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帝 (1782—1850) 原名绵宁,登基后改旻宁,爱新觉罗氏,清朝入关后的第六代君主。绵宁出生时,祖父乾隆尚在位,但已年逾古稀;父亲颙琰已被立为皇太子,两年前刚经历丧子之痛。因此,历乾、嘉两朝,绵宁倍受恩宠。嘉庆四年(1799)他被立为皇太子。嘉庆二十五年即位,定年号为道光,以第二年(即1821年)为道光元年。这一年,他三十九岁。
道光即位之初,便面临着严峻的内外危机。在国内,清王朝的统治经历了“康乾盛世”后已开始走下坡路,史称“嘉道中衰”,其突出表现是吏治腐败,武备废弛,国库空虚,民众反清斗争此起彼伏。在国际上,西方资本主义正进入迅速发展时期,英、法、美等列强凭借资本主义发展的强劲动力骎骎东来,力图把东方变成它们的殖民地和附属国,中西冲突已不可避免。
正当壮年的道光帝颇想有一番作为。为了整顿吏治,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严禁幕友滥邀议叙,严禁狱卒凌虐囚犯,严禁各省滥委佐贰佐杂署理州县,限定衙门差役名额,控制捐输,规定案件审理期限等。针对不断蔓延的奢靡之风,他身体力行崇俭抑奢,并规定民间婚葬祭祀、皇族婚嫁、官兵操演服饰等,均不得习尚浮华。为了安定民众,他多次颁诏裁汰各地贡赋,组织力量治理水患蝗灾,支持陶澍等官员试行海运漕米、倡行票盐法,并设法赈蠲灾区,奖励垦荒,屯田实边,开放矿禁。然而,面对病入膏肓的社会现状,他很难有所作为,抱负与现实之间的强烈反差,加剧了他性格中守成、自恃和多疑的弱点。
道光登基不过十天,西北边陲便传来警报,乾隆年间因发动叛乱兵败被杀的大和卓木博罗尼都之孙张格尔纠集三百余人犯边入境,煽动叛乱。道光六年,张格尔在浩罕汗国的支持下再次发动叛乱,旬月之间拥众十数万,连陷南疆西四城。道光帝紧急调兵遣将,授大学士、伊犁将军长龄为扬威将军,辅以陕甘总督杨遇春、山东巡抚武隆阿,率领从各地调集的三万六千军队,入疆平叛。在历时近两年、历经九次大战役以后,清军终于平定叛乱,收复西四城,擒获张格尔。道光八年五月十二日,道光帝在京城举行了盛大的受俘典礼,庆贺胜利。道光十年八月,张格尔之兄玉素普勾结浩罕再次起事,也为长龄等很快平息。
西北边陲的战事甫告平息,在东南沿海道光帝又遇到了更为严峻的挑战。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为了打开中国的门户,以鸦片为敲门砖,在沿海地区掀起了鸦片走私的狂潮。据统计,道光即位之初,鸦片年输入量尚为四千余箱,到道光十八年,亦即鸦片战争爆发前,已猛增到四万零二百箱。鸦片泛滥,不但损害了民众的身心健康,败坏了吏治和社会风气,而且直接侵蚀着清政府的财政收入,威胁到清政府的统治,因而引起了道光帝的深切忧虑。道光即位之初便沿袭了自雍正以来的禁烟政策,他采取的第一个措施是将广东十三行总商伍敦元的三品顶戴先行摘去,责令其督同其他行商严厉查禁外国商船夹带鸦片入口。伍敦元等据此发布通告,要求外国商船入口后必须先行出具没有夹带鸦片的甘结(即保证书),然后才能充当该船的保商,并准其开舱贸易。这一举措迫使外国烟贩将鸦片走私的地点从黄埔转移到了伶仃洋面,然而鸦片走私不但不见收敛,反而日益猖獗。此后,道光帝又不断颁布禁令,制定章程,甚至规定对开烟馆者处以绞刑,贩烟者充军边塞,吸烟者先体罚再服劳役,但都不见成效。
