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成功的起点：“三不”

那天是1931年5月7日，纽约历史上最轰动的抓捕行动迎来了高潮。经过几周的围追堵截，杀人狂魔“双枪”克罗雷（这个枪手既不抽烟也不喝酒）被困在西头大街他的情人家里。他藏在顶层，150个警察和探员发起进攻。他们在屋顶凿了洞，放了催泪瓦斯，想把“警察克星”熏出来。机关枪架在四周的建筑上，嗒嗒嗒地喷射，手枪砰砰地开火，声音在纽约这片高级住宅区回响了一个多小时。克罗雷蹲藏在一把堆满杂物的椅子后面，不断向警方回击。有1万群众激动地目睹了这场战斗，他们在纽约街头可从来没见过这种事情。制伏克罗雷后，警察局长E. P. 穆尔鲁尼宣称，这个持双枪的亡命暴徒是纽约史上最危险的一大罪犯。他说：“克罗雷会因为鸡毛蒜皮的小事大开杀戒。”

但“双枪”克罗雷是怎么看自己的呢？在警方扫射公寓时，他给“相关人员”写了封公开信，鲜血从伤口流出来，在纸上留下了一道红色的痕迹。克罗雷在信里说：“在我的衣服下面，跳动着的是一颗疲惫的心，但它是善良的，这是一颗不愿意伤害任何人的心。”

不久前，克罗雷在长岛郊外的一条公路边上和他女朋友亲热。突然一个警察走近他们的车，说：“让我看看你的驾照。”克罗雷二话不说，拔出手枪连开数枪，干掉了警察。受了致命伤的警察摔倒后，克罗雷跳出汽车，捡起警察的枪又朝地上的尸体放了一枪。这就是说“在我的衣服下面，跳动着的是一颗疲惫的心，但它是善良的，这是一颗不愿意伤害任何人的心”的杀人狂。

克罗雷被判电刑。走进新新监狱的行刑室后，他会说“我因为杀人所以罪有应得”吗？不，他说的是：“我因为没能保护好自己所以罪有应得。”

这个故事的重点是，克罗雷的双枪之下死了那么多人，但他觉得自己一点错都没有。罪犯的这种态度属于个例吗？如果你那么想，就再听听这个：“我把一生中最美好的岁月奉献给了人民，使他们轻松愉悦，帮助他们快乐生活，但我得到的只是耻辱，我只能作为一个通缉犯活着。”说话的是阿尔·卡彭 ，就是他，美国的头号公敌，一个恶贯满盈的黑帮头子，曾经血洗芝加哥。但他认为自己是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一个没有受到赞许反而被人误会的人。达奇·舒尔茨在纽瓦克的帮派混战中被打成筛子之前，也说过这种话。他是纽约最臭名昭著的恶棍，但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自己是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而且说得发自肺腑。

我和关押知名恶棍的新新监狱的老狱长刘易斯·劳斯有过几次有趣的书信往来，讨论这个问题。他说：“在新新监狱，很少有罪犯认为自己是坏人。他们和你我一样都有人性，所以会解释，会把自己的行为合理化。他们会告诉你，自己撬开保险箱，或者迅速扣下扳机，那都是有原因的。大部分罪犯会尝试通过某种形式的推导，不管是逻辑严密还是漏洞百出，向别人和自己解释自己的反社会行为，于是坚定地说：自己根本不该被关起来。”阿尔·卡彭、“双枪”克罗雷、达奇·舒尔茨这些狱墙里面的亡命之徒，觉得自己一点错都没有，那么，你我天天遇到的墙外之人的做法呢？

约翰·沃纳梅克用自己的名字命名了他创建的连锁超市，他曾经坦陈：“30年前我就懂得责备别人是愚蠢的，我没空抱怨上帝没把智商分配均匀这件事，我克服自己的缺点已经感到很吃力了。”沃纳梅克很早就学会了这一课，但我自己犯了30年的错才开始领悟到，人们百分之九十九的情况下不会因为任何事情批评自己，无论错到什么程度。于是，我进入了新的天地。

