木头，头部装饰有时是用灰泥做成的，更常见的是用尼罗河的泥做成的。棺材用红、蓝、黄、黑以及白色等鲜艳的颜料粉刷，配以用假发以及秃鹫毛做成的头饰。棺材内用麻制品或者石膏制品放置木乃伊，它们按尸体的形状塑形，背面可以分开，这样就可以把木乃伊从背面塞进去。这个装置表面通常是白色的，中间有一列文字。上方是一个展翅的秃鹫，有时还有一个羊头。脸被刻在木头上，然后插入棺材中（因为放木乃伊的装置会腐烂或破碎，所以有时会出现多重脸的图案），头部画上假发。有时候，放置木乃伊的装置上也会画满祭神的场景。棺材中的木乃伊很少有护身符，且早已变成了黑色的灰烬或骨头。

纽约皇后学院的艾伦·R.舒尔曼（Alan R.Schulman）谦虚地提出了一种比较少见的观点。以下文字引自他的一篇论文，这篇论文讨论的是在古埃及的一块甲虫形宝石上发现的一段奇怪的文字，但作者似乎认为，以下这种观点完全可以被推广到更宽泛的情景中去。舒尔曼写道：

然而，文字应该包含某种意义。毕竟，古埃及人是有逻辑的，他们不会把无意义的胡言乱语刻下来。如果我们看不懂一段文字，最有可能的解释是：我们还没有破译这段文字的意义。我们不应该因此认为这段文字本身就是没有意义的。

然而，在破译这些文字背后的意义之前，我们必须先对古埃及人的密码学知识有更深入的了解。在古代埃及，密码学究竟有多长的历史？古埃及人使用过什么样的加密技巧？约翰·科尔曼·达内尔（John Coleman Darnell）是耶鲁大学的埃及学助理教授，他曾以自己在芝加哥大学完成的博士论文为基础，出版过一本这方面的书。在这本书中，达内尔写道：

密码最早出现于古王国时期，并在第一中间期以及中王国时期继续流传。在新王国时期，密码已大量存在，在王室头衔中，在私人墓穴的铭文中，在一些个人的涂鸦中，以及在王室坟墓中保存下来的各种冥府书籍中，都可以看到密码的身影。在古埃及后期、整个托勒密王国时期，以及罗马时期，密码达到了复杂的高峰，埃斯纳神庙的文字就是证明。一些此前只存在于加密文字中的符号以及符号价值此时已经广泛出现在各种象形文字中。

也就是说，从古王国时期一直到象形文字终结时，古代埃及人一直都在使用密码！在接下来的若干个世纪中，某些曾经被视作密码的文字已经变得非常主流，因而变成了一种正常的书写形式。下面这个例子可以让读者更加清楚地理解这一点。

古埃及人曾经使用一种替代密码，在这种替代密码中，人们把某个象形文字用与其主题意思类似的另一个象形文字代替。比如，象形文字“ ”可以用象形文字“ ”来代替。此后这个符号又可以被“ ”代替。以上三个符号都表示“嘴巴”。第一个符号代表从正面看的嘴巴，第二个符号代表的是从侧面看的嘴巴，而第三个符号代表的是鳄鱼的嘴巴。

在另外一些例子中，古代埃及人会用与某个象形文字形状类似的其他象形文字来代替它。比如用“ ”来替代“ ”，或者用“ ”来替代“ ”。

除了上面两种替代方式以外，还可以用与某个象形文字读音类似，但形状不类似的其他象形文字来替代它。

上面这些替代方法都在不断升级，因为随着这些替代方法变得越来越常用，了解这种替换方法的人也越来越多，所以，想把自己的文字加密的人就不得不发明出新的替代方式。随着这一过程的演化，古埃及的密码变得越来越复杂难解。这就是为什么一般来说，越古老的埃及密码越容易破译，而晚期的埃及密码则更加难以破译。

除了上面这些替代型加密方式以外，古代埃及人还会使用一些与上述技巧截然不同的加密方式。在这种加密方式下，象形文字符号本身不变，但是它们排列的顺序改变了。数学家和计算机科学家将这种加密方式称作“换位重排”，而埃及学家则称之为“扰动”。

艾蒂安·德里奥东（Étienne Drioton）曾在古埃及密码的破译方面做出过突破性的工作。他在论文中提到，这种加密方式最常被用于甲虫形宝石上的文字。他还举了一个小例子：假设我们有如此排列的4个象形文字“ ”。德里奥东用扰动（重排）后的顺序来读这4个字，读取的顺序就变为“ ”。于是我们就得到了“ ”，意思是“孔苏会保护（我）”。 虽然德里奥东指出这种换位重排后的文字一般都相当简短，但是他也举出了一个例外的情况。在巴黎的吉美博物馆中，有一个古埃及的杯子，上面有一段包含21个符号的文字，就是用上述这种换位重排的方式书写的。

此外，还有更加华丽的例子。在图坦卡蒙的第二座黄金神龛上，就用到了这种换位重排的方法。这种换位重排的方式还在其他许多地方出现过。

达内尔指出，目前我们对古埃及密码的认识还非常不足，他写道：

对于古埃及后期之前的所有密码，我们还没有系统地研究过。这方面的研究结果与古埃及后期密码研究结果相比较，会给我们带来许多新的认识。但目前，针对古埃及后期密码的研究同样没有起步。

虽然少数人在这方面做出了努力和探索，但是目前这方面的研究仍然是空白，公众对这一领域的看法是造成上述现象的重要原因。艾伦·R.舒尔曼写道：

埃及学家早就知道，古埃及人经常使用各种形式的密码来书写某些铭文。但是由于某种原因（可能由于这个问题过于复杂），大部分学者选择不对这些密码进行深入的研究。但是，这方面也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特例：已故的艾蒂安·德里奥东在古埃及密码的研究领域取得了十分优秀的成果，尤其对甲虫形宝石上的密码颇有建树。他的工作为未来所有对古埃及密码的调查和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也许，在不久的将来，会有学者开展上述这些领域的研究。到那时，我们将对那些我们现在认为毫无意义的文字有更深的理解。上文中提到的那个小小的石棺上的文字究竟会告诉我们怎样的故事呢？

古埃及人留下的可能的密码远不止石棺上的铭文这一种。参考文献和延伸阅读部分可以帮助有兴趣的读者进一步了解这方面的内容。

古希腊花瓶上的密码

接下来我要向读者介绍另一种文明的密码——古希腊密码。我们对古希腊密码的了解比对古埃及密码的了解要多一些。事实上，“密码”（cryptography）就来自希腊语的“ κρυπτός （kryptos）”和“ γραφία （graphia）”，这两个希腊语单词的意思分别是“隐藏”和“书写”。

我们知道，古希腊人会使用单套字母替代式密码（前面所介绍过的MASC密码），即把明文的每一个字母都用其他字母替代。但是除了MASC密码以外，古希腊人还掌握了一种把字母转化成数字的加密方式，叫作“波利比奥斯密码”（Polybius cipher）。它使用一种长方形的棋盘状字母表进行加密。如果用英文字母来举例的话，这种字母表如下：

