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记第三
孝庄文皇后　多尔衮　济尔哈朗　多铎

孝庄文皇后 （1613—1688）　姓博尔济吉特氏，出生于蒙古科尔沁部，贝勒寨桑之女。天命十年（1625）二月，由她的哥哥吴克善台吉（台吉为蒙古贵族的尊称）伴送到盛京嫁给努尔哈赤的第八子皇太极为妻，此时她年仅十三岁。婚后生有三女，即：固伦雍穆长公主、固伦淑慧长公主、固伦淑哲长公主。1636年皇太极称帝，封博尔济吉特氏为永福宫庄妃，崇德三年（1638）生皇九子福临，1643年福临即位（顺治帝），尊庄妃为皇太后，谥号“孝庄”，故史称孝庄文皇后。

孝庄文皇后天生丽质，称得上清朝前期的绝代佳人。她临事处置沉静果断，早在皇太极时期，孝庄文皇后就“赞助内政”，为皇太极“肇造丕基”出力。崇德八年（1643）皇太极暴死，孝庄文皇后痛不欲生，愿以身殉，诸王贝勒大臣都认为子女年幼，需要母亲的抚育教养，故合辞劝阻。由于满族国君无生前立储的传统，所以皇太极暴逝后，诸王兄弟相争为乱。睿亲王多尔衮和皇长子肃亲王豪格是争夺皇位的主要人物，两人各有党羽亲信，在盛京故宫剑拔弩张，一场厮杀一触即发。多尔衮为了宗室贵族免于分裂，太祖、太宗艰辛创业不致毁于一旦，从大局着想，最后作出了让步，拥立皇太极第九子，孝庄皇后的儿子六岁的福临为帝，年号顺治，初创时期的清朝政权转危为安。

顺治帝年幼即位，多尔衮名为摄政，实是执政，是清朝入关前后无皇帝之名的真皇帝。顺治元年九月，孝庄皇太后和顺治帝在郑亲王济尔哈朗的护送下，离开盛京住进北京皇宫。颇有心计的孝庄皇太后深深地感到多尔衮专权朝政的形势，无疑威胁着儿子顺治帝的皇位，便努力调处。有一种说法说，孝庄皇太后以满族女能人的魄力，按满族“兄死则妻其嫂”的习俗，毅然下嫁给多尔衮。虽然太后是否下嫁史学界说法不一，可是文献资料对下嫁事实的记载应该正视。据蒋良骐《东华录》的记载，多尔衮常出入皇宫内院，顺治帝也称多尔衮为“皇父摄政王”，清初有诗云：“春宫昨进新仪注，大礼恭逢太后婚。”（张煌言《建州宫词》）就是指孝庄皇太后下嫁多尔衮结婚典礼。孝庄皇太后在临终遗言中也表示不想同皇太极合葬。因此“太后下嫁”事，当非空穴来风。出于政治原因，这种举措也无损于她的历史地位。由于孝庄皇太后的调停，顺治帝的皇位保住了，多尔衮没有取而代之，清朝大权逐渐顺利地转移在顺治皇帝手中。

为了初创时期的清王朝能够得到汉族上层的支持，孝庄皇太后敢于冲破满、汉不得通婚的惯例，顺治十年（1653）她把孔有德的女儿孔四贞“育之宫中”当作宗室郡主看待；又把皇太极第十四女和硕公主嫁给吴三桂的儿子吴应熊为妻，起到拉拢汉军将领的作用。

顺治十八年（1661）顺治帝去世，八岁的玄烨即位，年号康熙。经过顺治时代的风风雨雨，清朝的统治政权初步巩固，这时的孝庄皇太后已是清朝统治集团中德高望重，一言九鼎的重要人物了。康熙帝十岁的时候，他的生母慈和皇太后病逝，祖母孝庄皇太后便成了康熙帝的护养人。康熙初年，孝庄皇太后尽心教养幼帝，护卫着爱新觉罗政权避过重大的政治风险和暗礁，使大清王朝到达盛世的彼岸。

