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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彰阿 （1782—1856） 字子朴，号鹤舫，郭佳氏，满洲镶蓝旗人。
嘉庆十年（1805），穆彰阿考中进士，此后任官始终没有离开过京城。先是朝考膺选翰林院庶吉士，散馆后授检讨、侍讲。离开翰林院后历任詹事府少詹事、通政使司通政使、内阁学士。接下来在礼部、刑部、理藩院、兵部、工部、户部都任过职，但始终都只是担任侍郎。官运不济，官场的风险却经历了不少。嘉庆二十年十二月初九日，刑部考虑到年终将要封印，一次向嘉庆帝题奏二十三件日决本，嘉庆帝看得心烦，一怒之下下令将刑部堂司各员全部以因循积压罪加以查办。时穆彰阿刚刚署理刑部右侍郎，很快又被降为三品京堂候补。这些经历使他对于官场有了相当的了解，进而也养成了世故圆通、逢迎拍马、妨贤妒能、结党营私等官场习性。
道光帝即位后，穆彰阿开始官运亨通。道光元年（1821）三月受任总管内务府大臣，接着便扶摇直上，历任都察院左都御史，理藩院、工部、兵部、户部尚书，太子太保，军机大臣，翰林院掌院学士，上书房总师傅，武英殿大学士，文华殿大学士，道光十七年又升任首席军机大臣，权势炙手可热。道光帝是个不甘平庸的君主，但又缺乏敢作敢为的魄力，穆彰阿受到宠信和倚重，诀窍就在于他善于揣摩和迎合道光帝的旨意。在这期间如果说他有过什么作为的话，那就是当漕船滞运时，他支持试行海运漕米，并制定了八条海运章程，使这项改革收到了成效。除此之外，在有关他的记录中便是如何对上奉承迎合以固宠，对下结党营私以专权。据记载，他曾经三次主持乡试，五次主持会试，大凡复试、殿试、朝考教习、庶吉士散馆考差、大考翰詹等与考选官吏有关之事，他都参预其中，他还兼任国史馆、玉牒馆、实录馆的总裁，因此，经他多年经营便出现了“门生故吏遍于中外，知名之士多被援引”的局面，时人称之为“穆党”。
就在穆彰阿的权势达到顶点时，中华民族与西方列强的矛盾和冲突也进入了高潮。焦点便是鸦片。一般认为，穆彰阿是弛禁鸦片主张的有力支持者，或者说是弛禁派的首领，但由于道光帝明显地倾向于严禁鸦片，善于察言观色的穆彰阿自然不敢也不便明确表示异议，因而在现有的记载中，没有留下穆彰阿支持弛禁鸦片的言论和阻挠禁烟的事实。道光十八年闰四月，鸿胪寺卿黄爵滋上《严塞漏卮以培国本折》，提出重治吸食以禁绝鸦片的主张。时穆彰阿正丁母忧，道光帝仍让他与有关人员一同会议黄爵滋的奏折和各省的复议，在经过长达八个月的讨论后，穆彰阿主持制定了《严禁鸦片烟条例》，这个条例多达三十九款，详细而又具体地规定了禁烟的办法和措施。当道光帝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赴广州禁烟时，穆彰阿虽“为之动色”，但仍默不作声。在遵旨复议林则徐拟定的“洋人携带鸦片入口治罪专条”和“广东筹议洋务章程”时，穆彰阿也揣摩道光帝的意旨，表示赞同。
鸦片战争爆发后，道光帝陷入“剿”、“抚”两难的境地，战场上也出现了战和不定的局面。穆彰阿虽厌战主和，但仍处处揣摩君意，隐而不发，暗中对道光帝施加影响。当英舰北上大沽口时，他发现道光帝出现“意移”，亦即主“剿”的决心发生动摇，便旁敲侧击，促使道光帝罢免林则徐，代之以琦善。而当琦善擅自与英方谈判割让香港的问题败露后，他又暗地里疏通王大臣并授意直隶总督讷尔经额出面为琦善求情，并保举琦善赴浙江“戴罪立功”。据称，每当前线传来战败的消息时，他总是以局外人的口气说：怎么样，不出我之所料吧！等到英军攻陷镇江、兵临南京城下时，他便公开表示：“开战三年，糜饷劳师，但毫无收效，主剿与主抚，工费相当，而劳逸已殊，现在唯有签约罢战，才能靖难息民。”
