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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二十年前在《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总序中曾经提出，学术思想是民族精神的理性之光，学术思想发达与否是一个民族的文化是否发达的标志。中华文化能够贡献给世界的，我认为是人之为人的、群之为群的、家之为家的、国之为国的一整套精神价值理念。这些价值理念的精神旨归，就是使人成为健全的人，使群体成为和谐的群体，使家成为有爱有敬的和睦的家，使国成为礼仪文明之邦。
中国文化的最主要的价值理念都在六经。六经指《易》《诗》《书》《礼》《乐》《春秋》六种文本经典。《乐》这一经没有文本传下来，是为五经。但也有一种说法，认为《乐》本来就没有文本，它是跟《礼》结合在一起的，所以“礼乐”并称。尽管后来看到的是五经，可是学者们习惯上仍然称为“六经”，直到清代还是如此。所以清初的大学者王船山的一句有名的话是“六经责我开生面”。
“经”是晚些时候的说法，开始的名称叫“六艺”。孔子教学生，就是以“六艺”作为教材。但当时有两种“六艺”，《易》《诗》《书》《礼》《乐》《春秋》是文本经典的“六艺”，另一种是“礼、乐、射、御、书、数”，我称之为实践课。这里的“书”，是指跟文字有关的“六书”，是识字课。“数”是计算，“射”是射箭，“御”是驾车。
文本经典的“六艺”即六经，孔子之前就有了。像《周易》，相传是伏羲画卦，文王演易，孔子作传。所以《论语》里记载孔子的话，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诗经》是周代的诗歌，最早有三千多篇，经过孔子的删订，存留305篇，所以《诗经》也称“诗三百”。《书》是《尚书》，是包括虞、夏、商、周在内的上古文告、文献汇编。《礼》有三礼，包括《周礼》《仪礼》和《礼记》。作为六经的《礼》，一般指《礼记》。《春秋》是鲁国的一个大事记，应该是孔子所作。如果不是孔子的原创，也是孔子在原有的大事记基础上加工润色而成。因为记事简、措辞晦、寓意深，由此形成史家称道的所谓“春秋笔法”。
六经都经过孔子删订，是中国现存的最原初的文本经典，是古人智慧的结晶，也是现代人做人和立国的基本精神依据。20世纪的大儒马一浮称六经为中国文化的最高的特殊的形态，大哲学家熊十力则说六经是现代人做人和立国的基本精神依据。这些大判断，时至今日也没有过时，反而愈见其精彩绝到。
大家知道还有“十三经”之说，能准确说出“十三经”各经的名称，有时会感到不太容易。我想有一个方法：先记住三部，《易》《诗》《书》；然后记住六部，《周礼》《仪礼》《礼记》“三礼”，《左传》《公羊传》《谷梁传》“三传”；最后记住四部，《论语》《孟子》《孝经》《尔雅》。顺序是三、三、三、四。
现在我们回到六经。我从六经里面，也包括后来成为“十三经”的《论语》《孟子》《孝经》里面，抽绎出几组价值理念，包括诚信、爱敬、忠恕、知耻、和同五组概念。我觉得这些概念范畴，是中国文化中具有永恒性、普世性的价值理念，既适用于古代，也适用于今天，不仅适用于中国人，也适用于全世界所有的人。
首先是诚信，这是中国文化里面非常重要的价值理念。孔子讲，“民无信不立”“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孟子说，“朋友有信”。老子也讲，“信言不美，美言不信”。所以中华文化的原初经典把“信”放在非常高的位置。
诚和信是连在一起的，内里面有诚，外面才有信。无诚，便不可能有信。讲“诚”讲得最多的是《中庸》，其中说，“诚”是“天之道”，是“物之终始，不诚无物”。而想要“诚”，则是“人之道”。《中庸》把“诚”视作“天道”和“人道”的核心问题。《中庸》是《礼记》里的一篇，和《中庸》并提的是《大学》，也来自《礼记》。宋代的大儒朱熹把《大学》和《中庸》从《礼记》里面抽出来，和《论语》《孟子》编在一起，成为四书。因为《乐》这一经没有传下文本，六经后来也以“五经”称。“五经”“四书”的名称由此而来，并成为传统社会最基本的教科书。
“诚”是五经、四书反复阐述的价值理念。王阳明的一个学生，他跟王阳明问学的时间很长了，最后需要离开老师，回到自己的家乡去。告辞的时候他对王阳明说：“下次见面不知何时，老师可有什么嘱托，让我一生受用。”王阳明说：“立诚。”这是个年龄比较大的弟子，他说天下的万事万物太多了，需要解决的问题无穷无尽，难道光一个“诚”就可以？还有没有其他的东西？王阳明回答说：“立诚。”后来这个弟子体验到了“立诚”的确是应该终生倚之的立德之本。