而希腊语版字母表如下：

不管字母是以横排、竖排还是随机的顺序放进网格中，都不会影响这一系统的工作方式。在发明这个系统的时候，发明者已经考虑到了远距离信号传输方面的应用。在《历史》（ Histories ）一书中，波利比奥斯解释了这种加密系统的工作原理，并且把这一系统的发明归功于克莱奥塞诺斯（Cleoxenus）和德谟克利特（Democritus）。

在波利比奥斯给出的例子中，发送信号的人希望发出一条信息，开头几个字母是 κ ， ρ 等，为了表达 κ 这个字母，发送人左手拿2个火把（表示第2横行），右手拿5个火把（表示第5竖列）。发送人要留给收信人足够长的时间，保证后者能看清他手中的火把数目。然后，发送人改为左手拿4个火把，右手拿2个火把，以表示字母 ρ 。在现代的书籍中，一般都把这种字母表写成上面的方形棋盘状的形式。但是，波利比奥斯却以一种稍微不同的方式来呈现这种棋盘字母表。对古希腊人而言，每一个竖列都是一个单独的字母表，因此发送人和收信人面前各自会摆上5份字母表。发送人左手所持的火把数目代表此时应该看第几份字母表。

把所有希腊字母放进一个5×5的网格中以后，还有空余的地方，而5×5的网格却不够放入所有的英文字母。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字母 J 被去除了（或者可以认为字母 J 与字母 I 合并为同一个字母）。我们可以用这个网格来写出一段书面密码，只要把每个字母用这个字母所在的横行数和纵列数代替就行了。比如，柏拉图的名言“Only the dead have seen the end of the war（只有死者才能看到战争的终结）”，经过加密处理后就变成了以下这个句子：

看完以上这个例子后，有些读者可能会认为，完全由字母构成的密码不可能是波利比奥斯密码，但事实并不是这样。我们也完全可以用字母表示棋盘字母表的横行和纵列。

事实上，这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曾经使用过的一种加密系统的第一步，只不过网格中的字母顺序被打乱了。德国人选择 A 、 D 、 F 、 G 、 X 这5个字母作为密码字母，因为在以莫尔斯电码发送信息的时候，这5个字母不容易混淆。之后，德国人进一步扩展了上述字母表，增添了加密后的数字，这样就不需要用单词的形式把数字拼写出来了。为了加入数字，他们在上述字母以外又添加了新的行和列，并被标记为 V 。

因此，即使是完全由字母构成的密码也有可能是波利比奥斯密码。但是，只有在字母总数比较小的时候，才能使用这种加密方法。

普卢塔克（Plutarch）在他所著的《来山得的生平》（ Life of Lysander ）一书中描述了斯巴达人使用的一种加密方法，这种加密方法与上述的波利比奥斯密码截然不同。这本书描写的是公元前5世纪的一位斯巴达上将的生平。我把该书中的相关段落摘抄如下：

当五长官 派某人担任军队的将军或者上将的时候，他们会事先准备两根圆形的木棍。这两根木棍的长短和粗细完全一致，头尾互相吻合。五长官持有其中一根木棍，另外一根则交给被派遣的将领。这样的木棍被称为斯基塔里密码棒（skytale）。当五长官需要把某个非常重要的机密信息传达给外派将领时，他们会将一张狭长的纸条缠在这个密码棒上，让纸条不留任何空隙地完全覆盖住整个密码棒，之后，再在这张包裹在密码棒上的纸条上书写。写完信息以后，五长官会把这张纸从密码棒上揭下来传递给外派的将领。当外派的将领收到这个信息时，它是完全无法被读懂的，因为纸张上的字母之间看似没有任何联系。但是，只要将这张纸条缠到他所拥有的那根密码棒上，纸条原本不相邻的地方就会匹配起来，于是外派将领就能够读出五长官发来的整条信息了。这张纸条也和木棒一样被称为斯基塔里，因为被度量的东西可以用度量物的名字来命名。

斯基塔里密码棒［skytale，读音与“Italy”（意大利）押韵］是目前已知最古老的通过换位重排法来加密的工具。有人怀疑，指挥官的权杖就是从斯巴达人的斯基塔里密码棒演化来的。

尤利乌斯·恺撒把希腊字母表当作密码字母表来使用。有时，他只是很简单地把拉丁字母替换成相对应的希腊字母。比如，将明文“ GOLD ”替换以后对应的密文就是“ ΓΟΛ∆ ”。然而，在这方面古希腊人却并没有做到“礼尚往来”，古希腊人很少使用外来的字母表来对信息进行加密。

当然，我们对于希腊密码的总结肯定不够完整。到目前为止，学者已经理解的这部分希腊密码也许只是冰山一角。我们不妨考虑一下古代戏剧的情况。根据历史记载，索福克勒斯一共创作了123部戏剧，但其中只有7部被完整地保存下来。其他古代著作保存下来的概率也同样非常低。而且，以上我们谈到的还仅仅是一些广为流传的作品。记载着密码这种保密艺术的书卷保存下来的概率肯定更低！但是，我们今天还能看到一些蛛丝马迹，从中我们可以猜到那些已经失散的书卷中究竟包含怎样的内容。

艾伯特·C.莱顿（Albert C.Leighton）对破解历史密码有着特殊的兴趣。莱顿注意到，在奥卢斯·格利乌斯（Aulus Gellius）写于公元2世纪的著作《阿提卡之夜》（ Attic Nights ）中，作者含糊地表示了当时存在比目前已知的任何古代世界的密码都更复杂的密码。此外，莱顿还引用了一封公元4世纪的信，在这封信中，奥索尼乌斯（Ausonius）声称，他知道“古人用来隐藏和破译秘密信息的大量密码”。 莱顿据此猜测道：“有可能古代的密码比文献中显示的要更加高级，并且它们还影响了文艺复兴时期的密码。”

接下来，我很快就会谈到一些出现在古希腊花瓶上的奇怪文字。通过陶器上的文字来研究古希腊文字是一种非常自然的选择，因为现存最早的古希腊文字（来自公元前8世纪中期）就是在陶器上发现的。此外，阿提卡花瓶（即来自雅典的花瓶）上保存下来的文字不仅制作日期很确定，而且是所有文字种类中数量最大的一类。而且，包含文字的这类文物的数量还在不断增加，因为目前仍有大量花瓶及其碎片不断被挖掘出土。

这些文字有时应该从左向右读，有时应该从右向左读，但是从左向右读的情况更加常见一些。因此，当我们发现一段可能是密码的文字时，我们需要考虑从不同方向阅读这段文字的可能性。

下文将要讨论的许多花瓶都来自雅典，因为和古希腊其他城邦的艺术家相比，雅典的艺术家更喜欢在花瓶上添加文字。如果你不识字而想假装识字，那么雅典可不是一个好地方，因为雅典是古希腊的文化中心和知识中心。 然而，许多研究雅典花瓶的专家却认为，从公元前25年开始，雅典的花瓶上开始出现一些“无意义的文字”。这些无意义的文字有时只是一个单词，有时则是一串单词。虽然科林斯花瓶上也出现过一些这类无意义的文字，但是专家相信这种现象最先出现于雅典，因为带有无意义文字的雅典花瓶数目远超过科林斯花瓶的数目。在这个时间段中，识字的希腊人正在上升。我们在前文中已经提到，当识字的人很少时，书写本身就起到了密码的作用。然而，一旦识字的人提高，就需要用一些更加复杂的方法来对信息进行加密。因此，识字人口上升的时段正是最容易出现密码的时段。