批评不会产生任何结果，因为它使对方的防御模式大开，竭力为自己辩护。批评也是危险的，它会伤害人的自尊和自我价值感，让人怀恨在心。

享誉世界的心理学家B. F. 斯金纳 通过自己的实验证明，改变动物的习惯时，通过奖励培养好行为会很容易，习惯也保持得更久；而通过惩罚消除坏行为时，速度却慢得多。后续研究证明，人也这样。批评不会带来持久的改变，还常会引起憎恨。另一个大心理学家汉斯·谢耶 说：“我们多么渴望赞美，就多么害怕指责。”批评产生的恨意不仅会打击同事、家人、朋友的士气，而且越指责，就会把问题搞得越棘手。

乔治·B. 约翰斯顿，俄克拉何马州伊尼德市人，他是一个建筑队的安全协管员，责任之一是保证同事们在工地上作业时戴着钢盔。他报告说：每当他看到工人不戴钢盔，就会告诉他们一大堆官方规章，告诉他们要服从规定，结果人们会沉着脸接受，但他刚走，工人就又把帽子摘了。他决定换一种方式。再次看到几个工人没戴钢盔时，他就问是否帽子不舒服或大小不合适，然后用愉悦的声调提醒他们，帽子的设计能最大限度地保护他们免遭伤害，并建议他们在工地上一直戴着。结果是更高的服从度，也没有对规章的憎恨和情绪的波动。

悉数历史，你会发现批评无用的例子比比皆是。以西奥多·罗斯福 和塔夫脱总统之间的著名骂战为例，这次争吵分裂了共和党，把伍德罗·威尔逊放进白宫去宣布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以下简称“一战”），从而改变了整个历史的走向 ^[1] 。让我们快速浏览一下史实。西奥多·罗斯福1908年去非洲狩猎狮子之前，他支持塔夫脱入主白宫，塔夫脱当选了。但他回来后大发雷霆，指责塔夫脱的保守，所以想取代塔夫脱，第三次参加竞选 。后来他组织了公鹿党，结果几乎摧毁了共和党。那次选举中的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和他的共和党，只赢得了佛蒙特和犹他两个州的支持，成了共和党史上最大的惨败。

罗斯福责备塔夫脱，但塔夫脱总统骂自己了没？当然没有。塔夫脱满含着泪水说：“我不知道怎么做才算更好。”该怪谁，罗斯福还是塔夫脱？坦白说，我不知道，也不在乎。我只是要指出一点，那就是，罗斯福所有的批评并没有使塔夫脱觉得自己哪里不对，只是让塔夫脱更卖力地为自己辩护，眼含热泪一遍遍说：“我不知道怎么做才算更好。”

再说说茶壶顶油田丑闻。整个国家都震惊了。20世纪20年代初，舆论一直怒骂了好几年。在任何活人的记忆里，美国政治活动中从未发生过这种事。丑闻的梗概是：哈丁总统 内阁的内政部长阿尔伯特·B. 福尔，被派去出租埃尔克山和茶壶顶地区的国有储备油田——原定留给海军专用的两块油田。福尔部长举行公开竞标了吗？没有，先生，他直接把这份肥美多汁的合约给了他的朋友爱德华·L. 多希尼。多希尼又干了什么？他想说自己“借”给了福尔部长10万美元。然后福尔部长命令美国海军进驻该地，用铁腕手段驱赶附近的小油田主，因为他们的油井正在吮吸埃尔克山储备油田的油。那些竞争者被手枪和刺刀赶出自己的土地，纷纷拥入法庭，揭开了茶壶顶油田丑闻的盖子。恶臭骤起，摧毁了整个哈丁政府，惹怒了全国媒体，共和党几乎垮台，福尔也被判入狱。

