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中国文学史上曾出现过无数声名卓荦的诗人，而唐代李贺作为诗歌天才与病态畸零儿的结合，可以说是这个星光灿烂的族群中最为特殊的人物之一。斯人少不更事，生平至为简单，性格乖异而感情胜于理智，沉湎主观幻想，短年抱恨夭折，既无高行特识闻达于世，更谈不上有什么积极的功业建树，在他身上显然缺少一股坚强而充实的人格力量。然而理性气质的乏匮，倒反而有利于他发展成为一个感情意味特别醇浓的诗人。李贺的思想是比较单纯的，他把诗视为全部性命所系，也唯有诗歌才显示出其生命之价值。他终生呕心沥血地构筑诗国华丽的宫殿，并以脆弱的身心支撑着其巨大的艺术创造力。这个世界给予诗人的报偿真是太刻薄了，他罄竭所有精力为世间读者奉献了数百首光彩眩目的作品，自己吞咽的却是一枚愁痛惨怛的人生苦果。

现存李贺的诗集最初由作者自辑，“离为四编，凡二百三十三首”，经过他的好友沈子明请杜牧作序后传播于世。现今我们能够见到的诗作则为二百五十余首，其中除了《李长吉歌诗》所附《外集》内舛有少量伪作外，约有二百四十首左右可以确定出自他本人之手。这些诗歌大多撰于长吉成年之后，体现出了这个爱憎倾向极其鲜明的畸人深情和敏感的一部分，其超迈时辈的艺术成就尤为世人所瞩目。李贺的诗歌创作活动，主要在元和年间文学风尚大变的时期，故与韩愈、孟郊、卢仝、贾岛等人一样倚重苦吟。清人叶衍兰《李长吉集跋》云：“李长吉诗如镂玉雕琼，无一字不经百炼，真呕心而出者也。”如果说李贺在生活当中被迫担受了很多痛苦的话，那末他作诗便是自为地投入了一种苦痛的熬煎。李商隐的《李长吉小传》，尝记及诗人独耽苦吟的一些情状，说他经常骑驴，背一古破锦囊，去野外搜集诗料，遇有所得即书投囊中，及暮归家再重新加以编织提炼，“非大醉及吊丧日率如此”。他的每一首诗写成，都要耗费过量的精力，难怪他的母亲看到这副样子要感到疼惜和担忧了。这一不计后果的苦吟方式，确令多病而瘦弱的长吉付出了极高的代价，他不能不为此提前预支自己的生命。早夭的李贺一生创作了这么多的佳篇，真可列为诗歌史上的一项奇迹，它们就像一大片夭娜繁丽的花朵，开放在由于过早地贡献出自己的肥力而变得干枯的土地上。

李贺作诗追求离绝笔墨畦径，好造爽肌戛魂之境，酷嗜酸心刺骨之字，肆力藻饰必致殚精竭虑。他如此苦心雕锼，当然并非单纯为了增加作品外观形式的美丽，而且亦旨在寻求他所需要的精神刺激，以便藉助于眩人的艺术形象来发泄一下他内心的郁结。李长吉歌诗是苦闷的象征，也是畸零者人格不和谐的外化和投射，在诗人刻意摹画的事物直观形象背后，大抵均渗透着饱和的伤痛和悲情。钱钟书先生《谈艺录》指出，长吉歌咏草木，“啼”、“泣”等字连篇累牍，恒以达到某种移情效果为圭臬，仿佛是要强使草木来偿还自己的一份恨意和泪债。又基于其背俗反常的审美观念，李贺挺喜欢在诗里频繁使用“死”、“病”、“老”、“血”、“神”、“鬼”、“龙”、“蛇”等字，这些地方状貌确荦，惹人眼目，却同样是长吉感情和注意力的积聚所在。另外，诗人还动辄把迁流活动的形象描写成凝固状态，将纤弱柔软的东西形容得无比坚硬，他不啻善于利用通感赋物造形，并且能娴熟地顺沿感觉的错位去创撰新生的诗歌语汇。试察看他集中一系列用来指称诸多事物的代名词，质其功能似亦在突出和强化被诗人挪移了的瞬间感觉。总而言之，李贺在传递自己接触世界所摄受的感觉方面，诚然要比其他作家多几分强劲的缀染。正因诗人一味谋求作品的表现力度，就时常把他的固执和狭隘带进诗篇，而过分浓厚的感伤气氛总使他塑造的艺术意象呈现出一种病态美。

