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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具卓绝的诗人幸有灵秀山川作伴——李贺故居福昌昌谷所在地（在今河南宜阳城西六十华里的三乡乡境内），系洛水及其支流连昌河的交会之处，又当长安至洛阳的两京驿路冲要，地形高低参差，饶多山陵丘壑，连昌河自西北向东南缓缓注入洛水，在它两旁形成了一大片平旷幽美的谷地，“昌谷”因此得名。
据杨其群先生的考辨，长吉一家生活止宿的“昌谷山居”，应坐落于连昌河西侧两个锐峭长圆形山体中间一条大涧沟的出口处，即《南园十三首》第十一首所云“长峦谷口”附近的坡地上。其处地势稍高，北靠汉山，滨临涧溪，东南与三乡驿及福昌宫相望，举目前瞻，川原广阔，洛水从南边流过，两岸畴野葱青，再往西南远眺，便是一条由绵延起伏的峰峦构成的轮廓线。日本学者森濑寿三先生赴昌谷实地勘察，对此亦有深切的体认：“哺育了感觉极其敏锐的天才诗人李贺的这一块天地，北面不远处背负着青山，洛水从南边流过，眺望前方可见到银屏山、女几山等名山。”（《李贺故里考》）女几山上有座兰香神女庙，其中形姿娟秀的仙女塑像引人瞩目，曾经长久地在诗人潜意识里激起遐想。在李贺笔下得以重现的，还有昌谷山居前后桑麻掩映的原野和陂陀，乳燕交飞的故乡天空，五月的秧田，泛舟清溪的月夜等等，无一不与精湛的诗句一起散发着永久的魅力。
在如此美好的一方乡土度过童年自然是幸福的，可惜的是美丽的故乡荫庇不了日渐长成的诗人。李贺虽是唐高祖李渊的叔父大郑王李亮的后裔，也算得上是宗室，但至中唐与皇族的关系已甚疏远，无法从中获得较多的实际利益。尽管长吉家中可能也有他诗中所说的“越傭”、“巴童”，不过父亲李晋肃的早逝，使家中的日子不免寒素清俭。然而，在情感方面他同在外为宦的父亲接触原本就少，父亲故去后母爱顿时放大，再加上长吉体质单薄，母亲郑氏对他的关怀和呵护自然要多于对他的姐姐和弟弟。敏感的李贺恬然享受着他在家中的优越感，这对诗人的性格取向决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束发之前的李长吉，殊少留意儒家经世致用之术，道书与佛典成了他的精神养料，同时又酷嗜《楚辞》、乐府、六朝小说、游仙诗和宫体艳词，因此他很早就开始耽于非非之想，重视心灵体验而疏于与人交往。他最喜欢做的事是叫上一个小童为侣，到山泽田野去欣赏景物的无穷变化，聆听万籁的嘘吹和鸣，持一“古破锦囊”收集诗料，回家后再加精心排比组织。李贺擅长刻画处于瞬间的自然事物的直观形象，对色彩和声音的感受尤其敏锐，究其诗歌一些主要创作特色的来由，都可追溯到诗人儿时的习性和经验。显然，昌谷的山水美景以及山居读书生活，不仅涵育了他幼稚柔弱的灵魂，而且培植了他对诗歌的爱好。昌谷是李贺一生的起始、基点和归宿，是他精神上赖以慰藉的温馨家园。为此，诗人不仅居住兹土时曾撰作大量写景咏怀的篇什，即使在他羁旅淹滞长安、洛阳等地期间，犹有许多思乡的章句问世。诸如《昌谷诗》、《南园十三首》、《昌谷北园新笋四首》、《春归昌谷》、《始为奉礼忆昌谷山居》、《勉爱行二首送小季之庐山》、《示弟》、《题归梦》众作，流淌不尽的总是那股醇浓的乡恋和亲情。