被加密的签名

当我得知古希腊花瓶上存在这类无意义的文字时，我脑海中产生的第一个想法是：这些无意义的文字可能代表着加密的签名。也许制造这些花瓶的艺术家由于某种原因不能在花瓶上署名，但他们可以用加密的方式绕过这些规则，把自己的名字写在作品上。于是，我对此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我很快就发现，古希腊的工匠们是可以在花瓶上署名的，但是在很多花瓶上却并没有出现作者的名字。有些花瓶上会出现两个署名，一个是雕塑者/制陶者的名字，另一个是画家的名字。

制陶者的名字后面跟着希腊语中的“ （ epoiesen ）”（意思是“制造了它”）一词。但是，即使后面有这个词，这个签名仍有可能不属于制陶者，而属于工坊所有人或者设计者。而画家的名字后面跟着希腊语中的“ ”（意思是“绘制了它”）。奇怪的是，有些花瓶上出现了“ （ epoiesen ）”，但却没有与之相连的签名。当一个花瓶上既有制陶者的名字又有画家的名字时，制陶者的名字会出现在画家名字的前面。

有时候，花瓶的制作者和绘画者是同一个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花瓶上有这位艺术家的署名的话，后面会跟着希腊语中的“ ”（意思是“制造并绘制了它”）。

艺术家虽然会在一些作品上署名，但是他们并不会对所有作品系统性地署名，署名的那部分作品也并不一定是该艺术家最优秀的作品。通过风格对比，我们可以鉴定出大约900位古希腊花瓶艺术家，但我们只知道其中大约40位艺术家的名字。为了方便地指代其他无名的艺术家，研究古希腊花瓶的学者会给这些艺术家取一些假名作为代号。

此外，研究者还发现了一些虚假的署名。虽然包含这些署名的花瓶本身是真品，但是古代的艺术家在花瓶上署上了假名。而不管花瓶上的署名是真是假，包含署名的花瓶只占所有花瓶总数的不到1%。

根据上述情况我们可以基本确定：即使在某些花瓶上出现了加密署名，加密本身也并不是必需的。虽然这些署名并不符合姓名首字母缩写的规律，但是艺术家仍有可能出于某种原因而选择在花瓶上留下加密署名。测试上述假说是否属实的方法之一是研究这些无意义文字中的字母是否具有某种规律。这些字母的规律是否匹配某位已知艺术家的姓名，或是该时期任一常见的希腊名字呢？如果猜测出了艺术家的名字，我们还需要比较这件艺术品的风格是否与该艺术家的风格相符，或者这件花瓶的艺术风格是否与其他带有相同无意义文字的花瓶相一致。

一种比较流行的观点认为：不识字的艺术家故意将这些无意义的文字写到花瓶上，目的是为了让可能有意购买花瓶的人觉得这些作品更有吸引力。然而，这种做法同时也会限制这些作品的潜在市场范围。任何一位识字的顾客可能都不屑于购买这些写有假文字的艺术品。而且，如果一个不识字的顾客购买了这种花瓶，那么当他的某位识字的朋友告诉他花瓶上所写的字毫无意义时，他会有什么样的想法呢？显然，这位顾客再也不会从同一个卖家那里购买其他花瓶了。因此，在花瓶上写上无意义的文字似乎并不是一种十分明智的市场营销策略。

一种新的方法

我们发现，同一位艺术家有时在花瓶上留下有意义的文字，有时却留下无意义的文字。此外，我们还发现，有时在同一个花瓶上既有有意义的文字，又有无意义的文字。事实上，这种情况不仅局限于花瓶这一类物品。收藏于法国卢浮宫的《怜子门农图》（约公元前490—前480年）上就同时出现了有意义的文字和无意义的文字。

门农为了捍卫特洛伊而死，但是门农的命运在上述这个悲惨的情景发生以后经历了转机。厄俄斯的眼泪感动了宙斯，于是宙斯决定让门农获得永生。《怜子门农图》右侧的文字提到了门农的名字，并且还留下了这个盘子的制造者和画家的名字。然而，它左侧的文字却比右侧的文字更加有趣。

最后两行文字“ HERMOΓΕΝΕS KALOS ”可以翻译为“埃莫根尼（Hermogenes）是美丽的”。但是，最上面的“ ΕΕΝΕΜΕΚΝΕ RINE.”似乎是一行无意义的文字。

为什么艺术品上会同时出现有意义和无意义的文字呢？对此，专家提出了一系列解释，但是这些解释都不是很有说服力。1957—1977年期间北卡罗来纳大学希腊学教授亨利·R.伊默瓦尔（Henry R.Immerwahr）这样写道：

有些花瓶上既有有意义的文字，也有无意义的文字，且这两种文字是由同一位画家写到花瓶上去的。我们由此可以清楚地推断，在大部分情况下，这些无意义的文字是由识字的艺术家故意写上去的。由于某种原因，这些艺术家认为作品上应该留有文字，但却并不想要通过这些文字传递某种精确的信息。

作者究竟是如何“清楚地推断”出以上这种结论的？对我来说，上述说法成立的可能性是非常低的。艺术家是一些非常具有创造力的人。我很难想象这些富有创造力的人会经常不知道该往作品上题写什么内容，于是只能胡乱写一通。根据伊默瓦尔的理论，艺术家有时会这样做：他们觉得作品上的题词还应该更长一些，但是实在不知道该写些什么，因此决定写上ehujf ki fengoku wfscph！

读者能看出这种理论有多么傻了吧？

关于这一点，约翰·博德曼（John Boardman）爵士做出了以下论断：

在有些例子中，有意义和无意义的文字紧挨着出现，这种情况说明，这些文字结合了从别处抄来的文字和匠人自己的想象。

按照博德曼爵士的说法，一位不识字的艺术家小心地从别处抄来了一段有意义的文字，然后却在同一件作品上写上了自己随意创造的胡言乱语，从而成功毁掉了识字的顾客购买这件作品的可能性。

当然，也有另外一些研究者认为，这些花瓶上的所谓“无意义文字”实际上是具有某种意义的。对于这些研究者而言，同时出现有意义和无意义的文字的作品无疑是最值得深入研究的。斯坦福大学古典学系的阿德里安娜·梅厄（Adrienne Mayor）就进行了这方面的研究。她研究了一系列来自古希腊的花瓶，这些花瓶上都出现了亚马孙女战士或塞西亚人（Scythian）的图像，并且都同时包含了有意义和无意义的文字。

梅厄说：“一开始，我只有一个模糊的直觉。我想：这些描绘亚马孙女战士和塞西亚人的古希腊花瓶上的无意义文字会不会实际上具有某种意义呢？”

梅厄认为，这些文字也许是根据读音用希腊字母拼写出来的外国名字。它们所以在希腊语中看起来毫无意义，是因为它们代表的并不是希腊语的名字。

为了验证上述假说，梅厄和另一位研究希腊花瓶绘画和肖像的专家戴维·桑德斯（David Saunders）一起，挑选出了几个符合她的标准的古希腊花瓶，并将这些花瓶上的无意义文字部分（尽量剔除上下文）呈送给了一位比较历史语言学家——约翰·科拉鲁索（John Colarusso）。科拉鲁索的专业领域包括西北高加索语（切尔克斯语、阿布哈西亚语、尤比克语）、奥塞特语、古格鲁吉亚语、古希腊语、伊朗语，以及其他一些语言。因此，如果花瓶上的这些文字确实有意义的话，科拉鲁索有很大概率能够辨别出这些写在希腊花瓶上的外国文字是用何种语言写成的。