早在中、晚唐之交杜牧写的《李长吉歌诗叙》中，就对李贺诗歌的艺术成就作了极高的评价，与此同时又指出它们存在着“理不胜辞”的弱点，这个批评道中了问题的要害。综观李贺的诗集，其中虽有《雁门太守行》、《老夫采玉歌》、《送韦仁实兄弟入关》、《感讽五首》之一、《猛虎行》、《吕将军歌》、《黄家洞》等现实内容较为充实的作品，但对于这位阅世浅薄的青年人而言，既未系统受过经世致用的儒家传统教育，也很少留意所谓君臣理乱之道，他的大多数诗作显然没有灌注多少深刻的社会意义。与其像某些清人主张的那样把李长吉歌诗当做中唐的诗史来读，还不如将其视为一颗不断震荡着的心灵活动轨迹的记录。其实，李贺这个人的襟怀是比较儇浅的，他过度依赖一己之感觉，理性审度则异常不成熟，故而对周围许多现象的认识容易滞留在感性的层面上，即便是他在诗里就天道人事关系所作的一些形而上思考，亦尚未完全跳出人类早年那个朴素的思维框架。李贺不可能仿效杜甫赋予其作品严肃的政治、伦理色彩，诗人的才华主要被用来刻划他精神上的伤痕和缺陷。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历史上恐怕找不到第二位诗人，能够像李贺一样猛力地去发掘自己的灵魂，触及旁人所不敢坦言的痛处，从而将藏匿在他意识深处的幽暗面充分地展露出来。

李贺的歌诗以其个人视角，抒写诗人感触外境事物的独特情怀，它各个部分之间寓含的思想互有关连，汇合起来就让读者认知到一个丰富而充满着骚动的主观感情世界。然细究昌谷集中表现得最为普遍的题意，乃在于凸显出作者多方面的意愿受到压抑后所引起的矛盾冲突。《李长吉歌诗》的核心内容，说到底是演绎了一个人生悲剧，而强烈的情欲则是诗人与生俱来的悲剧根源。

于此我们不宜忽略了李贺“唐诸王孙”的贵胄身份，一般地说，贵族观念与享乐思想有着天然的亲缘关系。但也可能由于李贺年轻任性而特别缺乏理智，他面对个人生活的许多方面，总是像孩子那样保持着热烈而固执的欲求。诸如他企羡丰盛豪华的物质享受，冀望获得特殊荣宠的际遇，把功名视为一种人生权益而很少考虑到为社会奉献些什么。他有紧迫的求生意志，对不断逝去的光阴反应至为敏感，一想到人有死亡这个大限就刺促不安，有时在表面的旷达下仍隐藏着对人世深挚的眷恋。诗人这种生命的惶惑，不仅体现在《秋来》、《感讽五首》之三、《浩歌》、《苦昼短》、《官街鼓》、《铜驼悲》、《相劝酒》等感叹年命至促的篇什里，而且像《公莫舞歌》、《雁门太守行》、《老夫采玉歌》等现实性较强的诗作，也同样糅合着他对于生命问题投注的关怀。陈贻焮先生《论李贺的诗》一文述及《老夫采玉歌》，就指出其作意也是在描摹和体味人处于生死转折刹那间的那种心理变化。而且出自他耽欲的天性，这个青年人还急切想在男女爱情方面品尝一下人世间所能给予的快乐。我们从《恼公》、《蝴蝶舞》、《花游曲》、《后园凿井歌》等一连串仿袭宫体艳歌的诗篇中，可知他对那些贵公子及世家子弟逾闲荡检的放纵生活十分向往，甚至因为没有得到他本人应得的一份而产生激愤和嫉恨。李长吉的思想通常是朝着一个方面流淌的，断然不能调节自己的感情，在他内心深处绝少顾及伦理道德的约束，而是肆志任情地让功名、长生、衣食、男女等各种欲望充斥整个灵魂。