福尔被骂得体无完肤，在政府活动中，有几个人被这样骂过？他忏悔了吗？根本没有！几年后赫伯特·胡佛在一场演说中暗示：哈丁总统死于精神焦虑和抑郁，因为有个朋友背叛了他。福尔太太一听这话，立刻从椅子上跳起来，她满含热泪、紧握拳头，尖叫：“什么？哈丁被福尔出卖？不，我丈夫从未辜负过谁。即使把这间屋子堆满黄金，也不会诱使我丈夫做坏事。是别人背叛了他，他才走向刑场，成了替罪羔羊 。”

你明白，是人性在起作用，做错事的人会责备任何人，但绝不责备自己。我们所有人都这样。所以当你我哪天禁不住要批评谁时，就想想阿尔·卡彭、“双枪”克罗雷和阿尔伯特·福尔吧。我们应当明白：发出批评就像放出鸽子，它们会飞回家来。我们还需要明白：我们打算去纠正或指责的人，会抗辩，并反过来挑我们的刺儿，或者就像温文尔雅的塔夫脱说的，“我不知道怎么做才算更好”。

1865年4月15日清晨，亚伯拉罕·林肯躺在一座简陋公寓的走廊尽头的小卧室里，即将死亡，就在福特剧场对面，约翰·威尔克斯·布思刺杀他的地方。林肯的身体斜躺在一张矮床上，比起他瘦长的身体，床显得太短了。靠床的墙壁上，挂着一幅罗莎·博纳尔的名画《马市》的廉价复制品，一盏昏暗的汽灯摇曳着淡淡的光。林肯躺在那里，即将死去，陆军部长斯坦顿说：“躺在那里的，是世界上有史以来最完美的元首。”

林肯待人接物的成功秘诀是什么？我曾花费10年左右的时间研究林肯的一生，又在3年里全力撰写并修改一本叫《林肯传》的书。我相信我已为详尽研究林肯的人格和家庭生活全力以赴。我专门研究了林肯待人接物的方式。林肯是否放肆地批评过人？是的，他小时候在印第安纳州的鸽溪谷时，不但批评人，还写信、作诗揶揄人，并把信扔在大路上，保证别人能捡到。其中一封点燃了憎恨的怒火，一生难消。

在伊利诺伊州的春田镇挂牌做律师后，他在报纸上发表信件公开攻击对手，但这一次玩大了。1842年秋天，为了讥讽一个自负好斗的爱尔兰政客詹姆斯·西尔滋，他在《春田日报》上匿名发表了一封信骂他，全镇哄然大笑。敏感自负的西尔滋义愤填膺，怒不可遏。他查出作者，跳上马去找林肯，要和他决一死战。林肯不想打架，反对决斗，但为了荣誉只能硬着头皮迎战。林肯可以选择武器，他两条手臂特别长，所以选了骑兵长剑，然后去跟一个西点军校的毕业生学习击剑。到了那天，他和西尔滋在密西西比河的河滩上碰了头，准备既决高下又决生死，再差一分钟，两边的人就来不及阻止了。这是林肯一生中所经历的最恐怖的个人事件了，但它教了林肯一堂极其宝贵的待人接物课。他永远不再写骂人的信讽刺别人了，从那时候起，他几乎再也不为任何事情批评任何人了。

内战期间，林肯多次更换北军的将领，麦克莱伦、蒲柏、伯恩赛德、虎克、弥德 ，一个个惨遭失败，林肯绝望地在屋子里来回踱步。半数国民疯狂地咒骂这些无能的大将，但林肯“不针对任何人，热爱所有人”，保持平和。他最喜欢说的一句话是“不要论断他人，就像你不希望被人论断一样”。林肯夫人和其他人刻薄地论断南方人时，林肯回答：“不要骂人，时势造人，换成我们也会那么做的。”但要说谁有资格骂人，那就只有林肯了。我们看一个例子。

