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记第六
肃顺　叶名琛　胜保　僧格林沁

肃　顺 （1816—1861）　字雨亭，又作豫庭、裕亭，爱新觉罗氏，满洲镶蓝旗人。他是郑亲王乌尔恭阿的第六个儿子，清朝皇帝的远房宗室，道光十六年（1836）考封三等辅国将军，先后授散秩大臣、前引大臣、銮仪卫銮仪使、奉宸宛卿，都是一些闲散差事。咸丰帝继位后，他的哥哥郑亲王端华出任领侍卫内大臣，遂与怡亲王载垣举荐他入内廷供奉，并很快得到咸丰帝的赏识，由内阁学士累迁御前侍卫，工部、礼部、户部侍郎，理藩院、礼部、户部尚书，御前大臣，协办大学士，领侍卫内大臣，成为咸丰帝最宠信的智囊和清廷统治中枢的核心人物。

肃顺虽出身于八旗贵胄，但他对那些庸庸碌碌的满族亲贵却十分看不起，认为这些人除了捞钱以外一无所能，相反，他认为汉人中不乏才识出众者，因而刻意加以结纳和延揽。郭嵩焘、龙湛霖、王闿运、邓辅纶、尹耕云、高心夔、李篁仙等文士名流，先后被他聘入幕府，时人称作“肃门七子”。在朝廷，他极力举荐陈孚恩、匡源、焦祐瀛、黄宗汉等汉族官员参与政要，并培植为亲信。当清廷倚重的八旗和绿营在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冲击下不堪一击时，他又竭力主张破除满汉畛域，重用汉人武装抗击太平军。曾国藩和胡林翼创建湘军，得到了他的全力支持。太平军攻克苏、常后，他又极力打消咸丰帝的疑虑，让曾国藩出任两江总督，督办军务。左宗棠为湖南巡抚骆秉章幕僚时，参赞军务，屡有建树，受到湖广总督官文忌恨。咸丰九年（1859），永州镇总兵樊燮因劣迹昭彰被骆秉章参劾，革职后上京反控左宗棠，咸丰帝密令官文予以查办，并指示如左宗棠果有不法情事，即就地加以正法。肃顺素慕左宗棠才干，获悉后有意透露消息，授意左宗棠的同乡好友郭嵩焘托人先上疏为左辩诬，到咸丰帝听取他意见时，他乘机进言：“人才难得，自当爱惜。”左宗棠不仅得免杀身之祸，而且很快受到重用，成为“中兴”名臣。

肃顺为人有胆识，治事有魄力，在内忧外患严重威胁清朝统治之际，他认为治乱世当用重典，极力主张“严禁令，重法纪，锄奸宄”。咸丰八年四月，耆英奉派赴天津协助对英法联军谈判，在受到英方冷落和威胁后擅自离津出走，案发后王大臣议判“绞监候”，肃顺认为太轻，单衔上奏力主即行正法，“以儆官邪而申国法”。同年，大学士柏葰主持顺天乡试，揭榜后发现唱戏的优伶竟然考中前十名，引起轩然大波，经调查发现原来是柏葰的家人靳祥从中操纵，还牵连到柏葰的小老婆。肃顺奉命会同刑部审理此案。经过穷究严讯，很快查清了案情。咸丰帝考虑到柏葰老成宿望，打算从宽发落。肃顺则认为，开科取士事关国家用人的根本大计，必须严行执法才能清除积弊，极力主张将柏葰正法。在他的坚持下，轰动一时的“戊午科场案”以柏葰等四名正副考官同被处决，其他有关人员或被处死、或遭流放而结案。咸丰九年，肃顺派员核查宝钞处所列“宇”字五号欠款，发现与官钱总局存档有很大出入，进而查出司员荣溥、台斐音等与商人勾结，侵吞巨款，肃顺遂下令立案究治“钞票舞弊案”，一举查抄数十家商人和官吏，并惩处了有关人员数百人，户部尚书翁心存也被革职留任。