康熙帝即位，遵顺治帝的遗诏，由索尼、遏必隆、苏克萨哈、鳌拜四大臣辅政。四大臣竭力反对顺治帝时期的封建化政策，推行了一系列倒行逆施措施。鳌拜尤为专横跋扈，目无幼主，妄图篡夺皇权。他擅兴大狱，滥杀无辜，甚至公然在康熙帝面前垂掌拍胸，藐视幼主，企图要挟皇帝以令诸臣。作为康熙帝的护养人孝庄皇太后，当然不允许自己心爱的孙子受鳌拜集团的任意摆布。康熙六年（1667），十四岁的康熙帝亲政，孝庄皇太后成了康熙帝同鳌拜集团作斗争的坚强后盾，在她的支持下，康熙八年，康熙帝一举粉碎了鳌拜集团，夺回了权力。

康熙十二年（1673）发生了以吴三桂为首的三藩叛乱，孝庄皇太后全力支持康熙帝平叛，她念出征将士的劳苦，拨出宫中金帛加以犒劳。这时，内蒙察哈尔首领布尔尼乘三藩叛乱清军无力北征的机会，也兴兵作乱。就在这紧要时刻，孝庄皇太后向康熙帝建议说：“图海才略出众，可当其责，”派大学士图海领兵前去镇压，出征时她再三嘱咐“毋行掳掠”。结果布尔尼部仓促抵抗，大败而逃，布尔尼被杀，叛乱很快平定，可见孝庄皇太后知人善任，果断行事。

清初，由于长期战乱，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所以孝庄皇太后提倡节俭，多次把宫中节省下来的银钱赈济灾民。她的节俭家风，影响到康熙、雍正两朝。

孝庄皇太后颇得康熙帝的尊敬，几乎每天上朝前或下朝后都要到祖母那里请安。康熙十一年（1672）陪奉祖母去赤城温泉，经过长安岭时，康熙帝亲自下马为太皇太后扶轿过岭。

康熙二十六年（1687）九月孝庄皇太后患重病，康熙帝不分昼夜地侍候在她的榻边，亲尝药汤，精心奉侍，并传谕内阁非紧要事不得奏闻。十二月，康熙帝步行至天坛，替祖母祈祷，乞求皇天后土宁愿减己之寿以益太后，在旁陪祀的诸王大臣，见此情景无不感动泣哭。十二月二十五日孝庄皇太后逝世，享年七十五岁，谥号“孝庄”。临终前她嘱咐康熙帝说：“太宗安葬已久，不用再打开他的陵墓了。况且我也很想念你们父子，不想远离，可在孝陵附近安葬，这样我就安心了。”所以康熙帝把孝庄皇太后的灵柩暂厝在清东陵，雍正二年（1724）才正式葬入东陵地宫，因方位在沈阳清太宗昭陵之西，故称“昭西陵”。

多尔衮 （1612—1650）　努尔哈赤第十四子，十五岁时封为贝勒，他在十大贝勒中按年龄长幼序列第九，所以也被称为“九王”。多尔衮幼年时就初露锋芒，为努尔哈赤所钟爱和器重。

天聪二年（1628），年仅十七岁的多尔衮随皇太极出征察哈尔多罗特部，立了大功赐“墨尔根岱青”（意为聪明王）的称号。天聪五年（1631）皇太极设六部，多尔衮受命掌管吏部。

天聪八年（1634）后金再度西征漠南蒙古，察哈尔部首领林丹汗逃到青海大草滩，患痘疾病死。次年二月，皇太极命多尔衮等率精骑万余，扫灭林丹汗残部，这次出征多尔衮不仅招降了林丹汗的妻子囊囊太后和汗位继承人额哲，而且获得了流传在蒙古族二百多年的元朝传国宝玺“制诰之宝”。皇太极大喜，认为“天锡至宝，此一统万年之瑞也”，所以改国号为大清，改族称为满洲，改年号为崇德，皇太极登上了大清皇帝的宝座。多尔衮功勋卓著，晋封为“和硕睿亲王”，获满洲贵族的最高爵位。

