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知若渴

很多人都认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鲁道夫二世（King Rudolf Ⅱ，1576—1612年在位）根本就是一个疯子。当时的天主教会甚至认为只有为他驱魔，才能解决这个棘手的问题。鲁道夫二世对治理国家并不上心，他将自己的所有精力都投入到炼金术之类的神秘事业中去了。鲁道夫二世的目标之一是找到传说中的魔法石（又称“哲人石”或“贤者之石”），据说拥有魔法石的人不仅能把其他金属变成金子，而且自己也能长生不老。为了达到上述目的，鲁道夫二世把他位于布拉格的城堡变成了一个炼金术与玄学的研究中心。鲁道夫二世不仅网罗了所有可以找到的玄学专家，而且只要是能帮助他达到上述目的的书籍和手稿，他都会不惜重金购买（甚至偷窃）。

在这些玄学书籍中，有一本书引起了鲁道夫二世的注意。这本书被称为《魔鬼圣经》。这本书的拉丁文名字是“ Codex Gigas ”，意为巨大的书——因为该书重达160磅（72.6千克），是世界上最巨大的手稿。到了13世纪后期，这本《魔鬼圣经》的内容已经混合了许多奇怪的内容：包括整部拉丁文《圣经》、希波克拉底的医学文献、布拉格的科斯马斯（Cosmas of Prague）所著的《波希米亚编年史》、一些魔法公式，以及一部关于驱魔的著作。传说这部奇书是一名获罪的僧侣靠魔鬼的帮助在一夜之间写成的。这位魔鬼的形象出现在这部《魔鬼圣经》的其中一页上，这一页的颜色比其他页都深，仿佛受到了某种来自地狱的能量的影响。

目前的主流观点认为，《魔鬼圣经》中包含魔鬼形象的那一页（以及其对开页）之所以会比其他页颜色深，只是因为该页使用次数远多于其他页，因而接触了更多的阳光照射而已。对我来说，页面变深的这个所谓的“谜题”只用上述这句话就已经解开了。但是鲁道夫二世又购买了另外一本同样奇怪的手稿，而在这第二本手稿中又出现了一个更大的谜题。

鲁道夫二世购买的第二本手稿尺寸较小，只有约6英寸 乘以9英寸见方。虽然鲁道夫二世可以轻松地随身携带这本手稿四处活动，他却根本没有办法着手研读这部手稿。首先，这部手稿没有封面。其次，这部手稿包含了200多页各种奇怪的符号，这些符号跟任何已知的字母表都不匹配，因此在这些奇怪的符号背后可能掩藏着任何东西。最后，这本手稿中还包含大量的图，我们有一定的理由假设这些图与手稿中的文字是相互关联的。但是，这些图像也可能是作者故意留在手稿中误导不知情的外行人的，作者的目的也许只是让这些外行人无法了解手稿的真正主题内容。

在讨论像这本书这样的古旧手稿时，收藏家们指代页码的时候通常不使用“页”，而是使用“叶”。手稿的每一“叶”包含前页（recto）和后页（verso）两个部分，因此收藏家们在标记页码的时候，首先注明该叶的序数，再用字母r或者字母v表示指代对象是前页还是后页。在鲁道夫二世的这本手稿中，有的叶的尺寸比其他叶大，因此这些大叶被多次折叠，以便保持和其他叶的大小相同。鲁道夫二世很可能是因为这本书稿中的插图才决定购买这本奇书的，因此，让我们首先来检视一下书中的插图。

一张图片胜过千言万语

这本手稿的开篇即是各种植物的素描图。在很多这类植物素描图中，图的周围填满了文字。这说明，作者首先绘制了这些插图，然后才添加了相关的文字。其中一个例子请见图1–3。当你观察图1–3的时候，请花一些时间仔细辨别，看看你是否能够辨认出图1–3中绘制的究竟是何种植物。很多人认为，这株植物的上半部分看起来像一棵向日葵。然而，向日葵的根系系统显然不是图1–3中所描绘的这个样子。事实上，图1–3中植物的根系部分看起来更像是马铃薯的根系。

事实上，除了向日葵和马铃薯以外，对这株植物的具体分类还有其他解读。圣玛丽山大学数学与计算机科学系的教授布赖恩·海因霍尔德（Brian Heinhold）就想到了另外一种植物，对此，他这样写道：“在我看来，这株‘奇怪’的植物看起来像一株菊芋。菊芋这种植物生长在世界上的某些地区，有时你也可以在菜店的农产品区找到菊芋的块茎。”

不管图1–3中的这株植物究竟是什么，由于在手稿的这部分插图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植物素描图，所以研究者把手稿的这一部分称为“草本/植物学部分”。

在草本/植物学部分之后，这部手稿中又出现了另外一种类型的插图。这些插图被认为与天文学或占星术相关。图1–4就展现了这类插图中的一幅（该图在原书中因为太大被折叠了起来）。在图1–4中，左边的这个物体可能代表太阳，因为从这个物体中射出了12道光线。在每两道光线之间，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实心的三角形，和另一个内部画有星星图案的三角形。每个三角形中所包含的星星图案的数量各不相同，这种数量上的差别可能具有某种重要的意义，但是我们并不清楚这种含义究竟是什么。然而，我们知道数字12是与太阳相关联的，数字12很可能代表着十二星座。

在天文学/占星术部分之后，我们又进入了手稿的下一个部分。让我们暂时把这个部分叫作“生物学部分”。手稿的生物学部分包含了许多裸体女人的图，这些裸体女人站在一些桶一样的物体中。我们可以看到图中的水或者其他某种液体在流动。这些插图描绘的是人类的循环系统吗？或者，有没有可能这些插图描绘的其实是某种管道排水系统呢？

在生物学部分结束以后，我们看到了这部手稿中可能最奇怪的一个部分。在图1–6中，左图的中心似乎是一个太阳，而右图的中心可能是一个太阳或者一轮新月。因此，我们有理由把这个部分叫作“宇宙学部分”。然而，如果我们相信这部分插图描绘的确实是与宇宙学相关的内容的话，我们又如何解释接下来的这个巨大的折页呢？研究者对接下来的这个巨大的折页提出了许多不同的解读方式。

宇宙学部分结束以后，手稿的下一个部分看起来相对容易理解一些。在手稿的这一部分中，我们再次看到了各种各样的植物。但是，这部分的每一页通常会有许多种植物，而不是像手稿一开始的草本/植物学部分那样每页只有一种植物。图1–8展示了这类插图的一个例子。手稿的这一部分通常叫作“药剂学部分”。

由于图书页面大小的限制，我只能在本书中选择性地复制一小部分手稿中的插图。不过幸运的是，如果读者有兴趣查看手稿的全部内容，这些内容都可以在以下网址找到：http://brbl-dl.library.yale.edu/vufind/Record/3519597。

最后，在手稿的末尾还有一个附加部分，这个部分中没有任何插图。因此这个部分被称作“叙述部分”。研究者猜测，这个部分中可能包含一些配方，也有可能是这本书的附录或跋。

当然，对这部手稿的划分方式存在一定的争议。事实上，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威廉·罗曼·纽博尔德（William Romaine Newbold）以及耶鲁大学教授罗伯特·S.布伦博（Robert S.Brumbaugh）都认为本手稿应该被分为5个部分。 而其他一些研究者，比如我，则认为这部书稿应该被分为6个部分。 假设6个部分的划分方式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可以把这本书的6个部分按顺序总结如下：

1. 草本/植物学

2. 天文学/占星术

3. 生物学

4. 宇宙学

5. 药剂学

6. 叙述部分（配方？附录？跋？）

当然，我们不要忘记，还有一种可能是：这些图片事实上与手稿的文字部分毫无关系（虽然这些图片是我们猜测手稿主题内容的唯一初始线索）。

专家的意见

鲁道夫是这样一个人：不管他对什么产生了兴趣，他都会寻求其中最出色的物件。鲁道夫二世的科学藏书涉及范围极广，从天文学到动物学都有所涉猎。鲁道夫二世对天文学的兴趣促成了第谷·布拉赫（Tycho Brahe）和约翰内斯·开普勒（Johannes Kepler）的合作，而这两位科学家最终合作发现了行星的椭圆轨道。此外，鲁道夫二世还建立了一个当时世界一流的艺术收藏库，这个收藏库中包含提香、霍尔拜因、丢勒以及其他艺术家的作品。鲁道夫二世的花园中充满了珍奇的异国花卉，此外他还豢养了很多种野生动物，包括狮子、老虎、花豹、黑豹、熊，以及一只名为奥塔卡的幼狮。有时，鲁道夫二世会允许奥塔卡在门廊里随意走动，这可吓坏了不少宾客。

只要鲁道夫二世想要欣赏世界上各种无与伦比的美物，他就有能力实现自己的愿望。只要鲁道夫二世需要专家的意见，他便能获得专家的意见。在追求知识的道路上，鲁道夫二世不屈不挠，从来不知疲倦。有一次，他为了把铅变成黄金，甚至烧焦了自己的胡子。为了破解这本奇怪手稿中所隐藏的玄妙智慧，鲁道夫二世决定向一位密码学专家求助。但是，在向读者揭示这部手稿的谜底之前，让我们先自己对这本手稿做一番探索和研究。

恺撒的密码

事实上，如果不进行严肃分析的话，这部手稿中的文字本身看起来像是一种极为简单的密码。在这种密码中，每一个字母都被另一个字母取代，进而形成了一个替换系统。为了让这种替换规则容易被记住，尤利乌斯·恺撒制作了一份密码表：每个字母都由该字母后三位的字母来代替。如果我们用现代英文字母表来制作这份密码表，那么在这样一份密码表中，字母 A 会由字母 D 来表示，字母 B 会由字母 E 来表示，字母 C 会由字母 F 来表示，以此类推。当写到字母 X 的时候，我们就会遇到问题。因为在英文字母表中，字母 X 后三位的字母不存在了。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回到字母表的开头，循环利用表中的字母，也就是说用字母 A 来表示字母 X 。类似地，字母 Y 可以用字母 B 来表示，而字母 Z 可以用字母 C 来表示。于是，为了方便参照，我们可以把原始字母表（明文）以及密码字母表（密文）以一一对应的方式写成以下的形式：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 （明文）

DEFGHIJKLMNOPQRSTUVWXYZABC （密文）

在这种加密方法下，明文信息“ THE EVIL THAT MEN DO LIVES AFTER THEM. THE GOOD IS OFT INTERRED WITH THEIR BONES. ” 经过加密处理以后就变成了以下的信息：“ WKH HYLO WKDW PHQ GR OLYHV DIWHU WKHP. WKH JRRG LV RIW LQWHUUHG ZLWK WKHLU ERQHV. ”

有些加密者在做字母替换的时候没有用上面这种非常工整的形式来排列字母。事实上，密码字母表有时可能以随机的形式排布，比如以下这份密码表：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 （明文）

JCTBUQAFMOSXWYGDLIVEKRPHZN （密文）

除了上述两种极端情况以外，加密者还可以用一个关键词（或者若干关键词），如“IRON MAIDEN” 来打乱密码字母表的排列。具体如下所示：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 （明文）

IRONMADEBCFGHJKLPQSTUVWXYZ （密文）

由于我们不希望把字母 A 和字母 G 都被加密为字母 I ，所以，我们删去了“ IRON MAIDEN ”中的第二个 I ，然后再把这个词和原始字母表对齐。出于相同的原因，我们也删去 IRON MAIDEN 中的第二个 N 。而不出现在关键词中的字母则按照字母表中的顺序排列。如果我们选择的关键词长度更长，那么字母表会变得更乱。

不管我们使用什么样的字母替换规则，这种编码方式都被称为“单套字母替代式密码”（monoalphabetic substitution cipher）。因为在这种编码方式下，每一个原始字母都由另一个字母来替代，所以把这种加密方式称作“替代式”密码是非常合理的。之所以将这种方式称为“单套”字母替代式密码，是因为在整个加密过程中只用到了一套加密字母表。我们用这种加密方式隐藏原始信息的内容，就像电影中超级英雄用一个面具来隐藏真实身份一样。这种单套字母替代式密码简写为“MASC密码”，以这种加密形式写成的密文被称作“MASC加密文”。

鲁道夫二世所购买的加密手稿使用了一种非常华丽的MASC密码。一般来说，在使用MASC方式加密的时候，加密者会用信息本身所使用的语言的字母表来进行加密。也就是说，基里尔字母密码的明文通常是俄语，而希伯来字母密码的明文通常是希伯来语。

但是，正如上面那些图片所显示的那样，鲁道夫二世所购买的手稿采用了一套奇怪的字符组合来代表原始明文中的字母。这一变化使得读者更加难以猜出原始明文的内容。我把这套基本字符列于图1–9中。

如果鲁道夫二世购买的这份手稿中的文字确实是用MASC密码进行加密的话，那么卸下这种伪装应该并不难。但是，在向读者解释破译MASC密码的技术之前，我想先列举一些证据表明上述手稿确实是使用MASC密码进行加密的。我之所以需要证明这一点，是因为即使是在17世纪初，就已经存在许多不同种类的密码加密方式了。

MASC密码的证据

在鲁道夫二世交给密码专家要求其破解的这份手稿中，除了上表中所列出的那些字符以外，还有另一个极为重要的字符，那就是空格！事实上，在这份200多页的手稿中，空格是出现频率最高的符号。我们不应该把空格的存在视作理所当然，因为在早期的手稿中，作者常常把所有词连在一起书写而不加空格。直到14世纪，欧洲的所有书稿才用空格来把两个词语明确地分开。

在破译原始信息的过程中，知道每个单词的开始和结束能给破译者提供巨大的帮助。上述信息甚至能帮助我们在开始破译密码之前先确定加密信息究竟是以何种语言写成的。比如说，英语单词的平均长度约为每个单词4.5~5.1个字母。而在德语中，据估计，每个单词的长度约是5.9个字母。德语单词的平均长度之所以超过英语单词，其中的一个原因是：在需要新词语的时候，德语常常会将若干个已有的词语组合在一起形成新词，而不是新发明一个词。根据吉尼斯世界纪录，在目前“仍在使用”的词语中，最长的德语词是Rechtsschutzversicherungsgesellschaften。而在英语中，要表达上述意思则需要用5个单词，即insurance companies providing legal protection（提供法律保护的保险公司）。

在鲁道夫二世的这份手稿中，密文中单词的平均长度在4~5个字母之间。我将在稍后的部分中详细解释，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确定地给出一个单词长度的估计值。但是，即使我们只有这个不够精确的词长范围，也足以让我们排除密文是用德语写成的可能性。虽然这样的结论会给我们提供一些帮助，但我们并不能由此立刻确定密文所使用的具体语言（比如英语），因为除了英语之外，还有其他语言的单词平均长度也在这个范围之内。

证明这份手稿是用MASC密码加密的最有力的证据是：在这份手稿中反复出现了一些字母的组合，甚至是完全一样的完整密文单词。如果这份手稿使用的是更加复杂的加密方式，那么我们就应该能看到密文出现更大的变化。在极端情况下，一种理想的加密方式应该能使密文看起来和完全随机的字符串没有任何区别。由于在鲁道夫二世的这份手稿中出现了大量的重复字串，所以我们可以推断出这份手稿使用的加密方式不可能比MASC密码更加复杂。

如何破解MASC密码

如果我们怀疑密文是用MASC密码加密的，那么我们可以用某种语言中的各种不同的规律来尝试破译密文背后的信息。下面我就以英语为例，用一个简单的例子来快速地向读者展示如何用这种方式破解密码。让我们考虑以下这段密文，这段密文背后的明文引自维也纳大公们于1606年拟定的一份协议 ，这段密文是：

GNX LBURXHW NX NYHRIRXHRD KYJW NY ANPBIDX, BJVGWLNXHX, MBFFBJNXHX BYD HGR JNMR, XSBINYO YK RCSRYXR HK QNYD BJJ MNYDX KQ HIRBXTIRX, JRBIY XRVIRHX BYD TXR XVBYDBJKTX ABWX KQ GBILNYO GNX RYRLNRX ... GR BJXK GBX B AGKJR JNFIBIW KQ LBONV FKKMX. GR XHINERX BJJ HGR HNLR HK RJNLNYBHR OKD VKLSJRHRJW XK HGBH GR LBW NY QTHTIR XRIER B DNQQRIRYH LBXHRI.

要破解这段密文，我们首先需要清点在这份密文中各个字母出现的次数。

如果我们把上面列出的各字母出现次数除以这段密文中的总字母数（总字母数= 264），我们就可以得到每一个字母出现的频率，结果如下：

一般来说，在计算频率的时候使用小数形式比较好。但是，如果你更习惯使用百分比的形式，那么只要把上面列出的所有数字乘以100，就可以得到每个字母出现频率的百分比。比如，字母 R 在密文中出现的频率约是13.26%。

接下来，让我们把上述各个字母在密文中出现的频率和正常英语（明文）中各个字母出现的概率 进行对比。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在正常英语中，字母 E 出现的概率最高（字母 E 是正常英语中最常出现的字母）。而在这段密文中，最常出现的字母是字母 R 。因此，我们可以暂且假定密文中的字母 R 代表的是明文中的字母 E 。

以上我们检视的只是密文中单个字母的出现频率，我们当然没有必要将视野局限于此。除了单个字母的出现频率以外，我们还可以研究双字母、三字母组合的出现频率，甚至单词的出现频率。在英语中，最常出现的双字母组合是 TH ，造成这一现象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单词“ THE ”在英语中的出现概率很高。为了寻找单词“ THE ”的身影，我们可以在密文中搜索出现频率最高的三字母单词。不幸的是，在这段密文中，频率最高的三字母单词有4个。 GNX 、 BYD 、 HGR 和 BJJ 都分别在这段密文中出现了两次。然而， BJJ 的形式和 THE 不符，因为 THE 的加密行形式应该包含三个互不相同的字母，所以我们可以据此快速排除 BJJ 。根据前面的分析，我们怀疑明文字母 E 在密文中被字母 R 所取代（因为字母 R 在密文中出现的频率最高）。而上面的这4种组合中， HGR 是唯一一个以字母 R 结尾的组合，因此，看起来 HGR 最可能对应于明文中的 THE 。而作为比较，我们也可以考虑另一种情况，即密文 GNX 表示明文的 THE ，那就意味着密文中的字母 X 代表明文中的字母 E （ X 在密文中出现的频率是0.113 636 3）。还有一种情况是密文 BYD 表示明文中的 THE ，那就意味着密文中的字母 D 代表明文中的字母 E ，而 D 出现的频率是0.034 090 9。在后面两种情况中，第二种情况成立的概率实在太低，所以可以排除。但是我们无法排除密文中的字母 X 代表明文中的字母 E 这种可能性，因为密文中字母 X 出现的频率接近于英文中字母 E 出现的概率，但是，最可能成立的情况仍然是密文中的字母 R 代表明文中的字母 E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暂时认为密文中的 HGR 代表明文中的 THE 。如果我们把这个结果代入这段密文中，就会得到以下的信息：

虽然目前我们尚无法解读整段信息，但到目前为止的破译结果看上去是合理的。假设当我们把上述字母替换代入整段密文以后得到了 EHE 或者 HHE 之类在英语中并不存在的单词，我们就必须后退一步重新尝试其他的字母了。在上面这段被部分破译的信息中，存在一些没有完全拼完的单词（某些字母仍不明确），这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些进一步破译的可能性。比如，在代入我们假定的三个字母以后， HGBH 对应的明文是 TH-T ：这个单词只缺少第3个字母，我们可以判断这个单词一定是 THAT 。假设在我们代入某种字母以后，发现某些单词中缺失的字母无论怎么填补都无法形成一个合理的英文单词，那我们就必须后退一步，并重新尝试其他的字母。

现在，我们已经确定密文中的字母 B 对应于明文中的字母 A ，因此我们可以将密文中的所有字母 B 替换为字母 A ，然后再次检查是否还有更多容易认出的单词出现。

经过这一步以后，我们的破译结果看起来仍然相当合理。在我们代入了4个替换字母之后，并没有产生任何异常的英文单词。并且我们看到，单字母单词 A 在密文中出现了两次。破解MASC密码的可能途径有许多种。虽然我们是从单词 THE 开始入手的，但是另一位解密者可能会首先注意到：在这段密文中，字母 B 以单词的形式单独出现了两次，因此密文中的字母 B 只能代表明文中的字母 A 或 I ，因为在英语中只有 A 和 I 这两个字母可以单独成为单词。

同样，在走到这一步以后，我们继续破译的途径也有不止一条。注意，在上述半破解的信息中出现了一个以 T 开头的双字母单词，这个单词一定是 TO 。在发现了这一点以后，我们就可以确定密文中的字母 K 代表明文中的字母 O 。将这一规律代入全文，我们得到以下结果：

在破解这类密码的时候，随着越来越多的字母被破译出来，破译工作的进展也会变得越来越迅速。到了这一步，读者可以随时不再阅读我的分析过程，尝试独立完成接下来的破译工作。

你破解这段密文的途径可能与我的破解途径截然不同。接下来，引起我注意的单词是“ A?? ”，在这个单词中，第2个字母和第3个字母必须是同一个字母。当我顺着字母表走过一遍以后，我发现这个单词有三种可能性，分别是 ADD 、 ALL 以及 ASS （请注意这是一段来自1606年的加密信息，因此 APP 这个组合是不成立的）。事实上，我们没有必要把上述三种可能性一一代入整段密文。我们只需要简单地观察一下这个三字母单词所处的上下文即可。以下哪种情况看起来更合理呢？