道光十六年四月,太常寺少卿许乃济上《鸦片例禁愈严流弊愈大,亟请变通办理折》,第一次正式提出弛禁鸦片的建议,主张将鸦片按药材纳税进口,但只准以货易货,不准用现银购买;允许民间吸食,但禁止文武官员、读书人和士兵吸食;同时听任内地种植罂粟,以取代外洋鸦片。内阁学士朱嶟、给事中许球、御史袁玉麟等先后上疏驳斥。道光帝也没有予以支持。两年后,鸿胪寺卿黄爵滋上《严塞漏卮以培国本折》,主张重治吸食以禁绝鸦片,其具体办法是给予吸食者以一年的禁烟期限,一年后仍有查获则处以死刑。道光帝下令将该折转发各地将军督抚讨论。二十九名封疆大员先后发表了看法,其中二十一人程度不同地对黄爵滋重治吸食的主张提出异议,但最终打动道光帝的是湖广总督林则徐的《钱票无甚关碍,宜重禁吃烟以杜弊源片》。在该片中,林则徐一针见血地指出:若再听任鸦片泛滥下去,则数十年以后中原将没有可以御敌之兵,也没有可以充饷之银。这种局面显然是道光帝无论如何也不愿看到的,他立即明确表示支持严禁鸦片的主张,并采取了三项措施:第一,要求内阁详细讨论并制定禁烟章程;第二,将首倡弛禁的许乃济革职休致,即强令退休;第三,宣林则徐来京陛见。十一月十五日,道光帝正式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前往广东查禁鸦片。
林则徐到达广州后,首先召集行商,要求他们限令所有外商于三日内呈缴鸦片,并出具甘结,声明今后来船再不夹带鸦片,如有带来,一经发现,货尽没官,人即正法。继而采取围馆封舱、撤退工役、断绝供应等果断措施,逼迫外商陆续缴出所藏鸦片一万九千一百八十七箱又二千一百一十九袋。接着遵照道光帝指示,于道光二十年四月二十二日至五月十五日将收缴到的鸦片在虎门海滩当众销毁。在接到林则徐虎门销烟的奏报后,道光帝兴奋地批示:“可称大快人心一事!”在林则徐五十五岁生日那天,他又亲笔书赠“福”、“寿”二字,表示对林则徐的赞赏和支持。
可是,道光帝既没有想到也不愿看到英国侵略者会以禁烟为借口,挑起对华战争。当英军在九龙、穿鼻、官涌等地频频发动武装挑衅时,他仍然以为英国人只不过是虚声恫吓,并且以充满自信的口吻指示林则徐:“我不担心你们过于轻率,只告诫你们千万不可畏葸,控制这些外国人的最好办法,就是先威后德。”他又以鄙夷的口吻说道:“英国人反复无常,如果再准他们通商,还成何体统?我大清朝岂在乎这区区税银!”要求林则徐立即停止英国贸易。道光二十年五月,英国侵略者正式发动对华战争。在封锁珠江口以后,英军主力沿海北上,于六月初七日攻陷定海,七月十六日抵达天津白河口。到了这时,道光帝才开始觉察到事情并不简单,他破例要求直隶总督琦善接受英国投书,以了解英方的真实意图。在看了英国的照会和琦善的奏报后,他主观地认为英军来华的目的在于通商和申冤,以为只要处罚林则徐等人,便可满足英方要求,平息衅端,对于英方提出的割让海岛、赔偿烟价和军费等项要求,仍然未予重视。在向英方宣布的谕旨中,他承认林则徐等查禁鸦片是受人欺蒙措置失当,答应派遣钦差大臣前往广东为他们代申冤抑,并要求英人立即返回广东听候办理。随后,他一纸令下,将林则徐、邓廷桢革职查办,任命琦善为钦差大臣前往广东查办有关事件。