多尔衮勇敢善战，但不是鲁莽拼杀的赳赳武夫，他“聪慧多智，谋略过人”，是一位颇有政治头脑的杰出人物。天聪七年（1633）皇太极询问八旗诸王贝勒关于征明及察哈尔、朝鲜何者为先？命各抒己见。多尔衮力主“征明”为先，“入边直逼燕京”，皇太极采纳他的建议，把夺取全国政权作为“大金”的战略目标。至崇德三年（1638）先后两次遣多尔衮为“奉命大将军”，率八旗大军入明边直捣中原，纵横千里，攻克城池四十余座，掠人口二十五万余，财物不计其数，使明朝“国力耗竭”。

崇德元年（1636）十二月，皇太极挥师掠朝鲜，围国王李倧于南汉城，久攻不下，皇太极先期回国。次年正月，命多尔衮率水师进攻江华岛，此岛居住着朝鲜的两个王子、王妃及众大臣与眷属，八旗兵遇到顽强抵抗。多尔衮派人于城下喊话说：“屠城很容易，因为皇帝有诏允许议和，所以顿兵不进。”并且当场送还所掳男女，朝鲜王子便开城出降，多尔衮命清军入城“无得杀戮”，对朝鲜王子及诸大臣“颇及礼待”。被围于南汉城的朝鲜国王李倧很受感动，便“率文武诸臣”献出明朝所赐“敕印”，称臣于清。统一蒙古、臣服朝鲜，清政权消除关外的后顾之患，可以全力“伐明”，多尔衮为此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崇德八年（1643）八月初九日皇太极“暴逝”，因为嗣君未定，满洲贵族内部为争夺君位矛盾异常激烈。诸王贝勒布置巴牙喇兵（精锐卫兵），环立宫殿，剑拔弩张，气氛紧张。显然，嗣位如得不到妥善解决，满洲大清政权有面临分裂的危险。此时，两黄旗将领坚持立皇太极长子豪格为君；两白旗将领却要拥立多尔衮为新帝，双方势不两立，凶相毕露。多尔衮的同母兄英亲王阿济格、同母弟豫亲王多铎，跪请多尔衮“即尊位”，而他誓死不从，表示“如果要我即帝位，宁可自刎以谢先帝。”多尔衮以全局为重，拥立皇太极第九子福临为嗣皇帝。福临年仅六岁，多尔衮向诸王大臣宣告：“帝年岁幼稚，吾与郑亲王分掌其事，左右辅政，年长之后当即归政。”并同济尔哈朗一起对天宣誓说：若“有不秉公辅理，妄自尊大者，天地谴之”。多尔衮用折中的办法，妥然解决了皇太极暴逝之后的皇位继承问题，爱新觉罗家族避免了一场一触即发的大分裂，满洲贵族入主中原，夺取全国统治政权的目标才有可能得以实现。

福临即位初期，多尔衮与济尔哈朗共同辅政，后来多尔衮独揽大权，称“叔父摄政王”，“大小国事，九王专掌”。多尔衮不仅在协助皇太极“拓土开疆”的事业中其功绩冠于诸王，而且在平定中原，建立清王朝统治全国的大业中发挥了更加重要的作用。

明清之际，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多尔衮在盛京密切注视着中原形势的发展。顺治元年（1644）四月，他接受降清汉官、汉将范文程、洪承畴等人关于“当今正是诸王建功立业，名垂万世的时候，应该进取中原”的建议。他打出了“救民出水火”的旗号，整肃军纪，亲佩“大将军印”，四月初七日于盛京祭天，九日出师，进军山海关。此时，吴三桂与李自成率领的二十万大军正在山海关激战，危急之时，吴三桂致书多尔衮，乞求速选精兵入关“灭流寇于宫廷”。多尔衮复书说：将军“率众来归，必封以故土，晋以藩王”。四月二十二日，吴三桂出关迎拜多尔衮，“以白马祭天，乌牛祭地”，结为同盟，联合作战。李自成腹背受敌，兵败西撤，多尔衮令吴三桂、阿济格、多铎绕道北京，往西追击大顺军。

五月二日，多尔衮率八旗兵入京，明朝文武遗臣于京郊五里之外，用皇帝专用銮舆仪仗，迎接摄政王。多尔衮不“逾越”皇礼，再三推辞说：“吾效法周公而辅佐幼主，不当以帝礼入京”，后来改用亲王礼仪进入北京，入居武英殿。