咸丰九年三月，肃顺受命负责对俄交涉事宜。在完成了《天津条约》的互换手续后，俄方代表彼罗夫斯基突然以书面形式提出《补续和约》八条，要求清政府承认去年沙俄政府逼迫清廷黑龙江将军奕山签订的《瑷珲条约》，将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割让给俄国。肃顺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断然拒绝与俄方谈判《补续和约》。五月，俄国新任驻华公使伊格纳切夫到达北京，再次要求与中国方面商谈《补续和约》。六月十一日，肃顺与伊格纳切夫首次会晤，他毫不客气地说：“皇帝听到有新的俄国代表前来，感到很奇怪，《天津条约》已经批准，《瑷珲条约》本属无效，中俄之间已不存在未加解决的问题，因此你可以立即返回自己的国家去了。”六月二十三日，两国代表举行第二次会谈，肃顺再一次声明：奕山既无全权证书，又无正式关防，无权将黑龙江左岸让与俄国，至于乌苏里江等处本属吉林将军管辖，奕山更无权过问。现在，中国皇帝因为奕山办事糊涂，已将他革职查办。八月四日，中俄双方举行第三次会议，伊格纳切夫手举《瑷珲条约》文本，硬要中国方面接受。肃顺针锋相对，将《瑷珲条约》文本掷于桌上，干脆利落地宣称：“这是一纸空文！毫无意义。”俄国公使在肃顺面前接二连三地碰了钉子，于是照会清政府，指责“肃大人办事，实不合和好之道”，要求更换谈判代表。八月二十六日，肃顺再晤伊格纳切夫，明确地对他说：“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向皇帝作过汇报，并且得到了皇帝的赞同，中国皇帝决不能同意俄国的领土要求。”伊格纳切夫在谈判桌上败下阵来后，来到上海对英、法等国的外交代表说：“肃顺是我们欧洲人的死敌。”

咸丰十年八月初八日，英法联军兵临北京城下，咸丰帝在肃顺等亲信大臣扈从下，仓皇逃往热河。咸丰十一年七月十六日，咸丰帝在病榻前遗命立年方六岁的载淳为皇太子，委派载垣、端华、景寿、肃顺、穆荫、匡源、杜翰、焦祐瀛等八大臣尽心辅弼，赞襄一切政务，同时将两枚随身印章“御赏”和“同道堂”分交皇后钮祜禄氏和皇太子，作为以后下达诏谕的符信。八大臣中，载垣、端华虽贵为亲王，但都昏庸无能，遇有大事，全由肃顺主谋。第二天，咸丰病逝，肃顺等遂以顾命大臣身份执掌清廷最高权力，恭亲王奕䜣等近支亲王反被排斥于权力中心之外，两宫皇太后也仅有“钤印”的权力，清廷内部权力斗争很快白热化。

八月初一日，奕䜣以“奔丧”名义来到热河，皇太后立即传旨召见，为肃顺等阻止。奕䜣灵机一动，请端华同时进见，端华眼睛看着肃顺，肃顺只得无奈地说：“老六（指奕䜣），你与两宫是叔嫂关系，何必我辈陪同？”奕䜣随即进宫，与西太后那拉氏密商发动政变以夺取最高权力的计划。肃顺等虽然对奕䜣和西太后有所顾忌，但尚认为大局已定，不至于另生枝节，因而也没有加意防范。八月初十日，奕䜣等授意御史董元醇上疏，奏请由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并另行简派近支亲王辅政。次日，两宫太后召见八大臣，表示接受董元醇“垂帘听政”的请求，并让他们拟写谕旨。肃顺等连呼“不可”，情急之中竟不顾人臣之礼，狂妄地宣称：“臣等系赞襄幼主，不能听命于皇太后，即使请皇太后看折，也为多事。”双方在大殿上激烈争吵，吓得小皇帝尿湿了太后的衣服，气得那拉氏浑身发抖，说不出话来。第二天，肃顺等人亲自拟就了谕旨，严厉驳斥董元醇，并逼着皇太后钤印。那拉氏故意扣留下拟旨。肃顺等气愤地以“搁车”即停止办公相要挟。那拉氏被迫发下奏折及拟旨，肃顺等益发骄蹇，笑着走出了宫外。九月，肃顺等以事务太繁为词，请求削减兼差，试探两宫太后的动静。那拉氏顺水推舟，让肃顺等人拱手交出了禁军兵权。

九月二十三日，咸丰帝的灵榇从热河启运回京。那拉氏设法让载垣、端华等扈从两宫皇太后及载淳，间道先行回京迎候，而由肃顺护送咸丰帝灵柩随后缓缓启程。九月二十九日，那拉氏一行到达北京。第二天，大学士贾桢等疏请皇太后垂帘听政，两宫太后随即发布谕旨，要求王大臣妥议所奏各事，同时下令将载垣、端华、肃顺三人革去爵位，景寿等五人退出军机处议罪。载垣、端华起而抗命，被囚于宗人府。肃顺护送梓宫行至密云县境，当夜被拘捕。十月初六日，两宫皇太后以“假传谕旨，造作赞襄政务名目”，“不能尽心和议，以致失信于各国”，“反对太后听政”，“目无君上”等八大罪状，赐令载垣、端华两人自尽，同时下令将肃顺押赴菜市口斩首示众。