鸦片战争失败后，时人有诗讽刺曰：“海外方求战，朝端竟议和，将军伊里布，宰相穆彰阿。”认为是穆彰阿在一手操纵和局。有记载称，与穆彰阿同为军机大臣的王鼎因不满穆彰阿排林保琦的作为，每次见到他便大声痛骂，穆彰阿却笑而避之。有一次，两人同时被召见，王鼎又当着道光帝的面斥责穆彰阿为秦桧、严嵩，穆仍不作任何声辩。王鼎愤而拉着道光帝苦苦进谏，要求罢斥穆彰阿，回家后又效史鱼尸谏之法自缢身亡，并留下遗疏弹劾穆彰阿。穆彰阿获悉后，令门下以千金收买王鼎之子，并加以恫吓，骗取了遗疏，另拟了一份遗疏呈交道光帝。
在战后的那些岁月里，穆彰阿迎合道光帝求安惧变的心态，全力奉行“力保和局”的方针，并继续受到道光帝的倚重。当英国方面要求惩办战时在台湾抗击英军的达洪阿和姚莹时，他与耆英串通一气，指责达洪阿等多事生端，认为不值得因为此事而导致抚局决裂，进而不顾事实真相，力主将达、姚两人革职查办。在他的护持下，对战争失败负有直接责任的琦善、奕山、奕经等人先后被重新起用，而当潘世恩等人保举林则徐时，他则一再声称林则徐已老弱多病，不堪录用。由于深受道光帝宠信，历道光一朝，穆彰阿的权势始终不衰。
咸丰帝即位后，既对穆彰阿的权势感到不安，又对他奉行的对外妥协方针感到不满。道光三十年十月，咸丰帝在继位后仅半年多，便发布特别诏书，历数穆彰阿的种种罪状，斥责其“保位贪荣，妨贤病国”，“小忠小信，阴柔以售其奸；伪学伪才，揣摩以逢主意”，考虑到他是三朝老臣，从宽处理，将其革职，永不叙用。诏书发布后，“天下称快”。
琦 善 （1790—1854） 字静庵，博尔济吉特氏，满洲正黄旗人。他的家族因其祖上格得理尔率属归附有功，世袭一等侯爵。他的父亲成德，官至杭州将军、热河都统。
嘉庆十一年（1806），琦善以荫生候补刑部员外郎，时年十六。两年后正式补官。历任刑部郎中、通政使司副使。嘉庆十九年出任河南按察使，累迁江宁、河南布政使，河南、山东巡抚，两江、四川总督。其间几度浮沉宦海，都与治理黄河相关。嘉庆二十五年因督治河工失职，被革去河南巡抚职，这是他在官场上第一次受挫。道光五年（1825）因筹济高家堰工费八十万两等功绩，道光帝认为他“明干有为，能任劳怨”，提拔为两江总督，兼署漕运总督。两年后又因提议并实施在王家营减坝浚河，靡费六百万两，结果导致黄水倒灌，上演了一出“五鬼闹王营”的闹剧，被部议革职。道光十一年后担任直隶总督，位居疆臣之首，历时长达十年。在这段时间里，琦善深受道光帝的信任和倚重，并与权相穆彰阿深相结纳，权势炙手可热。在人们的印象中，他办事果敢敏锐，但又好大喜功；为人傲慢气盛，但又结交甚广；好用诡道怪行，但也多验明效。
道光十八年闰四月，鸿胪寺卿黄爵滋上《严塞漏卮以培国本折》，提出重治吸食以禁绝鸦片的主张，道光帝下令将该折转发各地将军和各省督抚议奏，引发出弛禁和严禁两种主张。五月二十六日，琦善上《塞漏培本应循流溯源严惩囤贩鸦片人犯折》，认为鸦片应该严禁，但不同意将禁烟的重点放在重治吸食上，理由是吸食者众多，若尽诛吸食者，不仅不符合仁厚治国、明慎用刑的原则，而且事实上也诛不胜诛。他强调，导致鸦片泛滥、白银外流的祸首是广东沿海直接与外国烟贩交往的囤贩之户，只要将这批人严行缉拿重法惩办，就可使内地无贩卖之人而吸食之风自止，治其少而收其效。由于他的上述态度，人们多将他归入弛禁派之列，又由于他的特殊地位，有人又称他为弛禁派首领。