为稳定京城局势，清军入城以后多尔衮立即布告王令：一、旗兵入关为了“除暴救民，灭贼以定天下，为尔等复君父仇。勿杀无辜，勿掠财物，勿焚民舍，不如约者，罪之”；二、令兵部传檄各省州郡县，凡归顺明官，保全钱粮、户口、兵马册籍者升官加爵；三、为明崇祯帝发丧，全城官民服丧三日，由礼部以帝礼葬于昌平明陵，并派兵护守明朝帝陵。由于多尔衮政策得当，中原局面没有发生重大的变乱，社会秩序立即恢复正常。

九月十九日顺治帝御驾入京，十月一日北京天坛举行定鼎大典，七岁的顺治帝祭告天地宗庙社稷，即皇帝位，定鼎燕京，“建有天下之号曰大清，纪元顺治”，一代新朝正式宣告建立。此时，多尔衮几乎每天在武英殿召见降清汉官、汉将，询问明朝典制，商量安民大计，制定了建国创制的大政方针：

首先，军事上继续镇压大顺军、大西军农民起义余部，同时派遣大军南下，消灭南明政权，以完成统一天下大业。

其次，推行民族征服的高压政策，屠城、剃发、易服强制改变汉民传统的生活方式。

再次，经济上取消明末“三饷加派”（辽饷、剿饷、练饷）苛政，征收赋役以“万历中册为准”，减轻人民负担。同时为了安置东来的满洲贵族和八旗旗丁及眷属，于京畿、河北、山东一带大量圈占土地，建为庄田，又推行投充、逃人法，强迫汉人为庄田奴仆，“民人失业，富室无产”，“妇子流离，哭声满路”，华北地区社会经济遭到破坏。

政治上“承明制”，除了议政王大臣制和理藩院以外，从中央到地方，袭明朝体制，统治全国。

多尔衮认为“治理需人，不必苛求”，凡明朝降官一律加官晋爵。至于明朝的一些知名官员，多尔衮亲加“书征”以示招徕，如故明大学士冯铨“闻命即至”，授弘文院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又治罪“依准明律”，同时着手制订《大清律》创建清初法制。多尔衮还采纳汉官范文程、张存仁等人关于“士心得则民心得”的建议，下令开科取士。顺治二年（1645）顺天府乡试“进场秀才三千”，多尔衮惊呼：“可谓多人矣！”顺治三年三月在京会试天下举人，一些隐匿民间的知识分子纷纷应试，“读书者有出仕之望，而从逆之念自息”，在士大夫中缓和了反清的抵触情绪。

多尔衮在推行民族高压政策的同时，也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政策措施，使满洲贵族入关以后，在较短的时期里，很快地建立起对全国的统治政权。政局得到稳定，经济逐渐恢复。多尔衮功勋最大，地位越来越尊，由“摄政王”、“叔父摄政王”至“皇父摄政王”步步升格，因而他长期掌握大权的欲望也就越来越强烈，置顺治帝于傀儡地位，引起了满洲贵族内部的不满。

顺治七年（1650）十一月多尔衮出猎古北口外，不慎坠马受伤，十二月死于喀喇城，年三十九岁。顺治帝加谥号曰“诚敬义皇帝”。多尔衮死后仅两个月，苏克萨哈等正白旗将领首告他曾“谋篡大位”，“僭妄不可枚举”。顺治帝为了建树皇帝的权威，下诏削多尔衮爵，神主逐出太庙，还平墓葬，毁府邸。百年之后，乾隆四十三年（1778）乾隆帝认为多尔衮“分遣诸王，追歼流寇，抚定疆陲，一切创制规模，皆所经划”，“定国开基，以成一统之业，厥功最著”。于是下诏复多尔衮爵，神主配享太庙，重建茔墓，修葺王府，以示昭雪。

