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与传统

文化危机作为一个广义的概念，可以说已经没有多少实际意义。但在当今的中国，却存在着一种非常现实的同时也是最根本的文化危机，这就是传统无法传衍的危机。

这个问题太重大了。

中国是历史悠久、文化发达的国家。但中国文化的特性使自己不容易累积、沉淀、转化为传统。因为传统传承的先期条件，按照美国当代社会学家希尔斯教授的观点，历史上成就的精神范型必须引发人们的信仰，然后才能得以传衍。这就是传统所具有的克里斯马（Charisma）特质。而中国文化似乎不以追求终极信仰为目标。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的信仰总是与崇拜相混淆，并且与怀疑联系在一起。也可以说是重视崇拜，不重视信仰。

本来儒家思想和按照儒家伦理陶铸出来的理想人格精神，可以比较便捷地成为人们行为的范型，从而为儒家思想的传衍准备条件。但儒家的理想人格精神往往被推向两个极端——要么被神化，要么不近人情，后世的人们难以从这样的范型中直接接受传衍的信息。而在历史上担当传承角色的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他们的第一流人物，又大都能够做到集儒释道各家各派的思想于一身，荣辱、升沉、进退各有取义，成为全知全能、自在自足的自我，外界事物不复再有神圣的权威性。这种情况在宋明儒那里达到一个极致。理学固然是儒学的发展，但就其对传衍传统的作用而言，有时不免存有“理障”。而明代的心学，则是“万物皆备于我”了，不必要也不需要再去寻找“心外”的绝对符号。

中国文化里面这种弱化外在权威和轻慢信仰的特性表现在诸多方面。任何宗教都是以神的崇拜为基础。然而孔子说：“祭神如神在。”“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这两句话对宗教信仰的消解力不知有多大。文本的权威性以及由此产生的经典崇拜，是世界上各种不同文化系统共有的现象。可是亚圣孟子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直言不讳地反对经典崇拜。宗教与文本经典是传统传衍的两个重要链环，却被打了折扣。只有家庭和学校可以承担比较集中的传衍传统的职能。可是中国的学校历来不是独立的学术机构，与其说是传衍传统的渠道，不如说是培养后备官员的场所。希尔斯写道：“大学不允许外来权威对它们妄加干涉，除非这些权威将自己置于大学的传统之中。” 中国的学校，即使时至今天，也没有实现这一学术独立的原则。

至于中国的家庭，自然是保存和延续传统的最基本和最核心的单位。血缘纽带不仅使前一代或前几代的行为范型向后代传递成为可能，而且也是抵御瓦解异质传统侵袭的有效堡垒。家族与世系在中国传统社会，始终是凝聚传统的最佳社会网络。但近百年来，能够凝聚传统的家庭和家族事实上解体了。家族与世系的社会网络变得纲颓维殄、百孔千疮，很大程度上已经失去了本该担负的传衍传统的功能。

这是就中国文化的内在理路来追寻何以会发生传统难以传衍的危机。

如果从经济政策和文化冲突的角度着眼，中国历史上多次发生的生产力低下的民族入主，也常常造成传统的断流。当然不是绝然的无丝毫衔接的断，而是断中有续，甚至占据统治地位的集团还会采取种种措施有意识地接续传统，尽管有时不免有“谬续家谱”之嫌。清王朝在文化问题上的小国心态，注定播下的是畸形的种子，收获的果实不可能健全。

中国社会发展到19世纪中叶，也就是道光季年，已是内忧外患，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这时，起而救助危机并自觉接续和传衍传统的是以曾国藩为代表的“中兴诸将”，他们以自己的努力真正建立起一套有权威的行为规范，引起全社会的钦敬。虽然可控区域和持续时间都相当有限，但影响至为深远。这是一次有声有色一时间造成气候的重建中华文化传统的活动，应拭去历史的尘埃，重新给以评价。

现代新儒家的努力宗旨，也是在面对传统解体和外来思想的冲击下，为化解危机和接续传统来寻找出路。其主要特点是把文化作为一种信仰，笔者倾向于认为，这是继曾国藩之后的又一次重建传统的活动。

人类的21世纪正向我们阔步走来。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尤其是传统是否会成为现代化的阻力，不应该再成为困扰我们的问题。我们的问题是：有悠久的历史文化，却不容易凝结为传统；有传统，却不容易传衍，这是我们遭遇的长期扭结不开的真正的文化危机。

此文为出席哈佛大学1992年9月召开之
“文化中国：诠释与传播”国际学术研讨会所提交之论文提纲 waptSj9E5J0HOz8WC/p2x24E4/JItlASnMotLiavTzYHcykwELQhPWO/w21oNLv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