ADD THE T--E还是ALL THE T--E还是ASS THE T-- E

虽然我并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但是在我看来上述的第二种情况的可能性最大。我的头脑自动将这段话填补为短语“ ALL THE TIME ”（所有时间）。当然，我们也可以想象“ ADD THE TIME ”（加上时间）也是可以成立的，也许这段密文是一段用文字形式表述的数学方程。然而，如果我们把密文中的所有字母 J 替换为字母 D ，我们就会发现密文中有其他一些单词没有办法被填补成合理的英文单词。因此，我们通过这种方式又确定了一个之前不知道的字母—— L 。把这个字母代入整段密文后，我们就可以继续寻找容易认出的单词了。考虑到“ ALL THE TIDE ”（所有潮水）或者其他一些可能性不大的短语仍然可能成立，在目前这一阶段我们暂时继续保留 T--E 的形式。

到了这一步，我们可以看出 AL-O 表示 ALSO ，而 -HOLE 表示 WHOLE 。也许你还能认出其他单词。如果你没有认出来，那么不妨先把新发现的 S 和 W 这两个字母代入密文，这样我们也许能获得一些新的启发：

到了这一步，我们当然可以继续填补不完整的单词，但是其实我们手中还有一件非常有力的破译工具尚未使用。多年来，各行各业的人不辞辛劳地把各种规模不同的英语词典中的单词根据一些形式进行了分类。一开始，上述工作是靠人工完成的，但是现在计算机程序的发展使得人们可以快速地完成这种分类工作。只要有一张词汇分类表，或者一个计算机运行程序，我们就能够很容易地查找到符合某一特殊形式的英语单词。比如，目前在破译过程中我们有这样一个不完整的单词： -O--LETEL- ，我们知道在上述单词中所有缺失的字母都是互不相同的。为了找到这个单词，我们可以求助于一个包含了751 322个英文单词 的词汇分类程序。这个程序告诉我们，符合上述形式的英语单词只有一个，即“ COMPLETELY ”（“完全地”）。

这样的计算机程序能够帮助我们少费许多力气（这个程序在网络上就能找到，它是完全免费的，并且瞬间就能得到搜索结果）。事实上，我们甚至可以一开始就借助这样的程序。如果密文包含一个形式罕见的单词，也许我们根本不需要知道任何字母，就可以借助这个程序找到这个单词的唯一解法，或者把解法限制在少数几种可能性之中。但是有时候，密文中的每个单词都可能有多种不同的解法，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最理想的做法是先分析出若干字母的替换规则，再利用词汇分类表。至此，我们已经找到了字母 C 、 M 、 P 以及 Y ，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密文的破译工作：

不管我们手头有没有词汇分类表，我们都很容易看出“ H-S MA-ESTY ”两词显然代表“ HIS MAJESTY ”（国王陛下）。当然，我们也可以猜测 H-S 或许代表“ HAS ”，但是不要忘记我们已经知道密文中的字母 B 代表明文中的字母 A 了，因此这种可能性可以排除。现在，让我们把新发现的字母 I 和 J 代入密文中的所有相关位置：

在这段信息中，字母 J 仅仅出现在 MAJESTY 一词中，而字母 I 却多次出现在不同的单词中，因此它可以帮助我们辨认出更多单词。如果你还没有开始尝试自行破解剩余的密码，你可能希望不再阅读我的解答，赶紧独立完成接下来的破译工作了。这段密文的正确解法可以在本章的末尾找到。

以上，我向读者详细介绍了破解一段MASC密码的过程。有了现代计算机的帮助，我们可以更加快速地破解这类密码。事实上，有许多高级的解法能让我们在几秒钟内破译出上述密码，有时候甚至不足一秒钟。因此，即使我们不知道密码是用何种语言写成的，这个障碍也并不如我们想象的那般巨大。如果一台计算机只需要几秒钟就能破解一种给定语言下的MASC密码，那么即使需要对100种不同的语言进行测试，也不过消耗几百秒的时间而已。当然，根据各种计算机破译程序的性质，程序在每一种语言下会选择不同的词频列表或者词汇分类表。

如果这段密码真的是MASC密码的话，那么鲁道夫二世咨询的任意一位密码专家都能仅使用纸笔破解密码，解决他的问题。然而，事实上，没有一位密码专家解开了鲁道夫二世那份手稿中的谜团。这表明，那份手稿中使用的加密方式并不是简单的MASC密码。

现在，请读者稍事休息，尝试自行破解以下这些MASC密文：

1. PUCM CZODM MUL NLE VSJL OJ HDFOVJ MUL NLYOKF? MUL ZSOXHCIUB ZB LWCKN NCBN UL UCF C “ILKYUCKM JOH ILHWLHNL HLVCMSOKN CKF LHOMSYC.”

2. JFZ ZSBZMIM INXZ MZSLMEZV, “A ENIU JFLJ A LS VZLV LNV VLSNZV; A LS L SLN BIHHZHHZV QP JFZ VZOAK.”

3. JAAHRMKVW GH EIWIVM, RJOOK EHLI HZ PRJWUI ARIJGIM J WHEIY HUG HZ AEJN GH MIZIVM GXJG AKGN’T CILT JG J GKYI LXIV RUMHEZ LJT KV PHLIR.

4. LDEUCAHE TUZHE’X TEEJ “EHW RZHCUWC XDSBK AUBDM-FWX ALADHXB BRW NABRWNABDMDAHX” PAX CWCDMABWC BE UZCEFI.

5. TUG GOPGFQF AQLCUT QLT TUG ZGAT RI GWGFXTURIC UG EGARFGE. UG GWGI UME URA UQFQAJQPG JMAT ZX IQATFMEMOLA.

浮出水面的证据

前文中，我以密文的平均词长为依据，来证明手稿是用MASC密码加密的。但是，这一统计其实将问题过度简化了。英语中有两个单字母单词，分别是 I 和 A ，此外还有许多常用的双字母单词。英语单词的平均词长之所以相对较小，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存在上述这些含字母数目较少的单词。虽然我们手头的密文的平均词长符合英语的平均词长指标，但是密文中却鲜少出现只包含一个字母或者两个字母的单词。密文之所以平均词长较低，是因为密文中包含的长单词很少，以及包含大量由4个字母组成的单词。除非它是一份长达200多页的骂文，否则，这份手稿看起来并不是用MASC密码加密的英语文献。事实上，如果我们研究一下这份手稿的词长分布情况，就会发现它并不符合英文的词长分布，也不符合包括拉丁文在内的任何其他欧洲语言的词长分布。然而，如果我们愿意考虑其他可能性，比如这份手稿是用一些更遥远的国家的语言写成的（相对于鲁道夫二世所处的布拉格而言），那么事实上中文、藏文，以及越南文的词长分布情况与该手稿的情况是比较吻合的。

斯拉瓦纳·雷迪（Sravana Reddy）和凯文·奈特（Kevin Knight）将该手稿的部分词频分布与英文（包括含元音和不含元音两种情况）、汉语拼音以及巴克沃尔特转写方案下的阿拉伯语的词频分布进行了比较。结果如图1–10所示。 这部分手稿在图中被标记为VMS B，“VMS B”这个名称的具体意义我会在下文中解释。从图1–10中我们可以看出，正常英语（包含元音的英语）的词长分布情况与手稿的词长分布情况最不吻合。如果去除英语中的元音，匹配的吻合度会有所提高，然而，和密文词长分布最为吻合的是巴克沃尔特转写方案下的阿拉伯语。斯拉瓦纳·雷迪和凯文·奈特指出：“从这个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出，在对密文所使用的语言得出结论以前，我们应该先把密文与一系列不同的语言进行比较。”

幸运的是，统计学并不是我们破解密码的唯一工具，背景信息也能提供不少帮助。具体到这份手稿的情况来看，弄清它的来源或许能帮我们判断出原始信息所使用的语言或是加密的方式，从而大大地推进破译工作的进展。虽然我们手上的信息十分有限，但是鲁道夫二世认为，这段密码应出自罗杰·培根（Roger Bacon）之手，因此我们可以从这点出发。

关于罗杰·培根的猜想

所有秘密都应该用特殊的方式书写下来，以保证粗俗的人无法看懂这些秘密，即使是科学工作者或最热切求知的学生也需要克服重重困难才能破解。只有疯子才会用其他方式来书写秘密。这一点从最开始的时候就已经获得了所有科学工作者的一致认同。通过各种各样的方法，我们成功地将一切科学的秘密隐藏起来，不让粗俗的人获得这些秘密。

——罗杰·培根，《艺术和自然的秘密工作方式，以及魔术的虚空》
（ De Secretis Operibus Artis et Naturae, et de Nullitate Magiae , 1252）

罗杰·培根是一位生活在13世纪的英国僧侣和哲学家。在他之后的几个世纪中，他的声望时高时低。有时候，他被认为是科学实验方法的先驱者，是一位超越了其所处时代的伟人；然而有时候，人们却认为他和同时代的其他所谓的“哲学家”并没有太大区别。

培根懂得很多种语言。据称，他掌握了希腊语、拉丁语、希伯来语、阿拉姆语，甚至一点点阿拉伯语。因此，即使我们假定培根确实是鲁道夫二世购买的这份手稿的作者，我们也无法知道手稿的明文究竟是用什么语言写成的。然而，这样的困难并不能浇灭鲁道夫二世寻找手稿明文的热情，因为培根书写的著作涵盖了科学的各个领域，包括玄学。在《炼金术之镜》（ The Mirror of Alchemy ）一书中，培根向读者介绍了一种丹药的制作方式。他声称，这种丹药不仅可以转化金属，甚至能延长人的寿命。制作这种丹药的正确步骤会不会就隐藏在这份加密的手稿中呢？对于鲁道夫二世而言，获知这一秘密太重要了。

在13世纪，天主教的异端审判法庭已经出现了，因此如果培根想要书写一份带有异教性质的手稿，他确实有充足的理由要把手稿的内容隐藏在MASC密码背后。然而，即便培根已经采取了这样的预防措施，他的谨慎程度似乎还远远不足以帮他躲避灾祸。事实上，他的各种不加密的异教言论传得满世界都是，比如大家都知道他曾说过“整个神职人员队伍已经变得骄傲、奢侈以及贪婪”，这些言论给他带来了许多负面的关注。 因为这些大胆的渎神言论，培根在监狱中度过了14年的时光，在这14年中，他被剥夺了书写的权利。最终，他于1292年出狱，并于同年逝世。 几百年之后，一位历史学家声称，在牛津的修道院中，修士们把培根的所有现存手稿钉在墙上，任由它们腐烂。

关于培根的传奇生平，还有许多内容可以讲述。但是对于我们的破译工作而言，这其中最重要的信息是他对密码学的热爱。从本章开头引用的那段话中我们就可以看出，培根极度推崇秘密书写的重要性。然而，鲁道夫二世所拥有的这份手稿似乎采用了一种比MASC密码更为复杂的加密系统，培根有可能使用这样一套加密系统吗？

为了纪念罗杰·培根诞生（大约）700周年，研究者们写了一系列相关论文。在这些论文中，H.W.L.海姆（H.W.L.Hime）中校这样写道：“在《艺术和自然的秘密工作方式，以及魔术的虚空》（后简称《秘密》）一书中，他（培根）花费了巨大的努力，通过密码和字谜的方式来隐藏爆炸物（火药）各个成分的名称和比例。”

我们都知道，早在英格兰人和欧洲大陆人发明火药之前，中国人就已经发现了火药的秘密。然而，中世纪科学与炼金术历史学家林恩·索恩戴克（Lynn Thorndike）甚至都不相信培根是他所处的世界中发现火药的第一人。由于索恩戴克完全否认了海姆的论点，所以这个问题目前仍充满争论。 然而，有一个事实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培根确实曾用密码写过文献。

在本节的开头，我们引用的语句正是来自《秘密》一书。在这本书中，培根描述了7种能够隐藏秘密的书写技巧：

1. “用字符和符号”隐藏信息（比如使用暗号或隐语）。

2. “使用神秘符号或者图形符号”（暗号或隐语）。培根没有清楚地区分头两种方法。他只给出了一个例子，这个例子是哲学家和炼金术士常用的一种暗号。

3. “在书写中只使用辅音”（省略掉所有元音，使阅读变得更加困难）。

4. “把多种字母混合在一起”。有些研究者认为，这条规则指的是使用一些无意义的符号，即在文本中随机加入一些无意义的符号来扰乱读者的阅读，或者把无意义的符号和字母顺序的改变结合起来。然而，培根这样写道：“天文学家艾希克斯（Ethicus）就是用这种方法来隐藏自己的科学知识，他在同一个句子中以希伯来字母、希腊字母，以及拉丁字母进行书写。”根据培根的这种说法，我认为研究者的上述解读是错误的。 我认为培根的意思是用不同的方式来书写同一个字母，比如把字母 a 写作希腊字母α，希伯来字母 ，以及拉丁字母 a 。

5. “使用特殊字母。书写者靠自己的才能和个人意愿创造发明出一些特殊字母，以区别于其他地方使用的字母”（替换）。

6. “不使用字母，而用其他几何形状来代替字母的功能。可以根据点和标记的不同排列方式来代表不同的字母”（替换）。

7. “根据自己的意愿尽量书写得简短一些”（速记）。

在以上7种方法中，第3种方法显得尤其弱。培根这样写道：“希伯来人、迦勒底人、叙利亚人、阿拉伯人用这种方式来书写他们的秘密。”然而，他同时也写道：“但事实上，上述人群几乎用这种通用的方法书写所有内容。”

此外，培根还写道：“我之所以想要描述这些隐藏秘密的方法，是因为我可能会用到上述的部分方法，在我所要书写的秘密非常重要时。通过记录这些方法，我希望至少能在我的能力范围之内为你提供一些帮助。”

我们可以看出，培根对密码的兴趣已经远远超出了寻常的范围。因此，他可能会在书写一份手稿的时候把上述7种技巧中的几种结合起来使用。但是，我们是否有证据证明鲁道夫二世所购买的这份手稿历史足够悠久，确实有可能是由培根执笔的呢？此外，为什么一份由英国僧侣执笔的手稿最后会出现在布拉格呢？

关于这份手稿在1608年之前的历史，各方研究者提出了各种各样不同的猜测。在20世纪，威尔弗里德·伏尼契（Wilfrid Voynich）成为这份手稿的主人。关于该手稿的历史，伏尼契提出了一种可能的解释，说明了这份手稿是如何从培根手上辗转来到鲁道夫二世的宫廷中的。当然，伏尼契先生显然希望这份手稿的作者是培根，而不是某个不知名的作者，因为只要能证明这一点，就能够提高他所拥有的这份手稿的价值。虽然现存的证据不足以确证这份手稿的作者确为培根，但是我在此仍列出这种可能性供读者参考。

根据伏尼契的说法，培根于13世纪后半叶完成了这份手稿，然后这份手稿就一直被收藏在英格兰某所修道院的图书馆中，直到1538年。这个故事的开头似乎一点儿也不激动人心，但是请读者不要着急，我们只需要一句话，就能轻而易举地把这份手稿和鲁道夫二世联系起来。接下来，在宗教改革的混乱中，该修道院解体，诺森伯兰公爵约翰·达德利（John Dudley）借此机会夺取了这份手稿。众所周知，达德利从教会及其他宗教机构处获得了不少战利品，但是这份手稿是这些战利品的其中之一则纯属猜测。如果以上的猜测属实的话，那么有可能约翰·迪伊（John Dee）于1547年从达德利手中获得了这份手稿。

虽然我们并不知道迪伊是否曾经拥有过我们所讨论的这份神秘的手稿，但是我们知道他确实曾经拥有过大量培根的手稿。迪伊购买了他能找到的所有培根的手稿。事实上，正是因为迪伊的努力，人们才对培根的那些几乎被遗忘的作品重新产生了兴趣。为了寻找培根的手稿，迪伊走遍了整个英格兰，终于建立起一座图书数量相当可观的收藏馆，这也是当时整个英格兰最大的私人图书馆——“藏书总量近4 000册”。在收集这些图书的过程中，为了节约资金，迪伊有时会向别人借阅书籍，然后适时地“忘记”归还。

根据猜测，这份手稿于1584—1588年之间被迪伊从英格兰带到了布拉格，鲁道夫二世以600个达克特金币的价格从迪伊手中购买了这份手稿。至此，这份手稿假想中的流传轨迹画上了句号。在稍后的部分中，我们将进一步研究支持这次交易的证据。伏尼契认为，迪伊把这份手稿当作“礼物”赠送给了鲁道夫二世。

关于这种猜测，我们有若干细碎的证据，有的支持这种猜测，有的则不支持。

证据1（不支持）：如果这份手稿确实为罗杰·培根所作，那么这份手稿的成书日期就应早于哥伦布。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份手稿如何能够包含一幅描绘向日葵的插图呢？（见本章之前提到的该书第33v叶。）我们知道，向日葵是一种原本生长于美洲的植物。直到1493年，哥伦布才首次将向日葵的种子带回欧洲。当然，不相信这一证据的人可以声称，该插图中描绘的植物其实并不是一株向日葵。（还记得这株植物奇怪的根系结构吗？）或者，他们也可以说，绘制这幅插图的人从某些早于哥伦布访问美洲的人那里了解到了向日葵的样子（维京人？中国人？），虽然这种说法比较牵强。

证据2（支持？）：某些专家，比如《约翰·迪伊藏书目录》的编辑之一安德鲁·G.华生（Andrew G.Watson）教授声称，这份手稿上的页码和迪伊的字迹相吻合。 当然，也有一些专家反对上述论点，拉法乌·普林克（Rafa ϯ Prinke）认为，手稿页码中的“8”显然不是迪伊的笔迹。普林克还提出了更多细微的笔迹上的区别，其他专家也提出了一些 。我们知道，迪伊喜欢把自己的名字或者代表所有权的标志写在他的藏书上，还喜欢在自己的藏书上做页边批注，但我们在这份手稿中并没有发现上述这些痕迹。

证据3（支持）：迪伊对密码学很有兴趣。他曾评价另一本与密码学有关的书《隐写术》（ Steganographia ）是比“一千顶皇冠”还值钱的“最珍贵的珠宝”。许多有权势的人都了解迪伊对密码学的兴趣，比如弗朗西斯·沃尔辛厄姆爵士（Sir Francis Walsingham）就曾经为了获得更多密码学方面的知识而拜访迪伊。

证据4（支持？）：迪伊的儿子阿瑟说过，自己的父亲曾花费很长时间研究一本“除了象形符号以外什么也没有的书”。 虽然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这只是阿瑟不经意间使用了一个不同的表达，但是事实上这份手稿中的内容看起来更像某种奇怪的手书体，而并不像象形符号。此外，这份手稿中虽然有一些书页只有文字没有插图，但大部分书页都配有大幅的彩色插图。因此把这样一份手稿描述为一本“除了象形符号以外什么也没有的书”，事实上并不准确。

证据5（支持）：在1584—1588年间，迪伊确实数次去过鲁道夫二世的宫廷。但是我们并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在这几次访问中迪伊向鲁道夫二世出售过这份加密的手稿。

正如我在前文中指出的，伏尼契提出的这种假说是有可能成立的，但是由于没有充分的证据，这一假说与真实情况未必相符。

这会是一个骗局吗？

鲁道夫二世的身边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炼金术士，也许有些人真的相信自己所从事的炼金事业，他们可能真的相信自己正在逐步获得点石成金的秘密。就算是备受尊敬的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科学家艾萨克·牛顿爵士，也曾经在炼金术领域花费了相当多的时间，比花在令他成名的科学研究领域的时间还要多。然而，也有许多炼金术士并不真心相信炼金术，纯粹是在用各种各样的戏法招摇撞骗。其中一种戏法是在空的勺子里放上金子，然后再用蜡封住。他们用这种做过手脚的勺子在锅里搅拌，勺子上的蜡就会逐渐融化，于是锅里就出现了金子，看上去就像是用锅煮出了金子一样。迪伊的朋友爱德华·凯利（Edward Kelley）则喜欢使用另一种障眼法，迪伊也有份。这种戏法会用到一种双层底的坩埚，坩埚中也同样藏有金子，并用蜡封住，当蜡融化时，所谓的“炼金术”也就成功了。当然，还存在许多比上述两种戏法更为复杂的障眼法。对那些愿意相信炼金术的人而言，很容易把上面的这些戏法当作炼金术成功的证据。

我们要回答的问题是：如果鲁道夫二世会被这些虚假的“化学实验”愚弄而甘愿献出自己的部分财富，那么他是不是也有可能被一本其实毫无意义的手稿愚弄呢？鲁道夫二世购买的这份奇怪手稿上记录的会不会只是一个虚假字母表中的随机字符呢？作者为了创造这份手稿而花费的努力真的有价值吗？毕竟这份手稿的长度有200多页……

在前文中我们已经提过，据称鲁道夫二世花费了600个达克特金币来购买这份手稿，因为他相信这份手稿有可能帮助他实现自己的目标。当时600个达克特金币的价值相当于今天的100 000美元。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在这种巨大的经济利益的诱惑下，肯定有人愿意花费时间来制造一份手稿。

迪伊可不会觉得这样的骗局有失自己的身份。事实上，这份手稿完全有可能是迪伊自己制造出来的（下面我还会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迪伊的另一重身份是一名间谍，在他所处的时代中，间谍被认为是一种非常不体面的职业。直到最近，这种职业才因为詹姆斯·邦德等影视形象的出现而带上了光环［事实上间谍这份职业的光环的产生或许可以追溯到詹姆斯·费尼莫尔（James Fenimore）于1821年出版的小说《间谍》（ The Spy ）］。迪伊在炼金术方面的冒险故事至今仍被人们所熟知，甚至有一幅19世纪的画就叫作《约翰·迪伊为鲁道夫二世表演炼金术》。因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只要有利可图，迪伊绝对乐于用各种方式误导他人。

不管怎么说，鲁道夫二世招来的各位行骗高手之间显然存在着激烈的竞争。事实上，迪伊也曾被他的朋友爱德华·凯利骗过。凯利曾经告诉迪伊，自己能与天使交流。凯利还声称，天使告诉他，上帝要求迪伊和他共享妻子。而迪伊真的相信了凯利的说法。