拿外国人取笑？

但是，我们还应该考虑到这样一种情况：这些花瓶上的文字可能只是希腊人写下来嘲笑外国人的。我们知道，古希腊人是有这种先例的。对于希腊人来说，某些外国语言听起来就像一些无意义的音节，比如bar-bar-bar-bar，于是希腊人会把说这些外国语言的人称为“ βάρβαρος （ b arbaros）”。事实上，英文中的“野蛮人”（barbarian）一词就是从这个希腊语单词发展而来的。

事实上，在现代社会中，也存在这种玩笑的例子。翁贝托·埃科（Umberto Eco）的小说《傅科摆》（ Foucault’s Pendulum ）中就有这样的情节：一个名为阿布（Abu）的电脑程序创造出了一段虚假的外语文字。

转换前的原文：

Abu, do another thing now: Belbo orders Abu to change all words, make each “a” become “akka” and each “o” become “ulla”, for a paragraph to look almost Finnish.

（阿布，现在做另一件事情吧。贝尔勃让阿布把这段文字中所有的“a”改成“akka”，所有“o”改成“ulla”，这样就产生了一段看起来很像芬兰语的文字。）

Akkabu, dulla akkanullather thing nullaw: Belbulla ullarders Akkabu tulla chakkange akkall wullards, makkake eakkach “akka” becullame “akkakk-akka” akkand eakkach “ulla” becullame “ullakka，” fullar akka pakkarakka-grakkaph tulla lullaullak akkalmullast Finnish.

埃科是一名符号学的教授，因此，他可能是真实世界中最接近小说家丹·布朗塑造的男主角罗伯特·兰登的人了。

在这些古希腊花瓶上的无意义的文字中，出现过一些奇怪的例子，比如在同一个词中会出现4次“kh”的字母组合。这种情况看起来确实像是在用一种夸张的方式来模仿外国人的语言或者口音。或者，也有可能是花瓶的绘制者认识某位说话结巴的人，并且拥有一种爱德华·埃尔加（Edward Elgar）式的幽默感（我们将在本书第3章中谈到爱德华·埃尔加）。古希腊人用字母X（chi）来表示“kh”这个音，在某些希腊喜剧中，确实有重复使用这个音节来嘲笑塞西亚人的例子。

另外一种可能性是：这些看似无意义的文字实际上表示的是音效。对于一个不以这种语言为母语的人来说，由于不熟悉这样的传统，这些表示音效的文字看起来就像是无意义的文字。电视剧《生活大爆炸》（ The Big Bang Theory ）的第4季第9集曾经谈到这个问题。在该集的故事中，谢尔顿问拉杰什：

你确定你已经准备了足够多的漫画书吗？要知道接下来你要花12个小时监控望远镜，而根据我的估计，你带的漫画书只够读7个小时。而且，我的这种估计已经考虑到了你在理解漫画书中的“Bamf”“Snikt”等词时会遇到的困难 。

古希腊花瓶上的这些文字可能没有什么深刻的含义，只是用来取笑外国人或者表示音效而已。这是除了“完全无意义说”以外唯一被专家所接受的假说。然而，在进行分析时，科拉鲁索并不知道研究古希腊花瓶的专家已经多次判断出这些文字属于无意义的文字，因此，上述意见并不会影响他的判断。

既然梅厄认为这些看似无意义的文字代表的是用希腊语写成的外语名字，那么我们就有必要研究一下塞西亚人的名字过去（以及现在）具有哪些特点。事实上，塞西亚人一共有两种名字，一种是私有名，另一种是公开名。公开名通常是以这个人的性格特点，或者小时候的某种事迹为基础的。关于这一点，梅厄等人举出了以下的例子：

某个家庭的公开名可能是“上帝让你活着”（在塞西亚语中的意思等同于“谢谢”），因为这个家族的某个祖先因总是彬彬有礼而被人熟知。其实，一些现代的高加索语昵称也是这样得到的：比如“corpse-cause-die”意为“打一匹死马”，形容一个人的性格极其固执。“dog-shit”意为“狗屎”，这个昵称描述的是一个人小时候曾经踩到狗屎的经历。而“stuck in the oven”意为“卡在炉子里”，这个昵称描述的是一个人小时候曾经爬到冷的炉子里并且被困住了。

这些昵称可都不怎么体面。但是，严肃地说，有些人的名字还是很体面的。既然我们已经知道这些昵称大概是在什么范围了，现在我们不妨来看看科拉鲁索的分析结果。

案例1（公元前510—前500年）：

一位塞西亚弓箭手旁边写有“ ΧϒΧΟΣΠΙ （Khukhospi）”的字样。科拉鲁索认为这是古阿布哈西亚语，意思为“热情的呼喊者”或者“战斗的口号”。这个名字真是比“狗屎”好多了呢！

案例2（公元前525—前500年）：

一位亚马孙女战士旁边标有“ ΠΚΠϒΠΗΣ （Pkpupes）”的字样。科拉鲁索认为这是尝试模仿古切尔克斯语的一种写法，意思是“值得穿戴盔甲”。

案例3（公元前510—前500年）：

三个正在备战的亚马孙女战士的名字分别是“Andromache”、“Hyphopyle”，以及“Antiopea”。其中第三个名字“Antiopea”还标有“ ΧΕϒΧΕ ”的字样。在上文中我们曾提到，某些无意义的文字中会重复出现字母X（chi）来取笑外国人，这段文字看起来就是一个例子。但是“kheukhe”是古切尔克斯语“英雄之一”或者“女英雄之一”的意思。

案例4（公元前525—前500年）：

一位亚马孙女战士或者塞西亚人（性别不明确）被标记为“ ΣΕΡΑΓϒΕ （Serague）”。在古切尔克斯语中，这个词的意思是“佩有匕首或者剑”。

案例5（公元前510—前500年）：

赫拉克勒斯和一名亚马孙女战士在一起。这名亚马孙女战士被标记为“ ΒΑΡΚΙ∆Α （Barkida）”。在古切尔克斯语中，这个词是“公主/高贵的女性亲属”的意思。

案例6（公元前475—前450年）：

一位亚马孙女战士被标为“ ΓϒΓΑΜΙΣ （Gugamis）”，也就是古切尔克斯语中的“铁”。另一位亚马孙女战士被标为“ ΟΙΓΜΕ （Oigme）”，这个词像是尤比克语，大概意思是“不要失败！”

案例7（公元前525—前510年）：

一个花瓶上有两位亚马孙女战士和一只狗。花瓶上有“ ΟΗΕ （ ϒ ） Ν ”和“ ΚΕ （ ϒ ） Ν ”的字样，科拉鲁索认为这是古阿布哈西亚语，第一个词的意思为“她/她们曾在那儿”或者“我们在互相帮助”，而第二个词的意思为“把狗松开”。注意，在进行上述分析的时候，科拉鲁索并不知道花瓶上有狗的图案！