道光二十年七月十二日，英国侵略军在封锁珠江口、攻占定海后，一路北上抵达天津白河口，琦善奉命从保定治所赶赴海口办理对英交涉。在与英方接触后，琦善认为英军北上的目的是要求通商和申诉冤屈，自忖天津炮位陈旧，兵力不足，难以对付英军的坚船利炮，因而虽采取了堵塞海口、调集枪炮、管制渔船等常见措施，却更致力于安抚英军，使其尽快南返广州。他按照英方要求，派人登英舰馈送食物，接受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致中国宰相书”并转呈朝廷，又亲赴大沽海滩与英国代表懿律和义律会谈。琦善对于敌情的判断以及应对措施对道光帝不无影响。八月十八日，琦善向英方发出两份照会，一份是朝廷的谕旨，其中承认林则徐在广州查禁鸦片是受人欺蒙、措置失当，答应一定会详细查明，重治其罪，要求英军调船南返，听候钦差大臣前往广东秉公查办，以便为他们代申“冤抑”。另一份是琦善本人给英方的说帖，其中言及如果英军遵旨南返，“虽明知烟价所值无多，要必能使贵统帅有以安如初”，隐约其词地答应了英方赔偿烟价的要求。两天后，懿律照会琦善，同意返回广州谈判，要求清政府对英方所提条件酌议办理。英军离津后，道光帝称赞琦善“片言片纸，远胜十万之师”，琦善在私下里则坦率地承认：“吾有何法？不过骗其走开耳。”
八月二十三日，道光帝任命琦善为钦差大臣，前往广东查办中英交涉事件。九月初，又将林则徐、邓廷桢革职，由琦善署理两广总督。琦善抵粤后，一反林则徐对英强硬的做法。他认为，广东“地势无可扼，军械无可恃，兵力不固，民情不坚，如与交锋，实无把握”，因而只能对英军“暂事羁縻”，也就是妥协求和。有记载称，为了营造和谈的气氛，琦善相继下令拆除虎门横档以及珠江内河等处的防御设施，并裁减水师，遣散水勇。可是，他的这些“诚意”没有能够打动英国侵略者。十一月十四日，义律照会琦善，希望早日议结大沽会谈时所提各项要求。琦善起初希冀通过赔偿鸦片烟价五百万两了结事态，在遭拒绝后答应将赔偿费增加到六百万两。义律则步步进逼，要求开埠割地。琦善敷衍搪塞，答应代为奏请朝廷，在广州之外另辟一处通商口岸。远在北京的道光帝则强调：英人要求过甚，所请均不准行，要求琦善加强防务，相机剿办，亦即立足于战。琦善处于夹缝之中，既不敢答应英方要求，又不愿采取战守部署，深切体会到办理“夷务”的棘手。
十二月十五日，英军悍然攻占虎门要塞的第一重门户沙角和大角炮台。琦善数度照会义律，要求交还所占炮台。义律趁机开出价码，提出以割让香港作为交还条件。琦善被迫表示，英军若退还定海、沙角等地，他愿意代为恳奏朝廷，“予以口外外洋寄寓一所”。十二月二十日，义律单方面发布告示，声称已与琦善达成协定（即所谓“穿鼻条约”），内容包括割让香港，赔偿鸦片烟价六百万两，两国平等外交，恢复广州贸易。道光二十一年正月初四日，英军强行占领香港岛。翌日，琦善亲赴狮子洋莲花城，与义律就香港等问题进行交涉，未得要领。初六日，英国海军指挥官伯麦照会清军大鹏协副将赖恩爵，声称义律和琦善已订有将香港等处全岛地方让给英国的文据，敦促清军急速从香港撤退。广东巡抚怡良时被排斥在对英交涉之外，闻讯后立即密报朝廷，弹劾琦善“私许”香港。此后，琦善既不敢当面拒绝英方的要求，又不敢擅自在英方拟就的“善定事宜”上签字，只能称病行“缓兵之计”。
