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老的《易经》有一句话:“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意思是说,尽管方法途径不同,人们最后总是要走到一起。
宋代的思想家程颢和程颐,即二程子,他们把为人处世致力于“求同”还是“求异”,看作是一个人秉持“公心”,还是守持“私心”的分水岭。他们说:“公则同,私则异,” 并说“同者”是“天心”,即上天的旨意。在另一处他们还说:“圣贤之处世,莫不于大同之中有不同焉。不能大同者,是乱常拂理而已;不能不同者,是随俗习污而已。” 不承认人和事的不同,二程子认为是没有修养的人的胡言乱语;但如果否认“大同”,就是“乱常拂理”。就其错误程度而言,显然二程子认为不能求大同的性质更为严重。
宋代另一位思想家陆九渊也说:“千万世之前有圣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千万世之后,有圣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东、南、西、北海有圣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陆九渊还说:“圣人虽生异世,其心意同如一也。”这也就是孟子说的:“先圣后圣,其揆一也。” “揆”(kuí),是规矩、轨则、法度的意思,引申可以解释为原理、原则。亦即古代的大师巨子和后世的大师巨子,他们提出和遵循的思想义理、道德理念的规则,在本质上有相似或相同之处。
孟子还提出:“口之于味也,有同耆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说到这里,孟子反问了一句:“至于心,独无所同然乎?”难道人的心,就没有相同之处吗?孟子的结论是:“心之所同然者”,是“理也,义也” ,也就是认为人的理性良知必有所同然者。所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即为此义。人类原初的情感和理想期待,本来都是这个样子。只不过由于意向与行为的交错,造成了诸般的矛盾。古今贤哲启示我们,应该透过人类生活的矛盾交错的困扰,看到心理期许的一致性原理,看到不同背后的相同。
我国已故大学问家钱锺书先生,早年写《谈艺录》,1948年该书在上海出版的时候,他在序言中写下两句点题的话:
东海西海,心理攸同;
南学北学,道术未裂。
在钱锺书先生看来,东西方文化虽有不同,但不论东方人还是西方人,其心理的反应特征和指向常常是相同的。
而所以如此,是缘于反应作用于人的主体精神世界的事物,普遍存在着物之理相同的现象。所以钱锺书先生得出结论:“心同理同,正缘物同理同。” 他还征引西典作为参证,写道:“思辩之当然(Laws of thought),出于事物之必然(Laws of things)。” 钱先生对《易·系辞》“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的诠解,可谓恰切到无须增减。我牵引这些古圣前贤的例证和理证,是想说明,无视人类的“同”,夸大人类的“不同”,是学术的误区,更是思想的陷阱。
不同的文化可以沟通,不一定那样对立,这是中国文化一向的主张。孔子的“和而不同”思想,一言九鼎,可以完好地概括人与人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交往所依据的规则法理的全部真谛。
关键词是两个:一个是“和”,人人都乐于接受而向往的境界;另一个是“不同”。“不同”是“和”的条件。承认不同,容许不同,欣赏不同,才能走向和谐。如果一切都相同,穿衣相同,走路相同,思维相同,说话相同,这个世界就令人窒息了。孟子说:“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试想,能够使之充实起来的东西,能够都是完全相同的东西吗?不同物的组合,才能称之为“充实”。不同的合乎审美规则的组合,才能创造美。
所以《易经》的“系辞”说:“物相杂,故曰文。”《国语》里面也说:“物一无文。”朱熹用哲学的语言表述得更清晰,他说:“两物相对待,故有文,若相离去,便不成文矣。”不同的物,不同的思想,总之相互对待的东西,并不因不同而彼此分离,如此这般才能“成文”,成其为世界,否则“便不成文”,也不成其为世界。《易经》《国语》和朱子所讲的“文”,可以理解为文化的同义互转。所以,“和而不同”其实是文化的本质规定,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人类的充实而有光辉的起点。
那么,人类如何走向和解,达致和谐?伟大的思想家孔子给出了另一条思想定律,就是大家都知道的被联合国文化宣言称为道德金律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代表的是儒家的“恕”道精神,反映出中国文化的异量之美。此一定律,给出了人类的理性相处之道,提倡换位思考,自己不喜欢的绝不强加于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处理人类的不同的最合乎人类本性的理性方式,实际上是追寻不同之中的大同。
一个是“和而不同”,一个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两句话都是孔子在世时讲的,时间在公元前5世纪,当时正是世界文化历史的轴心时代。我们有理由把孔子这两句话所含蕴的哲学思想,看作是中华文化给出的人类麻烦的解决之道,也可以看作是化解人类生存危机的一种大智慧。
此文曾在文化部和中国社科院
联合召开的“汉学家座谈会”上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