案例8（公元前550—前530年）：

在花瓶上，赫拉克勒斯在和亚马孙女战士作战。亚马孙女战士被标记为“ ΓΟΓΟΙΟΙΓΙ ”和“ ΓΟΓΙϜΙΚΙ ”。科拉鲁索认为“gogoioigi”和“gogiwiki”表示格鲁吉亚语的“处女”一词。

案例9（约公元前550年）：

花瓶上，赫拉克勒斯又在和亚马孙女战士作战，但是这一次他得到了忒拉蒙和其他希腊战士的帮助。其中四位女战士被标上了希腊名字，而第五位女战士被标为“ ΚΕΠΕΣ （Kepes）”。这个词像是古阿布哈西亚语，意思为“热情的（女）性”。我开始理解为什么其他战士这次都要来帮助赫拉克勒斯了！

案例10（公元前550—前500年）：

赫拉克勒斯又在和亚马孙女战士作战了。其中一位女战士被标上了希腊名字，另一位被标为“ ΟΑΣ ΟΑΣ （oas oas）”。这个词听起来像是奥塞特语中的词，意思是“神圣的”或者“神灵的”。所以，这次赫拉克勒斯只能孤军奋战了。

案例11（约公元前510—前500年）：

花瓶上画着一位希腊公民战士，他手上拿着一些内脏。花瓶上展示的不是战斗后的场面，而是出征前占卜吉凶的场面。一个男孩手中拿着更多的内脏，一位塞西亚弓箭手越过他的肩膀看向内脏。另外还有一个女人也在观看这一切，此外，还有一只狗。花瓶上的文字不是希腊语，但是在古切尔克斯语中却有意义。男孩旁边写着“ ΤΛΕΤϒ （tletu）”，意思是“跳跃者”；公民战士旁边写着“ ΙΤΕΙΣ （iteis）”，这个词表示位置，意思是“站在这里的是一位战士”；狗旁边写着“ ΕΙΟΣ （eios）”，这个词也是表示位置的，大概意思是“狗站在他旁边”；女人旁边写着“ ΙΣΛΕΙ （islei）”，意思是“我给他穿上（盔甲/衣服）”。

案例12（公元前510—前500年）：

花瓶上一边画着3位神，这3位神都标有希腊名字；另一边画着一位希腊战士、一位塞西亚弓箭手、一只狗，以及一位老人，并标出了5个无意义的词。下面我们来逐一分析这5个无意义的词：塞西亚弓箭手的头后方标有“ ΚΙΣΙ （kisi）”一词，在古切尔克斯语中，这个词的意思是“这里是他的朋友”；塞西亚弓箭手的头右方标有“ ΓΕΧΓΟΓΧ （gekhgogkh）”，在古阿布哈西亚语中，这个词的意思是“勇敢的敌手”；在狗的上方的单词缺了一个字母，这个词看起来像是“ ΧΛΕ[.]ΣΙ （khle[.]si）”，科拉鲁索未能分析出这个词的意思；在老人的背后写着“ ΧΛΕΙΟΠΧΙΟ （khleiopkhio）”，这似乎是古切尔克斯语，意思是这位老人是“一个大人物的女儿”的后人。

我把案例12中最令人震惊的一个词的解释留到了最后。在案例12中，还有另一个看起来无意义的词“ ΧΕΧΓΙΟΧΕΧΟΓΕ （khekhgio-khekhoge）”。在这个词中，字母X（chi）在同一个词中出现了4次。在上文中我们提到，在很多无意义的文字中，同一个词中“kh”会多次出现，这就是其中一例，这么奇怪的词肯定是没有意义的！那么，这个词会不会是用来嘲笑外国人的呢，就像在希腊的戏剧中经常出现的情况？好吧，这种情况不太可能成立。因为这个词没有出现在塞西亚人的旁边，而是写在希腊战士的背后。此外，在一个词中出现4次“kh”音节的情况在古切尔克斯语中确实存在。实际上，在古切尔克斯语中有7种不同的读音都被希腊人以“kh”做近似表示，因为在希腊语中这7种读音没有办法明确区分。事实上，在古切尔克斯语中，“khekhgio-khekhoge”的意思是“从勇士中选出来的一个”。

注意，古切尔克斯语方言一共只有2~3个元音，但是却有48~81个不同的辅音。因此，一般来说，古切尔克斯语的读音比希腊字母能够表达的读音更多。所以，希腊人不得不用同样的希腊字母来表示古切尔克斯语中的不同发音。所以，当古切尔克斯语被翻译为希腊语时，同样的字母会在一个词中反复出现，而在古切尔克斯语的原文中其实是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

上面的情况使我们产生了一个疑问，那就是：当我们把希腊字母重新翻译回古切尔克斯语时，会不会面临过多的选择呢（也就是翻译的灵活度过高，或者主观发挥余地太大）？虽然每一个希腊字母可以被翻译为不同的古切尔克斯语字母，但也许我们总是可以找到适合的古切尔克斯语词。梅厄考虑到了这个问题（也许她甚至考虑到其他学者会因为这一点反驳她的结论），所以她又进行了另外一项测试。

对照实验

为了搞清楚科拉鲁索的解读是不是作者的原意，梅厄进行了一项对照实验。在这项对照实验中一共有两组文字，第一组“无意义”文字来自绘制有亚马孙女战士或者塞西亚人图案的古希腊花瓶，而第二组“无意义”文字来自一些既没有亚马孙女战士，也没有塞西亚人图案的花瓶。因此，第二组中的文字不应该与科拉鲁索熟知的这些语言有关。

这项对照实验的结果相当令人满意。梅厄共向科拉鲁索提供了10条文字作为第二组（对照组）的样本，科拉鲁索给出了以下10条回答 ：

1. “垃圾。”

2. “xargekexs一词也许有希望被破解出来，但是没有什么明显的解释。”

3.“也许是希腊方言？”

4. “可能是古巴尔干语？或者伊利里亚语、默西亚语、马其顿语、色雷斯语？”

5. “完全看不懂。”

6. “看起来像是胡言乱语。”

7. “无法理解，我不熟悉，有些看起来像是希腊语，但是词的结尾十分奇怪。”

8. “我没有办法分析出任何意思。”

9. “其中三个字母可能是古阿布哈西亚语中‘我们’的意思，但是整体意思看不懂。”

10. “总的来说这些看上去像是胡言乱语，莫名其妙，无法解读，除非这些语言描述的是饮酒或者跳舞的情况。”

也就是说，对于这些科拉鲁索不熟悉的语言文字，他确实绝大多数都没看懂。有趣的是，上面的第10条文字所在的花瓶上确实描绘的是饮酒宴乐的场面。

在上面的实验中，实验组的文字被解读出了一些合理的意思，而对照组的文字则几乎都没有办法解读。这两个现象说明，上述实验的结果非常具有说服力。梅厄团队中的古希腊花瓶学家桑德斯表示：“有了这个结果，以后我在把某些文字判断为无意义文字之前可一定要多加小心了。”

亚马孙女战士真的存在吗？

关于亚马孙女战士的描述首次出现于《伊利亚特》中。在不久之前，学者们还认为亚马孙女战士是一个只存在于神话中的虚构民族。然而，专家以前还认为古希腊花瓶上的这些所谓“无意义的文字”不可能包含任何的含义呢。现在，已经有研究结果显示，这些绘制有亚马孙女战士和塞西亚人的花瓶上的文字实际上是有意义的，因此，下一步的问题也就产生了。在梅厄的著作《亚马孙女战士：古代世界中的女战士的生活和传奇》（ The Amazons: Lives and Legends of Warrior Women across the Ancient World ）中，梅厄不仅提出了这个问题，还对这个问题做出了回答：