具有明显嘲讽意味的是，李贺的实际生活状况又极苦厄，非惟他的仕途困踬偃蹇，生计艰难穷拙，“宗孙”、“皇孙”云云莫非徒托空名，其爱好声色的风流习性偏又配着一副奇寝古怪的外貌，连自己的身体亦久罹痼疾，衰颓病变的迹象接踵而来，死亡的阴影说什么也不能在他心上消释。不管长吉有无结褵婚配问题现在大家的意见如何不同，他在爱情方面遭遇之蔽塞这个事实还必须承认。上述主观愿望和客观现实情况的尖锐对立，无疑是李贺常在精神上陷入苦闷和沉沦的主要症结。由欲望首先促成了心意识的萌动，感情的潜流遇到阻梗时就激起浪涛，执着求取的结果转而带来失望的叹恨，诗人似乎无时不在对人生现象进行究底的探索，而人生这个谜团委实不是靠敏感心灵的思考所能开解的。长吉的歌诗之所以表现得这么思绪联绵，低回悲怆，喜好穿幽入仄而词调诡激，惯于从消极方面去透露宇宙人生消息，这一切，实则都导源于他不能正确看待现实与理想之间存在的偌大反差。

不过从文学研究的角度着眼衡量，李贺毕竟是个擅长想入非非的天才，他纵然无法在现实生活中实现自己的人生祈愿，但决不会放弃通过艺术创造来寻求某种对现存缺陷的补偿。今按其《高轩过》诗所云之“笔补造化天无功”一句，原是对韩愈驾驭诗文宏壮才力的赞扬，唯移之于观察他本人的写诗特征则更具针对性。李贺有惊人的创造象征物的才能，他极善借助幻想和丰富多彩的直觉，把自身对于缺失的感受灵敏地置换到它的相反方向，由之使这些“笔补”概以想象性的愿望形态出现。譬如他经常憾恨自己的身体多病萎弱，就偏爱镂刻坚固强硬的物象，乃至在表现一般自然界的物候景观之际，也屡取金属玉石一类坚硬的事物来作比喻。又缘于他对时光流注及世间万有之不断生灭变化怀有恐惧心理，故尤喜绘写凝固状态的意象，并且在动词的应用方面亦不惜放量多著“凝”字。比以上二事更加有趣的，是诗人长时期受到鬓发斑白和凋落的困扰，这一早衰病象引起的烦恼，竟驱使他特别倾心于摹状青年女子稠密沉腻的头发。姑拈举其《美人梳头歌》为例，此中即以倩艳笔调尽意叙写一位少女的长发之美，用词浓缛而描摹弥富逼真感，通篇洋溢着微妙生机和青春气息，信是一首宣示此类逆反心理趋向的典型作品。

诗人久厌自己所处的现实世界，遂特好作打破时空界限的奇思异想，俾力求将愿望和冲动的纵情表露放在他营造的幻觉世界里。鉴于如此，故《李长吉歌诗》所涉的形形色色意中乐土，大率均被渲染为各种人生期欲得以自由舒展的地方。洵如《大堤曲》、《湖中曲》、《江南弄》、《石城晓》等篇，作者从南朝乐府的叙述中激起兴奋，心神腾飞宛若置身吴声西曲的故乡。是处风土湿润，水浪萧骚，天际云影差池，湖面上的一顷白色菱花竞相开敷，在这里聆听楚吟吴歈，备尝鲜鱼美酒，适足洗涤其枯燥现实生活带来的烦闷。而当地女子表达感情之大胆直率，也恰好迎合了他渴慕异性垂青眷爱的精神需求。再如《贵公子夜阑曲》、《夜饮朝眠曲》、《将进酒》数阕，俱专意摹画五光十色的贵胄宴饮游乐生活，着力突出在场的当事者多方面的感官体验，其间之夸饰和形容堪称淋漓尽致，真让读者觉得诗歌所烘托的主人公就是长吉自己。此外如《宫娃歌》、《荣华乐》、《梁台古意》、《秦宫诗》、《贾公闾贵婿曲》等，则大事铺陈前代宫闱及豪贵之家的行乐图景，在诗人艳羡的笔触下有时还夹杂几分嘲诮的语调，他深恨这样的奢侈生活方式尽属他人却与己无关。《宫娃歌》、《荣华乐》诸篇牵涉到的古代宫嫔姬妾颇多，李贺对她们任人摆布的遭遇不无同情之辞，但隐蔽在其心底的潜意识，是想使那些为他钟爱的灵魂撇开障碍完美地归属于他。至于说到《天上谣》和《梦天》，又进而把这种欲望的升华汇总抬举到一个新的高度。这两首诗都是写诗人超尘陟天，逍遥于神仙境界，挣脱阨塞环境与自然规律的束缚，不啻在生命问题上掌握绝对的自由，而且还有遇合仙姝等一类倾炫心魄的乐事，他俨然已进入一个圆满地体现着其人生憧憬的理想家园。诗人在实际生活里碰到的种种矛盾和苦恼，至此似乎亦得到了片刻的调和。