二月初六日，英军向虎门各炮台发起总攻击，清军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率部奋起抵抗，壮烈牺牲，虎门随之失陷。据记载，虎门危急之际，关天培等派专弁向琦善恸哭求援，琦善仅答应悄悄地派出两百援兵。十一日，英军进逼广州城外，琦善急令广州知府余保纯赶赴黄埔，向英军乞和。正当琦善准备接受英方的《约议戢兵条款》时，道光帝任命的参赞大臣杨芳抵达广州。二十日，道光帝的谕旨也到达广州，内称琦善“擅与香港，擅准通商”，下令将其革职锁拿，送京审判，并将其家产查抄入官。六月，王大臣和刑部宣布会审结果：斩监候，秋后处决。在继琦善任直隶总督的讷尔经额等求情下，道光帝改命琦善赴浙江军营效力赎罪，旋因主持浙江军务的奕经不愿接受，改发张家口军台充当苦役。
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南京条约》签订后不及半年，道光帝下令重新起用琦善，让他以四等侍卫充叶尔羌帮办大臣，未及到任又以三品顶戴改授热河都统。消息传出后，朝野震骇，御史陈庆镛直言进谏，认为鸦片战争之所以失败，就因为琦善在英军入侵之初首先示弱，涣散了军心，助长了侵略者的气焰，如果刑赏失措，将无以服民。道光帝不得不收回成命，重新罢斥琦善，要求他“闭门思过”。然而时隔不久，道光帝仍然授予琦善三等侍卫，让他担任了驻藏办事大臣，此后历任四川总督、陕甘总督兼署青海办事大臣等要职。在东南沿海因误国而失职的琦善，转眼间又担起了镇守西北边陲的重任，道光帝对此的解释是：其人绝顶聪明，封疆年久，何事未曾办过！我如此用他，他能不出力么？
道光帝死后不久，穆彰阿、耆英等先朝重臣相继失势，琦善也随之倒运。咸丰元年（1851）五月，有人揭发琦善在青海镇压回民和藏民闹事时滥杀无辜，咸丰帝遂下令将其革职查问，次年被发往吉林效力赎罪。咸丰三年，太平军从广西、湖南进军长江中下游，琦善再次被起用，以钦差大臣统率清军尾追太平军直至扬州城外，建立起江北大营，对太平军作战。次年秋，病死军中。
耆 英 （1790—1858） 字介春，爱新觉罗氏，清朝宗室，满洲正蓝旗人。
嘉庆十一年（1806），耆英以荫生授宗人府额外主事，此后托祖先荫庇一路升迁。嘉庆二十年充山海关监督，二十四年迁太仆寺少卿，二十五年升内阁学士、副都统、署护军统领。道光二年（1822）任理藩院侍郎，五年授内务府大臣，七年充步军统领，九年升礼部尚书，十三年授内大臣。道光十六年，太监张道忠因违禁赌博被关押，他徇情擅自予以释放，事发后受降级处分。第二年被调离京城，出任热河都统。
道光十八年，耆英调任盛京将军，驻防满族的“龙兴之地”盛京（今沈阳）。时道光帝有鉴于鸦片泛滥已严重危及国计民生，正接受黄爵滋等人建议，要求各地将军、督抚严禁鸦片。耆英受任伊始，便接到朝廷谕旨，内称据署直隶总督琦善奏报，有闽广商船一百二十三艘夹带鸦片来到天津，因缉查严紧不敢停泊，有可能前往奉天，要求耆英设法堵截搜捕，并特别关照，盛京为“根本重地”，尤应从严禁绝鸦片。耆英奉旨后，拖延了三个月，方回复并未发现此类船只，并以已查获烟土二千四百余两加以敷衍。道光帝接到奏报后大为不满，斥责耆英“空言搪塞”、“一味消弭”，并警告若再不认真查禁，将惟耆英是问。在道光帝的严厉训斥下，耆英方查办了几名禁烟不力的官员，拟订了八条禁烟章程，并采取了旗民十家联保，驱逐流寓闽人，搜查海口商船，缉捕贩运和吸食鸦片者等项禁烟措施。