后来，迪伊的这种生活方式终于给他带来了麻烦，最终，他不得不从鲁道夫二世身边逃离。在迪伊逃离期间，他的图书收藏馆丢失了500本书。而和迪伊一样过着骗子和间谍的双重危险生活的凯利当时则比迪伊运气好，他靠着这些手段获得了爵士的封号。 不过，最后凯利也和迪伊一样下场悲惨，他被鲁道夫二世投入地牢，饱受折磨。凯利曾试图从鲁道夫二世的地牢中逃跑，然而他的越狱计划进行得并不顺利。凯利因为试图越狱受到酷刑的惩罚，最终重伤而死。

其他可能性

我们应该记住：就算这份神秘的手稿不是为了行骗而伪造的，它仍然可能毫无意义。也许这份手稿的作者有精神疾病，或者是在药物的影响下写出了这份手稿，也有可能作者当时正受到周期性偏头痛的折磨，或者处于宗教上的狂喜状态。在上述这些情况中，即便作者并不想欺骗任何人，他也仍然可以写出一份毫无意义的手稿。也许，之后有人发现了这份手稿，却并不知道上面的情况，于是便把这份毫无意义的手稿当作加密的文件。布伦博曾用这样的语句描述该手稿的插画作者：“他把植物看作了活化的东西，这种状态已经在精神错乱的边缘上了。” 然而，如果我们把这份手稿的内容和一些真正的精神病人的作品进行比较，就会发现两者之间也并不具有很高的相似度。

另一种可能性是，这份手稿只是一件艺术品。看起来像加密手稿的艺术品是确实存在的。路易吉·塞拉菲尼（Luigi Serafini）1981年创作的《塞拉菲尼抄本》（ Codex Seraphinianus ）就是一个例子。从《塞拉菲尼抄本》中的插图我们可以看出，《塞拉菲尼抄本》是一本百科全书式的书，其涵盖的主题范围甚至比我们讨论的这份奇怪的手稿更宽泛。虽然《塞拉菲尼抄本》的内容本身没有任何意义，但我们却可以把它当作一种超现实主义的艺术品来欣赏。在《塞拉菲尼抄本》中，文字中穿插着各种奇异的图，这些文字粗看上去像是用一种独特的字符写成的加密文字。我们并不清楚《塞拉菲尼抄本》中的文字是否只是乱写的，但有人判断《塞拉菲尼抄本》中的页码是用一种类似密码的加密方式标注的。

鲁道夫二世的努力

没有任何证据显示鲁道夫二世曾考虑过这份手稿只是一个骗局。事实上，要是鲁道夫二世认为这份手稿纯属伪造，那么我们也许就会听到另一个关于凯利如何被无情的命运所惩罚的传奇故事了。要是鲁道夫二世觉得被骗了600个达克特金币，他可不会心慈手软！相反，据我们所知，和鲁道夫二世关系密切的各路专家用各种方法不断试图为鲁道夫二世解开这份手稿的秘密。

在前文中，我们猜测过这份神秘手稿在落入鲁道夫二世手中之前的历史，但在手稿到了鲁道夫二世手中后的阶段，我们就有一些确凿的事实证据了。在讲述这段历史的时候，我们不妨从特潘内兹的雅各布斯·霍尔契奇（Jacobus Horcicky de Tepenecz）说起。他是鲁道夫二世的首席植物学家和药剂师，负责管理鲁道夫二世的皇家花园。霍尔契奇最大的贡献在于他发现了把花的香味转化成液体的方法。也就是说，他发明了香水。在“特潘内兹的雅各布斯·霍尔契奇”这个名字中，“特潘内兹”是他因为在1608年靠药剂救了鲁道夫二世的性命而获得的贵族封号。由于这份神秘手稿中含有大量的植物图，所以鲁道夫二世在选择破译该手稿的人选时，很可能一开始就会想到霍尔契奇，这种猜测是非常合理的。

霍尔契奇与这份手稿之间的联系很长时间以来一直不为人所知，直到后来一位所有者试图用影印的方式复制这份手稿的第一页时，才意外地发现了霍尔契奇与这份手稿的联系。当此人影印该手稿的第一页时，由于曝光不足，该书第一页下方的一个已经褪色的签名显现了出来。在给原本涂上化学物质以后，这个签名更加清晰地显示了出来。这个签名的存在似乎显示霍尔契奇是这份手稿的主人。因为如果这份手稿属于鲁道夫二世，并且鲁道夫二世只是把这份手稿暂时借给霍尔契奇破译的话，那么为什么霍尔契奇要将自己的名字写在手稿的书页上呢？当你向别人借书的时候，你当然不会在别人的书上写上你自己的名字，除非你像迪伊一样根本不打算归还！

霍尔契奇的签名中包含了“特潘内兹”这个封号，因此我们知道，他是在1608年以后的某个时间拥有这份手稿的。此外，在他自己的名字下面还写有“布拉格”（“Prag”）一词。我们知道霍尔契奇于1618年离开了这座城市，因此写下该签名的时间应该早于1618年。

身为鲁道夫二世的宠臣虽然是一件很有价值的事情，但这种价值持续的时间并不太久。后来，鲁道夫二世失势，被他的弟弟马蒂亚斯（Matthias）取代——但鲁道夫二世一直在名义上保持着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称号，直到他1612年去世。因此我们知道，即便这份手稿中真的写有长生不老的秘密，这个秘密显然未能被及时解开，也显然没有帮助鲁道夫二世获得永生。因此，一种比较合理的解释是，霍尔契奇可能在鲁道夫二世最后的日子里获得了这份手稿的所有权，或者是在鲁道夫二世死后不久。1618年，布拉格被新教徒控制，主管与布拉格邻近的梅尔尼克地区的天主教徒霍尔契奇被投入了监狱。然而，上天又一次眷顾了霍尔契奇，在斐迪南大公胜利后，天主教重新控制了布拉格。霍尔契奇最终死于1622年的一次骑马事故。

格奥尔格·巴雷什

在霍尔契奇死后，这份手稿又落入了何人手中？针对这个问题，存在各种各样的猜测，但是我们并没有确凿的证据来证明任何一种猜测。下一个被确认的主人是格奥尔格·巴雷什（Georg Barsch），又名乔治·巴修斯（Georgius Barschius）。在霍尔契奇和巴雷什之间，这份手稿可能有过一名或多名主人。我们之所以知道巴雷什是这份神秘手稿的主人，是因为在罗马的宗座额我略大学（Pontificia Università Gregoriana）的档案馆中发现了一封书信。 这封书信由M.J.戈尔曼（M.J.Gorman）誊抄，于2010年由斯莫尔卡（Smolka）和赞德伯根（Zandbergen）出版。这封信全文如下。巴雷什之所以在信中对阿塔纳修斯·基歇尔（Athanasius Kircher）大加赞美，是因为他认为基歇尔是一位伟大的语言学家。基歇尔写过一本关于科普特语的书，这是一种生活在埃及的早期基督徒们所说的语言。许多人相信，解开埃及象形文字含义的人可能就是基歇尔——在当时，没有任何人能够理解埃及象形文字的含义。

乔治·巴修斯写给阿塔纳修斯·基歇尔的信（1639）

最尊敬的神父，

希望我的这封信不要过分地打搅您。在此我祈祷上帝将所有快乐赐予尊贵的您。

因为一位神职人员即将启程前往意大利和罗马，所以我决定抓住这个机会请他将这封信转交给您。我曾托布拉格耶稣会的一位牧师——尊敬的莫雷特斯神父转交给了您一份文稿，希望这封信能唤醒您对那份文稿的回忆。

您通过出版《科普特语简史》（ Prodromus Copticus ）一书赢得了国际声誉。在这本书中，您曾经呼吁任何持有相关材料的人将这些材料呈送给您，因为这样可以帮助您增加手中的相关资源，进一步丰富您的著作，并使您的研究成果更加成熟。

我相信，在您发出这一呼吁以后，人们一定已经将大批材料送到了罗马。这其中有许多人一定是亲自把手中的材料送到您面前的，这样做是为了表达对您的敬意，因为您在语言方面做出了卓越的努力，并且付出了超乎常人的辛劳。当我听说这个振奋人心的消息时，告诉我消息的人也向我展示了一本惊世杰作的简要提纲，我相信这本伟大的著作将会在我们的时代重见天日（而且我认为事不宜迟）。向我提供消息的人还告诉我，您在解开一些极为晦涩的手稿中隐藏的谜题这方面也有着出众的能力。

在我的个人图书馆中，有一份用未知文字写成的手稿，这份手稿就像是斯芬克斯的谜题，它在我的图书馆中没有任何用处，只是徒然占据空间。因此，我想把这样一份谜题送给“埃及的俄狄浦斯” 进行破解应该不能算是不当之举。所以，我派人将这本古老的书的一部分重新誊写，并保证字迹尽量忠实地模仿原文（将这封信呈送给您的人将向您证实他亲眼见证了这一点）。一年半以前，我也将这份誊抄过的手稿送交给了最尊敬的您。如果您认为合适的话，我希望您能拨出一些宝贵的工作时间来研究这份手稿，并将手稿中那些未知的文字破译为我们能够阅读的字符。如果这份手稿所隐藏的秘密承蒙一位像您这样的一流学者花费宝贵精力的话，那么我希望我的这一举动既能够为该手稿解谜者和我自己带来一些益处，也能够为公众做出贡献。

由于您与我之间的这段旅程既漫长又危险，我认为让这部手稿的原件经历这些危险是不明智的。而且经过了漫长的等待以后，我一直没有收到您的回复，因此我只能认为此前的那份手稿并没有到达罗马，也没有到达您的手中。所以，我决定再次将这份手稿的誊抄版呈送给您。当上文提到的莫雷特斯神父告诉我，他已经把这份手稿带到了罗马的时候，我感到万分欣喜。如果尊敬的您愿意解开这份手稿的秘密，让所有有识之士共同拥有这本书中埋藏的宝藏，那么我必将感到更加欣喜。

这本书中包含大量的植物图，还有许多描绘星星的图，以及其他带有化学符号的图。根据这些信息，我个人猜测，这部手稿的主题可能与医学相关，而医学是除了救赎灵魂的神学以外最能够惠及整个人类的研究领域。破解这份手稿中的谜题并不会伤及像您这样一位伟大智者的尊贵身份。既然作者如此谨慎地对手稿进行了加密处理，显然他并不希望未受过教育的无知民众了解手稿的内容。事实上，我们很容易设想，某位有识之士为了寻找真正的医药而亲自寻访了东方世界（因为他发现欧洲所流行的医药并不具有很高的价值）。也许，这位有识之士通过研读文献以及与当地的医疗专家交流而获取了埃及医药知识的宝藏，他将这笔宝贵的财富带回欧洲，并将这些知识藏在了这部书稿中。这本书中包含许多在德国从未有人见过的异域植物图，这使我对上面的假说更加深信不疑了。

我相信最尊敬的您对让最宝贵的东西重见天日一定有极大的热情。如果能把这本手稿中隐藏在未知字符下的宝藏挖掘出来（如果这本书中真的埋藏有这种宝藏的话），就能为公众做出贡献，因此我希望您不会认为这样一份解谜的工作有失您的身份。事实上，我认为任何人都没有能力完成上述工作，因为这份极为晦涩的手稿中的秘密需要独特的智慧和敏捷的思维，或是一种显然无法轻易掌握的新方法才能够解开。这份手稿中也许藏有巨大的宝藏，解开这份手稿的秘密也许会使许多从前不可能的事情变成可能。因此，如果您愿意进行这项工作，我将感激不尽。为了唤醒您的记忆，我将在此附上这份未解手稿的两行内容，之前我已经向您呈送了用类似字符写成的整部手稿。

希望我的这封信能给您留下良好的印象，同时也预祝您崇高的努力能够获得圆满的结果。愿最伟大和最完美的上帝为了语言学领域的福祉保佑您长寿。

公元1639年4月27日于布拉格，在这一天我走进了罗马的智慧学府，并为人类的医学智慧做出了我自己的贡献。

向尊敬的您致以最高的敬意
乔治·巴雷什先生

在上面的这封信中，巴雷什提到他之前曾经给基歇尔写过另外一封信，但是前一封信已经丢失。此外，关于这些书信的作者的生平信息也已经无迹可寻。我们从未发现基歇尔给巴雷什的回信，甚至没有证据显示基歇尔对这封书信做出了回复。但是我们却知道这份神秘手稿的下一任主人是谁。巴雷什于1662年去世，他将包括这份加密手稿在内的所有藏书留给了兰什克龙的约翰内斯·马库斯·马尔奇（Johannes Marcus Marci of Kronland）。

在马尔奇生活的年代，一个人仍然可能在若干不同的领域中同时取得较高的成就。马尔奇不仅是一名医生，还是一位颇有名望的数学家、物理学家以及东方学家。他曾担任过布拉格大学的校长。

我们不清楚马尔奇究竟花了多长时间试图破译这份神秘的手稿。但我们知道，在马尔奇的生命走向尽头时，他把这份手稿寄给了一位比他声望更高的知识分子，此人就是罗马的阿塔纳修斯·基歇尔，与此前巴雷什写信求助的基歇尔是同一个人。几个世纪以后，这份手稿以及随手稿同时寄出的马尔奇写给基歇尔的书信被同时发现。事实上，关于这份手稿来源的信息很大一部分都是出自马尔奇写给基歇尔的那封书信。这封书信全文如下 ：

尊敬而高贵的先生，亲爱的神父：

这本书是我的一位亲密的朋友赠予我的。从拥有这本书开始，我就认为我应该把这本书交给您，我亲爱的阿塔纳修斯，因为我一直相信除了您以外，没有人能够读懂这本书稿。

这本书的前任主人曾经去信询问您的意见，他还誊抄了这本书的部分内容随信寄送给您。他相信，只要看到这本书的部分内容的誊抄本，您就能了解剩下的内容，但当时他并不愿意将所有原稿寄给您。为了解开这部手稿的密码，这本书的前任主人付出了不懈的艰苦努力，在此我将他已有的一些材料随信寄给您。通过这些材料，您一定可以清楚地看到他的努力。直到生命的终结，这部书的前任主人才最终放弃了破译这部手稿的希望。然而，事实证明，他的一切努力都只是白费，因为像这样的斯芬克斯只会服从命定的主人，也就是您，基歇尔。现在，请接纳这部书稿的原件吧，同时也请接受我对您的敬爱之情，虽然我早就应该向您表达我的感情。希望您能够成功克服这个谜题带来的困难——如果说这个谜题对您来讲还有什么困难的话。希望您能像过去一样取得巨大的成功。

拉斐尔博士 曾任斐迪南三世的波希米亚语教师，而斐迪南三世日后成为波希米亚的国王。拉斐尔博士告诉我，上文提到的这部书稿曾经属于鲁道夫二世，他还告诉我，鲁道夫二世曾花600个达克特金币从前任主人手中买下了这部书稿。他相信这部手稿的作者是英国人罗杰·培根。关于这一点，我保留意见。希望您能够告诉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看待这部书稿。为了报答您对我的善意和恩惠，我将永远毫无保留地把自己奉献给您。

听候尊敬的您的调遣，
兰什克龙的约翰内斯·马库斯·马尔奇
布拉格，1665年4月19日

（信件原件所署的年份也可能不是1665年，而是1666年。因为原件中年份的最后一个数字很难看清楚。）

上述这封书信提出了这样一个谜题：在“这本书的前任主人曾经去信询问您的意见”一句中，所谓的“前任主人”究竟是谁？在若干个世纪的时间中，这个谜题一直未被解开。正如我们在前文中已经提到的，现在我们知道，这位“前任主人”就是格奥尔格·巴雷什。

现在，让我们来谈一谈阿塔纳修斯·基歇尔。似乎没有什么领域是基歇尔不感兴趣的。在他的著作《知识的伟大艺术，或者组合艺术》（ Ars Magna Sciendi Sive Combinatoria ）一书的扉页上，基歇尔写道：“没有什么东西比知晓一切更加美妙了。”这句话似乎也是他的人生目标。在基歇尔的一生中，他惊人地在不同领域中做出了各种各样的贡献。他的著作超过40本，这些著作的主题范围极为广泛，包括中国书法、巴洛克音乐、宇宙学、化石、地质学、魔法灯笼、磁学、凤梨（基歇尔认为这种异域水果可以吞噬铁钉），以及地下世界。为了追求知识，基歇尔甚至不惜冒生命的风险。为了获得关于火山的直接经验，他曾经亲自深入维苏威火山炽热的火山口中。从基歇尔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即使只是站在火山口的上方就已经够可怕的了：

我想地狱也不过如此。除了可怕的幻影和魔鬼的幽灵，地狱里的一切那里都有。在那里，我听到山发出恐怖的吼叫，我闻到一种无法描述的恶臭。烟雾混合着暗色的火球，从火山底部和侧面大约11个地方不断喷射出来。面对这样的情景，我也像火山一样开始打嗝和呕吐。

除了撰写他自己的著作以外，基歇尔还汇编其他人的报告，比如从远东归来的耶稣会传教团的报告。基歇尔甚至早于达尔文提出了动物物种会发生进化的理论。

从这份神秘手稿的插图中我们可以看出，这部手稿涵盖了范围极广的各种内容。既然基歇尔的知识和兴趣也涉及非常广泛的领域，他的广博学识也许会赋予他着手研究和破译这份神秘手稿的自信。基歇尔一定非常希望获得这份加密手稿中隐藏的知识，而现在他已经拥有了这份手稿。正如我们在前文中看到的，不管是巴雷什还是马尔奇都认为，最有可能破解这份加密手稿的人就是基歇尔。除了上面提到的这些能力以外，基歇尔还拥有一些特殊的知识和技能，使得他有潜质成为一名优秀的密码破译者。

基歇尔的职业是罗马大学的一名数学教授。数学家可以成为非常优秀的密码破译专家——虽然人们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才认识到这一点。在基歇尔的各种数学著作中，有一部分著作的内容属于组合论的领域。在当时，组合论研究的主要内容是从一个有限集合中找出可能的元素组合。在理想的状态下，数学家不应该通过穷举所有可能性来得出可能组合的总数。也就是说，数学家应找到某种计算组合总数的捷径。基歇尔画出了可能是世界上第一张完整的二分图：图中的点被分为两组，第一组中的每一点都和第二组中的每一点以一条线连接。图中的线段总数就是从两组中各选出一个元素所能得到的组合数目。此外，基歇尔还发明了一套逻辑系统。

1663年，基歇尔在《组合艺术所揭示的一种多语言适用的全新通用书写方法》（ Polygraphia Nova et Universalis ex Combinatoria Arte Detecta ）中直接讨论了密码学的问题。该书中有一些基歇尔的原创贡献，但是大部分是其他人已经提出的内容，包括一些比我们前文讨论过的MASC密码更加复杂的加密系统。这本书中最重要的是介绍了一种“通用书写符号”（pasigraphy）系统。发明这种系统的目的是创造一种人工语言，既容易学习，又可以表达复杂的含义。有了这样一种通用书写系统，人类就能够通过这种语言进行交流。在基歇尔的这套系统中，他用数字代替了我们习惯使用的文字，因此这一系统只能被用于书面交流，而不能用于口头交流。其他一些晚于基歇尔的系统，如1887年发明的世界语，则创造出了一种通用的“语言”——既能满足书面交流的需求，也能满足口头交流的需求。

除了上述这些成就以外，我们在前文还提到，基歇尔是一名伟大的语言学家，人们期待着他能破解古埃及象形文字的秘密。因此，马尔奇才会在写给基歇尔的书信中提到斯芬克斯的比喻。除了古埃及文字以外，基歇尔还研究过希腊语、希伯来语以及叙利亚语。

从某些方面来看，基歇尔和鲁道夫二世十分相似。基歇尔也是一名收藏家。在罗马大学中，基歇尔有一座博物馆，这座博物馆是世界上最早的公共博物馆之一，藏品包括“从钟乳石到鳄鱼标本的各种东西”。 此外，基歇尔还拥有一些用途特殊的房间，这些房间里装满了当时最新的科技创新产物。戈德斯通（Goldstone）为我们列出了一些例子，这些科技创新产物包括魔术灯笼（幻灯片投影仪）、温度计、扩音器（基歇尔把各个房间的扩音器连接起来，组成了一套对讲系统）、天体仪、显微镜（基歇尔把显微镜称为“Smicroscopia”）、磁铁、具有欺骗效果的镜子等。在他的天文观测塔的顶端，装有由耶稣会成员操作的望远镜；他还恶作剧般在门厅里的希腊雕像身后装置会发声说话的扩音器，基歇尔还亲切地叫它“德尔斐神谕”。 此外，基歇尔还制造了一台磁力钟和一个音乐喷泉。

基歇尔与鲁道夫二世的另一个相似之处是：他们都既对科学感兴趣，也对玄学感兴趣。对于艾萨克·牛顿之前的科学家来说，对玄学感兴趣是非常正常的。牛顿被人们称为“最后一位魔法师”。在牛顿之后，科学家才渐渐放弃了对玄学的兴趣。基歇尔和牛顿不同，他并不相信炼金术。然而，基歇尔相信占星术，他还在《地下世界》（ Mundus Subterraneus ）一书中对失踪的大陆亚特兰蒂斯用几页的篇幅做了描写。就破译这份神秘手稿而言，这种将科学和伪科学的各种观念混合在一起的知识结构恐怕并不能算是一种劣势。因为，如果这份手稿中隐藏着与现代科学相左的内容，那么一个像基歇尔这样一只脚在科学世界、另一只脚在玄学世界的人也许反而能够更轻松地理解这份手稿。