叶名琛 （1809—1859）　字昆臣，湖北汉阳人。他的先人于明朝末年从江苏溧水来到汉口，开设叶开泰号药铺，自制的各种丸散膏丹名闻遐迩，因此而发家。到他的曾祖辈，开始通过科举取得功名，并跻身官场。他的父亲叶志铣曾担任内阁中书、兵部郎中，平生喜欢考订金石，收藏图书，并笃信占卜扶乩，对叶名琛也有影响。道光二十九年（1849）叶名琛曾在广州观音山麓专门建了一座精舍，名为长春仙馆，将其父接住在那里修身养性，以占卜扶乩为乐。

叶名琛从小与弟弟名沣以诗文受人称道。道光五年乡试考取副榜贡生，充武英殿校录，议叙教谕。道光十五年中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馆后授编修。道光十八年以京察一等外放陕西兴安知府，此后一年一迁，到道光二十二年已超擢湖南布政使，升迁之频且快在同辈中不多见，其中的原因史书不见记载，仅称其“所至兴利剔弊，察吏安氓，口碑溢数省”。道光二十六年居母丧三年期满后，又被授为广东布政使。道光二十七年护理广东巡抚。道光二十八年又实授广东巡抚，时年尚未满四十。

身膺疆寄重任后，叶名琛面对的第一件棘手的事便是英国人入城问题。先是，英国方面在《南京条约》订立后便不断提出入城要求，遭到广州民众的强烈反对，两广总督耆英借口“民情未协”也一再加以搪塞。道光二十七年春，英国驻华公使德庇时率领炮舰偷袭虎门炮台，闯入广州内河，强行要求入城，耆英迫于英方压力，擅自答应两年后让英人入城。事后，他深知入城事难以为广州民众接受，遂积极活动从广州调回了北京，将继任两广总督徐广缙和新任广东巡抚叶名琛推到了对英交涉的前台。叶名琛心高气盛，来到广州后对于英国人的嚣张气焰早就看不入眼，对于耆英在处理中外交涉事务时一味妥协的做法也颇有微词。他认为，英国人以贸易为生计，绝不敢轻易对中国诉诸战争，进而损害自己的商业利益；即使开战，区区数千英军也绝不是数万广州民众的对手，只要断绝通商，借助民力，就不难制伏英国人。

道光二十九年春，英国公使文翰要求践约进城，徐广缙和叶名琛会商后，决定“顺民阻夷”，即顺应民众要求并利用民众力量阻止英人入城。随后，徐广缙明确照会文翰，断然拒绝英人进入广州城，叶名琛则召见广东士绅，授意他们散发“拒夷公约”，要求民众停止对英通商，并家家户户出丁设械，组织团勇，准备抗击入侵英军，与此同时由广东士绅代表面见英国领事，递交绅民公启，抗议英方入城要求。当文翰率领英国兵船来到虎门，准备再施武装恫吓的惯伎时，广州老城、新城及四郊已组织起十万多团勇，昼夜巡防，严阵以待。文翰慑于广州民众的强烈反对，加之并未作好战争准备，被迫复照徐广缙，表示暂时搁置入城之议。广州城搭起了六座巨大的彩楼，欢庆反入城斗争的胜利。道光帝接到奏报后也感慨地说：“洋务之兴（指鸦片战争）将近十年，朕深恐沿海居民遭受蹂躏，因而一直隐忍不发，今日竟不折一兵、不发一矢，迫使英人放弃入城之议，朕嘉悦之忱，难以尽述。”下令加封徐广缙为子爵，叶名琛为男爵。

可是，在依靠民众的力量暂时抵挡了英人的入城要求后，叶名琛很快又陷入了民众反清起义的漩涡之中。道光三十年，清远、英德一带爆发农民起义，叶名琛率军前往镇压，打了七次胜仗，击溃了六千起义军，扑灭了起义烽火，刚刚登基的咸丰帝于是对他大为赏识，降旨赏加太子少保。可是，咸丰元年（1851）三月，叶名琛刚刚回到广州，高州又爆发了以凌十八为首的反清起义，这一次由徐广缙出马，围攻起义军占据的罗镜山几近一年，却师老无功。咸丰帝于是下令将徐广缙调赴广西镇压太平军，改令叶名琛接管高州战事。叶名琛抵达前线后，调整了军队的部署，改变了战术，仅用了一个半月，便攻陷了罗镜，击毙了凌十八，平定了高州起义。此役使叶名琛声名大振，十天后便受命署理两广总督兼钦差大臣，不久徐广缙在广西对太平军作战失利被革职查办，叶名琛又得实授两广总督。

