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两京之求仕与羁旅

大约在唐宪宗元和二年（807），十八岁的李贺离开家乡，来到唐王朝的东都洛阳，复经三年又抵西京长安参加进士考试。为了求取功名，李贺被迫投入了一种与他性格殊难调协的求仕羁旅生活。好在昌谷地处连接两京驿道的冲要，西去上都固非遥远，东向洛邑则尤其便捷。诗人羁居东都的那些日子，就经常往返于洛阳与昌谷两地。就是这样，在步入成年的六七年间，李贺与京、洛两地的关系殊为密切。考索李贺一生之进止行踪，至少有三次出入长安的经历；洛阳还是他日后北上客游及临终前由潞州返乡的中途歇脚点。周旋于两京与昌谷之间，冷酷的社会现实更激化了他内心的矛盾交战，同时也促使其诗歌创作进入了魅力四射的成熟阶段。

世家子弟求取功名原本是理想的进身之阶，而李贺又有改变没落家境的迫切希望，所以仕宦意识要比一般士子更为强烈。李贺少年时代就有了出人头地的愿望，他需要获得一般人所得不到的高官厚禄，渴望亲身体历一番人间最豪华的生活方式，并对能够实现这个目的深信不疑。然而，问题还有它的另一方面，这就是李贺恰恰缺乏从政的才能，因为长时间过度沉溺于母爱，使他一旦离开熟习的环境便马上感到手足无措。他不会料理自己的生活，感情的自控能力及与他人的亲合力极差，更不用说去应付那些纷繁复杂的官场事务了。细读李长吉的作品，从未发现他就为政之道提出过什么切实的见解，与同时代柳宗元、刘禹锡、白居易等富于政治理想的士人相比，他的功名愿望即显著地带有一些近乎本能冲动的性质。总之，李贺所禀具的那种感情超常浓厚的诗人气质，是同封建社会对于一名官吏的要求完全相背的，缘此他无力在政治上为自己打开一条康庄大道。但李贺并没有意识到身上的这些弱点，出于幼稚的自负，他还天真地认为只消在适当场合稍稍一蹴，便可立登要津，取得奇迹般的成功。这种置事实于不顾的盲目心态，早就预示出诗人不管如何热衷仕进，其结果只能是一个悲剧。

唐代的洛阳是仅次于长安的都会，这里居住着很多权贵势要，他们占尽了满城春色，和暖的风却很少吹到地位低微的寒士身上。李贺离家进入东都，于城南仁和里向族人借贷一处房屋权住，希望招邀时誉，获得社会名流的推荐。因为环境的迅速变换，此际他已无法获得母亲给他的那一份慈祥的关爱，而依赖性的背面便是压抑感。李贺作为一个习惯倚靠别人帮助的被保护者，在失去了羽翼庇护后不免产生惶恐和焦虑，如此不踏实的心态要到他遇见大文学家韩愈时才有一些改变。韩愈和李贺同一年到洛阳，他俩虽然年辈、处境都不一样，但不同程度上均有一点怪僻心理，感情与社会流俗格格不入，其诗歌创作亦皆以好奇背俗为尚。文学主张和处世见解的投合，使他们很快成为莫逆之交。李贺的诗誉始盛于他游历洛下期间，他的一些名篇由此而流传到长安，这当然离不开韩愈的首肯之力。昌黎在当时已有很高声望，居然不耻下接，还同门人皇甫湜一起去仁和里探访过李贺，这一特殊举动充分显示了他们对这位后辈的提携，而李贺彼时的最大需求也莫过如兹。基于双方感情的合拍，李贺即顺理成章地把韩愈看作自己的另一位保护者，从而将其原来对母亲的信任和依赖，在并非完全自觉的情况下部分地转移到了韩愈的身上。韩愈、皇甫湜过访时他所作的《高轩过》一诗，就是这种依赖和感激心情的如实写照。李贺于元和五年（810）预与河南府试获隽，被选拔去长安应对当年举行的进士考试，在这过程中他从韩愈那里得到的奖助和鼓励极多。长吉西入长安准备就试这一阶段，对仕途前程颇有信心，堪称他一生中难得的“巅峰体验”时期。