但是，亚马孙女战士是真实存在过的吗？虽然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专家们一直相信亚马孙女战士完全是虚构出来的，但是现在已经有大量确切证据证明，古希腊以及其他古代传说中的亚马孙女战士事实上很大一部分来自历史上的真实事件。被古希腊人称为“塞西亚人”的草原游牧民族善于骑马，而且女人过着和男人一样艰辛的户外生活……考古学证据显示，在这个草原游牧民族中，每三到四个女人中就有一个女人生前曾参加过战斗，并和她生前所用的武器埋葬在一起。

悬而未决的问题

梅厄、科拉鲁索和桑德斯所做的工作非常优秀，但是其他学者也没有必要感到绝望，因为在这个领域中还有许多问题目前尚未探明。比如，《怜子门农图》的问题仍未解决，我们仍然不知道这幅图上的文字“ ΕΕΝΕΜΕΚΝΕRINE ”究竟是什么意思。

另一个例子见于一个古希腊的杯子上。这个杯子是20世纪30年代在阿提卡中部的一个名为科罗皮的村落中被发现的。1945年，尤金·范德普尔（Eugene Vanderpool）发表了一篇关于这个杯子的论文，称这个杯子被发现时已经碎成了很多块，但出土后被重新拼合修复，修复者用胶泥代替了缺失的碎片。目前，这个杯子属于某个私人收藏的一部分，从下页的图2–4和图2–5中可以看到它的样子。

杯子上有一个男性的形象，这个男人旁边标有“ ”的字样，这个词中字母的方向是反的，范德普尔认为这些都是无意义的文字。此外，杯子上还有一个女性形象，旁边标有“ ΚΝΙΟΝΙ ”的字样，范德普尔认为这也是无意义的文字。女人的旁边还有另一个词“ ”，被认为是一个女子名，比如“ Καλλιτίμη ”之类的名字。有没有人能得出比这更好的解答呢？如果有人能搞清楚这些文字的含义，这个杯子也许会告诉我们一些小故事。我们也许可以通过这个词中字母的特殊规律来确定“ ”的意思。哪一个希腊语单词中的字母符合这种特殊规律呢？这个杯子上的文字是否有可能是某种外国语言，而在这种外国语言中这个词是有含义的呢？在本书的第1章中，我们已经讨论过单词中的字母规律以及这些规律在密码分析中的价值。在对这个杯子上的文字进行分析的过程中，这方面的知识同样可能具有很高的价值。

有些花瓶的画家会在不同的花瓶上多次使用同样的无意义文字，每一个字母都完全相同。这些画家包括萨福绘制者（重复了lilislis、loloslos、etotot）、古列尔米绘制者，以及尖鼻子绘制者 。如果这些无意义文字真的毫无意义的话，这些艺术家们为什么要花费精力保证每个花瓶上的文字完全一样呢？为什么不在绘制每个花瓶的时候随机编造一些不同的文字呢？

对未来破译工作的反思和想法

现在，让我们来回顾一下梅厄的团队到目前为止取得的研究进展，并且了解一下该团队所设想的未来发展方向，我认为这个反思过程是非常有趣的。严格来讲，梅厄团队研究的这些花瓶上的名字并没有经过加密，这些名字的表示方法很明显，连一个词汇量有限的古希腊人也能够看得懂。然而，这些名字仍然能以很多方式与密码产生联系。首先，梅厄解释道：

我之所以会对破译古希腊花瓶上的这些貌似无意义的文字产生兴趣，部分原因在于我的第一段婚姻。在越南战争期间，我曾与一位在陆军安全局工作的密码学家结婚，他曾先后在英国北约克郡哈罗盖特附近的皇家空军曼威斯山基地、美国国家安全局的情报收集点，以及美国国家安全局位于华盛顿特区附近的米德堡分部工作过。

接下来，某些读者可能已经注意到，这种加密方式与恺撒所使用的以希腊字母表加密拉丁文的方式十分相似。总的来说，在破译一些意义不明的古代文字的过程中，经常会用到一些与密码分析技术完全相同的技术（即使书写这些文字的人并没有打算隐藏文字的意义）。

在梅厄团队的论文发表之前，作者对论文进行了一处改动。从这处改动中，我们也可以看出这项工作与密码之间的联系。在论文2012年的第2版中，作者写下了以下内容：

目前存在许多可能非常有趣的“无意义的文字”。在这篇论文中，我们只考虑了其中一小部分。在未来的研究中，我认为我们可以设计一些统计检验，来判断这些无意义文字中的字母分布是不是从整个希腊字母表中随机选择的，还是有某些特殊的音或者辅音字母出现的概率更高，如果存在这条特征，就可能是高加索语或者某种其他语言。这些工作也许可以由一个考古学家/花瓶专家以及数学家组成的团队来完成。……另外，我们还可以进行另一项统计研究，即研究不同主题文物上出现的无意义文字中的字母分布在统计上是否有区别，比如与外国情境相关的无意义文字，和其他情境（比如神话情境）中的无意义文字。

然而，在2014年发表的这篇论文的最终版中，作者却没提到数学家的贡献。梅厄解释了做出上述改动的原因：

由于4号匿名评论者的评论，我们修改了上述段落，删除了希望考古学家/花瓶专家以及数学家合作研究这些无意义的文字的内容。在此，我将全文引用这位4号匿名评论者的评论，因为我认为他的评论可能具有一定的价值。4号匿名评论者指出：“在论文的结尾，作者提出了一些可能的统计分析。我建议通过以下这些方式做出修改。第一，我认为考古学家/花瓶专家应该选择的合作对象不是数学家，而是计算语言学家，因为和数学家相比，计算语言学家更善于处理文字的统计分析。第二，虽然我明白作者提出的这些统计测试只是一种实验性的假想，但我对作者建议的这些分析方法能否产生有价值的结果表示怀疑。作者研究的这些无意义文字的长度都很短，因此关于这些无意义文字的资料相对有限。当然，我们拥有大量相关的希腊语文字样本（虽然其中大部分都是经过重新修正后的版本），但是同一时段其他语言文字的样本却不多，因此我们只能使用那些现代版本的语言来作为我们分析的依据。由于以上两点原因，我认为作者提出的统计研究会产生有价值结果的可能性不大，所以如果这个研究确实产生了有价值的结论，我将感到十分惊讶。然而，如果能够找到合适的人合作的话，我想作者提出的这些统计方法还是值得尝试的。”

梅厄写道：“在这篇论文的第2版中，我们将继续维持关于与数学家合作的原始建议不变。但在发表至《西方之国》（ Hesperia ）期刊的版本中，我们对这段内容进行了修改。”

4号评论者的评论提道：“和数学家相比，计算语言学家更善于处理文字的统计分析。”这段评论具有一定的讽刺意味，因为要论对文字做统计处理，密码分析学家才是这个领域的真正先驱。此外，美国国家安全局是世界上雇用数学家最多的机构，而国家安全局的工作任务从本质而言就是与密码相关的，并且涉及大量针对文字信息进行的统计分析。