咸丰四年夏，广东天地会发动了规模空前的红兵大起义，先后占据东莞、佛山、花县、三水、顺德等地，并集中十余万人会攻省城广州。时广东境内精锐部队多已调赴外省镇压太平军，广州城中守兵仅剩一万余人，叶名琛想方设法招兵募勇，筹措给养，部署战守，缨城自固，并利用红兵缺乏统一领导和协调作战的弱点，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终于在对峙了半年多以后，奇迹般地将红兵逐出了广州地区，随后又平定了珠江流域，迫使红兵退往广西境内。与此同时，叶名琛还主动在广东为湘军购买洋炮，派红单船入长江，派兵赴援江西，协助各地镇压太平军。这些战绩与其他地区在农民起义冲击下糜烂不堪的状况相比，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也使叶名琛的声誉日隆，权势日重。咸丰五年九月，叶名琛被授予协办大学士，咸丰六年正月再拜体仁阁大学士，仍留守广东，成为清廷在南方的支柱。

就在叶名琛踌躇满志之际，西方列强借口修约问题挑起了新的对华战争。叶名琛因兼任管理五口通商事务的钦差大臣，不能不首当其冲。咸丰四年三月，继文翰出任驻华公使的包令依据中美《望厦条约》有关十二年后修约的内容，援引最惠国条款，联合美、法两国驻华公使，正式照会叶名琛，要求进行修约谈判。叶名琛则援引道光二十九年反英人入城的成功经验，对英方采取了避免直接接触，拒绝一切要求的简单方式。包令等见在广州交涉不得要领，试图绕开强硬的叶名琛，到上海和天津另觅对清交涉的渠道，也未能得逞。咸丰六年夏，美国驻华公使伯驾联络英、法两国，再次向叶名琛提请修约，又为叶名琛以同样方式加以拒绝。列强遂决意诉诸战争。

咸丰六年九月十二日，清军广东水师在黄埔江面搜查有海盗嫌疑的中国商船亚罗号，捕去十二名水手。英国方面趁机以该船曾在香港登记并领有执照为由照会叶名琛，诬陷水师兵勇侮辱英国国旗，要求送回被捕人员并公开道歉。叶名琛复照称：该船系中国商船，船中确有海盗，且船上当时并未悬挂英国国旗，一口拒绝英方挑衅性要求。英国方面蓄意扩大事端，向叶名琛发出最后通牒，限于二十四小时内作出满意答复，否则将自由行动。叶名琛为了不扩大事态，被迫派员送还十二名人犯给英领馆，但坚持中国方面无歉可道。英方借口中方所派官员职位不高，且未具道歉书，按预定计划发动了对华战争。

九月二十五日，英国驻华海军司令西马糜各厘率领三艘英舰强行闯入虎门，攻陷猎德等处炮台。时叶名琛正在校场阅武，因广州省城军队多已外调，事实上已无力与英军对抗，加之据说他事先已占过卜，认准不会有事，因而他干脆抱着“不战”的宗旨，希冀日久英方就会穷蹙自退。接报后，他若无其事地对部下说：“必无事，天黑自然会退走。”同时下令省城所有兵船收起旗帜，不必放炮还击。第二天，英军又攻占广州河南凤凰岗等处炮台，叶名琛闻报后仍不动声色。二十七日，英军占领海珠炮台，兵临广州城下，叶名琛下令关闭粤海关，停止对外贸易，以为这样就可以令英方屈服。二十九日，英军炮击广州城，城外的房屋被焚为平地，一部分城墙已被轰毁，叶名琛仍镇定自若地端坐在督署二堂，并发布告示，要求广东军民协力痛剿英人，并许诺杀敌一名赏银二十元。次日，英军集中火力轰击广州城，一度攻入新城，冲入督署，叶名琛被迫移居巡抚衙门。是时恰逢印度爆发起义，英国被迫将侵华军队从香港调赴印度，因而不得不推迟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叶名琛在英军退出广州城后，更加相信“以静制动”的方略已收到了效果。