遗憾的是，基歇尔没能成功破译这份手稿，准确地说，也有可能他破译了这份手稿，但他没有留下任何痕迹。我们除了知道这份手稿确实曾被寄给基歇尔之外，在基歇尔和这份手稿之间就再没有任何其他已知的联系了。基歇尔从来没有在任何书面文件中提到这份手稿，基歇尔博物馆的目录中详细列明了基歇尔的各种收藏品，然而在这份目录中也找不到这份手稿的身影。你也许怀疑这份手稿在寄给基歇尔的过程中被遗失了，但是这份手稿后来的历史否认了这种猜测。不管基歇尔的身上有多少过人的能力和素质，但我们几乎可以肯定他并没有揭开这份手稿的秘密。基歇尔的写作数量极为惊人，如果他确实曾成功破译这份手稿的话，我们有理由相信他肯定会在某些作品中提到这次破译的成果。然而，现存的所有文件中都找不到这些信息。

事实上，基歇尔曾以更为公开的方式做出过一些破译密码方面的努力，他曾发表过数篇关于埃及象形文字的著作。人们曾经相信基歇尔已经找到了埃及象形文字的正确解答，他也因此而成了名人。然而，之后的一些工作显示，基歇尔关于埃及象形文字的所谓“解答”事实上是完全错误的。在基歇尔逝世140多年以后，埃及象形文字之谜最终被一个名叫让–弗朗索瓦·商博良（Jean-François Champollion，1790—1832）的法国人成功解开。那么，我们还需要等待多久，才能等到这份神秘的加密手稿最终被正确解答呢？

手稿重现

在基歇尔死后，是否有人继续研究这份神秘的加密手稿？或者在18世纪或19世纪中，有没有人研究过这份手稿呢？这些问题的答案我们都不清楚。鲁道夫二世未能解开这份神秘手稿的秘密，在前文中我们提到的那些智慧博学的人也都未能获得成功。在沉寂了数百年之后，这份手稿再次出现，给20世纪的解密专家们提出了新的挑战。

1912年，一名专营珍稀图书的商人威尔弗里德·伏尼契再次发现了这份手稿。因此，这份手稿现在常常被称为“伏尼契手稿”。1921年时，伏尼契曾在费城做过一次关于这份手稿的讲座，在那次讲座中，他解释了自己发现这份手稿的经过：

为了搜寻各种珍稀的古书和手稿，我会定期游历欧洲大陆。1921年，我正在欧洲大陆访问。在这次访问中，我在一处南欧古堡中意外发现了一批装饰古老华丽的珍贵手稿，它们似乎已经在箱子里尘封许多年了。从当时的情况来看，这些手稿可能从19世纪早期就已经被储藏在那里，躲避了当时欧洲混乱的政治局面。许多手稿上装饰有帕尔马公爵、费拉拉公爵、摩德纳公爵等名门的纹章图案，因此，这些手稿中的大部分应该曾是某些意大利统治家族的私人图书馆的藏品。而现在这些家族已经不复存在了。

接着，伏尼契对这份加密手稿进行了描述：

其他手稿都配有各种金色和彩色的华丽装饰，相比而言这份手稿显得非常丑陋，就像天鹅群中的一只丑小鸭。然而，这种丑陋却立刻激起了我的兴趣。

根据他对古代手稿的丰富经验，伏尼契估计这份手稿完成于“13世纪后期”。 有了这个成稿日期，再加上这份手稿中涉及的内容非常广泛，伏尼契判断出这份手稿的作者可能是大阿尔伯图斯（Albertus Magnus）或者罗杰·培根。在这两个人中，大阿尔伯图斯没有必要使用密码，而培根曾受过异端法庭的审判，因此他可能有必要对自己的手稿进行加密处理。所以，伏尼契判断，罗杰·培根最有可能是这份手稿的作者。关于这份手稿如何从罗杰·培根手中辗转至鲁道夫二世手中，再从鲁道夫二世手中至基歇尔手中，伏尼契提出了他自己的理论，这套理论我们在前文中已经详细介绍过了。但我们还没有讲到基歇尔死后这份手稿的去向，关于这一点，伏尼契在这次讲座中也进行了解释：

帕尔马宫廷中有一些基歇尔的赞助人和朋友，我认为：基歇尔把这份手稿留给了帕尔马宫廷中的某个人。此后，这份手稿很可能被法尔内塞家族的某位成员拥有，然后和其他手稿一起被带离了帕尔马宫廷，收藏于某座古堡中，也就是我发现这份手稿的那座古堡中。

在这次讲座的最后，伏尼契再次重申了他对这份手稿的来历的猜想：

……我们可以猜测，这份手稿由基歇尔交给了他的一位赞助人，这位赞助人是意大利某统治家族的成员。此后这份手稿一直不见天日，直到1912年被我再次发现。

这篇文章之前曾有一条脚注，解释了伏尼契为什么不愿意透露他购买这份手稿的具体地点。

因为我希望能在未来的某天购买这部手稿的其余部分，所以，在此我不准备透露这座城堡的具体位置。

上述这些细节都非常重要，因为我马上就要向读者证明，伏尼契在说谎。

当伏尼契1912年购买这份手稿的时候，手稿中的一些书叶已经遗失。我们之所以能够肯定这一点，是因为这份手稿的书叶标有明确的页码。手稿原件共有116叶，而如今仅存102叶。前文已经说过，这份手稿的每一“叶”包含前页和后页两个部分。因此，正如卡恩（Kahn）及其他一些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这份手稿现存204页，另有28页遗失。有一些来源称，这份手稿共有262页，这是因为他们把手稿中的每个折页计作不止一页。那么，这些缺失的页面以及该手稿的封面是否在鲁道夫二世购买这份手稿时就已经不见了呢？还是说这些缺失的页面是此后才被移除的呢？这些缺失的书叶中到底包含了怎样的内容呢？

一位图书商人的故事

一位图书商人的生平能有什么激动人心的故事呢？然而，我们要谈论的这一位——伏尼契——的生平确实有其激动人心之处。他的冒险经历遍及欧洲。他的一位雇主曾说：“他告诉我们他能说18种语言，确实如此，每一种都说得一样烂。” 只要看一看伏尼契的生平，我们就会对他产生许多有趣的怀疑。接下来，我将向读者介绍一些关于伏尼契生平的细节，请读者自行判断这些细节意味着什么。

威尔弗里德·伏尼契生于立陶宛，原名米哈尔·沃伊尼奇（Michal Wojnicz）。他在莫斯科大学获得了化学学位，并成了一名药剂师。药剂师的职业本可以给伏尼契带来安全舒适的生活，但他却并没有沿着这条路走下去，而是参加了摆脱俄罗斯统治、解放波兰的运动。其间，伏尼契参加了营救两名被判死刑的波兰民族主义者的计划，然而计划失败，伏尼契本人也于1885年入狱。但是，伏尼契并没有被判死刑，甚至根本没有被审判，他只是在华沙城堡的一间牢房中被单独关押了一年。之后，伏尼契单枪匹马成功越狱，并再次参加了解放波兰的斗争。许多年以后，伏尼契指着自己身上的3处伤疤说道：“这是一处剑伤，这也是一处剑伤，而这一处是子弹的弹痕。” 后来，他又一次被捕，并被送到了东西伯利亚的一个盐矿中服役，然而他再次逃脱。这次逃脱以后，伏尼契没有在当地逗留，而是前往英格兰，并于1890年到达了英格兰。

后来，一位女士描述了这趟英格兰之行的一些细节：

伏尼契于1890年逃离了西伯利亚，并到达了德国汉堡。但是他在汉堡却没有任何谋生的手段。当时，德国政府和沙皇政府之间有引渡罪犯的协议，因此伏尼契在汉堡只能藏身于码头、马厩等地。伏尼契靠四处寻得的零星食物充饥，直到他遇上了一艘装满水果、准备前往伦敦的小船。此时，伏尼契已经卖光了他身上所有的东西，包括他的马甲和眼镜。他用身上仅有的钱买了一张三等舱的船票、一条鲱鱼和一些面包。

接下来，伏尼契在船上度过了一段漫长的旅途。途中这艘小船遇上了风暴，被刮到了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海岸，并丢失了所有货物。经过这番磨难之后 , 伏尼契最终在伦敦的一个码头登陆。此时他身无分文，身上长满了虱子，不仅衣不蔽体，而且饥肠辘辘。

这是1890年10月5日的傍晚。

伏尼契不会说英语，因此他只能沿着商人（托尔戈夫）街一直向前走。他手中拿着一张写有一个伦敦地址的纸片，一路向人问路——这张纸片上写着的是朋友斯捷普尼亚克（Stepnyak）的地址。（斯捷普尼亚克先于伏尼契逃到英格兰，在伏尼契第二次越狱之前，斯捷普尼亚克曾联系过伏尼契，并向他提供了自己在伦敦的地址。）最终，伏尼契在街上遇到了一位犹太学生，这位犹太学生在外国人聚集的贫民区中的一家烟草工厂里工作，距离码头不远。这名犹太学生主动走向伏尼契，并且问他：“你看起来像是从事政治活动的人，你是从西伯利亚来的吗？”这位犹太学生给伏尼契带了路，领着他来到了斯捷普尼亚克家中。当晚，斯捷普尼亚克正在家中等待另一位流亡者，以及他的妻子和他妻子的姐妹，还有我和（可能是）费利克斯·沃尔科夫斯基（Felix Volkovsky）。所以，当这位我们不认识的人从码头来到斯捷普尼亚克家里时，我们正好都在。

“这儿又来了一位。”斯捷普尼亚克说道，并向我们解释此人并不是他正在等待的人。

当晚的晚些时候，伏尼契将自己洗漱干净，换上了一套别人的衣服，这套衣服虽然干净，但是穿在他身上并不合体。然后伏尼契转向我，用俄语问道： “ 我以前是不是见过你？1887年的复活节那天你是否在华沙？ ” 我回答说： “ 是的，当时我正在去彼得堡的路上。 ” 他又问： “ 当天你曾站在广场上望着城堡吗？ ”

我再次回答：“是的。”伏尼契告诉我，当时他正好是那座城堡中的囚徒，那天他从他的牢房中看到了我。此后不久，他就被流放到西伯利亚。

讲述这段故事的女子名叫埃塞尔·布尔（Ethel Boole），她是著名英国逻辑学家乔治·布尔（George Boole）的女儿。埃塞尔和伏尼契一样是波兰解放运动的积极分子。在伏尼契到达英格兰后不久，他开始与埃塞尔·布尔共同从事革命活动，比如将一些被禁的书籍走私到俄国（这其中包括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在伦敦，伏尼契以伊万·克莱采夫斯基（Ivan Klecevski）的化名继续从事反对沙皇政府的活动。他之所以使用假名从事这些活动，是因为害怕政府发现他和欧洲某些亲属的关系，那样可能会让这些亲属受到牵连。埃塞尔·布尔使用的化名是布洛奇卡（Bulochka）。1897年，埃塞尔·布尔使用埃塞尔·伏尼契的名字发表了小说《牛虻》，这本小说在俄国流传甚广，此后又在中国流行。《牛虻》一书总共售出了几百万本。当然，埃塞尔·布尔没能收到上述两个国家的图书版税。虽然埃塞尔·布尔早将自己的名字改成了埃塞尔·伏尼契，但是埃塞尔·布尔和伏尼契两人直到1902年才正式结为夫妇。

此时，伏尼契已经在英国成了一位颇有名望的古董书商。他通过某些途径找到了许多珍稀的书籍，并向外销售。这其中有一些是早已丢失的书籍，还有一些是由伏尼契首次发现的，此前人们根本不知道它们的存在。E.米莉森特·索尔比（E.Millicent Sowerby）是伏尼契书店的一名雇员，她受雇时，我们涉及的这份神秘手稿刚被伏尼契收购不久。索尔比曾经描写过在伏尼契的书店中经常有间谍出没，这些间谍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监视伏尼契。

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些间谍对古董书交易并没有太大的兴趣。然而，其他书商却对伏尼契获得这些珍稀古书的方式非常感兴趣。伏尼契曾想说服某人加入他的古董书交易活动，他向此人描述了他如何获得这些珍稀的古书：

这个世界上有上百万本图书，伟大的珍品不计其数。我在意大利的发现简直令人叹为观止！下面听我说说这件事吧。我曾经到一所修道院中，那里的僧侣向我展示了他们的图书馆。那座图书馆简直是一座金矿，里面充满了古老的印刷书、抄本，以及装饰古老而华美的手稿。当我看到那些珍品的时候，我差点儿昏倒了——我可以向你保证，我几乎当场昏倒在那里。但是我还是让自己保持头脑清醒。我告诉那些僧侣，这些古书不过是一些积满了灰尘的垃圾，我愿意用一套最有趣，并且价值很高的现代神学书籍来交换这些古书。靠着这套说辞，我成功地说服了主管神父。不到一个月，修道院的整个图书馆都归我所有了。而我给他们送去了一车现代垃圾作为交换。现在，接受我的建议吧：辞掉你现在的工作，来做一名图书商人吧。

虽然这次古书收购严格来说不能算是偷窃，但是根据伦敦一所法庭的判决，伏尼契的藏书中确实有一本是从林肯大教堂偷来的。在这场官司的前几年，伏尼契曾说自己“既是一名天主教徒，又是一名不可知论者”。 作为不可知论者的伏尼契是否认为宗教机构是理所当然的掠夺对象呢？作为天主教徒的他对此又怎么想呢？

塔拉图塔（Taratuta）写道：

他积极参与革命运动。他是波兰社会革命党的成员，属于“无产阶级”的一员。他投身宣传工作，传播非法文献。他拥有一台打字机和一本假护照，他为了革命工作而聚敛钱财。

从上面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伏尼契有过伪造文件的经历。

根据索尔比的说法，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伏尼契于1914年离开英格兰前往美国。伏尼契确实在美国纽约开了一家书店，但他也常常去欧洲以战时低廉的价格收购书籍。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伏尼契花费了不少努力，试图破译手头的这份手稿。1919年，伏尼契影印了这份手稿的部分书叶，把这些影印页送给任何他觉得有可能帮助破解的人。伏尼契联系过的专家包括A.G.利特尔（A.G.Little）教授（一位研究罗杰·培根的学者），H.奥莫特（H.Omort，巴黎国家图书馆的一位古文字学家），加斯奎特主教（Cardinal Gasquet，梵蒂冈档案馆主管），美国军方密码专家，以及威廉·纽博尔德教授（Wiuiam Newbold，一会儿我们就要详细讲到这位纽博尔德教授了！）。为了破译这份手稿，伏尼契联系过的专家总共大约有20位。

1921年，伏尼契开价160 000美元出售这份手稿。就算这份手稿的作者真的是罗杰·培根，如果这份手稿根本没人能读懂，伏尼契为什么要开这么高的价呢？伏尼契认为这个开价是公平的，因为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纽博尔德教授已经破译了这份手稿的一部分。

威廉·罗曼·纽博尔德是宾夕法尼亚大学智慧与道德哲学系的亚当·塞贝特荣誉教授（Adam Seybert Professor）。纽博尔德教授于1919年首次宣布，他已经在破译伏尼契手稿的工作中取得了初步成功。他的研究成果显示，罗杰·培根确实是这份手稿的作者。虽然纽博尔德的破译工作非常冗长费时，但是他最终还是破译出了这份手稿中相当数量的文字，足以让他能够举行一个讲座来揭露埋藏了几个世纪的秘密。纽博尔德教授将这篇演讲稿写成了一篇文章，并于1921年4月20日在医师与外科医师学会上做了这次演讲，次日（4月21日）又在美国哲学学会的会议上再次发表了这一演讲。在纽博尔德教授4月20日的讲座之后，伏尼契也做了演讲。伏尼契的演讲内容为听众提供了一些关于这本手稿的背景知识，他解释了这份手稿是如何从罗杰·培根手上辗转到鲁道夫二世手中的。在这两次讲座结束之后，伏尼契和纽博尔德的论文同时发表在《费城医师与外科医师学会学报》（ Transaction of the College of Physicians and Surgeons of Philadelphia ）上，两篇紧挨着彼此。

约翰·马修斯·曼利（John Mathews Manly）是芝加哥大学英语系教授，也是一位密码专家。曼利参加了纽博尔德的上述讲座。事后，曼利表示，当时“谣言四起”，人们纷纷议论纽博尔德对这份手稿的破译工作究竟会揭示出怎样的秘密。此外，曼利提到，很多与罗杰·培根同时代的人都曾经怀疑罗杰·培根“使用了黑魔法”。曼利还表示：“一些人认为纽博尔德教授掌握了关于黑魔法的秘密。一位可怜的女人不惜奔波数百英里 来见纽博尔德，请求纽博尔德使用罗杰·培根的魔法帮她驱走魔鬼。” 如果纽博尔德能够在300多年前进行这次演讲，那么鲁道夫二世一定会非常热切地想要聆听这次演讲的内容。

在这次演讲的开始，纽博尔德教授先列举了一些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发现，比如首次学会使用工具、发现杠杆、用石头造出锋利刀刃，或冶炼出铜。接着，纽博尔德教授说，人们很少会想到创造这些发现的人，甚至根本就不记得这些发现者的名字。接着，纽博尔德教授描述了显微镜和望远镜这两项仪器的重要性，并且声称，他对手稿的破译结果显示，罗杰·培根知道上述两种仪器的存在，甚至可能是这两种仪器的发明者。然后，纽博尔德教授用大量的篇幅详细描述了罗杰·培根的生平及其贡献，并开始谈他从这份加密手稿中破译出来的内容。纽博尔德教授向读者展示了关于望远镜的证据。他认为，在这份手稿中，其中一幅插图描绘的是仙女座的大星云。由于仙女座的大星云肉眼不可见，所以纽博尔德教授认为，这证明罗杰·培根拥有望远镜。纽博尔德教授这样说：

在伏尼契手稿中，罗杰·培根绘制了一幅描绘旋涡星云的插图。如果我的破译结果正确的话，这幅插图旁的一段附加文字写的是：这幅插图描绘的对象是通过“一台凹镜观测到的”，所谓“凹镜”指的就是反射望远镜。我认为，这样的事实确认了我此前提到的结论。这段附加文字解读起来十分困难，因此在经过其他学者确认和修正以前，我不准备将此作为罗杰·培根拥有望远镜的独立证据。

从上面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学者们在描述自己的结论时非常谨慎。接着，纽博尔德教授继续说道：

即使没有伏尼契手稿带来的新证据，在我看来罗杰·培根拥有望远镜也是一个已经确认的事实。但是罗杰·培根是否拥有复式显微镜？或者他拥有的单式显微镜放大能力是否足够帮助他做出真正重要的科学发现？关于这些问题，我们此前没有任何证据。我们最多只能说，由于罗杰·培根拥有一些镜片，并且知道怎样将这些镜片组合起来发挥放大视角的作用，所以罗杰·培根有可能通过组合这些镜片成功地造出了第一台复式显微镜。

然而现在，关于上述这些疑问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伏尼契先生的发现所消除。接下来，我将荣幸地向你们展示这份手稿中的部分插图。插图显示，这份手稿的作者不仅拥有望远镜和显微镜，并且，他所拥有的望远镜和显微镜都具有相当强大的功能。而我已经确认了这份手稿的作者的确为罗杰·培根。证明上述结论的证据是：手稿的最后一页上有一段密钥，这段密钥也被加密了，当我把该密钥代入密码中时，我得到了“ R Baconi ”这个名字。

接下来，纽博尔德进一步描述了罗杰·培根通过自己的显微镜看到的精子和细胞。纽博尔德认为，这份手稿中的“插图非常清晰地显示了”上述精子和细胞的结构。

即便我们无法读懂书稿中的文字，仅仅是插图本身就已经清楚地展示了罗杰·培根的成就。此前，已经有少数学者从已知的证据中得出了以下结论：罗杰·培根拥有望远镜和显微镜，并且很可能是这两种仪器的发明者。然而，大多数学者并不接受上述结论。这份手稿的插图证明，罗杰·培根看到了一些此前人类的眼睛从未看过的解剖结构和天体；事实上，在罗杰·培根身后的若干个世纪中，也没有其他人再次看过这些物体。此外，这份手稿中的插图还显示，罗杰·培根先是构想了一个系统，然后试图用这个先入为主的系统来解释他看到的物体，把他看到的这些物体嵌入这个系统中——他的这种思路主要来自于柏拉图式思维的传统。现在，我们终于能够证明，罗杰·培根是现代科学的真正先驱者，也是富有智慧的不列颠民族所孕育的众多最伟大的天才之一。

接下来，纽博尔德通过幻灯片的形式向听众展示了伏尼契手稿中的一些书叶，并且对手稿中的内容进行了解释。以下是一些重点摘要：

幻灯片29

该图的上角描绘的是卵巢（有核的卵）。（输卵）管打开，我们可以看到一排卵子正向下移至空穴（子宫）中。子宫中共有7个灵魂（精子），其中3个尚没有意识，另外4个表现出了对环境的震惊和恐惧。在下方，8个精子已经找到了他们的“窝”，即8个卵子，它们对自己即将居住的环境表现出惊讶和好奇，然而在这种惊讶和好奇中也混杂着一些厌恶之情。

幻灯片50

这个圆盘状物体和其他几个圆盘状物体一样，与放大的受精卵十分类似。但是，从细节上来看，两者的相似度还不够，因此我们无法把这些图与现代显微镜下看到的受精卵的各种具体发育阶段联系起来。

纽博尔德对手稿中绘制的那些站在桶中的裸体女人有什么看法呢？也许有的读者会对这个问题感到好奇。纽博尔德认为，这些裸女代表的是已经脱离了世俗、踏上回归星辰之路的灵魂。他表示：“这些桶代表的是动物灵魂，而此时精神灵魂还没有完全挣脱动物灵魂的束缚……或者说，这些桶代表的是精神灵魂尚未完全脱离的物质躯体。”