济尔哈朗 （1599—1655）　姓爱新觉罗，满族人。十三岁时其父舒尔哈朗病死，由伯父努尔哈赤领养。他跟随努尔哈赤战转南北，屡立战功，为其伯父所器重，“委任特重，出则总军，入则留守”，封为和硕贝勒。天命十年（1625），明朝支持内蒙古察哈尔部首领林丹汗，企图征服内蒙古各部与后金抗衡。努尔哈赤为了争取内蒙古，消除北面之患，派济尔哈朗等率大军援救遭林丹汗攻击的喀尔沁部，林丹汗闻风不战遁逃，后金兵凯旋而归。第二年，济尔哈朗又奉命征伐喀尔喀的巴林、扎尔噜特部，立了大功，原来追随林丹汗的各部落也因此役而纷纷归顺后金，为统一内蒙古扫清了道路。

努尔哈赤死后，皇太极即位的第二年（1627），为了冲破明朝利用朝鲜和蒙古孤立后金的包围圈，命阿敏、济尔哈朗率兵征伐朝鲜。大军南下逼近平壤，国王李倧逃往江华岛，遣使乞和。阿敏不从，欲进兵江华岛大肆纵掠，济尔哈朗坚决反对，并力谏议和，他不迁就阿敏的残暴政策，断然与李倧签立《江都和约》，内容为朝鲜与明断绝关系，每年向后金贡献大批财物等条款，初步解除了后金的南面之忧。

济尔哈朗鼎助皇太极伐明，在多次重大战役中他都担负着组织者和指挥者的重任。天聪元年（1627）五月他跟随皇太极围攻锦州和宁远等城，身先士卒，奋力作战，大败明军。天聪三年十月又从皇太极入关伐明，五战皆捷。天聪四年随皇太极率军东进，他放手任用汉官致书招抚明朝州府官兵，切断了山海关与京师的通道，后金取得伐明战争大捷。皇太极命他为镶蓝旗贝勒，从此济尔哈朗独领一旗，成为八和硕贝勒之一。天聪五年（1631），后金政权设置六部，济尔哈朗掌刑部事务，他向皇太极建议，“自今当选贤良慎司刑宪”，在他的主持下后金政权颁布了《离主条例》、《盛京定例》等治罪条文，对后金的法制由习惯法向成文法过渡起了一定的作用。崇德元年（1636）晋封济尔哈朗为和硕郑亲王。崇德六年（1641）春，济尔哈朗奉命率军围攻锦州城，明朝守将祖大寿向朝廷告急，崇祯帝命蓟辽总督洪承畴率兵援驰锦州。济尔哈朗奉命回沈阳留守，皇太极亲领大军于松山阻击明军，次年二月攻下松山，俘明将洪承畴。济尔哈朗复围锦州，明援兵不至，锦州城弹尽粮绝，守将祖大寿出城迎降。松锦大捷，明朝关外两大重镇均落入清军之手，从此东北地盘失陷过半，为清军进取中原统一全国打开了大门。

崇德八年（1643）皇太极“暴逝”，满洲贵族内部在剧烈的争夺斗争中六岁的福临被推上皇帝宝座。济尔哈朗在为后金政权开疆拓土，建国立法制的岁月里表现出卓越的政治远见和军事才能，享有崇高的威望，所以诸王贝勒推举他同和硕睿亲王多尔衮共为摄政王，辅佐顺治皇帝处理军政大事。顺治元年九月，济尔哈朗护送顺治帝入关进京，定鼎燕京，十月顺治帝加封他为“信义辅政叔王”。

入关以后，满洲贵族内部的争权夺利斗争向纵深发展，多尔衮为了长期独揽朝政，必须削弱济尔哈朗的权力，顺治四年（1647）以“府第逾制”的罪名，“不令郑亲王预政”。次年又罗织十大罪状，济尔哈朗被降为郡王，剥夺了他的辅政权力。顺治六年，济尔哈朗奉命离京领兵入湖南，镇压南明永历桂王政权和大顺军余部。清军攻城略地，执杀南明抗清将领何腾蛟，湖南、广西、贵州地区皆被削平，济尔哈朗又为清朝统一西南地区又立新功。