所以《易经》乾卦的“文言”写的是：“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这里的“修辞立其诚”，就是明确提出的“立诚”。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到底需要做什么？仔细想来，这两句话全包括了。人生在世，无非是想把自己变得更好，使自己成为一个有修养的人、受人尊敬的人。而要做到这一点，首要的是要讲诚信。这就是《易经》上所说的“忠信，所以进德也”。“进德”的核心价值理念是“忠信”。“忠”字的直接意涵是把自己的心放正，成为一个诚实的人，讲信义的人。这是人生的第一层要义。人生的第二层要义，就是事业有成，在哪一方面的专业上有自己的建树，能够安居乐业。而“居业”的前提是“立诚”，所以是“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立诚”是“居业”的前提。兹可见诚信的重要。“诚信”两字，是人的一生成败得失的关键，可以视为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理念。
中国文化的另一个核心价值理念是“爱敬”。“爱敬”是《孝经》里面的话，引用孔子的话说：“爱亲者，不敢恶于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爱敬尽于事亲，而德教加于百姓。”“爱敬”是从家庭秩序中衍生出来的，父子、夫妇、弟兄之间的关系，有爱和敬存在。如果一个人对自己的尊长亲人能做到有爱有敬，对家庭以外的其他人也不至于太不好，至少不会轻慢别人。《孝经》还说，“生事爱敬，死事哀戚，生民之本尽矣，死生之义备矣。”把爱敬看作了人生之本和生死大义。人的哀愁和悲痛的情感，最初也是从家庭亲人的困厄、不幸中因感同身受而产生的。夫妇之间，一般以为有爱就行了，其实光有爱是不能持久的，还须有敬，既亲密无间，又相敬如宾，才是典范的夫妇关系。
对“爱敬”这个价值理念，魏晋时期刘劭的《人物志》解释得最为恰切。《人物志》是一部很特别的书，既是相人之书，又是伦理之书，又是哲学之书。或者说是一部特殊的“人论”。只有魏晋时期的人，能写出如此奇书。刘劭在《人物志》里写道：“盖人道之极，莫过爱敬。是故《孝经》以爱为至德，以敬为要道。”他把“爱敬”看成是人道之极，可见“爱敬”这个价值理念在中华文化中的位置。
“敬”这个价值理念还可以单独阐释。我近年对“敬”这个价值理念研究比较多，写过不少文章，最系统的一篇文章是2016年3月份，《北京大学学报》以特稿的方式刊载的《敬义论》，全文3万字。“敬”当然可以包括尊敬师长、尊敬前贤、尊敬长辈。但“敬”的价值论理的哲理义涵，是指人作为生命个体的“自性的庄严”。“敬”是人的内在性格、性体、本性的精神安顿之所，传统文化中很多道德规范都跟“敬”有关系。
譬如“孝”，你能把“孝”的内容全部搬到今天吗？例如孔子说：“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传统“孝”的理念中，确有子不应远离父母的内涵，这在今天是不大可能实现的。大家都来自四面八方，离开父母已经很远了。孟子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我们长期奉行独生子女政策，很多人没有男孩，一些农村则不生一个男孩便不罢休，造成多子女，影响生计。《孝经》还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这个意思要是实行的话，遇到反对侵凌的战争，青年人以之为借口，说我的身体是父亲母亲给的，不能有任何损伤，因此拒绝上阵迎敌，显然也是不现实的。那么“孝”在今天到底应该传承它的什么内涵呢？
我讲《论语》记载的一个例子。有一次，子游问老师，到底什么是“孝”。孔子回答说，现在的人们以为“能养”就是孝，如果“能养”就是“孝”的话，那么犬马也“能养”，没有“敬”，何以别乎？所以人跟犬马的一个区别在于，在“孝”这个问题上，人有“敬”。由此我提出，“孝”的精神内核是“敬”。所以人们通常把对老人的“孝”，称作“孝敬”，甚至泛称为“敬老”。中国传统社会对官员的察选，如果不孝敬父母，就没有做官的资格。所以民间有句话，叫“忠诚出孝子”。忠敬、诚信的人，一定孝敬父母，能孝敬父母才能成为忠于职守、仁爱天下的贤者。