纽博尔德在这次演讲中介绍了上述几个伟大的发现，但是他认为，这份手稿中还有更多的内容等待发掘——因为到发表演讲为止，他只破译了手稿4%的内容。纽博尔德认为，这份手稿中还书写了“秘密中的秘密”，也就是延长人类生命的秘密。如果鲁道夫二世知道这个消息，他一定会非常感兴趣的！

那么，纽博尔德究竟是如何取得以上这些惊人的破译成果的呢？

他的破译方法之一是非常非常仔细地观察手稿中的字母。当他非常仔细地观察手稿中的字符时，他发现每一个字符事实上是由许多更小的字符构成的。

纽博尔德认为，上述每一个微小的符号都代表一个字母。在此基础上，他分析出了这些符号与字母之间的替代关系，图1–19呈现了这种关系（引自纽博尔德所著的书）。

根据纽博尔德的说法，在完全破译以后，上述这些符号描述的是关于1273年的彗星的信息。但是，这个破译过程绝不轻松。第一，纽博尔德指出，这些微小的字母“只有在显微镜的帮助下才能被看清楚”。 第二，他还说：“这些字母很难辨认，而且其中一些字母非常相似，因此，就目前的阶段来说，在分辨这些字母的过程中产生误差是不可避免的。” 除了以上两点困难之外，在破译的过程中还需要解决另一个问题，那就是：即使在使用上述方法取得了这些字母以后，所得到的信息也并不是明文信息。也就是说，在解决了上述两个困难之后，破译的过程才刚刚开始！纽博尔德解释道：“明文信息至少被加密了6层。我可以解开其中的两层。但是要想读到最终的明文信息，还必须进行另外的4项操作。这4项操作中有两项完全是机械式的，然而另外两项（第一项和最后一项）却具有极高的难度，目前我仅仅克服了部分困难。” 在纽博尔德所说的这两项困难中，第一项是辨认和读取这些微小的字符，而最后一项是把信息中的字母按照正确的顺序排列起来。纽博尔德透露：“在破译出的最终信息中，我们再次遇到了字母顺序移位的问题。虽然这些字母移位的幅度不大，不会使整个单词变得无法辨认，但是在许多情况下，字母顺序的调换使得我们对培根究竟希望读者读到怎样的信息十分不确定。” 上述重新排列的字母（又称“换位”或者“解换位字谜”）可以通过很多不同的方式来完成。纽博尔德认为，培根每次会调换一组字母的顺序，而每一组字母包含55个字母或者110个字母。但是，这种顺序的重排却没有固定的规律。因此，对于每一组字母来说，决定这些字母的正确顺序都可能是一项十分困难的工作。

至此，我已经向读者比较详细地介绍了纽博尔德的破译工作的第一步和最后一步。我不准备详细介绍破译工作的中间步骤，但是我想展示一下纽博尔德完成这些中间步骤的关键工具，即这份手稿的密钥。纽博尔德教授声称该密钥是在手稿的最后一页发现的。图1–20展示了该页手稿中与密钥相关的几行字符。

纽博尔德认为，这段文字的开头应该读作：“ michiton oladabas multos te tccr cerc portas ”。其中，他认为“ ton ola te tccr cerc ”这部分是“加密元素”，因此除去这部分，这段文字就变成了“ michi dabas multos portas ”。接着纽博尔德教授把“ multos ”改为“ multas ”，他认为这是原文的笔误，这样就得到了一个有意义的拉丁文句子。这句话的意思翻译过来是：“汝赐予我（或者将赐予我）许多扇门。”

接着，纽博尔德教授把这个拉丁文句子中的字母与一组特殊的字母表（该字母表一共包含22个字母，不含 J 、 K 、 W 、 X 这4个字母）一一对应起来：

MICHIDABASMULTASPORTAS

ABCDEFGHILMNOPQRSTUVYZ

假设纽博尔德提出的这种对应关系确实是一种MASC密码，我们可以用以下两种方法来解读这种密码：

1. 上一行句子是明文，而下方按顺序排列的字母则是明文所对应的密文。也就是 M 被加密为 A ， I 被加密为 B ，以此类推。

2. 下方一行字母是明文，而上方的句子则是明文所对应的密文。也就是 A 被加密为 M ， B 被加密为 I ，以此类推。

纽博尔德既使用了第一种替换法，又使用了第二种替换法。他把第一种替换法称为主要转换字母表，把第二种替换法称为主要反向字母表。第二种替换方法是有问题的，因为在若干情形下，不同的字母在加密后会变成同一个字母。比如， L 、 R 、 Z 都被加密成了 S 。那么当我们进行破译的时候，破译者如何知道字母 S 究竟代表明文的哪个字母呢？我们到底应该把字母 S 代换成 L 、 R ，还是 Z 呢？我们将在后文中继续讨论这个问题。

接下来，纽博尔德使用上述字母表，以及含有密钥的这个书叶上的其他难以辨认的笔迹继续制造出了4种“双字母表”和另外8种“辅助双字母表”。为什么要进行上述操作呢？除了纽博尔德自己以外，几乎所有人都不清楚。但是，他所说的“双字母表”的定义是非常清楚的。所谓“双字母表”就是把字母两两组合形成的字母表。今天的密码学家将这种字母组合称为“双字母”（digraph）。纽博尔德的灵感来源是手稿中的一句话——“汝赐予我许多扇门”。在卡巴拉（犹太教神秘哲学的一部分）传统中，“门”这个概念可以指成对的字母。对于我们的字母表而言，双字母的形式如下：

AA AB AC AD ... AX AY AZ

BA BB BC BD ... BX BY BZ

:: ::

ZA ZB ZC ZD ... ZX ZY ZZ

上图中的点代表省略的各对字母，这些被省去的字母与我们写出的字母符合同样的规律。

在纽博尔德完成上述这一系列操作以后，每个字母都与22个字母组成了双字母。

然而这还没有结束，在接下来的步骤中，纽博尔德认为，加密者通过把发音相似的字母看成是同样的字母而把这份包含22个字母的字母表缩短成包含11个字母的字母表，比如 B 、 F 、 P 都写作 P 。因此，新的字母表中只有 A 、 P 、 C 、 T 、 E 、 I 、 R 、 M 、 N 、 U 、 S 这几个字母。而要想把这个步骤逆转过来（也就是把加密的文字破译出来），破译者就必须加入主观的推测。在密文中的字母 P 究竟应该被看作字母 B 、 F ，还是 P 呢？答案是这三种情况都可能成立，具体选哪个字母取决于此处的信息究竟是什么。

纽博尔德的方法还有一些其他步骤，但是从上面介绍的这些步骤中我们已经看出，其中有好几个步骤都要求破译者做出自己的主观选择。破译者需要首先辨认出缩写的字符，然后把一份包含11个字母的字母表转化成一份包含22个字母的字母表，最后，破译者还需要重新排列字母的顺序。如果破译者掌握如此大的灵活度，我们就必然会面临这样的风险：破译者可能会做出错误的选择。在这种错误的选择之下，虽然破译者可以破译出一段有意义的文字，但这段文字可能根本不是加密者本来想要表达的信息。

纽博尔德对破译工作进行了如下总结：

因此，在取得下一步进展之前，我们对已经破译出来的文字并不应该抱有充分的信心，除了少数情况以外。在这些例外的情况下，破译出的文字给出的是读者事先不知道，但事后已被确认的事实。然而，即使在这些少数的例外情形下，我们也只能确认大概的意思，而不能确认精确的字句。

批评的声音

伏尼契认为纽博尔德的工作应该获得诺贝尔奖——伏尼契当然希望纽博尔德的工作能得奖啦。如果纽博尔德的破译工作真能获得认同，那么科学史将被改写，罗杰·培根可能会成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科学家，同时，伏尼契的这份手稿也会变成无价之宝。一开始，纽博尔德教授的破译工作确实受到了一些专家的正面评价。

《科学美国人》（ Scientific American ）杂志从1921年5月7日开始报道纽博尔德的工作。一开始，该杂志仅仅刊登了一段很短的消息，内容也相对中立，仅仅宣布该杂志随后将以更大的篇幅报道。1921年6月，这份报道终于出炉，在这篇报道中，该杂志称培根正是这份手稿的作者，但是“对纽博尔德教授的翻译成果却不是特别赞同”。 《科学美国人》杂志的主要担忧是，在纽博尔德的工作中，各种替换和换位重排赋予了破译者过高的自由度。

《科学美国人》杂志上还曾发表过另一则报道，日期是1921年5月28日。这篇较短的报道内容大体是对该杂志6月份发表的文章的总结，并且还谈及了手稿中的插图，以及纽博尔德教授对这些插图的解读。这则报道的作者认为：“似乎在某些情况下，纽博尔德教授将个人的意愿凌驾于理性判断之上。” 此外，这篇报道的作者还认为，纽博尔德对这份手稿的翻译“完全不合理”。 同年6月25日，该杂志又发表了一封信，来自历史学家林恩·索恩戴克。在这封信中，索恩戴克几乎完全认同5月份的报道，唯一的不同之处是他还对培根是不是伏尼契手稿的作者提出了质疑。

约翰·M.曼利在1921年7月的《哈珀杂志》（ Harper’s Magazine ) 上也撰文讨论了纽博尔德的工作。曼利似乎两边都不得罪，他既提出了支持纽博尔德的破译结果的证据，也提出了反对纽博尔德的破译结果的证据。也许曼利自己也在感情上举棋不定——曼利从战争年代开始就是纽博尔德的朋友，因此他或许并不想对老朋友提出过于尖锐的批评意见。但是，曼利本人是英国军情八处的密码专家，因此他显然拥有密码破译领域的许多专业知识。

纽博尔德于1926年9月去世。在他去世以后的几年间，各界对他的工作发出了更激烈的声音。1928年，一本署名为纽博尔德的书出版了。这本书详尽地解释了纽博尔德破译这份手稿时使用的技巧。虽然它展示了许多惊人的破译成果，但很多地方仍然比较模糊。这本书并不像其他书一样是作者本人生前完成，只是死后才发表的。事实上这本书是在纽博尔德死后由他的朋友——同为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的罗兰·格拉布·肯特（Roland Grubb Kent）根据纽博尔德的笔记汇总完成的。

1929年，林恩·索恩戴克再次发声，发表了书评。这次，索恩戴克已经不仅仅是质疑罗杰·培根是不是这本书的作者了。他在书评中这样写道：“罗杰·培根与伏尼契手稿能扯上关系的概率还不到五十分之一。”

此时，纽博尔德的朋友曼利也不再像此前那样举棋不定了，他也转而反对纽博尔德教授。在1931年的《宝鉴》（ Speculum ）杂志上，曼利发表了一篇文章，其中出现了以下这段措辞坚决的言论：“我的意见是，纽博尔德的成果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因此我们绝对应该彻底否定他的结论。” 曼利对自己此前一直保持沉默的原因做出了如下的解释：

法国最杰出的哲学家之一——吉尔松（Gilson）教授虽然对破译的方法感到迷惑，但是却接受了破译的结果；研究罗杰·培根的著名专家拉乌尔·卡顿（Raoul Carton）教授发表了两篇很长的论文，热情地肯定了破译的方法和结果；美国的化学家和生物学家也同样给予了正面的评价。出于对科学真理的追求，我们应该仔细地研究纽博尔德对这份手稿的破译结果。

在所有这些声音中，并没有人怀疑纽博尔德作假或者故意欺瞒，所有人都相信他的正直和诚实。曼利认为，他的破译成果是“纽博尔德教授自身的热情和智慧通过他的潜意识创作的一件作品”。

在我看来，纽博尔德教授从手稿中辨认出的这些“缩略符号”的碎片都只不过是手稿笔迹中的墨水由于长时间的作用而变得斑驳而已。手稿使用的皮纸极不光滑，使用的墨水也不是染色剂，而是一种相当浓稠的颜料。这种颜料在风干的过程中，产生了不均匀的沉淀以及一些裂痕，纽博尔德教授却把这些痕迹视为需要用显微镜检视的密码。以下这些古文字学家都同意我的上述观点，他们包括芝加哥的比森（Beeson）教授和厄尔曼（Ullman）教授，维也纳的弗里茨（Fritz）教授，伦敦的罗伯特·斯蒂尔（Robert Steele）先生，以及大英博物馆的弗雷德里克·凯尼恩（Frederic Kenyon）爵士以及埃里克·米勒（Eric Millar）先生。

曼利在该文中还写道：“我们只能寄希望于一位与纽博尔德教授同样充满勇气和献身精神的人能够利用比他更合理的方法，再次对伏尼契手稿中的神秘密码展开新的攻势。”

备受冷落的手稿

伏尼契于1930年去世，他并没有听到曼利对纽博尔德破译成果的尖锐批评。根据伏尼契的遗嘱，这份著名的手稿由他的遗孀和秘书安妮·M.尼尔（Anne M.Nill）共同继承。此外，伏尼契还在遗嘱中规定，如果有任何公共机构出价100 000美元以上，那么继承人就可以把这份手稿出售给该公共机构；同时，遗嘱不允许继承人把这份手稿出售给任何私人机构。然而，有了曼利的这篇论文，谁还愿意出这么高的价购买这份手稿呢？由于找不到合适的买家，伏尼契的遗孀埃塞尔·伏尼契将这份手稿放进了一个保险箱中，直到她1960年去世。

由于伏尼契始终拒绝透露这份手稿究竟于何处购得，所以人们自然会怀疑这份手稿也许根本就是伏尼契自己伪造出来的。毕竟，伏尼契是一名古董书商，他完全有可能找到足够数量的空白皮纸，并在这些皮纸上画出奇怪的文字和插图。事实上，伏尼契在伦敦开的书店的一位雇员宣称，伏尼契曾以每张一先令的价格向一位名叫詹姆斯·麦克贝（James McBey）的画家出售过空白的15世纪的皮纸。同样，能部分证明这份手稿的来源的那些书信也完全可能是伏尼契伪造的。在一篇1986年发表的论文中，迈克尔·巴洛（Michael Barlow）提出了这样的推测：这些书信本身可能是真实的，但是这些书信与这份加密手稿之间却没有任何联系。巴洛认为，这份手稿可能是伏尼契伪造出来的，伏尼契通过把这份伪造的手稿与这些真实的书信联系起来而增加这份手稿的可信度。

然而，如果这份手稿确实是伏尼契伪造出来的话，为什么他要在遗嘱中规定继承人不得将这份手稿出售给个人呢？从遗嘱中的这条规定来看，他似乎希望这份手稿能够被存放在学者们可以企及的地方。也就是说，伏尼契似乎确实把这份手稿看作科学史上一份很有价值的文件。

埃塞尔·伏尼契去世后，伏尼契的秘书尼尔继承了一个奇怪的信封，它似乎能够帮助我们回答另外一个问题。

埃塞尔·伏尼契留下的这个信封上写着“关于加密手稿”的字样，这个信封上还标有以下提示：“在我死前不得打开。死后只能由A.M.尼尔或者其他人代她打开。”

这份加密手稿究竟有什么秘密是不能在埃塞尔·伏尼契死前揭开的呢？在这个奇怪的信封中，有一封两页长的信，写在了伏尼契的丈夫的信纸上，内容如下：

这封加密手稿以及其他手稿是W.M.伏尼契于1911年，或者于1911年左右购入的。这份手稿曾经归梵蒂冈罗马教廷所有，并且曾经藏于弗拉斯卡蒂（的一个城堡中？）。伏尼契通过一位中间人接触梵蒂冈当局，这位中间人是英国耶稣会神父约瑟夫·斯特里克兰（Joseph Strickland） ，我个人相信斯特里克兰曾与马耳他有一些联系。斯特里克兰神父知晓内情，即如果能够找到谨慎可信的买家，梵蒂冈当局会安排出售某些特定的手稿。我不知道这桩交易需要保密是不是因为当时梵蒂冈与意大利政府的关系紧张 。斯特里克兰神父以个人名义担保W.M.V是可以信任的。由于这一保证，在伏尼契做出保密承诺后，他被允许购买这份手稿（原文如此）。斯特里克兰神父当时秘密地告诉我这些情况，是因为他认为万一自己死了的话，应该有人知道这个秘密。这件事过后不久，斯特里克兰神父就去世了。出于和他同样的原因，我在保险箱中留下了这份声明，以便在我死后有人能读到这些内容。

埃塞尔·伏尼契
1930年7月19日

信中提到的地点——弗拉斯卡蒂——指的是蒙德拉戈内别墅，那里曾经是一处耶稣会学院，但资金极度缺乏。它就位于距离罗马不远的弗拉斯卡蒂。

伏尼契在这封信里叙述的故事和他生前的说法很不一样（伏尼契声称这份手稿是他在“帕尔马公爵”、“费拉拉公爵”，以及“摩德纳公爵”的藏品中发现的）。有了这封信里提供的新信息，我们就能把基歇尔和伏尼契联系起来了。基歇尔死后，他多年来收到并保存下来的信件被送到了第一座耶稣会大学的图书馆，即罗马大学的图书馆。这所大学今天仍然存在，现在叫宗座额我略大学。巴雷什和马尔奇写给基歇尔的信正是在宗座额我略大学被发现的。

虽然没有坚实可信的记载，但是这份加密手稿极有可能也被送到了罗马大学的图书馆中。证明这一点的证据来自该手稿后一任主人的身份，我将在下文具体讨论这个问题。1870年，罗马还是个独立的国家，当年，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二世在统一意大利的过程中入侵了罗马。在这次侵略中，教会的许多资产被新政府没收，这其中就包括罗马大学图书馆的藏书。但是，由于当时规定大学教职人员的个人藏书不在没收的范围之内，所以在罗马大学的图书馆被政府没收之前，该图书馆的不少藏书被转移成为教职人员的个人藏书。皮埃尔·让·贝克（Pierre Jean Beckx，1795—1887） 就是这些教职人员中的一员，当时他是罗马大学的校长以及蒙德拉戈内别墅耶稣会的第22任负责人。在这股为了躲避政府没收而转移藏书的风潮中，贝克的个人藏书得到了极大的丰富。

为了保证藏书的安全，贝克把他的“个人图书馆”搬进了蒙德拉戈内别墅。在得知伏尼契是在蒙德拉戈内别墅购买的这份加密手稿以后，我们自然想到研究他在同一地点购买的另外30份书稿。有趣的是，在这批手稿中，几乎所有手稿的封面上都注明了所有人的名字：彼得鲁斯·贝克（即皮埃尔·让·贝克）。既然所有者名字的标注完好地保存在伏尼契收购的所有其他手稿上，那么，如果这份神秘手稿上也曾有过所有者的名字，伏尼契为什么要抹去这个名字呢？

考虑到伏尼契的这种行为，加上他一直拒绝透露获得这份手稿的具体地点，我们有理由怀疑这份手稿也许是伏尼契偷来的。我在本章前面已经向读者提供了一些伏尼契的生平经历，读者可以自行判断偷窃手稿的行为是否符合伏尼契的个性。

先不管伏尼契为什么要隐藏这份手稿的真正来源，在伏尼契及其夫人双双去世以后，如何处理这份手稿的决策就落到了尼尔的手中。此时，她成了这份手稿的唯一所有人，她决定出售这份手稿。

尼尔很快为这份手稿找到了买家。1961年，尼尔以24 500美元的价格把伏尼契手稿卖给了汉斯·P.克劳斯（Hans P.Kraus）。克劳斯是一名犹太人，他曾两度陷入纳粹集中营中（达豪集中营和布痕瓦尔德集中营）。此后，克劳斯携带一份非常珍贵的文件——哥伦布1494年写的一封书信的副本于哥伦布日到达美国，并在那里成为一名成功的古董书商。

在自传中，克劳斯写道：

1963年我在罗马，并在梵蒂冈图书馆拜访了若泽·勒伊斯哈特蒙席 。我知道勒伊斯哈特蒙席曾编纂出版过蒙德拉戈内图书馆的目录，因此我希望能从他那里获得关于这份加密手稿的信息。让我极为惊讶的是，他认为这份手稿仍在该图书馆中。

如果伏尼契合法地购买了这份手稿，为什么勒伊斯哈特会认为这份手稿仍在蒙德拉戈内图书馆中呢？

克劳斯并没有出售这份手稿，而是于1969年把这份手稿交给了耶鲁大学专门收藏珍稀图书及珍稀手稿的拜内克古籍善本图书馆，同时还把一箱关于这份手稿的书信、小册子、笔记以及其他文献也交给了该图书馆。伏尼契手稿至今仍收藏在耶鲁大学的拜内克古籍善本图书馆中，它在该图书馆目录中的编号是408号。

其他“解答”

纽博尔德的破译结果虽然没有获得专家的认同，却赢得了媒体的大量关注。伏尼契手稿的其他研究者提出的破译结果再也没有能够引起像纽博尔德那么大的反响。但在这些年中，仍然涌现出了很多其他的解法。 接下来，我将伏尼契手稿的一些其他破译结果简单列举出来。由于篇幅的限制，在此我没有办法与读者一起详细地分析这些破译结果。如果读者希望了解更多这方面的信息，可以参考本书末尾的参考书目。

约瑟夫·马丁·菲利（Joseph Martin Feely），1943

约瑟夫·马丁·菲利是纽约罗切斯特的一名律师，他雇用了一个研究团队来帮他统计这份手稿的字母出现频率，并与罗杰·培根其他著作的字母出现频率相比较。在完成了上述工作以后，菲利得到了以下结论：伏尼契手稿的作者确实是培根，这份手稿先以缩写的拉丁文写成，再使用MASC密码加密。菲利破译出来的明文是一份主要讲述妇科学的科学文献。此前，菲利还曾经发表过关于莎士比亚作品中隐藏的密码的论文。在《未解之谜（下）》的第7章中，我们还会看到他在破解另一份密码方面的成绩。