顺治七年（1650）多尔衮死，顺治帝亲政，济尔哈朗与苏克萨哈等讦告多尔衮犯有图谋皇位的罪行，多尔衮身后被削爵，济尔哈朗也得到了沉冤昭雪，顺治九年二月进封“叔和硕郑亲王”。他晚年仍然十分关注着太祖、太宗开创的大清基业，顺治十二年（1655）二月给顺治帝上了《请顺民心信诏令立史官奏》，奏疏中说：“平治天下最重要的是取信于民，”只有“进君子，远小人，顺天心，合民志”才能天下太平，“垂鸿名于万世”。同时建议设“起注官”，将帝王一言一行传之无穷，为后世楷模。他的建议都被顺治帝“嘉纳之”。这年五月济尔哈朗病重，顺治帝亲幸王府探望，并问他有何托嘱，济尔哈朗说：“臣受三朝厚恩，还未报答，愿以取云贵，统一四海为念。”

五月八日，济尔哈朗病逝，享年五十七岁，葬于北京西直门外白石桥，顺治帝为他立碑记功，赐谥号曰“献”。

多　铎 （1614—1649）　努尔哈赤第十五子，多尔衮的同母兄弟，初封为贝勒。

天命十一年（1626）努尔哈赤去世，多铎拥立皇太极为汗，备受宠信，十三岁时就受命为正白旗的旗主贝勒，参议国政，在满洲贵族中的地位日益显赫起来。

皇太极登汗位以后，多铎作为幼弟常跟随出征，天聪二年（1628）皇太极率精锐征察哈尔蒙古多罗特部，多铎从师初次远征，作战奋勇，皇太极甚喜，赐号“额尔克楚呼尔”。天聪九年（1635）五月，皇太极首次起用多铎为帅，这位年仅二十二岁的统帅率强将精兵攻击锦州，与明军会战在大凌河西岸，阵斩明副将刘应选，生擒游击曹得功等，歼明军五百余人，显现出年轻贝勒的虎气，为诸王贝勒所钦服。他班师回盛京时，皇太极亲自率诸贝勒大臣出怀远门五里外迎将慰兵，称赞多铎说：“幼弟初专阃外，能出奇取胜”，并嘉奖有加，赐良马五匹、甲五副。崇德元年（1636）封多铎为和硕豫亲王，命掌礼部事，后改管兵部事。

多铎乃努尔哈赤的幼子，皇太极的幼弟，多受溺爱，自小就有贪图享乐的陋习，皇太极对他苦心培植，多铎并不感恩图报，反生厌恶。随着年岁的增长，爵位的晋升，多铎渐染汉族官僚的劣习，斗志日衰。他“服色奇异，流于般乐”，天聪六年（1632）远征察哈尔，多铎“以妓女为恋”急欲回师，皇太极密谕告诫，多铎仍我行我素，不加收敛。崇德三年（1638）多尔衮奉命伐明，出师时皇太极亲自送行，而多铎假托“避痘”，竟不参与相送，在家私携妓女以为戏乐。同年在中后所城与明将祖大寿作战时且战且败，皇太极非常生气。崇德四年五月，皇太极在沈阳故宫崇政殿当着诸贝勒大臣前数其罪，削和硕豫亲王爵，降为一般贝勒。自此以后终皇太极之世，多铎未能得到重用。

顺治元年多尔衮摄政，掌握朝廷大权。明朝政权被李自成农民起义推翻，多尔衮率八旗大军向山海关进军与农民起义军争夺全国的统治权力，这一历史急剧转变的关键时刻，为多铎建功立业提供了机会。其时他年方三十岁，风华正茂，政治、军事知识日渐丰富，又有胞兄多尔衮的提携重用，因而在以后的五、六年间，多铎率军驰骋江南塞北，为大清开国立下了赫赫功绩。

四月二十一日，清军日夜兼程速达山海关外驻营扎寨，当日吴三桂乞降，请求清军助战。多铎与阿济格率劲旅为先，多尔衮亲统大军入山海关。多铎与吴三桂军合战李自成大顺军。多铎、阿济格竖白旗跃马从吴三桂阵右直冲农民军，这时狂风大作，飞沙弥天，大顺军被清军杀得措手不及，顷刻积尸相枕，死伤惨重，大将刘宗敏负伤，李自成败走永平，收残兵返回北京，不久又弃北京西走。多铎、阿济格率八旗精骑以吴三桂军为前锋，绕北京追击李自成军。入关战役中多铎战功居首，是多尔衮进军中原最得力的助手之一。