举凡一切礼仪，都必须有“敬”的精神。所以《孝经》里面讲：“礼者，敬而已矣。”孔子一段有名的话说：“为礼不敬，临丧不哀，吾何以观之哉？”礼是需要有人看的，因此有“观礼”之说。但礼仪如果没有“敬”，就不值得看了。孔子还有一句话，认为“祭神如神在”。他的意思是说，在祭祀的时候，要相信神是在场的，只有这样，才能使祭祀者保持诚敬之心。中国传统社会两项最大的礼仪，一个是拜天，一个是祭祖。拜天是朝廷的礼仪，祭祖是家庭的礼仪。但拜天和祭祖都不是信仰，拜天是表达对天的敬畏，祭祖是表达对祖先的追怀。古代常讨论的一个问题，是你祭祖宗，祖宗能够知道吗？朱熹认为，只要有“诚敬”之心，就会发生“感格”。意思是说祖宗会感受得到。所以《礼记·祭统》里讲：“诚信之谓尽，尽之谓敬，敬尽然后可以事神明，此祭之道也。”
祭祀在古代是头等重要的事情。《左传》里的一句话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祀就是祭祀，戎则是军事行动。但无论祭祀还是军事行动，都不能没有“敬”。军事行动也要懂礼仪。《左传》有很多记载，很多战争的发生，都是由于“不敬”或“大不敬”，引起强者一方的军事行动。现代社会，处理国家与国家的关系，涉及外交事务，讲礼仪、懂敬，同样非常重要。礼仪、敬，是文明的指标。文明与不文明的重要分野，在于文明讲礼仪。
孔子讲：“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这个“志”，就是“敬”，就是不可或夺的自性庄严。因此我指出，“敬”是带有终极意义的价值理念，已进入中华文化的信仰之维。
“忠恕”是孔子的重要思想。一次孔子说：“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曾参）说：“唯”（是的）。后来孔子离开了，其他弟子问曾参：“这话怎讲？”曾子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这说明，“忠恕”在孔子那里是通贯全体、贯彻始终的思想。前面讲了，忠和诚可以互训，诚者必忠，“主忠信”是孔子的至高的道德律令。弟子樊迟问什么是“仁”，孔子回答说：“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可知“敬”和“忠”都是仁的构件。
“忠”和“信”更为密切。取信的要道是“忠”。曾子“吾日三省吾身”的一、二两项内容，第一是“为人谋而不忠乎？”第二是“与朋友交而不信乎？”忠和信是与人交往时随时需要反省的问题。孔子还说：“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如果做到了“忠信”，而在行为上又能体现出庄重和礼敬，即使走到不那么文明的异邦，也能立得住脚跟。相反，如果言不由衷，对人不能以诚相待，得不到交往对象的信任，行为上又轻慢无礼，即使在自己的家乡也照样吃不开。孔子说的君子有“九思”，其中的两“思”，就是“言思忠，事思敬”。忠恕的“忠”，爱敬的“敬”，作为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论理，其内涵与践行的意义岂不大哉！
至于忠恕的“恕”，其重要性更是显而易见。按孔子的解释，恕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记载，一次子贡问老师：“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孔子回答说：“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里有两层意思：一是孔子对“恕”这个概念给出了确定的解释，即“恕”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二是“恕”这个价值理念，也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应该是一个人终身需要践行的德品。“恕”这一价值理念所含蕴和所要求的意涵，通俗地说，就是设身处地，将心比心，换位思考，自己不喜欢不希望的东西不要强加于人。我认为“恕”这个价值理念，彰显了中华文化的异量之美。这是中国文化贡献给人类的一个伟大的思想。世界人文学界非常重视孔子的这一思想，把它奉为需要人类共同遵行的道德金律。