1863年7月的头三天发生了葛底斯堡战役。7月4日晚，南方的李将军开始向南撤退，而暴风雨把这里变成了一片汪洋。连日降雨，河面陡涨，李将军带着败军退到波托麦克时无法过河。前面无路可走，后有北军追击，李将军被困住了，他跑不了了。林肯知道，这是个天赐良机，可以立即俘虏全部南军，并立即结束战争。林肯满怀着高涨的希望，命令弥德立即进攻，不必召开军事会议。林肯发出电令后，还派了特使去前线要求立即执行。

但弥德将军做了什么？他完全抗命。他犹豫了，他延宕了，还电复各种理由，实际上是直接拒绝进攻李将军。最后河水退了，李将军率军逃离了波托麦克。

林肯大怒，对自己的儿子罗伯特大吼：“弥德这是什么意思？伟大的上帝，这是什么，意思？我们已经胜券在握，一伸手就能生擒他，但不管我说什么做什么，军队都不动弹。在那种情况下，任何将领都能打败李将军。如果我在，我自己就能生擒他。”

在悲痛中，林肯坐下给弥德写信。请记住：林肯在生命的这段时间里，是极其保守、措辞极其拘谨的，而他在1863年亲笔写的这封信算是最严厉的谴责了。

我亲爱的将军：

我相信你并不清楚李的逃脱会带来多大的不幸。我们本来唾手可擒，最近我们连连获胜，抓住他战争就结束了。但现在，战事将无限期延长。如果上周一你都没能毫发未损地一举歼敌，渡到河的南岸去，今后你又怎么能做到呢？你的兵力已经不足当时的三分之二了。我并不指望现在的你还能有多大的作为，那种期待是不合理的。最佳战机已经贻误，这使我无限悲痛。

你猜弥德看到信后会有什么反应？弥德没有见到这封信，因为林肯没寄，人们是在他身后的故纸堆里发现的。我猜（只是猜）林肯写完信后，可能望着窗外喃喃自语：“等等，也许我不该这么着急。我坐在宁静的白宫里命令弥德进攻是很容易的，假如我身在葛底斯堡，目睹弥德整整一周所经历的鲜血，伤者的尖叫和死亡前的呼叫刺穿我的耳朵，也许我就不会急着进攻了。如果我像弥德一样惊慌，也许我会和他如出一辙。无论如何，现在木已成舟。发出这封信，固然可以泄愤，但它会逼弥德奋起自卫。他会谴责我，心怀大恨，这会妨碍他发挥军事才能，甚至还可能逼他倒戈。”就这样，林肯把信收了起来，因为他从苦痛的经历中学会：尖锐的批评和指责几乎从来都是白费。

西奥多·罗斯福说他在任时，一遇到棘手的难题，就会在椅子上往后一靠，抬头望着办公桌上面挂着的大林肯像。他会自问：“如果换成林肯，他会怎么解决？”

下次忍不住想批评人时，让我们从兜里掏出一张5美元的纸币来，看看上面的林肯像，问：“如果换成林肯，他会怎么办？”

马克·吐温时不时地会发火，他写的那些信，使他的书稿变黄后都出版不了。比如一次，他写信给一个惹怒他的人：“你只需一张下葬许可证，你要再说一句，我就保证你会得到它。”另一次他写信给一个编辑，抗议校对企图“改进我的拼写和语法” 。他命令道：“将来要严格按照我的文本来，确保校对把他的建议留在自己那摊烂泥一样的脑子里。”

写这些带刺的信让马克·吐温感觉好多了，他可以从鼻孔呼出气来了。但这些信真没造成伤害，因为马克的夫人悄悄地将它们拣了出来，从来没寄出去过。

你是否认识一个人，你想改变他、掰正他、优化他？好，很好。我完全支持，但为什么不先从自己开始呢？从纯自私的角度讲，改变自己比改变别人有益得多。是的，而且危险要少得多。“各扫自家门前雪，”孔子说，“休管他人瓦上霜。”