咸丰七年十月，英国和法国组成联军再次麕集广州城外。叶名琛闻报后仍自信地说：“他们不过是故作恐吓之势以逼我求和，我已洞悉其底细，决不会发生什么事。”进而不仅不作战守准备，而且严禁官绅士庶对外议和。十月三十日，英法联军强占广州城对岸的河南。十一月十三日，五千余英法军队在二十多艘炮舰的支持下向广州城发起进攻，炮弹纷纷落入总督衙门，部下纷纷劝其退避，叶名琛仍声称：“不过是一阵子的事，过去了就无事了。”几经劝说，他才迁入内城。不一会儿，督署即被炸毁。十四日，英军攻陷广州城，城内士绅要求出面议和，叶名琛仍坚持：过二十五日便无事，并强调绝不能许可英人入城之事。二十一日，英法联军在都统衙门将叶名琛搜获，拘禁在江面军舰上。

咸丰八年正月初十日，叶名琛乘坐英舰无畏号被押送到印度加尔各答。在囚禁期间，他仍吟诗以“海上苏武”自居。咸丰九年三月初七日在囚禁地病故。时人讥讽叶名琛在英法联军之役中的所作所为是：“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相臣度量，疆臣抱负。古之所无，今亦罕有。”

胜　保 （？—1863）　字克斋，苏完瓜尔佳氏，满洲镶白旗人。早年由官学生考取恩监生。道光二十年（1840）中举人。二十二年考取顺天府教授。历任詹事府左春坊、左赞善，翰林院侍讲、侍读，国子监祭酒，光禄寺卿。

胜保虽身为闲散清简的文职，却不甘寂寞，不时上书言事，想有所建树。咸丰二年（1852）迁内阁学士后，他又以川西地震、黄河决口以及干旱、日食等自然现象为由头，上疏议论时政。他指出，太平军自出永安以来气势异常凶猛，不但威胁广西一省，而且危及广东、湖南，而徐淮河决未复，闽浙海盗猖獗，畿辅干旱缺粮，也处处潜伏着危机，可是各省大小官吏犹泄沓如故，朝廷刑罚纪纲仍宽猛失调，认为当务之急是要明赏罚以振纪纲。他还特别提醒咸丰帝，“近日市井细民，时或私论圣德”，对咸丰本人已颇有微词。咸丰帝看了这份奏章后，命军机大臣传旨，让他就民间有关议论直陈无隐。胜保复称，民间传闻皇上励精之心已不如当初，勤俭之德则不及先皇，登基不及两年，游观之所已焕然一新，而内务府正在采办梨园服饰，日后必将有陶情适性之事。他强调，这些议论虽无损“圣德”，然而自古帝王必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尚书》所称“无于水监，当于民监”应当引以为戒。这是一份相当大胆的奏折，咸丰帝阅后满肚子不高兴，并公开颁发谕旨加以辩驳，但正值颁诏求言之际，也不便加罪于他，便让他自己识趣自行撤回奏议，并经部议降三级调用。

同年十一月，太平军围攻武昌。胜保再上疏奏称，武昌势难保守，太平军的目标首先是金陵（即南京），其次才是湖北、四川，金陵一旦有警，则江浙数千里皆受震动，漕运将被阻断，若江淮等处数十万饥民也闻风而动，大局将难以收拾。他认为，当务之急在筹保金陵，而要守住金陵，除了调兵遣将以外，更需借重于地方团练，还得朝廷钦派大臣驰往督办，方可弭患于未然。奏疏上呈后，咸丰帝便将他派往河南，交钦差大臣琦善差委。不久，太平军果真攻克武昌，并顺江东下。胜保奉命随直隶提督陈金绶自河南信阳尾追堵击，直至浦口。这时，清廷也许觉得他有先见之明，任命他以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帮办琦善军务，在扬州郊外建立了江北大营。