《礼记·中庸》里有一段讲修身，引用孔子的话写道：“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斯三者，则知所以修身。”这等于把好学、力行、知耻，当作了修身的三要素。
一个人的修为，自然离不开吸取知识，这也就是《礼记·大学》所说的“格物致知”。因此“学”是修身的第一要素。学了以后何为？如果成为装知识的器皿，或者从知识到知识，那是学了等于不学。学的要义，在于用，在于践行。此即古人常讲的“知行合一”。所以修身的第二要素是“力行”。学习了，也践行了，但无法保证都正确无误，难免会发生错误。出了错误怎么办？要能够反省，善于反思，找出原因，知错改错，力戒重犯错误。当认识到错误的时候，人的良知会让自己感到羞愧，感到后悔，感到不好意思。能做到这一层，就是“知耻”的表现。“知耻”是改过的前提，所以修身的第三要素是“知耻”。
修身的第一要素“好学”做好了，离成为有智慧的人就不远了。第二要素做得好，离成为“仁”德之人就很近了。而能够做到修身的第三要素的“知耻”，离成为一个勇敢的人就不远了。智、仁、勇是修身的结果。而有了智、仁、勇的德品，就可以做到大的判断不发生错误，遇到困难不感到忧虑，面对威胁无所畏惧。就是孔子说的：“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
子贡认为，他的老师孔子是兼有不忧、不惑、不惧三个特点的人。由此可知修身的重要。
在我看来，修身三要素中，第三要素“知耻”尤其可以看作是重中之重。我给学生讲课，多次讲修身应该从知耻开始。耻感是人成为人的一个文明指标，人的文明的表现之一是有羞耻心，孟子称之为“羞恶之心”。孟子说，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是人的“四端”。端是开始的意思，意即“四端”是做人的开始，或者说是最起码的人的标志。如果没有羞恶之心，孟子说就不是人。同样，没有恻隐之心、没有辞让之心、没有是非之心，也不是人。恻隐之心是不忍，也就是同情心，也就是“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辞让之心指文明礼貌，是非之心指社会的公平正义，而羞恶之心则是“知耻”，修身的第三要素。
“耻”跟“廉”构成一个组合概念，曰“廉耻”。管子的一个著名论述是提出：礼义廉耻，国之四维。“礼”是文明秩序，“义”是社会正义，“廉”是节俭廉洁，“耻”是道德的约束和自律。礼义廉耻没有了，国的处境就危险了。明清之际的大学者顾炎武曾经说过：“廉耻，立人之大节。”他说，如果不廉，将无所不取；而不耻，将无所不为。他还说过：“士大夫之无耻，是为国耻。”
跟诚信、爱敬、忠恕、知耻一样，“和同”也是中华文化最基本也最重要的价值理念。中国文化倾向于不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搞得那么不可调和，“和而不同”是中国人面对这个世界的总原则。
“和同”的思想来源于《易经》。《易》的“同人”一卦，所演绎的就是关于“与人和同”的理念。《易经·系辞》概括为：“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这是说，人们的不同，常常表现为途径和方法的不同，终极目标是相同的，所以最后会走到一起。朱熹有名的“理一分殊”论，其旨趣与易道若合符契。人类社会的存在形态，人们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彼此之间是不同的，但生活的价值追求，人的心理指向，往往有相同的一面。孟子对此说得很明白：“口之于味也，有同耆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至于心，独无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
孟子这段话是说，好吃的食物、好听的音乐、多彩的颜色，人们都会喜欢，在这点上人和人是相同的。既然在这方面有同样的感受，那么人的“心”是不是也有相同的东西呢？回答是肯定的。人心所相同者，是“理”和“义”。
孟子讲的“心”，也可以作“心理”解。恰好大学者钱锺书先生说过：“东海西海，心理攸同。”所以，人与人之间的不同，远没有想象的那么多，夸大人类的不同，是文化的陷阱。而且在人类的不同之中，也有“同”的一面。正因为如此，人和人之间、文化和文化之间才可以沟通，不同也能够共存于一个统一体中。