我小时候总是想方设法地在别人面前制造好印象，回了一封愚蠢的信给当红作家理查德·哈丁·戴维斯，他在美国文学界红极一时。当时我正在准备一篇关于作家的杂志文章，所以向戴维斯请教写作方法。数周前我刚收到一个不入流作家的回信，其中有句话是“信系听读 ，未经亲阅”，我印象深刻。我觉得戴维斯必然是个很忙、很重要的大作家，可我一点都不忙，我只是渴望能让他对我刮目相看，所以我在那篇短笺末尾写了几个字：“信系听读，未经亲阅。”

他不屑回信，只是把信退给了我，下面划拉着一句话：“你的无礼只是比你的粗鲁少一点。”当然，我错了，应当受到指责。但我也是人，我烦，恨他很深，10年后得知理查德·哈丁·戴维斯的死讯时，那个想法依然挥之不去（我羞于承认这一点）：他伤害了我。如果哪天你我想让别人怀恨在心，跨越几十年，甚至死亡也无法消除，那就让我们尽情地讽刺批评吧，不管我们认为自己的批评多么中肯。

我们和人接触时应该记住，我们面对的不是理性动物。我们是在和情感动物打交道，他们充满执念并为自尊和虚荣所驱动。

托马斯·哈代 是一个细腻的小说家，他丰富了英语语言文学，而尖锐的批评使敏感的哈代彻底放下了执笔写小说的勇气。本杰明·富兰克林 小时候很笨拙，后来则成了外交家，曾担任美国驻法大使，待人接物如鱼得水。成功秘诀何在？“我不说任何人的不好……”他说，“我只说自己知道的每个人的优点！”

任何愚蠢的人都有能力批评、指责和抱怨，大部分愚蠢的人会付诸实践，而只有自控的有高尚人格的人才懂得理解和宽容。卡莱尔说：“一个伟人的伟大之处在于他对待卑微之人的方式。”

著名试飞员鲍勃·胡佛常参加飞行表演，他刚参加完在圣地亚哥的一场表演，也许正赶往洛杉矶的家。就像《飞行事宜》杂志所说的，在近百米的高空，主副引擎突然一起失灵，而通过灵巧的驾机技术，他安全落地了。飞机摔坏了，但人没事。

胡佛迫降后第一个行动就是去检查油箱，正如所料，自己驾驶的这架“二战”螺旋桨飞机加的是喷气机燃料而不是汽油。

回到机场，他要求见加油工。那个小伙子对于自己犯的错深感痛苦，胡佛走近时，小伙子的眼泪流下了面颊。他刚刚报废了一架天价飞机，甚至差点夺取了三条人命。

你可以想象一下胡佛的怒火，想一下这个骄傲的、一丝不苟的飞行员到底会为这样的粗心大意放出什么样的狠话。但他没有批评他，反而用自己强壮的胳膊抱住他的肩膀，说：“我敢保证你不会再犯这种错，为了证明，我要你明天为我的F-51加油。”

父母常忍不住批评孩子，你可能觉得我会说“不要那么做”，我才不说，我要说的是：“在批评之前，先读读美国媒体的经典名篇《爸爸忘了》。”下面印的原是《人民家庭报》上的一则社评，经由作者授权，我们转载的是《读者文摘》上的精缩版。

《爸爸忘了》是一个让人瞬间溢满真挚情感的小短篇，它多年来被不断转载，深受好评，触动了无数读者的心弦，引起了共鸣。作者W. 利文斯顿·拉恩德写道：自初版以来，《爸爸忘了》“被全国的数百家杂志、内刊、报纸转载，甚至远播海外，被印成多国语言。我曾个人授权数千次给那些愿意读它的学校、教堂和讲坛。它被无数次在重大场合和节目中播出。令人吃惊的是，大学期刊和中学杂志也刊登了它。有时一篇短小精悍的文章就能神奇地让人豁然开朗，这篇文章也不例外”。

爸爸忘了

——W. 利文斯顿·拉恩德

听着，儿子，当我说这些话时，你躺在床上睡着了。一个小爪儿蜷在小脸儿下面，黄头发打着卷儿贴在潮湿的额头上。我一个人悄悄地走进了你的房间。几分钟前，我坐在书房读报纸的时候，一阵阵悔恨袭来，让我喘不过气。我心怀内疚来到你的床边。