在这篇论文的最终版本中，作者仍然提到了一些关于未来研究工作的想法，这些想法显然仍与数学有关：

如果这些所谓的“无意义的文字”真的是随机的胡言乱语，这些艺术家可能会使用希腊字母表中的所有字母。

这篇重要论文的第2版和最终版之间还有另一处区别，那就是：在最终版本中，作者降低了对无意义文字数目的估计值。

这篇论文的第2版中写道：“在古希腊的花瓶上出现过超过2 000处无意义的文字（即没有意义的希腊字母串）。”而在这篇论文的最终版本中，作者称这些无意义的文字只有“1 500多处。”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区别，是因为在“如何对无意义的文字进行计数”的问题上存在一些分歧。由于存在一些无法区分的案例，作者最终决定还是用了一个较低的估计值。然而，即便古希腊花瓶上的无意义的文字只有1 500处，这也给这方面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巨大的空间！

我们可以看出，梅厄团队的这篇论文还远没有为这个领域的研究画上圆满的句号。梅厄、科拉鲁索和桑德斯只是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门，如果其他学者愿意以更加开明的头脑来审视这一领域的话，未来很可能会涌现更多新的研究成果。

研究者们大可不必担心梅厄的团队已经解决了这一领域中“最容易”的问题。目前，大约有140个阿提卡花瓶上同时出现了有意义的文字和无意义的文字。 我相信，有些读者肯定希望对这方面的内容自行探索，因此我希望向读者提供一份阿提卡花瓶的参考列表。然而，我很快发现，市面上存在大量关于阿提卡花瓶的列表，而且这些列表通常都不够完整。因此，我发信给戴维·桑德斯，问他这些阿提卡花瓶的参考列表中究竟哪一份最好。他做了以下回复 ：

亲爱的克雷格，

这方面最好的资源（至少对搜索而言是最好的资源）来自鲁道夫·瓦赫特（Rudolf Wachter）的阿提卡花瓶铭文计划（Attic Vase Inscriptions project，简称AVI计划），该资源可以在以下网址找到：www.avi.unibas.ch。

以上的数据库是在亨利·伊默瓦尔的《阿提卡花瓶铭文资料》（ Corpus of Attic Vase Inscriptions ）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该资料已经收入比兹利档案数据库（Beazley Archive Database，http://www.beazley.ox.ac.uk/databases/inscriptions.htm）。就已出版的资料而言，伊默瓦尔的著作和论文是优先推荐的：

Immerwahr, H.1990. Attic Script: A Survey , Oxford.

___. 2006. “Nonsense Inscriptions and Literacy,” Kadmos 45, pp. 136–172.

___. 2007. “Aspects of Literacy in the Athenian Ceramicus,” Kadmos 46, pp. 153–198.

希望以上内容可以为你提供帮助。如果还有其他问题，尽管联系我。

戴维

会编码的维京人

虽然在流行文化中，人们倾向于把维京人想象成一群崇尚暴力、缺乏智力的人，但是实际上维京人写密码的水平一点儿也不比古希腊人低。为了验证这一点，我们不妨看看瑞典的罗特布鲁纳石（Rotbrunna Stone），这块石头来自公元1000年。在图2–6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石头上的图案。

我们可以注意到，在靠近蛇尾的地方有许多长线和短线。我将这些长线和短线复制如下，其中距离蛇尾较远的线放在左侧，距离蛇尾较近的线放在右侧：

注意，上面这些线条看起来并不是随机的。它们出现的规律是一组长线后面跟着一组短线。如果我们计算每组的线条数量，就会得到以下数字：

2, 4, 2, 3, 3, 5, 2, 3, 3, 6, 3, 5

然后，我们可以把上面这些数字两两配对，就得到：

24, 23, 35, 23, 36, 35

读者是否发现这些数字看起来像是用波利比奥斯密码加密过的呢？如果你有这样的想法，那么你就对了，因为维京人确实使用了这种方法！在几个世纪里，维京人至少曾用两种不同的方式把他们所使用的如尼文字母排列在网格中。有了这种网格的帮助，维京人就可以轻松地完成加密工作。

有时，这样排列的如尼文字母被称为“alphabet”（字母表），然而这种说法并不准确。“alphabet”来自希腊字母表的前两个字母alpha和beta。我们同样也可以用这个词来称呼拉丁文字母表，因为拉丁文字母表以字母A和B打头，而A和B这两个字母其实就对应希腊文字母表中的alpha和beta。然而，如尼文字母表的顺序却完全不同，因此这类字母表通常被称为“如尼行”或者“fu ark”（futhark）。这个词语也是由如尼文字母表中的前几个字母组合而成的（如尼文字母表共有两种形式，即旧式和新式）。由于如尼文字母表有各种不同的形式，所以有时研究者也把这种字母表称为fu orc（futhorc）（指如尼文字母表的“盎格鲁–弗里斯兰”形式，或称“中世纪”形式）。在如尼文字母表中，“ ”被音译为“th”，因为这个字母的发音类似于英文中“th”的发音。

为了完全破译上面的密码，我们需要用到图2–7中右边网格的一个修订版。在我们所要用到的这个字母表中，行的排列方式与如尼文中行的排列方式有所不同。

有了图2–8中的这个字母表以后，我们就可以把这段密码破译如下：

结果为airikr或者Erik（一个男子名）。

维京密码的另一个例子是瑞典的勒克石（Rök stone，参见图2–9）。

勒克石上出现了多种加密形式。其中一部分密码的密钥如图2–10所示。

在这段密码中，如尼文字母表被分为三组，或称三行。为了破译这段密码，我们把每组中的各个字母分别向前移动一位。字母的对应关系如下：

a i r f b f r b n h n 变为 ：s a k u m u k m i n i

结果为sakum ukmini，即I say to the youth / I tell the young（我告诉年轻人）。

另一种解读（在第二个词首加上字母 m ）结果是sakum mukmini，即I tell the great memory（我告诉伟大的记忆）。

读者也许会觉得我在这段话中添加了一个 m 有点儿作弊，但是这种做法是完全合理的。在书写的时候，维京人会遵守这样一个规律：如果某个单词的首字母与之前单词的末字母一致，就把后一个单词的首字母略去不写。读者需要根据上下文的内容来决定此处是否有字母被省略。

维京人的这种加密方式还有许多变种，比如，有时他们会把每个字母向前移动一到两位。我们知道，恺撒曾使用过这种著名的加密方法：把字母表中的每个字母都向后移动3位。因此，虽然这种字母移位的加密方法在今天的我们看来也许很简单，但是就连著名的军事人物恺撒也没有发明出更高明的加密方法。今天，我们把所有这类密码（即将字母表中的字母统一移动某个固定位数的密码）统称为“恺撒移位密码”。

事实上，维京人的密码水平已经超过了我们目前所知道的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的密码水平。为了说明这一点，让我们来考虑勒克石上的另一处密码。维京人在巨石上刻字的时候，不仅会在石头的正面和反面刻上字，还会在石头的顶部和侧面刻上字（参见图2–11）。