长吉的诗又多表现鬼魅世界，这类特殊的艺术创造，来源于他心灵苦闷至极而生起的幻影，又标志着诗人的精神冲突已逐渐接近坼裂阶段。不管李贺何等偏执沉迷梦幻，诸如此类全凭主观意念臆造出来的虚拟乐土，固难长时间地起到慰安与维系人心的作用。一旦他从杂乱缤纷的幻觉中清醒过来，准会骤然感到失魂落魄，而死亡作为一个严酷的存在，对人生的价值问题最终提出了否定的答案。《李长吉歌诗》之内有多首作品写到坟墓，它或在荒草田垅的包围之中，或在冷雨凄风的侵袭之下，或笼罩在纵情声色、及时行乐的尽头，非常形象地显示出诗人绝望和幻灭的心境。但这样的归宿并不是李贺所乐于接受的，他至为珍惜依附自己生命的活力与才华，不甘心大暮永恒的沦灭，譬如《秋来》诗的终篇两句，“秋坟鬼唱鲍家诗，恨血千年土中碧”，就是从他幽郁情怀里迸发出来的抗议和绝响。李贺咏叹死亡这一主题辄觉惊心动魄，并过多地依靠心神颠倒来触发灵感，老是让不自然的精力消耗招致恶劣的后果。他为了增加生命的密度不停地饮酒，也在痛饮生命之酒的过程中加速毁坏自己。诗人仅仅活了二十七岁，便匆匆离开了他挚爱和怅恨的人间世界。《李长吉小传》记其弥留片刻，谓有一神人前来召他到天帝新成的白玉楼中去当书记。这乍听起来好像是个杜撰的故事，实则纯为濒临死亡的人谵妄和神志迷瞀的幻觉，就中不但泄露出长吉久藏在心坎的潜愿，还刻下了他儿时语言的记忆。寓托在这个白日梦里的错乱意识，多么有力地反衬出诗人一生遭遇的不幸和悲惨。

“天上玉楼终恍惚，人间遗事已成尘”。李贺这位奇特的天才逝世已达一千多年，这段漫长的岁月销铄了许多历史陈迹，而他苦心营造的诗歌艺术迷宫却依旧矗立在人间，并以其诡情幻彩与高度的独创性赢得后代无数读者的惊叹，这一点足以使长吉留名千古而不朽。李贺的诗从整体上讲，属畸零者扭曲精神状态下的产物，其中透现出来的是一个古代没落贵族诗人疲惫的背影，本身就带有诸多病态和缺陷，当然不可能从正面给人以生活的启示。但话又说回来，昌谷集中众多瑰丽卓异的精粹杰作之所以能在文学史上独树一格，在很大程度上还要归因于李贺对诗歌的病态执着。在李长吉的身上，可谓体现着生命与诗艺的同构合一。他毕生忘我耽爱苦吟，犹如铸剑的良工舍身投入烈火喷涌的炼炉，独自担荷痛苦而让世人饱赏他所陶熔锻造的艺术美。这一创作过程，无异是上述二者颤栗人心的交响。李贺创撰的诗篇通常摈弃对客观事物的形似摹写，注重援用作者本人的意向去润饰和美化自然，大凡都展现出极强烈的主观色彩，经由他超常艰苦的酝酿构思，遂而成就了其笔补造化的绝世奇功。李长吉歌诗毋庸置疑是我国古典诗歌优秀遗产的一部分，理应受到后人的珍视和认真研究。