道光二十年五月，鸦片战争爆发。英军在封锁珠江口、攻占定海后一路北上，一度游弋于奉天海面，清政府要求耆英加强守备。在给朝廷的奏报中，耆英认为奉天等地有天险可恃，战虽不足，守则有余，对侵略者不屑一顾。道光二十一年秋，英军再次扩大侵华战争，先后攻陷厦门、定海、镇海、宁波等城镇，耆英仍主张调集军队，筹拨粮饷，对英军先剿而后抚，并盲目地相信，英军的优势仅在于海上，登陆即无所作为，而且英人到了夜间便目光昏暗，乘机攻剿便可慑其心胆。
道光二十二年二月，扬威将军奕经组织浙东反攻严重受挫，浙江巡抚刘韵珂上“十可虑”密折，称英军无可抵御，大局深属可危，隐约其词地劝说道光帝“随机应变，妥协办理”，使道光帝深受触动。就在收到刘韵珂密折的同一天，耆英因调任广州将军来京请训，道光帝立即召见了他，并于当晚发布谕旨，命令耆英改署杭州将军驰赴浙江前线，同时令其将在一年前因在浙江擅自对英议和而被革职的伊里布带往浙江差遣。十天后又颁给耆英钦差大臣关防。耆英抵任后，向奕经传达了道光帝令其重振军容，激励将士，对英军痛加攻剿的指示。而当奕经请旨让耆英会同办理军务时，道光帝却亲笔批复：“断断不可！”理由是：“耆英原因另有委用之处，果否施行，俟朕随时裁夺，无非备其一端而已。如能勿用，朕所深愿，止须卿成功后，不待辨而俱明晰矣。”这一非常举措不能不使人们认为，道光帝的安排是让奕经等在前线继续对英作战，到适当的时机再由耆英出面对英议和。
在浙江前线，耆英对于英军的船坚炮利以及战场形势的危急有了切身感受，进而对外态度也迅速从盲目主战转向妥协求和。当英军进逼乍浦时，他未经请旨便匆忙派伊里布前往设法羁縻。乍浦失陷后，他与刘韵珂两人束手无策，相对而泣，迅速向朝廷奏称：“夷情可畏”，我军“万难再与争持”，“舍羁縻之外，别无他策”，并派人向英方送还战俘，试图以此换取英方停止军事行动。可是，此时英国方面觉得议和的时机尚未成熟，正忙于扩大战果；而道光帝也不甘心接受失败，对耆英充满悲观色彩的奏折十分不满，一度下令停止耆英在浙江的使命，让其仍赴广州将军原任。五月初八日，英军攻陷吴淞，将战火从沿海烧向长江。六月十四日，英军攻占镇江。七月初四日，英军主力抵达南京江面。到了这时，道光帝方放弃了攻剿的指望，授予耆英、伊里布“便宜行事”的全权，并要求他们务必妥善迅速地办理对英议和，不得再有任何犹豫。七月初七日，耆英抵达南京。七月十五日，耆英、伊里布、牛鉴一行登上英国旗舰皋华丽号。当亲眼见到英军坚固的船舰和猛烈的炮火时，耆英益发相信这样的军队是中国现有的兵力所无法制伏的。在此后的谈判中，耆英也曾试图讨价还价，可一旦英方以开炮攻城相要挟，便又马上退缩了。七月二十四日，耆英一行再次登上皋华丽号，与英国全权代表璞鼎查签署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
鸦片战争结束后，耆英出任两江总督，兼管苏、浙、闽三省善后通商事宜。其间，璞鼎查借口战时曾有英国难民流落台湾被杀，要求代为“伸冤”。耆英唯恐破坏和局，屈从英方压力，力主将台湾镇总兵达洪阿、兵备道姚莹革职速问。道光二十三年二月，奉命在广州办理对英交涉事宜的伊里布病故，璞鼎查扬言将率舰北上与耆英继续谈判，道光帝闻报急令耆英接任钦差大臣，赴广州继续对英谈判。五月二十九日，耆英亲赴香港，与璞鼎查互换了《南京条约》的批准文本。六月二十五日，双方签订《五口通商章程》。八月十五日复在虎门签订《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对英交涉刚刚结束，耆英正准备返回两江总督本任，美国和法国派出的特使也先后到达广州，要求与中国签订类似的条约。道光二十四年三月，道光帝改任耆英为两广总督，继续主持对美对法谈判。五月十八日，耆英本着“一视同仁”的原则，与美国特使顾盛签订了《望厦条约》。九月十三日，又与法国特使拉萼尼签订了《黄埔条约》。