我正在想几件事，儿子，我对你太凶了。你穿校服的时候我责备你，因为你只用毛巾抹了一把脸。因为你没有擦鞋而强迫你擦。你把东西扔在地上时我生气地吼你。

早餐的时候我又挑了很多毛病。你浪费食物，你吃得太快，你把胳膊放在了桌子上，你在面包上涂的黄油太厚了。当你出门去玩耍时，我已经准备好如何训你。你转过身摇着小手对我说：“爸爸，我走了！”我皱着眉回答说：“把背挺直！”

然后下午后半晌，又来了一次。我走过小路的时候偷偷看你，你跪在地上玩石子，袜子上都是洞。我在你的小伙伴们面前羞辱了你，让你赶快回家，走在我前面。袜子多贵啊，要是你得去买就不会这么不小心了。想象一下，儿子，那竟然出自一个父亲之口！

你是否记得，后来，当我在书房读报时，你怯怯地走过来，眼里带着某种受伤神情？当我的目光扫过报纸，因受扰感到不耐烦时，你就没敢进门。我突然问：“你想要什么？”

你什么也没说，暴风雨一样跑过房间一头扎过来，用小胳膊搂紧我。你的爱，上帝命令其绽放在你心里，甚至我的忽视都没有使它凋萎。然后你走了，小脚丫嗒嗒地踩在台阶上。啊，儿子，那之后不久报纸就从我的手上滑落，强烈的罪恶感和恐惧感攫住了我。

习惯到底对我做了什么？我习惯找碴儿，骂人，那是我对待儿子的方式。并不是我不爱你，而是我希望从你的小身体里榨出更多的东西来。我用我的年龄的尺子来度量你。你的性格里有太多善良、美好和纯真。你的小心灵就像笼罩群山的黎明一样博大。你本能地冲动，冲进来吻安，就说明了这点。

今晚没有别的什么事，儿子。我摸黑来到你的床前，跪在这里，感到羞愧。这种补偿是无力的，我知道，如果你醒着就不会懂我跟你说的这些话。但是明天我会做一个真正的爸爸：你微笑所以我开心，你难过所以我难过，你笑出声来我也开怀大笑。当不耐烦的话来了，我就咬舌头。我会一直把这句话当成仪式一样讲下去：“他只是个孩子，一个小男孩。”

恐怕我一直把你当男人看了。而现在我眼里的你，儿子，疲惫地蜷缩在被子里的你，仍然是一个婴儿。昨天你还抱在你妈妈的怀里，枕着她的肩膀。我要求的太多了，太多了。

让我们理解他人，而不是指责对方。让我们努力弄清他们为什么那么做，这比批评更加有益和诱人得多。它产生体谅、包容和温柔。“理解了一切，就能原谅一切。”琼生博士说，“先生，上帝本人并不打算在末日之前审判罪人！”所以，你我有什么权力那样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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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901年麦金莱总统被刺身亡，老罗斯福补位登上总统宝座，1904年连任。他政治倾向偏左，支持“一战”中的英法联盟，认为他们在捍卫人类的文明，主张武力打击德国，报复其潜艇袭击。1908年，罗斯福误以为国防部长塔夫脱是自己进步主义思想的衣钵传人，推举他做总统候选人，自己就去非洲打狮子了。但塔夫脱比较胆小，主张保持中立。

回到美国后，老罗很愤怒，决定取代塔夫脱，自己参加1912年的总统大选，但塔夫脱不干。于是老罗斯福呼吁自己的支持者离开会场，另起炉灶，成立进步党。但当年的总统大选中，罗斯福的支持率为27%，塔夫脱23%，都没有超过民主党的威尔逊的42%。 yJ2EAKxTdBogUIaPHRg9TgtRi/VxbeTnPWy5WKRCtffa1Cv13zOTVlC2le1fhbX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