咸丰三年四月，太平军自扬州出师北伐。五月，胜保受命率军追击，在河南怀庆与正在攻城的北伐军首次交锋。北伐军的目标是进取北京，见清军人多势众，遂于七月二十八日主动撤围北上。胜保以解围有功，赏加都统衔，赐霍銮巴图鲁名号。这时，他所统率的一支以强悍著称的步兵马队已超过四千人，成为北方对太平军作战的主力之一。八月二十一日，清廷复以胜保取代直隶总督讷尔经额为钦差大臣，继续尾随追剿太平军，并赐给其神雀刀，授予副将以下先斩后奏之权。九月十九日，胜保军抵深州午村，分兵四路进攻太平军，未能得手。太平军遂挥师北上，进逼天津。胜保率部紧追不舍，在静海郊外扎营后，又亲率五百士兵绕道至天津，会同当地官员组织团练，布置防务，遏制了太平军的势头。十一月二十三日，胜保率部偷袭太平军营垒，受到重挫。此后，太平军分兵固守静海、独流，胜保指挥陆续到达的各路清军围攻太平军，但数攻不下，并迭受清廷申斥。咸丰四年正月，清廷又令僧格林沁移营王家口，与胜保合军。正月初八日，北伐军自静海、独流突围南下，胜保会同僧格林沁尾随追击，于二月十一日将北伐军围困于直隶阜城。三月初，太平天国北伐援军进抵山东临清，胜保率部自阜城南下迎击。三月中旬，北伐援军攻占临清城，胜保受到革职戴罪自效的处分。三月二十五日，胜保督军三路并攻，迫使北伐援军撤出临清南走。四月初九日，他又率军追至黄河漫口支河，击溃北伐援军，以功赐太子少保衔。此后，他又自临清回师，与僧格林沁合力将北伐军围困于东、西连镇。五月初，北伐军分兵为二，由林凤祥留守连镇，李开芳自东连镇突围至山东高唐，清军也分由僧格林沁继续围攻连镇，胜保率部南下追击。咸丰五年正月，僧格林沁部攻陷东、西连镇，胜保部在高唐州围攻北伐军却劳而无功，咸丰帝遂令僧格林沁移师高唐，而将胜保以“迁延观望，糜师劳饷”罪押解京师，旋遣戍新疆。北伐军被歼灭后，改充伊犁领队大臣。

咸丰六年六月，胜保从新疆被召回，赴安徽、河南一带参与镇压捻军。咸丰七年正月二十六日，与副都统穆腾阿在固始击败捻军盟主张乐行，接着又相继攻陷三河尖、霍丘、正阳关等地。是年冬，太平军陈玉成率部进入豫南，联合捻军龚得树等部再围固始，胜保得讯后会同袁甲三驰援，解固始围。咸丰八年四月，再次击败张乐行，攻占六安州。七月，胜保被任命为钦差大臣督办安徽军务，他采取剿抚兼施的手法，招抚曾接受太平天国封号的淮北团练头目苗沛霖和捻首李昭寿。咸丰十年正月，因未能克复庐州、定远，导致捻党蔓延被参劾，胜保被解除钦差大臣职，调往河南督办军务，不久又因未能阻止淮北捻军进入豫西，被解除兵权，调回京师，降授光禄寺卿。

胜保回到北京不久，恰逢英法联军在攻占天津后继续北上进犯北京，遂受命赴通州前线会同僧格林沁等抵御侵略军。八月初七日，英法联军三千人分兵三路进攻八里桥清军阵地，胜保一马当先，率部奋勇抵抗，兵败受伤后退保京师。回到北京后，胜保虽身负重伤，仍带伤参与城守，已逃至热河的咸丰帝听说后称其“报国心殷，实堪嘉尚”，让他统帅各省勤王军助守京师。英法联军攻陷北京并逼迫清政府签订《北京条约》后，胜保受命以兵部侍郎任钦差大臣，收集各路溃军以及各地勤王军，督练兵马，成为京畿一带手握兵权的重臣。其间，他与留在北京督办“和局”的恭亲王奕䜣关系密切，受到奕䜣的器重。咸丰十一年三月，胜保再次奉命率部在山东、河南、安徽一带镇压捻军。七月，咸丰帝在热河病故，遗诏立载淳为皇太子，以载垣、端华、肃顺等八人为赞襄政务大臣，西太后那拉氏和近支亲王奕䜣则受到冷落和排斥，那拉氏和奕䜣遂联手策划宫廷政变。在这场宫廷政争中，胜保公开倒向那拉氏和奕䜣一边，他所统帅的军队则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八月初二日，胜保于冀州奏请赴热河行在吊丧，未等批复便兼程北上，至热河后又撇开顾命八大臣，单衔呈递黄折向两宫皇太后和皇上请安。肃顺等以向来臣工无具折请皇太后安之例，以及缟素期内不该呈递黄折为由，对他大加指责。胜保假意检讨了一番，承认是“一时糊涂”，于八月十八日离开热河折回军营。九月二十八日，胜保又抢先上疏，斥责载垣等八大臣以顾命为名，挟天子而令天下，要求由皇太后垂帘听政，并择近支亲王佐理朝政。在他的奏折到京的同一天，大学士周祖培等也上了相似内容的奏折，两太后随即下令交群臣议论，发动了北京政变。

