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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祀之礼的重要性，可从《左传》“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一语看出来。但如果我们追问一句：在祭祀这个“国之大事”的问题上，是祭祀的对象重要，抑或是祭祀者在祭祀的时候，所采取的态度和怀抱的精神重要？
以常情论，照说应该是祭祀对象重要，所祭之对象如不重要，祭又何为？然而在中国文化的话语里，是又不然。的的确确是祭祀者所具有的“敬”的精神，比祭祀对象还要重要。《周礼·地官司徒第二》具列出如何对民须施以“十二教”，其第一教便是：“以祀礼教敬，则民不苟。”《礼记·少仪》也说：“宾客主恭，祭祀主敬。”此处的“祭祀主敬”一语，可以说是对“祀”与“敬”的关系的最精要的概括。
敬和诚一样，都是需要“无为”的，其大忌是刻意地操持饰作。《礼记·祭统》说得好：“贤者之祭也，致其诚信与其忠敬，奉之以物，道之以礼，安之以乐，参之以时，明荐之而已矣，不求其为。”忠敬和诚信是存在于人的内心世界的精神信仰，其最高的致祭境界，是本乎自然，“不求其为”。如果祭祀者故意在那里经营操持，就失去了本身应有的真正的“诚敬”。故《礼记·祭统》说：“诚信之谓尽，尽之谓敬，敬尽然后可以事神明，此祭之道也。”然则祭道之“敬”，以诚信之“尽”来标识，说明“敬”这个价值理念已经超乎语词环境，具有了绝对的性质。
《礼记·檀弓》还有一句话，更道出了此一题义的全部谜底。这句话是：“祭礼，与其敬不足而礼有余也，不若礼不足而敬有余也。”几乎将“敬”视为祭礼的全部义涵。“祭礼”之礼，本来是有祭祀对象，然后才有祭祀的礼仪。可是《礼记》此篇却说，“礼”不足尚不能算是祭礼的大问题，但如果“敬”不足，就是祭礼所绝对无法容忍者。这句话，子路说是“闻诸夫子”。《礼记》诸篇借孔子现身说法的事例多有，此处的引述是否即为孔子话语之所原出，似不好确指。
但《论语·八佾》篇的“祭如在，祭神如神在”一语，则真真切切地是出自孔子之口。此处，孔子等于对祭祀对象做了一个假设，即在祭祀的时候，要假设“神”是存在的，或者说是“在场”的。因为只有祭祀时相信“神”是“在场”的，祭祀的人才可能守持得住纯洁的诚敬之心。反之一面祭祀，一面心里却在怀疑“神”到底“在”还是不“在”，敬的精神便难以树立了。显然孔子强调的是“敬”这个价值理念在祭祀现场的发用。至于非祭祀情况下“神”是否依然存在的问题，孔子没有回答，似乎也不想回答。
应该有两种可能：一是“在”，一是不“在”。事实上孔子对“神”的存在与否，并不特别关心，这有他的众多相关言论可证。《论语·述而》篇辑录孔子的说话，有“子不语怪、力、乱、神”的记载。同一书的另一条，还记载孔子说过：“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而当有一次，弟子直接向他请教如何事“鬼神”的时候，孔子近乎抬杠似的回答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
口气显得很不耐烦。
祭祀的时候，假定“神”存在，不祭祀的时候，“神”存在不存在不在探寻范围，这应该是孔子对待“神”的本然的态度。因此“神”在孔子眼里并没有成为信仰的对象。但对于祭祀者必须具有的敬的精神，孔子却一点都不马虎。他认为祭祀者的“敬”的主体价值，远比对祭祀对象的斟详要重要得多。这里不妨以《红楼梦》的男主人公贾宝玉对祭祀所持的态度，来补充、参证、领悟孔子的祭祀论。
第一个例证，是《红楼梦》第五十八回，回目作：“杏子阴假凤泣虚凰，茜纱窗真情揆痴理。”写贾府专事演戏的十二个女伶中的藕官，在大观园烧纸钱去祭死去的菂官。原因是两个人经常饰演夫妻，所以存了一份同性相爱之情。宝玉得知个中缘由，不禁视为同调，“又是欢喜，又是悲叹，又称奇道绝”。但又特地请芳官带话给那个烧纸钱的藕官：
以后断不可烧纸钱。这纸钱原是后人异端，不是孔子遗训。以后逢时按节，只备一个炉，到日随便焚香，一心诚虔，就可感格了。愚人原不知，无论神佛死人，必要分出等例，各式各例的。殊不知只一诚心二字为主。即值仓皇流离之日，虽连香亦无，随便有土有草，只以洁净，便可为祭，不独死者享祭，便是神鬼也来享的。你瞧瞧我那案上，只设一炉，不论日期，时常焚香。他们皆不知原故，我心里却各有所因。随便有清茶便供一钟茶，有新水就供一盏水，或有鲜花，或有鲜果，甚至荤羹腥菜，只要心诚意洁，便是佛也都可来享。所以说，只在敬，不在虚名。以后快命他不可再烧纸。
贾宝玉虽然平时有“毁僧谤道”的言动，但对祭祀的事情却极为严肃认真。他此番言论的核心题旨，是关于祭者所应秉持的“诚心二字”，以及“心诚意洁”的态度，认为“一心诚虔，就可感格”。贾宝玉还说：“只在敬，不在虚名。”反复强调的祭祀态度，无非是诚敬而已。
第二个例证，是《红楼梦》第七十八回，贾宝玉在晴雯蒙冤而死之后，撰写了一篇《芙蓉诔》并为之祭奠。这一情节，书中是这样写的：
独有宝玉一心凄楚，回至园中，猛然见池上芙蓉，想起小丫鬟说晴雯作了芙蓉之神，不觉又喜欢起来，乃看着芙蓉嗟叹了一会。忽又想起死后并未到灵前一祭，如今何不在芙蓉前一祭，岂不尽了礼，比俗人去灵前祭吊又更觉别致。想毕，便欲行礼。忽又止住道：“虽如此，亦不可太草率，也须得衣冠整齐，奠仪周备，方为诚敬。”想了一想，“如今若学那世俗之奠礼，断然不可，竟也还别开生面，另立排场，风流奇异，于世无涉，方不负我二人之为人。况且古人有云：“潢污行潦，蘋蘩蕴藻之贱，可以羞王公，荐鬼神。”原不在物之贵贱，全在心之诚敬而已。
贾宝玉这段关于祭奠的心理独白，也都是围绕“诚敬”二字。而且对祭者如何诚敬有所提示，比如“衣冠整齐，奠仪周备，方为诚敬”等等。而提出祭奠之物，不在贵贱，是为祭礼勿奢之意，也是孔子的思想。
向被认为具有“反儒”思想的贾宝玉，却在祭祀之道上为孔子提倡的思想正名背书，简直是在宣讲孔子的祭祀之道了。是呵！贾宝玉在第一个例证中不是同时还说，烧纸钱不是孔子遗训，而是后人不明祭祀之理而走入的“异端”吗？一向被认为是“异端”的怡红公子，也在反对“异端”了。当然，问题不在于异端不异端，而是究竟何者为异端，何者是正理？《红楼梦》作者一定充满自信地认为，他所阐释的才是孔子的至理真道。
要之，连作为经典名著的稗史说部都可以出来证明，在孔子那里，“敬”已经具有了可以超离对象的独立的精神本体价值，实即绝对的义理价值，也可以称之为人类的普世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