我们合作的这本《李贺诗选评》，正是按照上面叙述的这些认识来着手编撰的，重点是介绍李贺其人其诗，分析与评论则一秉实事求是的态度，力求还原李长吉这位古人的真实面貌，殊愿接触过它的读者能对诗人产生一份同情和理解。在此，想就本书的若干体例问题及相关事项作些简要的说明。

第一，有鉴于李贺平生耽好幽眇之思，恒久沉溺幻觉意象，故昌谷集内多数作品无法进行确切的系年；而原有的四卷本附《外集》一卷的纂合体例，又殊难让后人提挈出其间的主要精神所在。因此我们这个选注本的编次，尝试采用部类区划的方法，即参详入选诗篇所显示的题旨，将它们析为六大类型，分别予以注释和介绍，并在可能情况下尽量照应到此中部分篇章的写作年序。这样做的出发点，无非是为了便利读者感触诗人情智活动的脉络，俾对其性格行为与心理结构达成较为完整、明晰的认知。

第二，晚近文学史家根据杜牧《李长吉歌诗叙》的记载，审定李贺生于唐德宗贞元六年（790），卒于唐宪宗元和十一年（816）。遵循这一考订成果，许多学者俱将诗人的生卒年厘为公元790年至816年。唯中西历制的转换时常遇到跨年度问题，弄不好会导致某些误差，故亦有不少研究者改从公元791年至817年一说。这两种说法互存小异，实际上出自同一条材料来源，而且迄至今日谁也没有找到一例确证，可表明诗人之出生及逝殁，刚好都处在中西纪历跨越年度的那段时间里面。据此晓知，采用公元790年至816年来表示李贺概然性的生卒年代，仍不失是比较稳妥的处理方法，本书即以此作为推算长吉部分歌诗撰作年份的基准。

第三，在文字校勘方面，我们以清王琦《李长吉歌诗汇解》为工作本，参据《续古逸丛书》影印宋刊本（简称“宋刊本”）、上海涵芬楼影印瞿氏铁琴铜剑楼藏金刊本（简称“金刊本”）、日本内阁文库藏朝鲜活字本（简称“日本内阁文库本”）改正了一些错字。书中个别文字的改动，也采纳了叶葱奇、林同济等前辈学者的校勘主张。本书所做的校勘，主要解决传本刊刻过程中的讹、舛、衍、脱等问题，原则上不作文字异同校。

第四，本书的注释工作，贯彻博观约取，广参慎择，折衷去就，间出己意的原则。考虑到李长吉歌诗含意幽奥，不易理会，故除了诠释名物、词义之外，兼而顾及诗中难句文义的疏通。举凡征引古今诸家的独到见解，悉皆附注出处，这一方面旨在彰明先哲时贤所作的积极贡献，另一方面亦希望有助于读者从李贺研究的源流中来阅读诗人的作品。

第五，诗歌的述评致力于揭橥题意及阐介艺术特色，注意发掘作品寓藏的人生哲理与诗人特定的创作心态，并重视撷取海内外学者具有参考价值的研究成果，使之体现较丰富的学术信息含量。本书编撰伊始，即承吴企明、罗时进、周尚义、荒见泰史诸先生惠赠多种论著的复印件。而书中所尝移录之日语资料，乃由邵毅平、吴正岚、卢宁三同志分头译出，其中吴正岚同志担负的工作量尤多；至及英语资料部分，则是请陈引驰、江玲两同志帮助翻译的。责编奚彤云同志细心审稿，甄别疑似，为保证全书的质量倾注了大量精力。所有这些帮助和支持，对编撰者来说都显得十分宝贵，爰加明识，用申敬谢。

囿于我们的学养识见，本书疏陋失当之处诚属难免，期盼广大读者多赐教言。

2004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