北京政变后，胜保被授予镶黄旗满洲都统兼正蓝旗护军统领，仍主持山东、安徽、河南等地镇压捻军事务。同治元年（1862）四月，太平天国英王陈玉成在寿州被已为胜保招安的苗沛霖诱捕，押送至颍州胜保大营。胜保劝降不成，遂在解送京师途中将陈玉成杀害于河南延津。七月，胜保奉调入陕，督办堵剿太平军西北部队和镇压回民起义事宜。西进途中，所部到处骚扰百姓，随行的宋景诗部又中途哗变。胜保又擅自调集苗沛霖部赴陕，为清廷发现后急令僧格林沁武力制止。苗沛霖见不能取信于清廷，再次叛清。于是，胜保的政敌潘祖荫、袁甲三、僧格林沁等迭上奏章，弹劾他“拥兵纵寇”、“招降纳贿”、“讳败为胜”、“荒淫贪纵”、“抽厘肥己”、“滥耗军饷”、“携妓随营”。同治元年十一月，清廷下令将他革职交刑部治罪，并查抄在京家产。审讯时，胜保依恃有拥戴之功，态度极为嚣张，不但拒不承认所弹劾各事，而且反诬参劾诸臣，招致众怒。奕䜣曾欲为其开脱，反遭慈禧疑忌。次年三月，两宫皇太后亲下懿旨，赐令其自尽。

僧格林沁 （？—1865）　博尔济吉特氏，蒙古科尔沁旗（今属内蒙古）人。他出身于蒙古贵族家庭。生父毕启，为四等台吉。嗣父索特纳木多布斋，为札萨克多罗郡王，因娶了嘉庆帝的女儿，又为额附。索特纳木多布斋死后无子，僧格林沁作为其族侄于道光五年（1825）被立为嗣子，袭封郡王，因此成了道光帝的外甥，“出入禁闱，最被恩眷”。历任御前大臣，正蓝旗蒙古都统，镶白旗满洲都统等职。

咸丰三年（1853）九月，太平天国北伐军进抵保定附近，清廷急派僧格林沁为参赞大臣，督率京师旗营赴涿州阻击。北伐军转由沧州东进静海和独流后，他又领军进驻永清，防堵太平军北上。咸丰四年正月，北伐军南撤至阜城，他会同钦差大臣胜保等一路尾追，包围阜城，击毙北伐军统帅之一的吉文元。四月，北伐军突围至东、西连镇，分兵为二，由李开芳率马队南下迎接北伐援军，林凤祥留连镇固守待援，清军也分派胜保领军追击李开芳部，而由僧格林沁率部围攻东、西连镇。僧格林沁在太平军外围挖濠筑垒，紧紧围困。两军对峙至咸丰五年春，太平军粮尽弹绝，僧军趁机发动攻势，于春节那天攻陷东连镇，正月十九日又攻占西连镇，俘获林凤祥。此时，胜保在山东高唐州围李开芳部却久攻不下，清廷遂将胜保逮京治罪，派僧格林沁移军进攻高唐州。正月二十九日，李开芳率部从高唐州突围至茌平冯官屯，僧格林沁统军尾追而至，在强攻不下之际，引运河水灌太平军营垒，李开芳被迫乞降，太平天国北伐失败。僧格林沁晋封博多勒噶台亲王。

咸丰八年夏，英法联军攻陷大沽，逼迫清政府签订《天津条约》，僧格林沁奉命以钦差大臣统领京营旗兵以及黑龙江、吉林和蒙古马队，前往天津海口督办军务。僧格林沁查勘了地形后，在距天津三十余里的双港东西两岸择要扎营，修建炮台十三座，安设重炮；又重新修复已为英法联军拆毁的大沽海口南北岸炮台，并将原设一千六百名守军扩充为三千名，准备迎击侵略军。咸丰九年五月十七日，英法联合舰队再抵大沽口外，拒绝接受清廷从北塘登岸的要求，坚持要从大沽口溯白河进京换约，并照会大沽守军限期撤去防御设施。五月二十五日，英法联军突然向大沽炮台发动攻势，僧格林沁命令大沽守军开炮还击，激战一昼夜，击沉击伤敌舰多艘，迫使英法舰队退出大沽口外。