道光帝对于琦善的要求是:上不可以失国体,下不可以开边衅。可是,琦善置身于对英交涉第一线后很快发现,他无法做到既不失国体又不开边衅,面对以坚船利炮为后盾的英国侵略者,他只能步步退让。远在北京的道光帝却没有琦善这种切身体验,当他发现英方的要求远远超出他的想象时,马上给琦善下了一道严旨:“逆夷要求过甚,情形桀骜,既非情理可喻,即当大申挞伐。”命令琦善不再与英方作任何交涉,立即对英军痛加攻剿。在接到英军攻陷沙角、大角炮台的奏报后,他于二十一年正月初五日正式宣布对英开战,并任命皇侄奕山为靖逆将军,辅以户部尚书隆文和湖南提督杨芳,前往广州主持攻剿事宜。杨芳希冀用妇女溺器破除英军的“邪术”,奕山试图乘夜间对英舰实施火攻,均惨遭失败。四月初七日,在英军兵临广州城下的危急关头,奕山等被迫与英军签订《广州停战协定》,以支付六百万元“赎城费”并将清军撤至离城六十里外等项屈辱条件,保住了广州城。道光帝接到奏报后,第一次陷入了既要战又怕战败、不愿和又不能不和的两难境地,为了防止事态进一步恶化,他违心地同意向英方垫付商欠(即“赎城费”)并恢复通商;为了节约经费,他又迫不及待地要求闽浙等地裁撤防兵。
然而,英国方面并不准备就此罢休。道光二十一年六月,英国政府任命璞鼎查为全权代表,再次扩大侵华战争。七月初五日,璞鼎查率英军主力再次北犯,先后于七月初十日攻陷厦门,八月十七日再占定海,接着又相继攻占镇海和宁波。九月初四日,道光帝仓促任命另一个皇侄奕经为扬威将军,奔赴浙江前线主持对英作战。道光二十二年一月二十九日,奕经在经过周密策划后,兵分三路向侵占定海、镇海和宁波的英军发动反攻,其结果是再次遭受全面失败。在失望、恼怒和忧愁的复杂情绪支配下,道光帝不得不作出两手准备,让奕经继续主持对英作战,另派耆英为钦差大臣署杭州将军,在必要时出面对英议和,即所谓“先剿后抚”。可是,英国方面觉得议和的时机尚未成熟,对于耆英等人的求和姿态丝毫不予理会。战火继续从沿海向长江蔓延。四月初九日,英军攻陷乍浦。五月初五日,英军侵入长江口,随后相继攻陷吴淞、上海和镇江。七月初四日,英军舰船八十余艘抵达江宁(即南京)江面。到了这时,道光帝再也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了,他被迫授予耆英等“便宜行事”之权,要求他迅速与英国达成和议以结束战争。七月二十四日,耆英一行登上英国旗舰皋华丽号,与璞鼎查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接受这一结局,对于道光帝来说无疑是异常痛苦的。据记载,在决定对英议和的那一天,他在宫廷的便殿上足足徘徊了一昼夜,周围的侍从听见的是一阵又一阵叹息声,直到五更以后,他才顿足长叹,走入大殿,签发了谕旨。
鸦片战争结束后,道光帝再也无法振作起精神,他依靠耆英等主持对外交涉事务,先后签订了中美《望厦条约》和中法《黄埔条约》,并全力奉行了一条对外妥协以“力保和局”的方针。而在内部,以天地会、白莲教、捻党等为组织形式的民众起义以及少数民族的反清斗争风起云涌,搅得道光帝寝食难宁。道光三十年正月,陷入内外交困之中的道光帝,带着满腹忧愁,病死于北京西郊圆明园,终年六十九岁。庙号宣宗。
评: 在中国历代帝王中,道光帝称不上是圣君明主,也不具备起衰振敝的雄才大略,但与那些昏庸无能、荒淫无度的君主相比,他不算是个坏皇帝。在位期间,他“三十年如一日,不敢自暇自逸”(遗诏语),力图有所作为,结果却“内而遗太平天国之大乱,外以开鸦片未有之奇辱”(近人评论)。造成这场悲剧的原因,与其说在于他资质平庸,或者说在于他用人失当,不如说是他生不逢时。他所面对的是“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和“数千年未有之强敌”(李鸿章语),而他却既无法认清这一变局,也无力应付这一强敌,因而成了时代转折关头的悲剧性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