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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尔哈赤 （1559—1626） 姓爱新觉罗，满族，出生在明朝建州左卫苏克素护部的赫图阿拉城（今辽宁新宾）。满族是女真族的后裔，明初，女真族分为建州、海西和东海三大部。努尔哈赤的祖父觉昌安任建州左卫都指挥，父亲塔克世为建州左卫指挥。努尔哈赤十岁丧母，受继母虐待，十九岁时就从父亲那里分得少量家产自立。为了生活，他登高山，攀险谷，去深山老林采松子、挖人参，到抚顺等地的马市出售。他勤奋好学，喜欢读《三国演义》、《水浒》等古典书籍，结交汉族知识分子，深受汉族文化的影响，有丰富的历史知识。后来他投到明朝辽东总兵李成梁部下，每次打仗总是奋勇冲杀，屡立战功，因而得到李成梁的赏识和器重。艰苦的劳动，广泛的社会阅历和紧张的戎马生活，使努尔哈赤成为女真族中的一个意志坚强，足智多谋，武艺超群，出类拔萃的人物。
明代女真族社会处在混乱动荡之中，各部蜂起，称王称长，互相残杀。为此，统一女真族，结束各部割据成为女真族的迫切要求和振兴民族的历史趋势，努尔哈赤正是顺应这样的时代潮流登上了政治舞台。
努尔哈赤的统一事业，首先从统一建州本部开始。明万历十一年（1583），建州右卫古埒城主阿台骚扰辽东，举兵反明。明朝驻辽将军李成梁派兵镇压阿台部，任用觉昌安和塔克世为向导。明军在攻打阿台的过程中听信一个名叫尼堪外兰的女真族小头目挑拨，误杀了觉昌安和塔克世。努尔哈赤满怀忿恨返回故里，明朝赐给他攻打阿台时的三十道敕书和十三副铠甲，并允许他承袭建州左卫指挥使的职衔。这时候，努尔哈赤已经是一个二十五岁血气方刚的青年了，他不以承袭祖职为满足，决心报父、祖被杀之仇，以十三副铠甲起兵，迈出了创立伟大事业的第一步。
到了万历十六年（1588），建州女真各部基本上已经统一在努尔哈赤的旗帜之下。统一战争的节节胜利，在女真族内部引起了强烈的震荡，特别引起力量正在增长着的海西女真的注意。明朝为了达到分而治之的目的，利用海西女真的力量来抵制建州女真的发展，经常挑起民族残杀。万历二十一年（1593），海西女真的叶赫部首领纳林布禄纠集了哈达、乌拉等九部三万之众的联军，分三路向努尔哈赤所在地发起进攻。努尔哈赤面临这场严峻的考验，积极策划，沉着应战。他向部众指出：“来敌部落很多，部长自以为首，其心不一，不过是乌合之众；而我兵虽少，可都是精兵勇将，奋力一战，伤其头目，敌兵将不击自溃。”即派兵星夜兼程，抢驻古勒山要地，“立险要之处，诱彼来战”，叶赫部被诱陷入埋伏圈，头目布斋中箭而亡，各部敌兵顿时一片混乱。努尔哈赤纵兵追击，万弩齐发，矢如暴雨，杀得敌人尸体遍地，伤亡无算，乌拉部首领满泰的弟弟布占泰被生擒。古勒大捷粉碎了以叶赫部为首九部三万之众的进攻，完成了统一建州女真各部大业，努尔哈赤因而声威大振。此后，努尔哈赤乘胜进击，采取了分化和逐个蚕食的策略，把统一战争的兵锋直指海西女真。在此后二十年的时间里，海西女真族除了叶赫部由于明朝的支持和保护未被征服以外，其余各部都被努尔哈赤所统一。分居在乌苏里江以东、黑龙江西岸的东海女真族于万历四十四年（1616）也被招来归附，至此，努尔哈赤终于完成了统一女真族的历史任命。
努尔哈赤率领部众，走过了艰难的历程，逐渐发展成为一支拥有精兵六、七万人的强大力量，“自东海至辽边，北自蒙古、嫩江，南至朝鲜鸭绿江，诸部始合为一”，以建州女真为主体的新的民族共同体——满族开始形成。
在统一女真族的过程中，努尔哈赤创建了八旗制度，建立了女真族的奴隶主贵族政权。
