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的误读

我认为我们可能误读了我们的思想文化传统。很久以前就误读了，现在还在误读。

不是个别的，甚至不是少数，而是相当多的研究者，过分夸大了儒家思想在中国传统社会所占的位置，以致有的把儒家思想和整个传统思想文化完全等同起来。这样来看待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和社会，我以为是对文化传统的一种误读。

不妨回顾、检讨一下历史上的各个时代——

先秦时代，春秋战国时期，是诸子百家争鸣竞放的时代，儒家只不过是诸子百家中的一家，无所谓儒家中心。

秦朝，法家地位显赫，因此才有焚书坑儒，更谈不上儒家中心。

两汉，西汉前期倡黄老之术，“王霸道杂之”。至汉武帝时期独尊儒术，儒家地位始有所改变。但董仲舒强调“天人感应”，引入汉代盛行的谶纬学说，试图用阴阳五行的观点诠解儒家，实际上是自乱儒统，尊之适足以卑之。董仲舒的儒学，是变了味的儒学。汉代经学的地位高，儒家的地位并不如想象的高。所以，太史公的父尊司马谈作《论六家要旨》，对儒者有“博而寡要，劳而少功”之讥，而班固《汉书》之《司马迁传赞》，则以史迁之“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为“蔽”。

至于东汉，佛教传入，道教始兴，刚刚确立但还不够牢固的儒家地位，遇到了“异教旁门”的挑战。

魏晋时期，那是王弼、何晏大出风头，倡议“以无为本”，玄学盛行的时代。

南北朝，佛教大盛，道教方炽，儒家退为守势。

隋朝和唐朝，特别是唐朝，那是个大文化时代，兼容并蓄，无所不包，但思想文化方面占优势的是佛家和道家，即使宗奉儒家的知识人士，也不忘兼采佛道以趋合时宜。

宋、明出现理学和心学，既是传统儒家思想的发展，又是儒家思想的转型与重构。准确地说，是儒、释、道三家思想大汇流、大融合时期。周（敦颐）、张（载）、二程（程颢程颐）、朱子的思想，虽宗奉儒家，实亦吸收了佛道“二氏”的养料。王阳明不用说，更有“解散”儒学的倾向。而有明一代，特别是明中叶以后，社会伦常松弛，李卓吾等反儒的思想家出来说话了。当时一般市民的生活，可以说与儒家正统思想格格不入，所以才有《金瓶梅》那样的作品出现。

清朝，一开始打乱了传统，后来又修补传统。既尊儒，又奴儒、坑儒。号称盛世的康、乾时期，在经济上、军事上、版图上，是世界一流大国；文化上，则是十足的小国心态。反儒学潮流，在艺术与文学的创作中，得到了变相的发挥。《红楼梦》以此，《儒林外史》以此。

几千年来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不是单独哪一家哪一派的天下。历史上思想文化最繁盛、昌明、活跃时期，都是各种思想竞争、融会、兼容、并立时期。这正体现出中国文化的博大精神。汉、唐文化所以令人神往，主要在于它集中反映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博大气象。汉代打开了西域的大门。唐代长安成为世界文明的交会地，西来东往，胡汉杂处，奇装异服，一派繁盛热闹景象。

用中国文化精神培育出来的知识分子，往往把儒、释、道等各家思想消融得无碍无隔。不是某一种单一的思想，而是各种思想的合力，铸成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人格境界和人格精神。中国传统社会的思想禁锢诚然是事实，但作为知识分子个人，反而保持相当大的思想活性。爱因斯坦提出的科学研究的内在自由和外在自由，就内在自由而言，中国文化为中国知识分子提供了极其广阔的空间。

中国文化对异质文化的吸纳与消解能力，是无与伦比的。在中国版图之内，各民族之间的融合，文化是最好的溶解剂。对世界各国文化，中国文化采取的态度是礼之、师之、纳之、化之，如同孔子所说：“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易经》上说：“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又说：“物相杂，故曰文。”这是对中国文化精神的绝好概括。这种精神属于中国文化整体。

问题是由于何种原因导致了对传统的误读。如果从方法论的角度着眼，把思想文化与社会制度混为一谈，是重要原因。制度虽然是文化的派生物，是一定文化成熟与否的标志，但制度是暂时的，文化是永久的。制度，包括任何制度，都有其不完善性；文化的本性则追求完美，不仅属于一个国家，而且属于全人类。过时的制度可以推翻，但不能推翻文化。

文化传统有断而相续的特性，永远割不断。陈寅恪先生曾说：“二千年来华夏民族所受儒家学说之影响，最深最巨者，实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之方面，而关于学说思想之方面，或转有不如佛道二教者。” 不愧是通史明变的大判断，惜时人鲜有注意者。

总之破除儒家思想和整个传统思想文化的同质同构的观点，把一定的思想和一定的制度区分开来，是两个关键。在认知上解决这两个问题，可以走向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正读，并进而求得正解，为恢复和重建中国文化所固有的会通三教、兼容百家，无所不包括、无所不师承的博大而恢宏的精神铺设条件。

此文系根据1991年6月3日在南京召开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与21世纪”国际学术研究会所做演讲缩写而成 DijV3rC43y00LTv1giP1qdVasm7B8jg7d9qu8AcPXzFPP/k/L5elxthz4wSgtxs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