莱昂内尔·克拉伦斯·斯特朗博士（Dr. Leonell Clarence Strong），1945

莱昂内尔·克拉伦斯·斯特朗博士是耶鲁大学的一位遗传学家和癌症研究者，他将自己关于这份加密手稿的想法发表在了顶级学术期刊《科学》上。 和传统的观点不同，斯特朗认为这份手稿的作者是安东尼·阿斯卡姆（Anthony Askham）。根据斯特朗的说法，这份手稿“使用了一种特殊的双重等差数列系统对多重字母编码”。斯特朗没有进一步解释这句话的含义，而是写道：“然而，由于目前的战争局势，现在似乎并不是非常适合发表密钥的细节。”斯特朗破译出来的内容是用中世纪英语写成的，这部分手稿主要涉及的内容是：“第一，植物对于健康和疾病的生理过程的影响，尤其是对女性疾病的影响；第二，哈维时代以前的生育和分娩观念。”手稿中“数次提到了抗生素的使用”。某份报纸以通俗的语言对破译出的这部分内容做了以下描述：“（手稿）对妇科疾病以及夫妻间的一些实际问题进行了非常坦率的讨论。”

罗伯特·S.布伦博博士，1974—1975

与纽博尔德一样，罗伯特·S.布伦博博士也是一名哲学教授，但他之前还是美国军方的情报工作人员。此外，和这本手稿的其他研究者相比，布伦博还有另外的一个优势，那就是他在耶鲁大学工作。自从克劳斯将伏尼契手稿捐给耶鲁大学图书馆以后，这份手稿就一直保存在耶鲁大学。

布伦博先是在《宝鉴》杂志上发表了一篇简短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他宣布自己在破译伏尼契手稿的工作中取得了突破性的成果，并承诺很快会将破译工作详细发表在《耶鲁图书馆学报》（ Yale Library Gazette ）杂志上。这篇文章的结尾处，布伦博博士对纽博尔德视作密钥的那条文字提出了一种新的解读。布伦博对这句密钥的读法和纽博尔德教授不同，他认为这句密钥应该是“ MICHI CON OLADABA ”。接着布伦博将“ OLADABA ”一词中的每一个字母前移3位（尤利乌斯·恺撒就是这么加密的），于是就得到了“ RODGD ”一词。布伦博认为“ RODGD ”一词应该被读作“ ROGER ”。接着，他又从密钥中取出另外两个词 CON 和 BA ，并且通过字母重排得到“ BACON ”一词。因此，最后的完整结果就是“ MICHI ROGER BACON ”，意为“我罗杰·培根”。布伦博认为此前的一些研究已经证明，培根并不是真正的执笔人。但他认为这份手稿中的密钥以及其他部分文字也有可能誊抄自一个年代更加古老的来源。还有一种可能性是，某个人（比如约翰·迪伊或者爱德华·凯利）伪造了这条包含手稿作者署名的密码，以误导潜在的买家，让他们相信罗杰·培根就是这份手稿的作者。

在前文中，我已经展示了这条密钥的图片（图1–20）。从那张图片上，我们一共可以看到3行文字。布伦博认为，第3行文字去掉开头的两个字，就可以得到“valsch ubren so nim ga nicht o”。这个句子看上去像是残缺不全、拼写错误的德语，意思为：“以上是虚假的，所以不要相信它。”因此布伦博认为，这条证据进一步说明，不应该太认真地对待这条所谓的密钥。

在发表于《耶鲁图书馆学报》上的论文中，布伦博提出，这份手稿是根据以下的字母替换规则加密的：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O P Q R S T U V W X Y Z (-US)

1 2 3 4 5 6 7 8 9 1 2 3 4 5 6 7 8 2 4 6 8 1 3 5 7 9 (9)

虽然上面的这份替换字母表看起来非常简单，但是破译者面临的不确定性仍然很高。布伦博给出了以下的这个字母表格，并指出使用这份字母表格就能将密文译为明文：

比如，让我们来考虑这样一段密文：“ 2 8 2 4 6 4 5 2 1 3 6 5 6 5 9 6 ”。要想破译这段密文，我们就必须在每个数字下面写出这个数字可能代表的所有字母：

接下来，我们需要在每一个竖列中选出一个字母，以保证这些字母连在一起能够形成一段有意义的信息。但是，这条信息到底是以“ BURST ”开头，还是以“ RUB ”开头呢？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自行尝试，看看你们能否判断出明文信息究竟是什么。

除了上述这重困难以外，用来加密这份手稿的9个数字还被加上了另一重伪装，那就是加密者会以不同的方式书写这9个数字。因此，我们得到的伏尼契字母表比上述字母表规模更大。

就算解决了以上的所有问题，我们仍然无法得到一眼就能看懂的明文信息，因为伏尼契手稿是用一种“人造语言”写成的。“这种人造语言以拉丁语为基础，但并非严格地以拉丁语为基础。它的拼写方式在语音上很不成体系。手稿中的某些段落看起来完全是在用重复的文字来充数。” 此外，布伦博还认为，在伏尼契手稿中，每8页密钥就会发生轻微的变化。由于布伦博的破译结果并不能读得通，他后来又怀疑伏尼契手稿可能还有更深层次的加密——也许，他破译出来的每个单词事实上只代表一个字母，或者只是手稿中部分有意让人读出来的单词。

J.R.蔡尔德（J.R.Child），1976

J.R.蔡尔德是一位供职于美国国家安全局的语言学家。他在《美国国家安全局技术期刊》（ NSA Technical Journal ）上发表了一篇保密论文，该论文指出：伏尼契手稿“是用一种目前尚不明确的中世纪德国北部方言写成的”。 目前蔡尔德的这篇文章已经被解除保密，感兴趣的读者可以查阅该文，并自行判断蔡尔德提出的证据是否合理。2007年，蔡尔德又发表了另一篇论文，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据。在这篇2007年的论文中，蔡尔德的说法比前一篇论文稍微笼统一些，他写道：“我很有信心地认为，这份手稿是用一种日耳曼语族的语言写成的……”

约翰·斯托伊科（John Stojko），1978

约翰·斯托伊科是乌克兰的一位业余研究者。他认为，伏尼契手稿的明文是用乌克兰文写成的，在进行加密之前，加密者先移除了手稿中的所有元音字母，以增加破译的难度。

利奥·列维托夫博士（Dr. Leo Levitov），1987

中世纪时有一个基督教派叫作卡特里派，这个教派和圣殿骑士团有一些相似之处，也和圣殿骑士团一样受到天主教会的镇压。利奥·列维托夫博士认为，伏尼契手稿与卡特里派有关。列维托夫是一位生活在美国新泽西州的医生，也是一名“二战”老兵。他认为，伏尼契手稿并非密文，而是“用一种融合了多种语言的中世纪佛兰芒语写成的，其中含有大量从古法语以及古高地德语中借来的词汇”。

吉姆·E.芬恩（Jim E.Finn），2001

吉姆·E.芬恩认为，伏尼契手稿其实是希伯来语。芬恩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这份手稿会不会是由诺斯特拉达穆斯 创造的，或者会不会是一本占卜者使用的书呢？芬恩的破译结果可以在一个网站上找到，只要从这个网站上引用几句话，我们就能够大致了解芬恩的破译结果是什么风格了。这个网站上写道：“伏尼契手稿最可能是中世纪时外星人和不明飞行物昭示人类末日的文件的一部分。”此外，该网站上还写道：“他破译出来的几页似乎是在谈论一个‘天眼’在地球引发的周期性大洪水。”人类的末日究竟何时来临？芬恩的破译结果似乎来得很及时，因为他警告我们说：“我们也许能够亲眼见证末日的到来。”

兹比格涅夫·鲍瑙希克（Zbigniew Banasik），2003

这位波兰研究者提出的破译结果可能是把该手稿的年代判断得最早的结果之一。兹比格涅夫·鲍瑙希克写道：“这份手稿可能是在公元前几个世纪写成的。”他认为，这份手稿使用的语言应该是满语的前身。

比阿特丽斯·格温（Beatrice Gwynn），2004或更早

格温是都柏林人。她曾在布莱奇利园的非密码部门工作过。 格温认为，伏尼契手稿是用“镜像中高地德语” 写成的。也就是说，作者书写的文字是镜子中的倒影，只要把手稿放在镜子前面，就可以看到手稿内容的明文（明文为中高地德语）。列奥纳多·达·芬奇就曾使用过镜像文字进行书写，由此可知镜像文字的概念在16世纪以前就已经有了。格温认为，伏尼契手稿完成于16世纪，是一本卫生学手册。

乌尔苏拉·帕普克和迪尔克·魏德曼（Ursula Papke And Dirk Weydemann），2005

2005年，这两位德国人发表了一份新闻通讯稿（当然是用德语写成的），声称他们已经成功破译了伏尼契手稿。这份新闻通讯稿的部分译文如下：

这本书以独特而准确的文字和插图，描述了人类可以如何使用遍布整个宇宙的所有能量。在中国，这种能量被称为“气”；在印度，这种能量被称为“昆达里尼”或者“普拉那”；而基督教徒则将这种能量称为“光”或者“圣灵”。这本手稿描述了一种途径，通过它，人类可以在灵魂上获得发展，上升到更高的层次。这一过程从一个人最核心的部分开始，以一种内在提升过程为实现形式，最终会完成生命的循环。这其中，人的心扮演了一种核心的角色。只有爱施展出全部的转化力量，人才能到达最高的层次。

这份新闻通讯稿还声称，他们将会把整部手稿的破译结果翻译成德语和英语，并发布在以下网址上：www.ms408.com。但是当我试图访问这个网址时，却只看到了“该域名可供出售”的信息。然而，点击以下网址可以看到翻译后的一页手稿，并且还能链接到更多发布手稿翻译的页面，这个网址是：http://www.ms408.de/translation_d.htm。在这些网页中，这份手稿有13叶已经被翻译为德语。目前尚没有该手稿的英语翻译版本。

在帕普克和魏德曼的破译方法中，他们认为伏尼契手稿中的字符并不是加密的文字，而只是对一些概念的描绘。

因此，我们怀疑，408号文件或者“最终原件”曾被秘教社团用作教科书，目的是学习以及传递更高的知觉层次。

此外，另一位德国人乔纳森·迪拉斯（Jonathan Dilas）提出了一种截然不同的破译结果，不过他的破译结果无法用简单的语言总结出来。

伊迪丝·舍伍德博士（Dr. Edith Sherwood），2008

虽然伊迪丝·舍伍德博士没有给出具体的破译结果，但是她提出该手稿的作者是童年的列奥纳多·达·芬奇。舍伍德认为，手稿完成时达·芬奇大约在8~10岁左右。舍伍德认为，手稿“很可能是由变换了字母顺序的意大利语，以带有华丽装饰的花体字写成”。

乔迪·马特（Jody Maat），2009

这位研究者认为，伏尼契手稿是用“古荷兰语”写成的。他把一些破译成果发布在了网络上，以下是他的一些发现：

伏尼契手稿的作者是一个名叫德里奇（de Rici）的人。德里奇肩负使命向世界的另一侧航行，去往不被太阳照耀的地方。他用星辰为自己的船导航，最终到达了目的地。德里奇发现这里没有太阳的照耀，甚至还有陆地。于是，德里奇把他看到的景象绘制成图，并且用文字描述了他看到这些景象的地点。同时他也意识到，他的这些发现很可能会使祖国的人民大为震惊，人们可能不会相信他的说法。因此，德里奇以这样的一句话结束了他的这份手稿：“IT IS AS IT IS THAT IS THE TRUTH.（一切就是这样，这就是真相。）”

理查德·罗杰斯（Richard Rogers），2009

理查德·罗杰斯是一名美国陆军/海军计算机程序员，他号称拥有“古代历史、语言学以及计算机科学”的学位。罗杰斯对伏尼契手稿进行了复杂的解释。另一位研究者尼克·佩林（Nick Pelling，他本人也曾写过一本关于伏尼契手稿的书）对罗杰斯的破译工作进行过如下的描述：

我花了很长时间才刚刚开始理解理查德·罗杰斯认为自己在伏尼契手稿中看到的东西，而我至今仍然无法理解他为什么会这么想，也无法理解他是如何从（a）认为这份手稿中存在有意义的内容，跳到（b）看出这些有意义的内容究竟是如何表达出来的。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几次试图发表对于罗杰斯的工作的看法，但每次都在中途放弃了。但是，既然现在罗杰斯已经把他的结果公之于众，我想我也只能尽我所能完成这一工作了……

如果某个人的破译结果甚至没有办法让其他专家理解，那么这种破译结果几乎肯定是错误的。

维科·拉特瓦拉（Viekko Latvala），2011

维科·拉特瓦拉是一位芬兰商人，他声称在某种“更高层次的力量”的帮助下得到了伏尼契手稿的破译结果。拉特瓦拉称自己是“上帝的预言者”，他称伏尼契手稿是包含了一个预言的“声波和音节”。 拉特瓦拉说，手稿中做出的预测“甚至延伸至这本手稿诞生的数十年甚至数百年之后”。 拉特瓦拉的一位生意伙伴阿里·凯托拉（Ari Ketola）拒绝解释拉特瓦拉是如何破译这份手稿的。但是凯托拉说：“拉特瓦拉声称任何‘正常人类’都不可能破译这份手稿，因为没有任何密码或方法能够让人类读懂这些文字，这是一种先知使用的传输语言。能读懂它的人很少，然而从千禧年直到今天，这类人却一直存在于世界上——维科·拉特瓦拉先生在过去20年中一直拥有这种神赐的天赋。”

2014年是伏尼契手稿的破译成果大量涌现的一年。接下来我将介绍3种2014年发表的破译结果。

斯蒂芬·巴克斯（Stephen Bax），2014

斯蒂芬·巴克斯是贝德福德大学应用语言系的教授，他破译了伏尼契手稿中的“大约10个单词，以及14种符号和部分”。 他认为，这份手稿“很可能是一篇关于自然的论文，并且可能是用近东或者亚洲语言写成的”。 关于他的详细破译成果可以参见他个人网站上的一篇长达62页的论文。此外，巴克斯还把自己的破译成果做成了一个视频放在YouTube网站上。

阿瑟·塔克博士（Dr. Arthur Tucker），2014

阿瑟·塔克博士提出了一种全新的理论，他认为伏尼契手稿是用一种已经失传的那瓦特尔语（Nahuatl）写成的。那瓦特尔语是阿兹特克人使用的语言。

韦恩·J.保罗（Wayne J.Paul），2014

从他的个人网站上直接引用的这段文字用来概括他的研究成果是再好不过的了：

人类也许永远无法“理解”伏尼契手稿中的符号和文字的确切意思。因为伏尼契手稿是用一种天使语言写成的，它是拿非利人（拿非利人是《圣经》中描写的一种巨人，由上帝的堕落的天使与人类女子结合而生）在学校里教授儿童所使用的教科书。拿非利人曾用一本古代的教科书来教育他们半人类的儿童，而伏尼契手稿是这本古代教科书的一份15世纪的抄本，这本教科书历经大洪水，却奇迹般地留存到15世纪早期。它一定已经残破不堪，因此把它重新誊抄为伏尼契手稿一定花费了手稿作者不少的工夫。但是，这些抄本在当时还是可以被读懂的，否则，手稿的作者就不会花那么多精力和金钱来复制其中的内容。

奥列格·莱恩斯（ Олег Лайoнс ），2015

奥列格·莱恩斯的理论是，一位商人在15世纪的某个时间从意大利北部来到了中国。这位商人在中国停留了很长时间，所以他不仅能流利地说中文，还能够熟练地阅读和书写中文。在回到意大利以后，这位商人发现自己需要一些资金。

于是他找出了一本书（也许这是他拥有的唯一一本书），并将这本书翻译成了中文。然后，他将这本书的中文译本重新罗马化（使用某种拼音方案），并用自己发明的字母重写了这部书（每一个字符都对应于拉丁语字母表上的一个字母）。此外，这位商人还在书中添加了一些无意义的字符和一些拉丁文的批注，并加入了一些复杂的插图。于是，这位商人便创造了一本所谓的“收藏珍品”。

莱恩斯声称，这位意大利商人“收到的钱比他想象中还要多，这不仅解决了他的经济问题，还使他重新走上了经商的道路，并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关于这份手稿的理论和所谓的“破译成果”还有许多，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在以下网址上找到这些内容：http://www.ciphermysteries.com/the-voynich-manuscript/voynich-theories。

从所有这些所谓的“破译结果”中，我们可以得到怎样的结论呢？在这些破译结果中，有些结果来自受教育程度很高的研究者，比如纽博尔德教授，因此这部分结果是值得我们仔细研究的。而另外一些所谓的“破译成果”则完全可以立刻否定。然而，即使是这些非常荒谬的“破译成果”也获得了新闻媒体的头条关注。也许我们从中应该学到的教训是：下次如果再有人宣布他破译了伏尼契手稿，我们可千万不要太过兴奋了。

20世纪的研究成果

在19世纪，人类取得了许多重大的破译结果。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研究成果破译的并不是密码，只是一些明文语言，比如古埃及人使用的象形文字、古波斯语、阿卡德语、苏美尔语等。我们花了巨大的精力，成功破译了这些当时任何识字的人都能轻易读懂的内容。

我们有理由相信，至少有一位生活年代比上述人群晚得多的人能够读懂我们想要破译的这份伏尼契手稿，即它的作者。那么，为什么20世纪的破译技术竟然都不能成功破解它呢？在20世纪，人类为了破译伏尼契手稿花费了巨大的努力，这其中包括了美国国家安全局及英国相应机构（政府通信总部，GCHQ）顶级专家的努力。

改写的字符

所有想要破译伏尼契手稿的人都必须先做两件事，一是获得一份该手稿的副本（当然！），二是改写手稿中的字符。也就是说，破译者必须把手稿中的字符用字母和数字表示出来，这样才能比较轻松地把这份手稿录入计算机，并与其他研究者分享。而且，完成上述工作以后，研究者就能更容易地统计手稿中的字母频率以及字母组合频率，并且能够利用计算机进行统计检验。任何现代密码学家在破译伏尼契手稿的时候都会用上计算机这一有力的工具！

在20世纪，许多伏尼契手稿的研究者都是用副本的副本作为研究对象的。虽然丁佩里奥（Mary D’Imperio）和弗里德曼（William F.Friedman）都在美国国家安全局工作，但是丁佩里奥的副本与弗里德曼的副本就有四五处差异。副本有时候会出现页面边缘处对焦不准的问题，还有一些页面会部分缺失。许多副本上都有早先的破译者留下的标记。约瑟夫·菲利是号称成功破译了伏尼契手稿的部分内容的人之一，然而菲利甚至根本没有这份手稿的副本，他的所有工作都是基于纽博尔德教授和肯特的书中的插图！在所有这些研究者中，布伦博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外，因为他拥有在耶鲁大学工作这一优势，可以直接接触到伏尼契手稿的原本。

现在，伏尼契手稿的改写本已经可以在互联网上免费找到，也没有任何的法律限制。但是，在改写的过程中，某些信息被遗失了。比如，要把手稿中的文字和大量的插图对应起来并不容易。此外，我们甚至不清楚这份手稿的密码字母表中到底应该有多少种字符，可以看到，不同的研究者给出的改写字母表的字符数量完全不同。

任何针对这份手稿进行的统计检验都必须基于某种特定的字母表进行。如果我们使用了错误的字母表，我们得到的结果就可能是毫无意义的。

在创造改写字母表的时候，我们遇到的问题之一是：手稿中有时候会出现一些高度相似的字符。比如说， 、 和 这3个字符究竟是不是相同的字符呢？而 、 、 和 这4个字符又是不是同样的字符呢？我认为左上角的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细节，因为这些字符中要么就是在左上角清楚地出现了一个圈，要么就是没有圈，而不存在任何中间的状态。也许，有没有这个圈的区别就相当于德语中u和ü之间的区别，或者o和ö的区别。

此外，还有一重困难。让我们来考虑 这个字符，这究竟是一个字符还是两个字符呢？在你下结论之前，请注意伏尼契手稿中不仅存在 这个字符，还存在 和 这样的字符。如果最开始的这一短斜线是一个字符，那么这份密码就不太可能是MASC密码，因为没有字母会连续重复出现3次。

此外，手稿中还存在这样一个字符： 。上一段中提到的几个符号可能代表和它们样子类似的罗马数字，即 = ix = 9, = iix = 8, = iiix = 7。但是 这个符号又代表什么意思呢？

在制定出一份改写字母表之前，我们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讨论。雅克·盖伊（Jaques Guy）注意到， 这个字符之后总是跟着一个上方有一条小横线的 。而这种上方带有一条小横线的 又总是出现在 或者不带横线的 之后。根据这一现象，盖伊判断 和 是单个字母。此外盖伊还注意到，手稿中经常出现 ，甚至 也会不时出现，因此他判断 代表单个字母。盖伊还认为 和 也很有可能代表单个字母。

在图1–24中，我列出了不同研究者以及两个研究小组所使用的改写字母表。这两个研究小组都是美国国家安全局组建的，第一个研究小组于1944—1946年期间进行了伏尼契手稿的破译工作，第二个研究小组在1962—1963年从事了相关工作。

表中的“基施尔”（Kirscher）看起来像是基歇尔的笔误。然而，我们在前文中已经说过，目前没有发现基歇尔对伏尼契手稿进行破译工作的任何证据。“基施尔”确实是一个笔误，但是它原本所指的不是基歇尔，而是杰弗里·克里舍尔（Jeffrey Krischer）。克里舍尔是一名具有数学、计算机科学、医学，以及密码学背景的研究者。他在哈佛大学读研究生时，曾对伏尼契手稿中的文字进行过计算机分析。