原来女真人各部落按自然村居住，多则二三十户，少则几户，满语叫“嘎山”。村民生产、行军、狩猎时每一成员手持弓箭，以族寨结合，十人为一“牛录”，立一人为首领，称“牛录额真”（牛录是箭的意思，额真是主的意思）。但是这种“牛录”组织是不稳定的，出行则合，归寨则散。由于军事行动的需要，努尔哈赤于万历四十三年（1615）在原“牛录”组织的基础上创建八旗制度（初创为四旗，后扩大为八旗），分黄、红、蓝、白、镶黄、镶红、镶蓝、镶白八旗，每旗设固山额真（旗主）一人，副职梅勒额真二人，管辖五甲喇；每甲喇设甲喇额真一人，管辖五牛录；每牛录三百人，设牛录额真一人，下设代子二人为副手，置四个章京。这样，每旗为七千五百人，八旗总共六万人。由三百人组成的牛录，分别于四个“嘎山”居住，由牛录章京管理“嘎山”的各种事务。八旗制度“以旗统人”，“出则备战，入则务农”，是兵民一体的社会组织，具有管理行政、军事、生产三方面的职能，与清朝的军事制度有渊源关系。与此同时，努尔哈赤在统一女真族过程中，日渐形成了以固山额真为核心的政治中心。万历十五年（1587）在呼兰哈达山南冈的二道河子，建筑了费阿拉城（称旧老城），这里地势险要，群山环抱，三面为断崖绝壁，只有北面平坦，易守难攻。就在这个简陋的城堡里，努尔哈赤定国政、布教令、立法制，为建立政权作准备。以后形势日益发展，又于万历三十一年（1603）在苏子河与嘉哈河的交汇处东岸赫图阿拉筑了一座新城，俗称老城。万历四十四年（1616），努尔哈赤在政治、法制、兵制已经初具格局的基础上，认为“帝业已成”，便称汗登位，建立了“大金”政权（史称后金），年号天命，建都赫图阿拉城。
天命政权是满族奴隶主贵族的割据政权，也是创建大清王朝的前奏。后金国的建立，推动了满族社会的进步，加快了封建化的步伐，为满洲贵族入主中原奠定了基础。
天命政权建立以后，努尔哈赤把用兵的重点从统一女真族诸部逐渐转移到反抗明朝的民族压迫方面。万历四十六年，即天命三年（1618）四月十三日努尔哈赤举行祭堂子仪式，宣布“七大恨”起兵反明。“七大恨”反映了女真族对明朝统治者在辽东地区推行民族压迫政策的强烈忿恨。当日，努尔哈赤率二万旗兵分两路向明边进军。一路攻打抚顺城为八旗兵的首战目标；另一路是攻打东州和马根单等地。努尔哈赤的第八子皇太极率领五千轻骑星夜驰骋，于十四日晚到达抚顺城外。午夜八旗兵吹响螺角，乘云梯、人梯逾城而入。事先打扮马商入城的八旗兵迅速接应，全城顿时炮火烛天，杀声四起。明朝守将李永芳措手不及，稍作抵抗后便举城投降。另一支八旗兵也攻下了东州和马根单等地。明朝辽东巡抚李维翰急派总兵张承荫率一万兵马前去镇压，途中遭八旗兵伏击，全军覆灭。努尔哈赤反明首战告捷，掠走人畜，收降明朝散兵败将，满载胜利果实回到赫图阿拉，又是祭天祀祖，又是酒席歌舞，都城一派胜利的欢乐景象。
努尔哈赤公开举起抗明大旗，八旗兵继攻破抚顺之后乘胜前进，又连下鸦鹘关、清河城、抚安、三岔儿等地，毁城略地，声威大振，不但“全辽震动”，而且京师也“举朝震骇”。明朝神宗皇帝惊呼：“辽东战争，覆军殒将，边事十分危急。”为了维持辽东的统治，明朝准备发动一次大规模的进攻战，妄图一举消灭金政权。杨镐被任命为辽东经略，从全国各地调兵遣将，筹饷集粮，经过半年多的准备，到了第二年二月（1619）终于调集了明兵八万八千多人，加上叶赫、朝鲜兵总计十万余兵马，号称四十七万大军，陆续开往辽东前线，向金政权所在地赫图阿拉进发。
努尔哈赤很快得到了明兵出边的情报，并且掌握了明军的部署和行动计划，他迅速召集诸贝勒大臣商议抗明对策。努尔哈赤认为明军主力是从抚顺而来的由杜松率领三万多人的西路大军，因而他制订了“凭你几路来，我只一路去”的方针，准备集中优势兵力打击主力明军，然后各个击破各路明军。杜松率军于二月二十九日出抚顺城，三月一日占驻战略要地萨尔浒山（今抚顺大伙房水库东侧），然后又亲率一万人攻打附近的界凡城，兵力再次分散。努尔哈赤亲率六旗四万兵力包围萨尔浒山，命代善、皇太极率二旗兵力在界凡城迎击明军。努尔哈赤率八旗兵向萨尔浒山发起猛烈攻击，不适气候和不熟悉地理环境的明军，顿时乱成一团，纷纷西逃，结果在得力阿哈一带全军被歼，总指挥杜松等将领也都战死。八旗兵在萨尔浒山取得速胜之后，奋勇打击其他三路明军。至四月五日，来犯明军除李如柏指挥的南路军逃往沈阳之外，其余三路大军全部被八旗兵各个击破。萨尔浒战役以明军损兵折将的惨败而告终。