诗人的不幸在相当程度上应归咎于不幸的时代。李贺生世上承“安史之乱”的余绪，他二十多年的生涯又逢强藩交乱、兵燹频仍，大唐王朝不可逆转地走向它的衰落。昔日盛世的辉煌仅成勾引怀恋哀悼的幻影，对时局发展前景固难寄予乐观的期待。缘于与日俱增的不安定情绪，那时的士人普遍感到精神空虚，盛唐文士的热情浪漫一变为冷淡的哀伤，内倾的怪谲代替了外露的坦荡。与此相连，人们的价值观念也在迅速改变，传统见解开始遇到挑战，注重现实反被认为是鄙俗的陋习，严肃的理性思考遂为众人所抛弃。世人对于客观现实的沮丧和失望，最终导致他们盲目地去追求主观体验。中唐社会衰颓、窒息的生活现实，成了酝酿和萌生众多病态人格的温床。李贺其人内向孤僻，理不胜情，颇好放纵自己躁动的欲念，惯于沉溺幻觉境界，从客观成因来讲正是当时士大夫时代病的反映；若着眼于个体因素，李贺健康状况不佳，以及仕途蔽塞等多方面原由，也发挥了显著的作用。
造化似乎有意要拨弄我们的诗人，与其年岁增长如影随形而来的是疾病的摧逼。李贺体弱多病可能有些先天不足，在母亲纤屑不遗的关照中长成的柔肌脆骨，又缺乏足够的抵御疾病的能力；而性格多愁善感、毫无节制的苦吟，更是严重地损害了他的身心健康。长吉《昌谷读书示巴童》诗云：“虫响灯光薄，宵寒药气浓。”《南园十三首》其九云：“泻酒木兰椒叶盖，病容扶起种菱丝。”《伤心行》云：“咽咽学楚吟，病骨伤幽素。”《出城寄权璩杨敬之》云：“自言汉剑当飞去，何事还车载病身。”《示弟》云：“病骨犹能在，人间底事无。”《潞州张大宅病酒》云：“病客眠清晓，疏桐坠绿鲜。”足以证实病痛和服药乃是李贺生活中一项重要的内容。此公尚未成年，头上的鬓发即开始斑白和凋落，以后的情势更是每下愈况。这一早衰迹象会同其长相的不尽人意，可随时招致他的烦恼和眩惑，进而将他驱入人寿短促的忧虑之中。李贺对于生死问题素来敏感，惟其如此才格外希望及早登身要津，但他刚涉足仕途即遭惨重打击，继而曳裾奉礼、沉沦下隶，乃至客游潞幕、寄食他方，一生多数时间俱虚耗在潦倒落魄之中，以致衰老和死亡的阴影常沉甸甸地挤压着他的心灵。死诚怖畏可悲，生亦百无聊赖，他等闲消磨青春大好光阴，终日惶恐踧踖，焉能不为世途无涯与人寿有限“这一永难克服的矛盾深感悲痛”（陈贻焮《论李贺的诗》）。既然人之生存于世具有了为受诸快乐而设的自我主体，那么为什么他从外部世界得到的感受却以苦恼居多？这个自我主体业已禀具才智与情识，为什么又如此脆弱不坚、终将迁灭，同时还免不了会有这样或那样的缺陷呢？这些曾困扰过无数古先民的疑惑，信非李贺能够开解，心中理想恒为现实所不容，他的精神结构难保不失平衡。
李贺抒泄的怀才不遇愤闷侘傺，并未逾越封建时代文士普遍呈现的思想表征范围；唯因其执著于贵胄身份而带来的一系列内心冲突，方属诗人异乎寻常的独特情结。他徒具本朝皇室诸王裔孙的名义，实际境遇则不胜寒伧迫蹙，由此名实脱节所造成的心理障碍，当为其莫能正视生活的主要原委之一。康骈《剧谈录》尝载，元稹明经擢第后去拜访李贺，李竟揽刺而不答。尽管这条材料缺乏史实依据，却入木三分地言中了长吉的虚荣轻嫚和天真势利，他秉性高傲且衰于偶合，处身落拓穷愁还要摆空架子。读《李长吉歌诗》可见饶多篇什表现古代豪门戚畹的奢靡生活，就中除了包含一些历史人事匆遽代谢、荣华富贵不足恃怙的感讽内容外，实深恨若此美事与己无关而从属于他人。当这位活得很不称意的“唐诸王孙”确切体认其本身的价值时，就极容易进入一个由他自己心造的梦幻境界，于是专断而固执地认为：致身通显并享受与这贵公子地位相配的物质待遇，原本是他应得的那份人生权利。李贺集中有好几首受宫体诗感染特深的乐府歌辞，如《贵公子夜阑曲》、《夜饮朝眠曲》等，俱将那种贵胄宴饮游乐场面摹写得光彩眩目，夸扬形容情兴勃发，真好像是作者亦参预其间而实现了平生的夙愿。由于李贺牢固地执持其贵族生活意识，这就注定了他要比别的寒素士子负载更多的失落与惆怅。因此，在《李长吉歌诗》里所呈现的诗人自我形象，终不免是病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