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元二十二年（734），张九龄被任命为中书令，王维向他献诗，希望能得到提拔。从现存的资料来看，王维在从济州司仓参军的任上去职以后，有很多年都在过着隐居、闲居的生活，他并没有为了找到出仕的机会而到处去走门路，张九龄初为宰相，他就向张干谒，请求荐引，这里面体现了他的政治理想，更体现了他在多年的坎坷之后，对政治更成熟的认识。

张九龄（678-740），一名博物，字子寿，韶州曲江（今广东韶关）人。他出身寒门，靠着自己的才华由科举入仕，开元二十二年被玄宗任命为中书令。他贤明正直，刚正不阿，尤其主张要选贤授能，量才授职。为相之后，玄宗因为张守珪破奚、契丹有功，想任命他为宰相，张九龄坚决反对，玄宗问他能否只给宰相的名义而不授予实职，张九龄也表示反对，他说：“不可，惟名与器，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资治通鉴》卷214)。其后，玄宗又希望任命李林甫为宰相，张九龄也深以为不可，他说：“宰相系国家安危，陛下相林甫，臣恐异日为庙社之忧！”（同上）在坚持量才授职，不以国家之名器假人的同时，张九龄热情地汲引才俊，在他为相的二十年时间里，培养提拔了一大批文才卓异的俊杰之士。他提拔王维为右拾遗、卢象为左补阙，王昌龄、钱起、綦毋潜、包融等人也都得到过他的奖掖。在李林甫的谄害下，张九龄于开元二十四年被罢相，随后李林甫把持了朝政，这也是开元时代开明政治的转折点。后来唐宪宗与臣下议论前朝的治乱得失，大臣崔群说：“世谓禄山反为治乱分时，臣谓罢张九龄、相李林甫则，治乱固已分矣。”（《新唐书·崔群传》）

在多年的坎坷里，王维目睹了寒士屈抑的现象，更清醒地认识到，真正能在现实中做到取士以至公之道的人并不多。可贵的是，他并没有因为这种清醒而变得世故，没有放弃操守而去投机与钻营，相反，他在等待真正符合他理想的当路贤人，张九龄正是这样的人选。在《献始兴公》这首诗里，他称赞张“所不卖公器，动为苍生谋”，说自己对张荐引自己的感激，是“感激有公议，曲私非所求”。诗句写得光明正大，充满了动以至公的正气。这不是一般的干谒诗，而是王维政治理想的抒发。

开元二十三年，王维在张九龄的举荐下，出任右拾遗。开元二十五年，张九龄被罢相，出为荆州长史，这对王维的打击是很大的，只是时隔不久，他就奉皇帝的使命，到凉州去劳军。在河西节度使幕中兼为判官，工作了两年多。大漠风光和边塞将士的豪情，使他暂时忘记了朝廷政治斗争的阴影，流露出他性格中积极活跃的一面。从边疆返回不久，他任殿中侍御史，开元二十八年（740）被派到襄阳去主持“南选”考试，一路上游览了不少地方，山川之美令他陶醉。总的来讲，从出任右拾遗，到出使河西，南下主持考试，尽管这中间有张九龄罢相的打击，但王维的心情一直还是比较开朗活跃的。开元二十九年（741），王维从南方回到长安，当时李林甫当道，朝廷政治日见黑暗，王维的心情也日趋消沉，开始过上半官半隐的生活。

王维的边塞诗主要集中创作在这个时期。而颇为巧合的是，开元诗坛边塞诗的创作高潮也大体出现在这段时间。许多著名的诗人都有边塞之行，留下了不少边塞之作。和其他诗人一样，王维的边塞诗虽然也写到一些边军所存在的问题，但主要的精神还是在歌咏边塞军旅生活的豪情，作品充满热情浪漫的气质。他很善于以比较短的篇幅、凝练的笔法烘托唐军的声威，刻画战争的紧张气氛，描写边塞的壮阔风光，往往留给读者丰富的想象空间，深得简笔传神之妙。在盛唐边塞诗人如岑参、高适、李颀等人多喜用歌行来铺叙抒写的风气里，他这种特点还是比较独特的。

这一时期，王维西至边塞，南至岭南，饱览了许多名山大川，他的山水诗创作大量增多。王维创作山水诗是从他贬官济州之后开始的，随后，山水诗就成为他创作得最多最好的诗体。他与孟浩然都是盛唐山水田园诗派的代表人物，但就艺术成就而言，他超过了孟浩然，而将山水艺术在诗歌中发展到一个难以超越的境地。

同前面所说的田园诗一样，我们这里所说的山水诗，也是一种有着独特精神旨趣和审美内涵的诗体。最早大量创作山水诗的是晋宋之交的诗人谢灵运，其后南齐诗人谢朓有长足的发展。在山水诗人看来，自然中的山川万象，是“自然之道”的体现，诗人应该以澄澈的心灵去映照山水之美，追求内心与“自然之道”的融合。这种精神旨趣，决定了山水诗不是将山水看作诗人主观感情的比附与象征，而是作为诗人以虚静澄澈的心灵加以映照的对象，山水的万千姿态，丰富形貌就得到了更自然的呈现；而在这种呈现中，山水诗展示出清朗澄澈、明净空灵的审美理想，展示出诗人超脱而从容的精神气质（参见葛晓音《山水田园诗派研究》，辽宁大学出版社1993年）。王维的山水诗在他人生的前后期，经历了两个阶段，前期的山水诗主要是接续来自二谢的传统，加以艺术的点化与创造；后期则进一步融入佛理的影响而开拓出崭新的诗境（参见赵昌平《王维与山水诗由主玄趣向主禅趣的转化》，《赵昌平自选集》第111—130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

自谢灵运以来，为了表现山水的自然美，山水诗人的探讨穷力追新。谢灵运偏重以重拙生涩的笔法，周流上下，对景物作繁复的描绘；谢朓则善于以清空简淡之笔，描绘江南秀冶的景象。在南朝至初唐的山水创作中，这两种创作方式一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王维前期的山水诗，以过人的艺术才华，在这两种创作道路中点化出生动的诗境。他描绘过华山的奇伟，终南山的阔大，展现了北方山川大壑的丰姿；他也刻画过南方水国的汪洋浩淼，蜀中山林的幽深繁茂，大漠风光的开阔与爽朗。在他之前，还没有一个山水诗人，将如此丰富的山水佳致包容在笔端，而无论是展现何种景致，诗人的笔致总是贯穿着清新爽朗、高华脱尘的气质。他深通画理，妙达诗心，不少作品对色彩的运用极富匠心，构图也十分精到；他又是极善于创造意境的，通过虚实关系的巧妙处理，传达出意在言外的隽永风神。在后期创作中，他的山水诗进入新的境界，其中在辋川隐居时写下的一些作品，融进了他由接受佛理而具有的精神意趣，传统山水诗所追求的澄澈空灵和佛教的“空”理联系在一起，形成更为含蕴丰富的诗境。 HEdDKkID6u5Nz7VpuMcEbjmR6tEQc+wb9uZHp1P49dv/sB9jINvPisED8wWlU61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