除了图1–24中的这些改写字母表以外，还有一份距今更近的字母表，被称为“欧洲伏尼契字母表”（EVA）。这份字母表是由勒内·赞德伯根（René Zandbergen）和加布里埃尔·兰迪尼（Gabriel Landini）于1996—1997年总结出来的。此外，还有若干其他版本的改写字母表。

下面，我们来研究对几种改写字母表所做的统计检验。

元音辨认算法

我们可以用若干种算法来判断一段文字中的哪些字符最可能是元音字母。当然，这些测试只对MASC密码有效。也就是说，对于靠变换字母顺序或者其他更加复杂的加密方式产生的密码，上述算法就无法给出有意义的结果了。就我所知，元音辨认算法最早可以追溯到弗朗索瓦·维埃特（Francois Viete，1540—1603）。维埃特不仅研究了单个字符出现的频率，而且还研究了双字符以及三字符组合出现的频率。

所有元音辨认算法背后的基础原理都是：和辅音字母相比，元音字母可以与更多的字母结合在一起。让我们考虑元音字母 A 。我们几乎可以在字母 A 之后加上字母表内的任何字母。比如有以下这些词： AARDVARK 、 ABOUT 、 ACT 、 ADD 、 AERONAUTICS 、 AFTER 、 AGAINST 、 AHA 、 AIR 、 AJAR 、 AKIMBO 、 ALE 等。但是，如果我们想在一个辅音字母——比如 B ——后面加上其他字母，就常常会遇到麻烦。 BA 开头的单词有 BAR ，但是如果要找 BB 开头的单词就找不到了，除非我们让 BB 出现在一个单词的中间，比如 RUBBLE 。如果考虑 BC ，也会遇到类似的问题。我想不到任何以 BC 开头的单词，即使允许 BC 出现在一个单词的中间，我也只能想到 BOBCAT 一词。但是 BOBCAT 一词事实上是由BOB和CAT两个词组成的合成词，因此这个单词实际上是人为地将 B 和 C 连在一起。如果你试着寻找含有 BD 、 BE 、 BF 、 BG 、 BH 、 BI 、 BJ 、 BK 、 BL 等双字母组合的单词，你就会发现通常只有合成词。

因此，如果我们想要判断一个未知的字母究竟是元音字母还是辅音字母，我们只需要简单地统计一下与这个字母相邻的字母有多少种。如果某个字母比较“挑剔”，只能与少数其他字母相邻，那么这个字母就很可能是辅音字母，而与这个字母相邻的字母则很有可能是元音字母。反之，如果某个字母能与许多不同的字母相邻，那么这个字母就是元音字母。我们可以说，元音字母非常“热衷于社交”。有时候，我们会把元音字母称为“字母表中的荡妇”，因为它们几乎可以和任何其他字母组合在一起。

这种方法的唯一潜在困难是：辅音字母和元音字母之间的界限究竟在哪里？如果与某个未知字母相邻的字母种类既不多也不少怎么办？当然，如果我们知道这种MASC密码的明文是用何种语言写成的，那么我们就能知道这种语言中一共有多少个元音字母。在这种情况下，只要把所有未知字母按与之相邻字母的数目从高到低排列，然后选出排名靠前的字母就可以了——这种语言中有几个元音字母，就选取几个字母。然而，我们还可以通过一些更加复杂的方式来取得更理想的结果。

海伦·盖纳（Helen Gaines）创造出了一种简单的算法，称为“辅音线方法”。福斯特（Foster）将其描述如下 ：

我们用 A(I) 和 B(I) 分别表示与字符 I 后方和前方与之相邻的不同字母的数量。如果字符 I 是一个元音字母，那么 A(I) 和 B(I) 应该都很大，而且 A(I) 和 B(I) 应该大致相等。福斯特发现，对 A + B 或者 A × B 这两个量取最大值所得到的结果差异不大。

目前最优的元音辨认算法是苏霍京算法（Sukhotin’s Algorithm），它包括以下6个步骤 ：

1. 统计每个字母与所有其他字母（包括它自己）相邻的次数，把该统计结果放入一个 n × n 的矩阵中，其中 n 是字母表中的字母总数。

2. 把上述矩阵主对角线上（从左上到右下）的所有数值设为0。

3. 假设所有字母都是辅音字母。把每一横行的数值分别相加，得到的和写在行的右侧。

4. 找到数值最大的一个横行，假设这个字母是元音字母。如果剩下的所有“辅音字母”行的总和都是非正数，则终止算法。

5. 找出每行“辅音字母”与新发现的这个元音字母相邻的次数，从该行的总和中减去这个次数的两倍。

6. 回到第4步。

我在我的第一本书——《秘密的历史：密码学的故事》（ Secret History: The Story of Cryptology ）中更加详细地描述了苏霍京算法，并且还举了一个例子。有兴趣的读者可以阅读。

福斯特建议同时使用辅音线方法和苏霍京算法。这两种算法用计算机运行都很快，而且有两种测试可以进行能够让我们对测试的结论更有信心。此外，福斯特还研究了另一种方法，这种方法被称为“元音分布法”。这种方法的精确度不如以上两种算法，而且运算时间是以上两种算法的450倍（“元音分布法”大约耗时15分钟，而以上两种算法大约耗时2秒钟）。雅克·盖伊用他的字母表（该字母表包含17个字母）对伏尼契手稿的79v和80r两叶运行了苏霍京算法。苏霍京算法认为共有6个字母是元音字母， 这6个字母分别是： 、 、 、 、 和 。

我注意到 、 和 看起来很像o、a和i，这是巧合吗？

无解的熵

由于伏尼契手稿中的文字结构性过强，所以手稿使用的不可能是比MASC密码更复杂的加密方式。更加先进的加密方式会让密文看起来更加随机，而一种完美的加密系统所产生的密文看起来则是完全随机的。但伏尼契手稿中的文字却表现出很强的秩序性。在伏尼契手稿中，某些字符组合经常出现，而某些字符组合则从未出现过。

事实上，我们可以通过一些非常简单的算法来对文字的秩序性（冗余度）或者非秩序性（也叫随机度或熵）建模。

为了解释这种算法的原理，让我们来看一些例子。考虑以下这段不完整的信息：“ I hate this job. I’m going to q… （我恨这份工作，我要……）”。如果我把这个句子再稍稍补全一些，比如告诉你下一个字母是 u ，那么你是否觉得这一提示能够向你传达更多的信息呢？也许你不会有这种感觉，因为在英语中字母 u 几乎总是跟在字母 q 之后。事实上，在这个句子中，接下来的几个字母都无法向读者提供太多新的信息。你可能猜到这个句子会以“ quit （辞职）”结尾。当然，这个句子也可以以其他的词结尾。比如，整条信息也许写作：“ I hate this job. I’m going to query my boss about a raise. （我恨这份工作，我要找老板要求加薪。）”或者“ I hate this job. I’m going to qualify for unemployment when my boss finally fires me. （我恨这份工作，等到老板把我炒掉之后，我就可以领取失业补助了。）”然而，上述这些可能性比这个句子以“quit（辞职）”一词结尾的可能性要低得多。

因此，评价一段文字的信息含量的主要依据是衡量文字中的每一部分能够被猜到，或者不能被猜到的程度有多高。能够被猜到的部分（或者说概率较高的部分）——比如字母 q 后面的字母可能是 u ——所包含的信息较少。而不容易被猜到的部分（或者说概率较低的部分）则包含较多的信息。

我们可以用数学工具来进行上述评估。这个数学公式对于某些读者来说可能有些陌生，但是克劳德·香农（Claude Shannon）已经于20世纪40年代证明，这个公式是进行上述评估的唯一方式。香农的信息公式写作–log 2 ( M )，其中 M 是信息的概率。如果一段文字可以自然地被分割为 n 个部分，那么这段文字所传递的总信息就是 ，其中Σ是希腊字母西格玛，表示“求和”的意思。这个公式的意思是：我们应该把西格玛后面的算式针对 i 的每一个值累积相加。为了向读者说明这个问题，我举一个成绩单的例子。假设一张成绩单中包含4门不同课程的成绩。此处 i 可以取1、2、3、4这4个值，而这4门课的成绩是4条独立的信息： M 1 、 M 2 、 M 3 和 M 4 。如果你认为自己在微积分课程中有80%的可能性能够得到A，并且确实得到了A，那么成绩单这部分文字的信息含量就是–log 2 (0.8)，约等于0.32。而如果你认为自己有95%的概率能够通过“街斗数学” 这门课 ，然而你的成绩单却显示你不及格，那么这份成绩单的信息含量就是–log 2 (0.05)，约等于4.32——显著高于前一份成绩单的信息量。

负对数是一种很好的度量信息的方式，因为代入的数值（即概率）越小，得出的结果就越大。对于完全确定的信息（即概率等于1，也就是没有任何意外因素存在），对数给出的值为0，也就是说这一部分的信息量为0。此外，如果我们有两条信息 M 1 和 M 2 ，我们就得到–log 2 ( M 1 M 2 ) = [–log 2 ( M 1 )] + [–log 2 ( M 2 )]，也就是说两条信息的总信息量等于各自信息量的和。我们希望上述所有这些性质成立，此外我们还希望，随着信息概率的变化，函数能够光滑地变化（即函数是连续的）。换句话说，我们不希望函数的值出现突然的跳动。香农证明，负对数是唯一能够满足上述这些性质的函数。我们可以改变对数的底（底不一定是2），然而这么做只不过是改变了度量的单位，或者可以说用不同的比例尺来衡量同样的东西。因此，虽然比例尺可以进行改变，但是负对数是衡量信息量的唯一方法。

有了这样的数学公式，我们不仅可以度量一条或者多条消息的信息量，还可以衡量整个语言的信息量。为了达到上述目的，我们对这种语言中所有可能的消息的信息量进行加权平均。如果你熟悉“期望值”这个概念的话，你可以把这个结果理解为一个期望值。公式为：

在上述公式中， H 表示这种语言的熵， M i 表示句子 i 的概率。比如，如果我们一共只有三个句子，这三个句子的概率分别是 M 1 、 M 2 、 M 3 ，那么上述公式可以展开为：

= –[ M 1 log 2 ( M 1 ) + M 2 log 2 ( M 2 ) + M 3 log 2 ( M 3 )]

当然，实际上，某一种语言中有可能出现的消息的数量是极大的。想想你发送给朋友的短信有多少种可能性吧！如果我们计算出每一条消息的概率，然后再计算 H 的话，就会耗费很多时间。一种更加简单的方式是，我们可以只考虑单个字母的概率。我们把这称为“一阶熵”，一阶熵的计算公式为 ，其中 p i 是第 i 个字母出现的概率，而 n 是该语言中字母的总数。通过这种方法，就能得到 H 的估计值。当然，上述方法没有考虑字母组合带来的效应。如果想得到更准确的估计，我们可以在 H 1 以外再定义 H 2 、 H 3 等，也就是对双字母组合、三字母组合的概率进行求和。通过这种方法，我们就能掌握这种语言中两个相邻字母或者多个相邻字母之间的结构，比如在英语中，字母 Q 后面几乎一定跟着字母 U ，“字母 E 一定在字母 I 后面，除非 E 在字母 C 后面”等。随着 n 值的增大， H n 对 H 的逼近度也就越来越高。我们把 H 2 和 H 3 分别称为“二阶熵”和“三阶熵”。

冗余度计算

由于冗余度实际上就是混乱度或熵的反义词，所以我们可以根据熵值计算出冗余度的值。当所有字母出现的频率完全相等的时候，文字的熵就达到最大值，这时的文字就是完全随机的。我们把这个最大的熵值记作 H max 。如果我们已经得到了一段文字的 H 值，并且想要知道 H 和 H max 有多大的差距，我们就可以研究 H 和 H max 的比值，即 H / H max 。对于完全无序的文字而言，上述比例等于1，而对于冗余度很高的文字而言，上述比例则会接近于0。因此，如果我用1减去上述数值，这个结果就被反了过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个结果（1 – H / H max ）给了我们一个关于语言冗余度的度量，我们通常用字母 D 来表示这个度量，即 D =1– H / H max 。由于， ，我们可以把 D 写作： D = 1 – H /log 2 ( n )。

在上文中我们已经提到，为了对熵值进行更好的度量，我们可以考虑双字母组合和三字母组合，从而得到 H 2 和 H 3 。同样，我们也可以使用这些结果来获得对于冗余度的更好、更高阶的度量，即 D 2 和 D 3 。

现在，我们已经有了一种合理度量语言冗余度的方式，下面让我们来看看伏尼契手稿和各种不同语言之间的冗余度比较结果。但是，在我们进行这种比较之前，我们先应该搞清楚字母的定义是什么。在下面的数据中，我们都把空格视作一个字母。因为空格十分常见（出现的概率很高），把空格视作一个字母所得到的冗余度会比忽略空格所得到的冗余度更高。如果我们只考虑英语字母表中的26个字母，而不考虑空格，那么英语的冗余度只有0.7左右。在之后的第5章，我们会用忽略空格所得的这种较低的冗余度来分析一个谋杀嫌疑人留下的密码。

从表1–2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各种自然语言的冗余度彼此相差很大。但是，伏尼契手稿的冗余度比上面列出的所有语言的冗余度都高出许多。也就是说，由于伏尼契手稿的冗余度过高，它不可能是用MASC密码加密的英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或者日语。MASC密码虽然能够隐藏明文的信息，但却并不会改变明文的冗余度。

伏尼契手稿的冗余度过高，换种说法就是，这份手稿的熵值过低。读者应该记得，熵值反映的是文字的无序程度，也就是冗余度的反面。

雅克·盖伊引用了贝内特（Bennett）的以下论点：“伏尼契手稿每个字符的平均熵值非常低，这个熵值低于目前任何语言中已经找到的正常文字。” 但是盖伊又指出，他认为贝内特的结果是没有意义的，因为贝内特把 和 这两个字符分别视作两个字母组成的字母对，而盖伊认为这两个字符代表的是单个字母。此外盖伊还指出，贝内特的分析中得到的伏尼契手稿的熵值和夏威夷语的熵值吻合。当然，我们没有理由认为伏尼契手稿的明文有可能是夏威夷语。各种语言（或著名作家所写文字）的熵值参见表1–3。

威廉·弗里德曼等一些研究者对伏尼契手稿和各种自然语言的熵值进行了上表中的比较。这些研究结果显示，伏尼契手稿的熵值非常低，甚至低到不像是一种真实的语言，除非这种语言是夏威夷语，或者某种其他波利尼西亚语。弗里德曼并不认为伏尼契手稿是一个骗局，但他也不认为伏尼契手稿是用波利尼西亚语写成的。我们将在本章结尾继续讨论弗里德曼的理论。现在，我们先来看一看柯里尔上尉的研究成果。

柯里尔上尉的研究成果

1941年1月，一个四人代表团离开美国，前往英格兰，去完成一项极为重要的任务。此时，美国的密码专家已经破译了代号为“紫色”的日本外交密码，并且已经造出了能破解用这种密码加密的信息的解码机器，被称为“紫色模拟机”。这个私人代表团携带着一台这种模拟解码机，作为送给布莱奇利园的英国密码破译工作者的礼物。美国政府希望，也许在接受这份礼物以后，大洋彼岸的密码破译人员会和美国分享他们对纳粹密码的破译成果。在这个由四人组成的美国代表团中，两名代表来自陆军，另外两名代表来自海军。在这两名来自美国海军的代表中，就有一名是我们马上要讨论的密码专家：普雷斯库特·H.柯里尔（Prescott H.Currier）上尉。

柯里尔能够和其他几名代表共同承担美国政府的这项级别极高的重要任务，说明当时他是一名极受重视的密码专家。我们稍后还会继续讨论美国代表团的这次任务，但是，现在让我们先暂时跳过战争时期，来看看和平时代发生的故事。在战争时期，这些密码专家只能破译敌方的密码，而在和平时代中，他们才可能有时间和精力去破译其他密码。

曾为美国陆军安全局（ASA）工作的技术史学家艾伯特·H.卡特（Albert H.Carter）教授于1946年判断，整份伏尼契手稿的笔迹是一致的。美国陆军安全局是美国国家安全局的前身组织之一。1976年，柯里尔作为美国国家安全局的一名分析师，提出了强有力的证据，证明卡特的上述结论是错误的。

柯里尔发现，在伏尼契手稿中，有两种不同的笔迹，分别代表两种不同的“语言”。柯里尔首先从伏尼契手稿的草本/植物学部分开始，他把从这部分开始所用的语言称为第一种语言，即语言A，这种语言共占据25个对开页。草本/植物学部分的后一半也有25个对开页，这25个对开页中包含两种笔迹，分别对应两种不同的语言。柯里尔把第二种语言称为语言B。在本章之前的部分中，我曾经用图表向读者展示过伏尼契手稿中单词长度的分布情况。事实上，那张表格展示的只是语言B中单词长度的分布情况。因此，在那张表格中我们将伏尼契手稿标记为“VMS B”。在柯里尔得到上述研究成果以后，我们就有理由把伏尼契手稿中的两种语言区别对待，并比较这两部分文字在统计性质上的区别了。

在伏尼契手稿的其他部分中，也出现了语言A和语言B。注意，在我第一次提到“语言”这个词的时候，我给这两个字加了引号，这是因为，在这里我说的“语言”并不是正常语境下的语言，我只是想借助“语言”一词来说明A部分和B部分在统计上是有区别的。柯里尔发现，伏尼契手稿的天文学部分没有表现出统计上的区别，他还发现生物学部分完全是用语言B写成的。药剂学部分的中段是用另一种语言写成的，并且这段的笔迹和药剂学部分开头以及结尾的笔迹不同。事实上，柯里尔发现“药剂学部分至少有4种不同的笔迹”。柯里尔认为，伏尼契手稿一共有两种语言，但是执笔的人有若干名。

柯里尔给出了以下这些统计上的证据，来证明伏尼契手稿的草本/植物学部分中包含两种不同的语言。这些证据是：

1. 语言B中以 两个字符结尾的情况很多，而在语言A中则完全不存在这种情况。

2. 语言A中出现 和 这两种组合的情况很多，而在语言B中这两种组合出现的频率很低。

3. 和 这两种组合在语言B中很少出现，而在语言A中出现的频率中等。

4. 以 组合开头的情况在语言A中较多，在语言B中极少。

5. 以 组合开头的情况在语言A中较多，在语言B中较少。

6. 和前文不相连的末尾字符在语言B中随处可见，而在语言A中则较少。

更多详细的证据可以参见下图（图1–26）。该图复制自丁佩里奥所著的《伏尼契手稿——一个优雅的谜》（ The Voynich Manuscript — An Elegant Enigma ）一书。

虽然柯里尔发现手稿中的不同部分具有统计上的差异，但这些不同部分仍然可能是用同一种自然语言写成的，只是各部分使用了不同的技术术语，才导致了这种统计上的差别。如果我们相信手稿中的插图是有意义的，我们就能看出来伏尼契手稿涵盖的议题非常宽泛。

最终，研究者在伏尼契手稿中一共发现了12种不同的笔迹。 虽然这一发现似乎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了，但它却帮助我们排除了关于手稿的一种可能性。如果这份手稿是由多位作者或者多位执笔者共同完成的，那么这份手稿就不太可能是一个精神错乱的人写出来的毫无意义的内容。当然，我们仍然不能排除骗局的可能性，笔迹的区别或许只不过说明这个骗局的作者不是一个人，而是多个人而已。

此外，柯里尔还发现，伏尼契手稿从头到尾都符合某些奇怪的统计学特征。比如，他发现，伏尼契手稿中的有些内容似乎是一些“功能性的内容”。柯里尔写道：“同一批字符，在句子开头和结尾的频率统计结果与在句子中的频率统计结果显著不同。比如，某些字符不会出现在一行的开头，而另一些字符作为一行的首个“单词”的第一个音节出现的频率大约为期望值的百分之一。”

根据柯里尔的说法，在伏尼契手稿中，一行的末尾经常包含一些无意义的符号，似乎作者在写完一行的时候加入了一些无用的信息。柯里尔把这些出现在句子结尾处的字符描述为“在手稿的其他地方不会出现的几个字母”。其中一个字符在手稿的其他部分中也出现过，但它出现在一行结尾的频率高达85%。由于我们不知道伏尼契手稿的字母表中究竟有多少个字母，这种不确定性使我们的统计结果不够可信，如果句子结尾的某些字符并不是手稿真正内容的一部分，它还会进一步降低上述统计测试结果的有效性。这样一来，我们可能需要重新分析伏尼契手稿中出现的这些字符，并且更加重视它们出现在句子开头和中间的情况。然而，后来有一位研究者尼克·佩林认为，在伏尼契手稿中，有一个符号（或者符号团）出现在一行结尾处的频率远远大于出现在其他部分的频率，因此可能代表的单词跨行时所使用的连字符。如果佩林的这种说法成立，那么也许句子结尾处经常出现这些奇怪的符号实际上是有意义的。

还有研究者指出了伏尼契手稿其他一些奇怪的统计特征。比如，在伏尼契手稿中，缺乏两个相同的字母连在一起的情况。当然，这种说法忽略了 和 这两个符号，因为这些研究者认为，这两个符号各自代表单个的字符。

在前文介绍柯里尔的时候，我们提到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代表美国军方访问英国，执行一项重要的情报分享任务。现在我们要谈到的另一位密码专家则属于这次情报分享任务中的英国代表一方。

约翰·蒂尔特曼（John Tiltman）在英格兰享有盛名，他被认为在破译手写密码方面“无人能及”。他曾于20世纪20年代破解过多种苏联密码系统，于20世纪30年代破解过日本的密码系统，于1939年和1940年破解过纳粹的战场密码。1940年夏天，蒂尔特曼在破解铁路恩尼格玛密码的工作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被破译出的一些信息显示，德军要在1941年把多个部队调往东线。这条情报和许多其他的迹象促使温斯顿·丘吉尔警告苏联，希特勒即将对苏联发起进攻。然而，斯大林似乎谁也不相信（或许他只相信希特勒），他并没有采纳丘吉尔的建议。

