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701—763），字太白，号青莲居士，四川绵州昌隆县（今名江油）青莲乡人。这个乡名，当是后人为纪念他改易的；而太白之名，据时人记载，则起因于他母亲梦见长庚（太白星）入怀才怀上了他。想来这是出于他自家的附会。与此相应，他时而自称汉代飞将军李广后裔，时而又说是十六国时期西凉武昭王李暠的九世孙，然而这些都查无实据，于其人其诗也并无实际意义；只是可见出，这位诗仙也未能免俗。可以较确切知道的，倒是他的先世曾因罪谪居西域，“五世为庶”，未有从政为官者；甚至连他父亲的名字也隐没不彰，人们称之为“李客”，这客，当是“客居者”之意，李白在五岁时才随父迁居蜀中。

传记资料说李客“高卧云林，不求仕禄”，其实应是位资产不菲的富商。士农工商，商的社会地位甚至不及农工，因此就“庶人”而言，李白可说是“庶”到家了。也许正因为此，才要想象出个星宿转世的来历、华族贵冑的家世，从中可见他不甘落寞的心理与极度夸张的性格。

他，也自有不甘落寞的理由。在唐代，随着中西交通，商业经济空前发展。商人，尤其是与西域有一定联系的商人，财力往往十分可观，加以世风比较开明，他们自然产生了提高社会地位的渴求。比如，接养士人在南朝是贵族的“专利”，而至唐代，长安富商如王元宝、杨崇义等，不仅富可敌国，而且开门延客。每年科举，乡贡进士萃集其家，士子们称之为“豪友”。李白出蜀后曾“东游维扬，不足一年，散金三十余万”，也算得上件不大也不小的“豪举”。这种经济上的优势，自然更加强了他冲天一鸣，急欲改变庶之又庶的社会地位的心理倾向。

不一般的家世，也使他的初学不尽同于杜甫那样诗礼传家的一般士子。据他自述，“五岁诵六甲（五行方术），十岁观百家”，“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二十岁前，他不仅结交道流，更从任侠有气、善为纵横学的赵蕤学习岁余，并自称“结发未识事，所交尽豪雄……托身白刃里，杀人红尘中”。虽然他“横经籍书”，儒家的经书是必修的主课，但杂学旁收、行侠仗义的初度经历，无疑为他时代性的英特越逸之气，增添了一种使性尚奇的个性化的色彩，并因而加强了自由度与冲击力。

我们还应充分注意到他的家乡四川。在唐代，成都、绵州一带虽已称得上人文之地，但因僻处西南一隅，与政治文化中心长安隔着条“难于上青天”的蜀道。长安发生的一切变化，在四川得到反应，自然是较晚又较弱。这不仅使少年李白较少社会政治的历练，也对他的诗学初程影响甚大且关乎一生。生成于宫廷的新兴律体，固然也是要学的，但由于远离那种典丽却又虚浮的氛围，倒使他虽然不能精于其技，却也避免了可厌的繁枝缛节。同时秀丽奇崛的巴山蜀水产育的巴蜀民歌，又以其自然清丽之风将他熏染。于是古今乐府民歌以及古诗，成为李白诗学的重要根基。

四川又是文人辈出的地方，那位以铺张扬厉、瑰奇夸谈的大赋著名的乡贤司马相如，连同他琴挑卓文君、通过狗监献赋得官的传奇经历，对夸张而尚奇的李白无疑具有莫大的吸引力。后来他不仅追迹凭吊过这位乡贤的遗踪，效法过他求官入仕的门径，还屡屡不无自得地谈到，某某贵官、某某前辈将他比作了司马相如。所谓“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正说明了从小他就把相如其人其赋，作为文学上必欲超越之的偶像与敌手。这种“相如情结”与前述民歌熏染，形成他日后创作中色调上的一对张力。

自然，我们还应提到那个“铁杵磨成针”的故事。故事也许出于虚构，但李白折节向学的精神却见诸记载。他曾三拟《文选》，不如意而尽焚之。三拟，是习学传承，起着潜移默化的规范作用；不如意而尽焚之，是企望新变，超越规矩，自成一家。李白诗如天马行空，但步法不乱。这种特点，也正得力于早年这种习学过程。

学慎始习，李白青少年时代上述熏染习学的特点，已经预示了导言中所述的他的行为方式与诗风走向。 yx185+aZthTd9cPe9aY/wilpqrB7ShwyxEOfybmbCaY2ZEToiXCTaZ0Je+mfg8G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