1999年我在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与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的史华慈教授，有过两次长时间的交谈对话。他是法裔犹太人，精通多种文字，是美国研究中国学非常有名的学者。他的基本学术理念，是主张跨文化沟通，认为人与人之间、不同文化之间可以建立沟通。他甚至提出一个独特的理论——他说语言对思维的作用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大。这是我们对话的时候他当面提出来的，在我是闻所未闻，过去从未听说过。他这样提出问题，是想证实他的跨文化沟通的理论可以成立。我当时讲，如果可以给你的理论提供证据的话，应该是语言不通也可以谈恋爱。当然语言不通谈恋爱问题很多，可是语言相通谈恋爱问题也不少，甚至语言相通谈恋爱产生的问题一点也不比语言不通谈恋爱产生的问题少。
不同文化之间可以共存、沟通、融合，是中国文化的一个固有的理念。这个理念基于中国文化的“和”的观念。“和”是由诸多的“不同”构成的，没有不同，便无所谓和。所以孔子的著名论断是：“君子和而不同。”
宋代的思想家张载有名的四句教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载又称横渠，所以这四句话又称“横渠四句教”。但他还有另外的“四句教”，是这样四句话——
有象斯有对，
对必反其为，
有反斯有仇，
仇必和而解。
我把张载的这四句话称为“哲学四句教”。因为他是对整个宇宙世界发言的。大意是说，这个世界是由一个一个的生命个体组成，有人类的、动物的、植物的，这些生命个体都是一个个的“象”，每个“象”是不同的。古人有一句话，叫“佳人不同体，美人不同面”。西方也有一个说法，“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个体”。这些不同的个体都是一个个的“象”。这些“象”是流动的，不是静止的。但“象”的流动方向是不同的，有的甚至相反。这就是张载“哲学四句教”第一、第二两句讲的“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
由于“有对”，甚至“反其为”，就会发生彼此之间的纠结，从而形成“有反斯有仇”的局面。这个“仇”字，古代写作“雠”，左边一个隹（音zhuī），右边一个隹，中间是言论的言字。“隹”是一种尾巴很短的鸟。试想，这个“雠”字，其象征意涵，不就是两只短尾巴鸟在那里叽叽喳喳地说话吗？我们还可以推测，尾巴短的鸟往往叫的声音很高，那么它们就不是一般的说话，而是在讨论、争论、辩论，甚至是在斗嘴、吵架。讨论的问题我们无法得知，但结果张载的“哲学四句教”写明白了。它们经过计较、辩驳、讨论、争论的结果，并不是这个鸟把那个鸟吃掉，而是或达成共识，或求同存异，总之是和解了。所以是“仇必和而解”。
张载“哲学四句教”给我们的启示是深远的。反观现实，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总括性的看法，就是：这个世界有差异，但差异不必然发展为冲突，冲突不必然变成你死我活，而是可以“和而解”的。有了这个观念，很多事情会得到更恰当的处理。大家了解鲁迅有一首诗，这首诗是关于战后中国和日本的关系的，其中有两句：“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人与人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族群与族群之间、国与国之间，都不应该培养仇恨。“仇”是可以解的，直至走向“和而解”。当然这不是一方的问题，而是彼此双方的问题，如果有横暴强加于我，中华民族也有不为强力所屈服的优秀传统，这就是孟子讲的“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的精神。
一个是“和而不同”，一个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两条原理，我认为是中华文化给出的人类危机解决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