因此，当英国的情报机构需要决定是否与美方共享情报时，蒂尔特曼准将的个人意见是颇有一些分量的。当时，有些人担心，由于美方自己的加密系统比较薄弱，他们可能会无意间泄露英方好不容易取得的密码破译成果。然而，蒂尔特曼驳斥了这些反对的声音，他坚持认为英国政府应该与美国政府建立情报共享。美国国家安全局的密码历史中心发表的一份报告称：“蒂尔特曼的成功为一项史无前例的合作打下了基础，这种合作今天仍在继续。” 1942年春天，英国政府首次与美国政府共享情报，蒂尔特曼本人亲自乘坐美国的战舰横跨大西洋，为美国的密码专家送去了8个装满了报告和技术信息的沉甸甸的包裹。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进行，蒂尔特曼又积累了许多密码破译方面的成功经验。1942年，他成功破解出另一个日本密码系统，并且迈出了破解洛伦兹SZ40密码机的第一步。洛伦兹SZ40密码机在英国军方的代号是“金枪鱼”，这是阿道夫·希特勒用来与高级将领交换信息的密码机。随着德国的党卫队系统和警察系统被破译，盟军才了解到纳粹政府对犹太人进行大屠杀的暴行。如果没有这些密码专家的辛勤工作，大屠杀可能还会持续更长的时间。

在20世纪50年代、60年代和70年代，蒂尔特曼在密码破译方面接连取得成功。虽然关于他在这段时间中的工作的许多细节目前尚未解密，但是我们知道他至少破解了东欧以及第三世界国家所使用的手写密码。

美国国家安全局以及英国的政府通信总部都对蒂尔特曼做出的这些贡献给予了高度的肯定。美国国家安全局把蒂尔特曼的名字陈列在他们的名人堂之中，而英国政府通信总部的负责人布赖恩·托维（Brian Tovey）爵士则把蒂尔特曼称为英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密码专家之一。

那么，这位破译了苏联人、日本人，以及纳粹的密码的破译大师又怎么会被一份几个世纪之前作者不详的加密手稿难倒呢？

大约在1951年，美国密码专家威廉·弗里德曼把伏尼契手稿的问题告诉了蒂尔特曼，并引起了后者的注意。1958—1964年期间，蒂尔特曼在美国国家安全局工作，此后也继续担任美国国家安全局顾问。而弗里德曼刚好于1962—1964年之间在美国国家安全局内组织了破译伏尼契手稿的第二研究小组。

虽然在蒂尔特曼之前，各方研究者已经做了许多工作，但是蒂尔特曼仍然在伏尼契手稿中发现了一些新的重要特点。蒂尔特曼注意到，伏尼契手稿中包含一些特殊的字符组，这些字符组具有共同的特点：它们几乎只出现在句子的开头、中间，或者结尾。也就是说，这份手稿中包含数量可观的前缀、词根，以及后缀。下表中列出了一些例子。这可能说明，伏尼契手稿是用一种综合语写成的。这些后缀出现于动词词根的后面时，可能表示人称变化、数的变化，也可能表示过去时、现在时和将来时的时态变化，还可能表示不定式。比如：

上表中的这些例子只是为了说明这些后缀的性质，这些具体的解法并不一定正确。而其他一些后缀，比如 和 ，则可能表示名词的复数形式。

蒂尔特曼列出的后缀例子不够多，不能够完全对应大部分语言中的各种后缀形式。也许伏尼契手稿中还存在其他一些后缀形式，然而由于这些后缀只是零散地出现，所以很难从加密的手稿中提炼出来。但是也不能排除伏尼契手稿中确实没有使用其他后缀形式的可能性。比如，某些作者在提到自己的时候不喜欢使用“我”这个人称代词，而喜欢用“我们”。我在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的编辑恨透了这种写法！

除了前缀和后缀以外，蒂尔特曼还给出了一个常用词根的列表。

我在向读者介绍蒂尔特曼在密码方面的成就时，仅仅提到了他曾经破解的密码系统。需要补充的是，蒂尔特曼不仅善于破解密码，他还同样善于制造密码。蒂尔特曼制造的密码系统曾经给纳粹带来了许多麻烦。某些早期的英国加密系统先根据一个密码本把文字转化为数字，然后再在这些数字中加入一些数字作为一重额外的伪装。这些后加入的数字被称为“附加数”。添加附加数的最重要的指导原则是：附加数的随机程度越高越好。如果这些附加数被重复使用，或者能够以某种方式被猜出来，那么敌人就有机会破解这个加密系统。蒂尔特曼对附加数表进行了如下改进：他将附加数表与一块“格栅”结合在一起使用。所谓“格栅”就是一块扁平的塑料板，在这块塑料板上的不同位置挖出许多小洞，透过这些小洞能看到100个4位附加数。只要把这块格栅在附加数表上移动，就可以挑选出不同的附加数组合。即使在有这个格栅的情况下，加密方也会每天更换附加数表。

蒂尔特曼发明的这种格栅有一个官方的名字叫作“模板减法器框架”（Stencil Subtractor Frame，又称S.S.框架或者SSF）。英国于1943年12月引入了这种格栅。此前，在同年6月，英国还启用了一个新的密码本。在添加了这两重加密之后，德军便无法破译英国海军的通信内容了。

然而，格栅还有另外一重用途。以此为基础，英国研究者戈登·鲁格（Gordon Rugg）在2004年提出了一种理论，认为伏尼契手稿完全就是一个骗局。

戈登·鲁格的理论

戈登·鲁格的理论认为，只要使用某种“音节”格栅，就可以创造出和伏尼契手稿中的文字具有相同统计性质的文字。这种音节格栅可参见图1–29。

有了这种格栅以后，只需要把它放在一个表格上，每次只显示出3个相邻竖列的音节就可以了。然后，加密者可以把这3个音节抄写到一张纸上，再移动格栅，挑选出另外3个音节，再把这3个音节抄下来。通过使用不同的格栅，并将这些孔洞位置不同的格栅放在表格的不同位置上，加密者就能够制造出许多文字。这些文字的结构性质与蒂尔特曼及其他研究者在伏尼契手稿中发现的性质是一样的。

鲁格进一步解释，运用这种方法，表格的大小可以有很多变化，格栅也不一定只能有3个孔洞。他所举的上面这个例子只是为了说明的方便而已。

柯里尔之所以会在伏尼契手稿中发现两种语言（即伏尼契语言A和伏尼契语言B），可能只是因为在手稿的不同部分中使用了两种不同的表格而已。

那么，这个骗局的制造者究竟是谁呢？鲁格指出，约翰·迪伊和爱德华·凯利曾经用一种类似的方法创造出一种所谓的“天使”语言，叫作以诺语言（Enochian）。

锁定了两位嫌疑人之后，鲁格的理论听起来就更加有道理了。2007年，奥地利物理学家安德烈亚斯·申纳（Andreas Schinner）为鲁格的上述理论提出了更多支持性证据。申纳的这篇论文比鲁格的论文更注重技术，但殊途同归，得到了和鲁格同样的结论。为了满足对技术细节有兴趣的读者的需求，我将申纳的这篇论文的摘要列出：

在这篇文章中，我将使用无规行走映射以及标志/音节重复统计的方法来分析伏尼契手稿。本文的研究结果将伏尼契手稿的可能解法的范围显著缩小。结果显示，伏尼契手稿的文字是通过一个随机过程产生的，而不是由某种语言加密而得到的。有了本文的研究成果以后，所谓的“中国理论”变得不再可信。

在本章之前的内容中，我们已经看到了几种认为伏尼契手稿是骗局的理论。你是否觉得某种理论特别有道理呢？在过去几十年的时间中，关于这一点，顶级专家之间都产生了意见上的分歧。美国国家安全局的工作人员玛丽·E.丁佩里奥（她也曾经出版过一本关于伏尼契手稿的佳作）也同意骗局理论，但是蒂尔特曼不接受。

罗纳德·W.克拉克（Ronald W.Clark）曾于1972年出版过一本关于爱因斯坦的畅销书《爱因斯坦：生活和时代》（ Einstein: The Life and Times ）。也许是为了再创辉煌，克拉克一直希望再写一本关于其他天才人物的传记。1977年，克拉克出版了威廉·F.弗里德曼的传记。

弗里德曼几乎就是美国版的蒂尔特曼，或者，你也可以说蒂尔特曼就是英国版的弗里德曼。两位都非常善于破译手写密码。为了纪念弗里德曼的成就，美国国家安全局以弗里德曼的名字命名了他们的大礼堂。此外，弗里德曼的名字也陈列在美国国家安全局的名人堂中。最近，美国国家安全局解密了52 000多页文字材料，都与弗里德曼的破译生涯有关。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以及战争期间，日本曾使用过代号为“紫色”的重要外交密码。这一密码系统后被美国成功破译，负责管理整个破译团队的人就是弗里德曼。此外，美国国家安全局几十年来一直用弗里德曼写的教科书对密码专家进行培训。甚至连“密码分析”（cryptanalysis）这个词都是由弗里德曼创造出来的。那么，关于伏尼契手稿，弗里德曼又得出了怎样的结论呢？

对于这个问题，弗里德曼并没有轻率地提出一些不成熟的结论。1944年5月26日（此时第二次世界大战仍在进行当中），弗里德曼在美国国家安全局成立了一个研究伏尼契手稿的研究小组。这个研究小组刚成立的时候共有16名成员。幸运的是，这16名密码专家只是在正常工作结束以后才聚在一起研究伏尼契手稿，他们并没有为了破译伏尼契手稿而忽略对德国和日本的密码系统的破译工作，毕竟后者才是他们的本职工作。这个研究小组开始改写伏尼契手稿中的字符，并且把这些字符制作成穿孔卡片，以便用那个时代的计算机进行统计分析。虽然在1945—1946年期间，小组举行了多次会议，但他们并没有完成破译伏尼契手稿的工作。

1962年9月25日，弗里德曼又成立了研究伏尼契手稿的第二研究小组。第二研究小组的工作目标和第一研究小组一样，都是完成对伏尼契手稿的全面改写和破译工作。但是，第二研究小组并没有在第一研究小组的基础上继续前进。在前文中展示了一份不同小组使用的改写字母表的对比图，从那张图中我们可以看出，第二研究小组使用的改写字母表和第一研究小组使用的改写字母表并不相同。到了1963年夏末，第二研究小组也停止了破译伏尼契手稿的工作。这次，破译的工作仍然没有完成。第一研究小组对伏尼契手稿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足以形成一种观点。而第二研究小组所做的努力并没有改变上述观点。

西奥多·C.彼得森（Theodore C.Peterson）神父曾经为弗里德曼的研究小组提供过伏尼契手稿的影印版，使他们得以进行部分的改写破译工作。彼得森神父自己也对伏尼契手稿进行了令人惊叹的研究工作。他为伏尼契手稿做了一份词汇索引，就像《圣经》的词汇索引一样，你可以通过这份索引查到手稿中的每一个词出现的所有页码。此外，你还能从中查到与任何一个词相邻的词。通过这份词汇索引，我们发现伏尼契手稿具有一个非常奇怪的性质，那就是一个相同的词连续出现两次的例子非常多。

现在，让我们再把话题转到弗里德曼身上。弗里德曼发表了他关于伏尼契手稿的理论，但是他发表的这段内容用变换字母顺序的方法加密过。也就是说，弗里德曼通过变换一个句子中的字母顺序，把这个句子变成了另一个有意义的句子。弗里德曼的这一意见发表于1959年，此时第一研究小组的工作已经结束，而第二研究小组的工作还没有开始：

I put no trust in anagrammatic acrostic ciphers, for they are of little real value — a waste — and may prove nothing — Finis.

（我完全不相信通过变换字母顺序创造出的藏头诗密码，因为这种密码没有什么真正的价值，完全是浪费时间，也不能证明任何事情——完毕。）

关于这段密文的明文究竟是什么，许多读者提出了各种不同的解法，比如：

William F.Friedman in a feature article arranges to use cryptanalysis to prove he got at that Voynich manuscript. No?

（威廉·F.弗里德曼在一篇专题文章中使用密码分析的方法来证明他已经破译了伏尼契手稿。不是这样吗？）

This is a trap, not a trot. Actually I can see no apt way of unravelling the rare Voynich manuscript. For me, defeat is grim.

（这是一个陷阱，而不是一个答案。事实上我找不到任何合理的方式来破译这份罕有的伏尼契手稿。对我来说，失败是残酷的。）

To arrive at a solution of the Voynich manuscript, try these general tactics: a song, a punt, a prayer. William F.Friedman.

（要想得到伏尼契手稿的解法，试试这种普通的方法：一首歌、一艘方头平底船、一段祈祷文。威廉·F.弗里德曼）

从上面这些不同的解法中，我们可以看出为什么纽博尔德对字母进行随机重排的方式并不是一个好的解答途径！读者可能还记得，纽博尔德对每组55个字符或者110个字符进行了顺序重排。而弗里德曼的上述信息一共只有96个字符，就可以形成以上几种截然不同的解法了。

这段密文的正确解法于1970年被公布于世。此时，弗里德曼已经去世。正确的解法是：

The Voynich MSS was an early attempt to construct an artificial or universal language of the a priori type. — Friedman.

（伏尼契手稿是用演绎的方式创造一种人工语言或者通用语的早期尝试。——弗里德曼）

几百年来，人们曾经多次研究过上述这种人工语言设计方案，这类方案有许多不同的名字，比如合成语言、人工语言，或者通用语。在前文中，我们曾经提到，基歇尔曾试图创造一种通用的书写系统，这就是人工语言的一个例子。然而，基歇尔并不是唯一一个想要完成这项工作的聪明人。微积分的发明人之一戈特弗里德·冯·莱布尼茨（Gottfried von Leibniz）也曾经试图创造出这样一种系统。此外，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爵士也同样进行过这方面的尝试。但是，弗里德曼认为，上述这几个人都不是这份加密手稿的作者，因为弗里德曼认为这份手稿的完成时间应该在1480—1520年之间，这几个人当时都还没有出生。

在上文中我们曾经提到，弗里德曼把伏尼契手稿的情况告诉了蒂尔特曼。也许，弗里德曼这样做是希望获得关于伏尼契手稿的另一个独立意见。结果，蒂尔特曼的意见与弗里德曼的意见一致。当来自英国和美国的密码巨头都得到了相同的结论时，我们显然有理由认真地对待他们得到的结论！

关于伏尼契手稿中使用的究竟是什么类型的人工语言，弗里德曼做了非常具体的描述。弗里德曼写道：这种语言是一种“演绎型”的人工语言。在这类人工语言中，所有东西都被分成不同的门类，在每一种门类中又继续分为许多子门类。于是，在这种方法下，某个具体的词汇会写作 x 1 x 2 x 3 y 的形式。其中各个 x 表示这些门类和子门类；而 y 是一个表示结束的符号，用于完结这部分文字。前文中已经说过，蒂尔特曼在伏尼契手稿中发现了多个前缀和后缀，这种演绎型人工语言的理论正好能解释上述现象。这种语言的结构与世界上自然产生的语言结构完全不同，甚至与基于真实语言的模式创造出来的人工语言的结构也完全不同。

虽然弗里德曼于1969年去世，但是美国国家安全局对于伏尼契手稿的兴趣并没有就此终结。美国国家安全局的一位分析师玛丽·丁佩里奥曾于1972年主持召开过一次伏尼契手稿研讨会。丁佩里奥所写的专题著作《伏尼契手稿——一个优雅的谜》于1976年出版，书中对迄今为止各种研究伏尼契手稿的工作进行了非常好的总结。然而，在此后的另一部关于伏尼契手稿的书中，作者质疑丁佩里奥“究竟是不是一个真实的人，还是美国国家安全局造出来的假名”。 这本书的作者宣称，除了与上述书稿的联系以外，他们无法找到关于丁佩里奥的任何信息，这样的情况使得他们不得不怀疑玛丽·丁佩里奥是一个假名。然而，她确实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人。美国国家安全局的历史学家戴维·哈奇（David Hatch）曾说：“她再也没有机会公开发表任何著作了。因为在那个时代，美国国家安全局的雇员就像古典社会的淑女一样，在他们的一生中，公众只能听到他们的名字三次。 ”

伏尼契手稿的多个版本

1991年，吉姆·吉洛格利（即前文提到的詹姆斯·吉洛格利，昵称吉姆，他是一名计算机科学家和一位杰出的密码专家，在本书接下来的若干章节中，我会提到他几次）和吉姆·里兹（Jim Reeds，当时在贝尔实验室工作）将加密手稿研究方面的合作扩展到了互联网上。他们的第一步是创建了一个关于伏尼契手稿的电子邮件讨论组。里兹还整理出了关于伏尼契手稿历史背景知识的极为详细的资料。本章的参考文献以及延伸阅读列表都是以里兹整理的这些背景知识为基础的，在引用之前已征得了他的同意。

2004年，我们又迎来了一件更加令人兴奋的事。一本关于伏尼契手稿历史的书出版了，标题为《伏尼契手稿》（ The Voynich Manuscript ），其美国版和英国版使用了不同的副标题。这本书的作者是格里·肯尼迪（Gerry Kennedy）和罗布·邱吉尔（Rob Churchill）。自1978年布伦博的相关书籍出版以来，这还是第一本关于伏尼契手稿的大部头（除了各式各样的所谓“解法”之外）。接着，2005年又出版了一本关于伏尼契手稿的书：劳伦斯和南希·戈德斯通（Lawrence and Nancy Goldstone）的《修士与密码》（ The Friar and the Ciper ）。尼克·佩林是一名博客作者，专门写关于尚未解开的密码的内容， 他也于2006年出版了关于伏尼契手稿的书，书名叫《伏尼契的诅咒》（ The Curse of the Voynich ），但是这本书的印刷量比前两本书要小很多。

2011年，碳–14测年法显示，伏尼契手稿所使用的皮纸的制造年代应该在1404—1438年之间 。此时，距离伏尼契首次向公众宣告他发现这份手稿已经有将近100年的时间了。麦克龙研究院的研究显示，伏尼契手稿上的墨水的制造年代稍稍晚于皮纸的制造年代。 但是，克劳斯·施梅（Klaus Schmeh）说，他与格雷格·霍金斯（Greg Hodgins，用碳–14测年法进行鉴定的放射性碳专家）讨论过，霍金斯表示，无法判断墨水究竟是什么时候被写到皮纸上去的。多家媒体报道称，人们已经用科学方法鉴定出了墨水写到皮纸上的时间，但根据霍金斯的说法，这种说法是错误的。

此前，很多人都希望罗杰·培根是伏尼契手稿的作者，然而对皮纸制造日期的鉴定结果已经（基本）否认了这种假说。虽然罗杰·培根本人不可能是这份手稿的执笔者，但是上述假说的坚定支持者仍然可以坚持说，这份手稿的作者仍是罗杰·培根，只不过手稿的内容后来由其他人重新抄写而成罢了。

如果伏尼契手稿上的墨水确实在如此早的时间就被写到了皮纸上，我们就可以排除某些认为手稿系伪造的理论。虽然伏尼契手稿仍有可能是一份毫无意义的伪造品，但是这份手稿不可能是约翰·迪伊或者其他同时代的人为了愚弄鲁道夫二世而特意制造出来的。同样，虽然此前很多人怀疑这份手稿是威尔弗里德·伏尼契伪造的，但是有了碳–14测年法的鉴定结果以后，显然这种可能性也被排除了。即便这份手稿是某个骗子制造出来愚弄他人，并骗取钱财的，这个骗子也必须生活在15世纪。

展望未来

如果未来有人能找到伏尼契手稿的真正答案，一定会让公众极为兴奋。这种情况还是有可能出现的。尽管许多伟大而有智慧的人都失败了，但这并不代表破译伏尼契手稿是一件完全不可能的事，因为我们仍有可能找到能大幅推进破译工作的新信息。伏尼契手稿中缺失的那些书页在经历几个世纪以后是否可能仍然存在呢？这些缺失的书页可能是伏尼契之前的某个拥有者从原稿上取走的，而其中所包含的信息也许正是我们需要的。还有一个很自然的问题是：虽然我们尚未找到这份手稿的作者，但是这位作者有没有可能写过其他著作呢？我们很难相信这份既长，又复杂的手稿是该作者的第一部作品。如果能够找到该作者（们）此前的作品，就可能为伏尼契手稿的破译工作带来一些启发。

1967年，戴维·卡恩（David Kahn）曾描述伏尼契手稿是“所有历史密码中最长、最广为人知、最诱人、被研究次数最多、最难破解以及最昂贵的一种”。 50多年过去了，我相信直到今天，伏尼契手稿在历史密码中的地位仍然未被取代。

例文密码答案

His Majesty is interested only in wizards, alchymists, kabbalists and the like, sparing no expense to find all kinds of treasures, learn secrets and use scandalous ways of harming his enemies ... He also has a whole library of magic books. He strives all the time to eliminate God completely so that he may in future serve a different master.

（国王陛下只对巫师、炼金术士、犹太教神秘主义者这类人感兴趣，他不惜一切代价寻找宝藏、挖掘秘密，或用一些恶毒的方式打击他的敌人……

国王陛下的图书馆满是关于魔法的书籍。他无时无刻不在努力摆脱上帝的影响，这样他才好在未来追随其他的主宰者。）

字母替换规则表如下：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 （明文）

BFVDRQOGNUMJLYKSZIXHTEACWP （密文） JruKHxyK6vqAZHwS4obENna9t63KwRNYif+WTw2EcqIZf1uR7chbcwUisBXAXRU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