大沽获胜后，御史陈鸿翊等建议加强北塘防务，僧格林沁却不以为然。为了让英法公使能放心地从北塘进京换约，他竟下令撤去北塘防务，并且武断地认为，英法军队即使从海上登陆，也不可能多带马队，在其登陆后我再出动马队迎击，可确保胜券在握。咸丰十年六月十五日，英法联军果然进抵北塘海面，在未受到任何阻击的情况下，用小轮船拔除海口所设数百巨桩，顺利登陆。僧格林沁仅饬派马队遥为屯扎。六月二十六日，英法联军分兵两路进犯新河和军粮城，僧格林沁派出三千马队迎击。联军先以七百人出战，僧格林沁见其兵少正准备加以聚歼，联军七百人忽然散为一字阵，每人相隔数十步，阵长数里，反将僧军包围，然后开枪射击，僧军马队纷纷被击落马，几乎全军覆没。联军复从北塘进逼大沽之后，兵船则从海口威胁大沽之前。在这一危急形势下，咸丰帝惟恐僧格林沁鲁莽从事，急忙指示：“天下根本，不在海口，实在京师。”要求他一旦海口难守，即带兵回撤，切不可因死守大沽而置京师于不顾。七月五日，联军从后路抄袭并攻占大沽北炮台，僧格林沁随即从南炮台撤军，联军长驱直入，僧格林沁再率部从天津退至通州以南的张家湾。通州谈判决裂后，僧格林沁应怡亲王载垣要求，将英方代表巴夏礼等捕送北京囚禁，并上密折建议咸丰帝“巡幸木兰”，即去热河避难。八月初七日，僧格林沁统军与英法联军在进入京城的咽喉之地八里桥展开激战，未能阻挡联军，京城以东防线遂全部瓦解，京城随即为联军占领。

咸丰十年十月，僧格林沁奉命领军赴山东镇压捻军，在巨野东南羊山集、菏泽关李家庄、汶上杨柳集三战三败，损失惨重。咸丰十一年四月，僧格林沁在邹县白莲池招抚文贤教起义军，十月西上菏泽与胜保军合攻长枪会，招抚刘占考、王来凤等，摧毁起义军多处据点。清廷辛酉政变发生后，僧格林沁进一步受到重用，被授予节制直隶、山东、河南、山西各省督、抚、提、镇以下各官的大权，负起镇压中原各地反清势力的重任。同治元年（1862）二月，僧格林沁率部进入河南商丘，进攻金楼寨白莲教起义军。得手后又南下安徽亳州，于同治二年与张乐行所统二十万捻军大战于雉河集，张乐行、苏天福、赵浩然等捻军首领兵败身亡。十月再兵临蒙城，与割据两淮多年、号称拥兵数十万的苗沛霖所部团练展开激战，再次获胜。在这几次战役中，僧格林沁的马队显示了威力，也大开了杀戒，所经之处“尸横遍野，血流成河，白骨累累，如山堆积”。

同治三年四月，进军西北的太平军陈得才等部和捻军联合东下，由鄂豫边界前进，试图救援天京。僧格林沁率部阻击。天京沦陷后，江北太平军余部和捻军各部联为一气，共推赖文光为统帅，继续抗击僧格林沁统领的清军。赖文光根据僧格林沁以马队为主的特点，也对所部加以整编，改步兵为骑兵，采取机动灵活的游击战术，与僧格林沁的马队周旋。僧格林沁心高气盛又刚愎自用，仍一味穷追不舍，结果被赖文光牵着鼻子走，一败于罗田滕家铺，二败于罗山苏家河，三败于罗山永安寨，四败于光山人和寨，五败于河南鲁山，接连损兵折将。同治四年四月二十四日，僧格林沁落入赖文光设计的圈套，从鲁山一路追击捻军数千里，直至山东曹州高楼寨，陷入捻军重兵包围之中，清廷在北方唯一可以依赖的蒙古马队被尽行歼灭，僧格林沁本人也负伤身亡。

评： 肃顺、叶名琛、胜保、僧格林沁四人都是被咸丰帝倚为干城的人物，可是他们都有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骄狂。肃顺依仗咸丰帝的宠信目空一切，咸丰帝尸骨未寒，就被他的政敌联手凌迟处死。叶名琛在外人面前盲目虚骄，最终作为英法联军的俘虏客死异乡。胜保与同僚相处盛气凌人，很快在同僚的联合攻讦之下被赐令自尽。僧格林沁在镇压反清起义时气焰嚣张，结果陷入起义军的伏击圈中全军覆没。肃顺身亡，奕䜣得以在中央总揽朝政；僧格林沁战死，湘淮军的势力得以从南方扩展到北方；晚清统治格局因此为之一变。 Y/tpQ5FBB0K+Ija4j7zwwoswKPc3xfTkI3oVBS2f0GkLOm/oVWT6I9PkgNBAfP3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