但这种踌躇满志的心情未能维持多久，他的入仕通道很快就被一件意外的事情堵塞了。这时长安举场内有不少人怀着习俗偏见，硬说李贺父名“晋肃”中的“晋”字与“进士”的“进”同音，认为李贺应避家讳不参加考试。事情发生后，皇甫湜和韩愈都站在李贺一边，韩愈还专门写了一篇《讳辨》为之力争，但他们这些努力挡不住世俗力量的逼迫，长吉最后还是被剥夺了应试的权利。这是诗人平生所遇的一大挫跌，朱自清《李贺年谱》乃谓：“贺方盛年，固以远大自期，遭此坎坷，其怨愤无聊可以想见。”宋人洪迈《容斋随笔》谈及于此，说唐人避家讳甚严，韩愈作《讳辨》论之至切，尚不能解除众惑，《旧唐书》还把该文指为文章之纰缪者，“则一时横议可知也”。这一事件对李贺所具有的严重意义，不啻是使他失去了一次入仕良机，并且更在于多次对他施予保护的韩愈，在这场风波中竟亦未能俾其免受伤害，其内心潜抑着的不安全感在此时又重新占了上风。李贺落第后写的《致酒行》、《出城》等诗，正是他心灵受到极度蹂躏伤害的产物。遭此沉重打击，似为诗人所始料不及，摆在他面前可走的路，唯有回到故乡昌谷去接受母亲的抚慰了。

还在“名讳”事件创痛未愈时，李贺的仕途却有了点小小的转机。元和六年（811）夏，他应朝廷征召，告别家人去长安担任奉礼郎一职。此项任命可能是照顾门荫，但亦需通过一定的考试程序。据新、旧《唐书》官志记载，奉礼郎为太常寺下属官，位不过从九品上，职务是执掌朝会、祭祀和巡陵等活动仪式的调排，在百官跪拜时充任赞导。这个官职不仅品位低下，所做的事情亦甚委琐刻板，容不得半点自由舒展，它加在内心世界躁动活跃的李长吉身上，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协调的。诗人这段供职长安的经历，前后相续不到三年，其生活异常窘绌和封闭阨塞。他寄住的崇义里寓所，屋外便是一条荒凉而波光刺目的水沟，门是用柴草编织起来的，院子里的那株老柳树也早已被蠹虫蛀空了。处在这样一个寒伧仄陋的氛围里，更容易使他感到孤单凄凉的压迫。他自云“扫断马蹄痕，衙回自闭门”（《始为奉礼忆昌谷山居》），除了沈亚之、陈商、李汉、权璩、杨敬之等少数几个朋友外，平时绝少与人往来，而喜好在沉闷和悒郁中消磨光阴，心间填塞着迷茫的云愁海思。有时他亦应邻客之邀去作一夕痛饮，或者偶尔听赏别人弹奏箜篌、古琴，酒力和音乐的感染会唤起他各种离奇的幻觉，从而放任自己的情绪流于颠倒的混乱状态。沉溺于梦境、幻想以至种种神秘的精神体验，乃是李贺日常生活内容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些日子疾病在不断侵蚀他的身体，鬓发的凋零斑白也愈益变本加厉。一直捱到唐宪宗元和八年（813）初，诗人终因病势转剧而辞去奉礼郎的职务，又一次离开长安踏上返乡的归途。此时长吉已二十四岁，但论练达世事人情却极少长进，还牢固地保持着孩童时代的意识境界。“自言汉剑当飞去，何事还车载病身”（《出城寄权璩杨敬之》），当初他曾满怀热望跻入官场，现在竟负荷痼疾与之背离，只觉得自己的身子像死灰一样怎么也振作不起来。

从李贺首次入洛到病重弃官离京，这是他短促一生中最重要的时期。他苦于遭遇不偶，思想和行动严重坼裂，面对世俗社会的轻视和摈斥而鲜有作为。由于诸多原因长吉的人生观日趋消沉，他唯能虚生浪迹，用各种怪僻的念头来折腾自己，说到事功立业则一无所成。然而在俊杰辈出的元和诗坛，李贺却是一位得天独厚的宠儿，他的才华有着过人的天资作为凭藉，而其敏感和乖异的性格则致使他特别专注在艺术上别开生面。此公卓异的诗歌才华，从某种程度上说亦得力于他的反常性格。今按其诗集中间撰作于这阶段的一些篇章，如《致酒行》、《开愁歌》、《申胡子觱篥歌》、《李凭箜篌引》、《崇义里滞雨》、《赠陈商》、《仁和里杂叙皇甫湜》等，无一不是诗人内心世界错寞侘傺的恳挚陈述，它们往往通过回环复沓的个性描写，对诗人那种神经质的痛苦作了极深刻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