此后，耆英继续留任两广总督，并主持沿海五口对外通商事务，亦即清政府的外交事务。在对刚刚平息的战事加以回顾时，耆英一再强调，鸦片战争的失败并非因为前线官兵战之不力、防之不严，而是因为英军船坚炮利，我军无法与之交锋，然而，他并没有因此而得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结论，也不赞成采取“以民制夷”的方针，而主张将对外交涉的重心放在尽力“抚夷”，避免衅端，以力保和局上。为此，他不惜放下“天朝”大吏的架子，以近乎谀媚的姿态与西方使节互相宴请，互赠礼品，拉私谊，套近乎。而当发生中外民人冲突事件时，他又总是不遗余力地采用“抑民奉夷”亦即压制中国民众以迎合侵略者的方式来设法平息事端。为了推行他的“抚夷”方针，他还处心积虑地在通商五口安插了一批助手和亲信，具体负责各地的交涉事务。他的这套做法在战后初期一度维系了中外相安的局面。可是当中英之间围绕广州入城问题矛盾再度激化时，他很快陷入了两难的境地。
鸦片战争结束后，英方曾多次要求进入广州城，耆英慑于广州民众的坚决反对，一直未敢答应。道光二十五年，英国新任驻华公使德庇时就职后，再次提出入城要求，也被耆英以“民情未协”为借口加以搪塞。德庇时复以拒绝按约交还舟山相要挟，耆英不得不在“归还舟山条约”中同意一旦形势许可，即准英人入城。道光二十七年春，德庇时率领英国炮舰突然闯入广州城下，强行要求入城，耆英迫于英方压力，不顾民众强烈反对，擅自与德庇时约定两年后开放广州城。事后，他深知入城事难以为广州民众接受，遂积极活动内调，以求及早脱身。道光二十八年二月，耆英奉旨入觐，随即被留在京城，道光帝以其久任封圻、办理对外交涉事务有“功”，命其以协办大学士管理礼部、兵部，兼都统，不久又拜文渊阁大学士，赐紫禁城乘坐肩舆，权势臻于极点。
道光三十年正月，道光帝病故，咸丰帝继位。在广州人民反入城斗争鼓舞下，咸丰帝重新奉行对外强硬的方针。而耆英在应诏陈言时，仍然重弹“抚夷”的陈调，当即受到咸丰帝申斥。耆英惴惴不安，希冀以称病自保，可是不久，咸丰帝仍亲笔书写诏书，历述耆英误国误民的种种罪状，将其降为五品顶戴、以六部员外郎候补。咸丰五年（1855）受其子庆锡向属员借贷事牵连，又被革职圈禁。
咸丰八年四月，英法联军挑起第二次鸦片战争，攻陷大沽炮台，进逼天津。咸丰帝重新起用耆英，让他以侍郎衔赴津参与对英法谈判。时英人从攻陷广州时缴获的档案中发现，耆英在广州主持对英交涉时多有欺骗行为，因而当耆英抵达天津后，不但对他十分冷淡，而且当面拿出有关文件对他加以指责。耆英惶惶不可终日，未经请旨便仓皇离开天津。咸丰帝获悉后大为震怒，立即下令将他押解到京，以“欺谩”罪勒令自尽。
评： 穆彰阿、琦善、耆英作为战时主持中央和前线战守事宜、负责对外交涉的最高官员，一味消极避战，妥协求和，固宠专权，排斥异己，对于鸦片战争的失败负有无法开脱的罪责。但是，时至今日，仍然沿袭“奸臣误国”的模式来诠释这段历史，将鸦片战争的失败一味归之于他们的媚外卖国，只能制约人们对于这场战争以及由此而肇端的中国近代史作出更深层次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