虽然勒克石上的如尼文字母有一定程度的损毁，但是损毁程度并不高，因此专家仍然能够填补缺失的字母。图2–12是勒克石一个侧面上的文字。

如果我们把这些图案当作波利比奥斯密码的一种特殊形式，我们就可以把这些装饰图案翻译成数字，然后再把这些数字转化成有意义的文字。

最后，我们得到的密码明文和上例中的密码明文内容一样。

上面这些图形的特点是：一条竖线两侧以一定角度伸出了很多短线。有时候，两条竖线可以交叉在一起，这样就能一次表示两个字母。在图2–11中左侧石头的上部可以看到这种交叉的竖线，在图2–9的上部也可以看到这种交叉的竖线。

除了上面这些密码形式以外，维京人还有其他形式的密码（参见图2–14）。如果读者对波利比奥斯密码不熟悉的话，可能会认为图2–14中的这些图案只是在描绘鱼、某种设计图形、人，或者有胡子的男人，而不会想到这些图案背后还有其他意义。而事实上，图2–14中的这些图形可以用密码的形式传达加密者想要传达的任何信息。

上方这根木棍上的密码破译后为：“上帝给予我们……”中间这根较短的木棍上的密码破译后为“Klim”，这几个如尼文字母是“圣克莱门特”一词开头的几个字母。而底部的木棍上的密码破译后为“作为一个人的生活（as one’s life）”。

上面这些密码有一个共同特征，那就是读者甚至很难发现它们是隐藏着某些信息的密码。我们把这种形式的密码称为“隐写术”（steganography）。好几个世纪以来，隐写术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出现，比如隐形墨水、微小的点，或者数字图像中隐藏的信息［对于最后一种形式的“隐写术”，读者可以参见《未解之谜（下）》第9章］。

至此，我们已经初步了解了维京人所使用的密码技术的范围，并且见识了这些维京密码的微妙之处。现在，我们来研究另外一块石头上的文字，这些文字一般被认为是无意义的文字。

斯蒂格·埃利亚松（Stig Eliasson）写道：“在斯堪的纳维亚维京时期/中世纪早期的如尼文文献中，有一小部分文字虽然看似是用正常的自然语言写成的，其意思却无法被解读。现代的如尼文专家几乎一致认为这些文字（以及其他一些更加不正常的文字，如可能是古人习字产生的文字）在语言学上是没有意义的。”

但是，埃利亚松认为，丹麦的瑟鲁普（Sørup）符文石上的文字是有意义的。符文石上的文字看起来的确不像是一个不识字的工匠的作品。根据埃利亚松的描述，这块石头上刻有“经过精心设计的、风格优雅的丹麦文字” 。他提出了一些证据来说明石头上的文字是巴斯克语。如果埃利亚松的结论正确，那么这一研究成果和前文提到的梅厄团队的研究成果性质非常相近。

符文石上的文字刻得非常认真，需要指出，这种情况在当时比较常见。在某些如尼文铭文中，我们确实发现过雕刻者错刻的情况，但是这种例子极为少见。

如果我们在这些如尼文铭文中只能找到两种极端的情况——要么是完全无意义的文字，要么是几乎完美的文字，那么我们似乎就会得到这样一个结论：这些如尼文铭文的雕刻者要么完全不识字，要么文化水平非常高。这是一种非常奇怪的现象。为什么就没有文化程度中等的雕刻者呢？在某些例子中，即使石头上没有雕刻者的签名，专家也可以通过一些方式来确认不同的石头是不是同一位雕刻者的作品。然而，在所有例子中，我们没有发现任何一位雕刻者一开始会雕刻一些无意义的文字，在学会了读写之后，便雕刻出有意义的文字。

这种在石头上刻上“无意义的文字”的例子还有很多，在图2–16至图2–25中我列出了其中10个例子。

迈克尔·P.巴恩斯（Michael P.Barnes）对编号为U 811（参见图2–20）的文字做了以下评论：

某些符文石上的文字看起来没什么神秘的，但是内容却无法解读，或者部分无法解读。在瑞典的乌普兰发现的11世纪的耶尔斯塔铭文就提供了一个这样的例子。这段铭文的内容是：“ ”。这串字符中几乎没有一个可辨认的斯堪的纳维亚语单词。许多人尝试在这段铭文中寻找某种隐藏的信息，他们这么做的原因之一是，这段文字虽然意义不可理解，却雕刻得非常完美。然而，目前还没有任何人能够成功破译这段铭文的意思。在这个例子以及其他一些相似例子中，雕刻者也许认识如尼文字，却不知道（或者基本不知道）如何使用如尼文字来书写语言（并且要么无法寻求帮助，要么不愿意寻求帮助）。此外，这种无意义文字的出现似乎还说明，这些文字的委托人也不识字，因此委托人无法检查雕刻的内容是否正确。

然而在我看来，即便委托人自己不识字，他也很容易找到一个识字的人来帮他检查雕刻的文字是否正确。

值得注意的是，以上10块石头都是在一个相对集中的区域发现的，即瑞典的乌普兰地区。

如果要详细讨论这些石头上的所有文字的话，恐怕要单独写一本书才行。目前，还没有这样的书籍面世。事实上，对其他种类的如尼文字的调查研究目前也存在严重的空白。迈克尔·P.巴恩斯指出：“目前，以下这几类如尼文字尚没有语料库，其中包括盎格鲁–撒克逊如尼文、弗里斯兰如尼文、格陵兰如尼文和马恩岛如尼文。”

如尼文可以用来表达一系列语言，大多是日耳曼语族的语言（比如古英语和古挪威语）。但是，我们也知道它还可以用来表达拉丁语、希腊语，以及希伯来语的情况。不管埃利亚松关于丹麦的瑟鲁普符文石的论断是否准确，都存在这样的可能性：也许在未来的某一天，我们会发现，目前被认为是无意义的文字的某些如尼文事实上代表的是一种我们没有预想到的语言。

某些目前被认为是无意义文字的如尼文其实有可能是某种密码，迈克尔·P.巴恩斯在他的评论中其实无意识地提供了支持上述观点的证据。巴恩斯指出：“ 这个字符很少出现在有意义的文字中。” 为什么要加上“有意义的”这个定语呢？如果 很少出现，为什么巴恩斯不直接说“ 这个字符很少出现在文字中”呢？巴恩斯的修辞方式表明，这个字符出现在“无意义的文字”中的概率大于其出现在有意义的文字中的概率。

所有密码系统（除了纯粹的换位重排系统以外）都会改变字母出现的频率。在一段加了密的英文中，字母 E 出现的频率可能小于12.7% ，而字母 Z 出现的频率可能大于0.07%。也就是说，在通过替代法加密而得的密文中，常见字母出现的频率会降低，而不常见字母出现的频率会增高。事实上，巴恩斯的上述评论说的正是后一种现象。

对于目前无法解读的如尼文，我们需要将相关的石头（比如瑞典乌普兰地区发现的石头）归为一组，对该组石头上雕刻的所有无意义的文字进行统计分析，以判断这些文字是否有可能是用某种相同的加密方法产生的密文。如果不同石头上的无意义文字的字母出现频率彼此间相一致，并且都与可解读的如尼文的字母概率不同，那么我们就有很充分的理由认为这些“无意义”的文字的背后其实隐藏着某种意义。 FEGoB9enlFa9qpLR+ZFMpr/6b7dwGjGroM1DcETu1+VxQW9N2BYzO8rTds5SA3c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