十月一日，顺治帝在北京举行定鼎登基大典，复多铎和硕豫亲王爵，命名“定国大将军”统领大军南征。多铎奉密谕先行剿灭李自成大顺军，然后征讨江南南明政权。十二月多铎挥师渡黄河西进，至陕州，败大顺军于灵宝，李自成军退守潼关。顺治二年（1645）正月，清军依仗“红衣大炮”的威力猛轰潼关，大顺军凿重壕，立坚壁截阻清军，喊杀声、炮击声震天动地，双方酣战甚剧。李自成精锐损失殆尽，被迫放弃潼关，奔还西安。阿济格、吴三桂军尾追李自成将抵西安。李自成自料不能敌，焚宫室，经蓝田走武关。二月，捷报至北京，多尔衮令多铎转师南京，进攻福王政权，命阿济格继续追歼李自成残军。

多铎率清军转战河南，沿途横扫李自成余部及明朝残将，攻城略地。凡所占地盘速铸官印，委以官吏，建立清朝地方政权。四月十五日，清军至扬州城下，多铎数次派人招降扬州督师史可法均被拒绝。二十五日，清军以“红衣大炮”轰城，城崩，史可法自刎未死，被执送至多铎军前，多铎劝史可法降清，可法厉声回答：“吾意早决，城亡与亡。”多铎杀史可法并下令屠城，至四月底封刀。五月十五日清军入南京城，南明福王朱由崧逃亡芜湖被清军缉获。多铎入城以后立即布告王令：“奉天伐罪，救民水火”，并为史可法建祠，拜祭明孝陵，分别录用南明归降官员。同时派遣博洛、拜尹图、阿山等清将降服南明潞王朱常淓，由多铎率领的南征大军前后招抚明朝文武官员二百四十四人，马步兵三十一万余人，江浙地区均为清朝所控制。十月多铎班师还京，顺治帝亲至南苑迎接。顺治三年（1646）五月清廷命多铎为扬威大将军，征伐叛逃的蒙古苏尼特部，该部被击溃不成军；七月又败蒙古土谢图汗军，再立战功。

顺治六年（1649）三月十八日多铎患痘疾而死，时年三十六岁。顺治九年因多尔衮削爵多铎受株连，降为郡王。乾隆四十三年（1778）多尔衮昭雪，多铎复封为和硕豫亲王，追谥曰“通”，配享太庙。

评： 孝庄文皇后精明能干，生活俭朴，一生经历了清初三朝政局的变化，精心抚育两位幼年皇帝的成长。由于她的智慧与谋略，爱新觉罗皇权得以顺利绕过几次重大的风险暗礁，她对清王朝的建立和统一全国大业都起了积极作用，是清初政治舞台上有影响的人物。

多尔衮是一代新朝的实际开创者，也是清朝入关前后的最高决策者，对于清朝的创建功勋卓著，为清朝的巩固和发展铺了奠基石，在历史上有其贡献。然而，多尔衮镇压农民起义，推行民族高压政策，对清初社会也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济尔哈朗早年跟随努尔哈赤、皇太极征南战北，尤其在努尔哈赤死后，他全力辅助皇太极开疆拓土，参与议政，是清王朝的创建人之一。清军进驻中原，建立全国的统治政权的历程中，他辅佐顺治皇帝不遗余力，就是在身处逆境的时候仍率军南征，为平定西南的抗清力量再立新功，济尔哈朗是清初三朝功臣。

多铎建功于清军进取中原、平定大江南北的统一大业之中，是清朝建国时期的一员重要将领。然而，他从幼年时期已养成享乐的陋习，以后随着显赫战功的建立，更加放纵不规。多铎可谓是清初染受汉族官僚贵族腐败习气影响最甚的一位满洲亲王。 R5A4wqolGEvqf20gWgynPGkNxlvZ5JBRN81391dmORVtoWgwyPUAteuNGKNYM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