萨尔浒大捷以后，明朝与后金的形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明朝从此实力大衰，一蹶不振，不得不由进攻转入防御；而后金力量大增，努尔哈赤政治野心也越来越大，因此对明战争由防御转入了进攻，把战事向明朝边境推进，并以夺取辽阳、沈阳作为主要的军事目标。
明军在萨尔浒惨败以后，辽东一片混乱，难民似潮水般涌向内地，明朝边官也如惊弓之鸟，惶惶不可终日。努尔哈赤看到明边空虚，人心浮动，就在萨尔浒战役结束不久，当年（1619）六月，便兴兵进犯开原、铁岭、柴河、抚安等堡，并且均为八旗兵攻克得手。八月，因开原、铁岭等重镇已失，海西女真的叶赫部失去了明军的后援，也为金政权所兼并。至此，女真族各部落都统一在以建州部为核心的民族共同体之内，成为满族的一个组成部分。
天命六年（1621）三月，努尔哈赤派人潜入沈阳，联络城内的蒙古饥民以作内应。十一日努尔哈赤亲领大军渡过浑河，于十二、十三日两天猛攻沈阳城，蒙古饥民内应，明军也作顽强抵抗，战斗异常激烈。八旗兵临阵斩杀明朝总兵贺世贤，攻克沈阳城。十八日，努尔哈赤乘胜挥师进兵辽阳，明军引水注壕，环城列炮，死守孤城。八旗兵从右翼毁闸，左翼毁桥断了明军水源和退路，开展了激烈的巷战，经略袁应泰自杀，辽阳也落入后金之手。
胜利之后，努尔哈赤决定迁都辽阳（1621），五年以后（1625）把国都迁至沈阳。清朝尊沈阳为盛京，成为第二政治中心。
宁远未得，沈阳不安。天命十一年（1626）正月努尔哈赤率六万大军亲征辽东重镇宁远城。守将袁崇焕奋起抵抗，八旗兵数次强攻，终不能得手，而且伤亡很大。努尔哈赤认为已无力攻破宁远，只得撤兵回沈阳。攻打宁远失利，努尔哈赤满怀郁忿，八月十一日患毒疽不治而死，终年六十八岁，葬于沈阳福陵，清朝尊努尔哈赤为太祖。
皇太极 （1592—1643） 姓爱新觉罗，努尔哈赤第八子，其母蒙古叶赫纳喇氏。努尔哈赤创建八旗制度时，二十二岁的皇太极为正白旗固山额真，并同代善、阿敏、莾古尔泰为“四大贝勒”，共理机务，成为后金政权的核心成员。
青年时代的皇太极跟随努尔哈赤驰骋疆场，“勇敢绝伦”，战功显赫。“七大恨”抗明首战抚顺是他向父汗献策而取得的重大胜利，极大地鼓起了女真族进行抗明战争的热情。在著名的萨尔浒大战中皇太极转战三路，冲锋陷阵，奋勇杀敌，战功卓著。
天命十一年（1626）努尔哈赤死，皇太极即汗位，次年改为天聪元年（1627）。他登上汗位以后，推行了一系列封建化的治国新政，其中最为重要的一项新政就是礼优汉官，更定官制，与汉族封建王朝的统治制度接轨。
后金国的统治地盘扩张至辽沈地区之后，它的主要统治对象由原来的女真族转变为广大的汉民。因此，皇太极在辽沈地区首先推行“编户为民”政策，把大批汉民从奴隶制“拖克索”（农庄）中解脱出来，成为个体农户，他强调“满洲、蒙古、汉人视同一体”，从而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汉民的处境，解放了生产力。为了统治人数多于女真人的汉民的需要，降金汉官在后金政权中的地位越来越显得重要起来。努尔哈赤时期虽曾经有过优待明朝降官的先例，抚顺守将李永芳降服以后，被升为总兵官，并将孙女嫁给他，又委以管辖汉民的重任。但当时努尔哈赤对汉官基本上是采取打击和排斥的政策，对汉民也是采取奴役和屠杀政策。如今形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为了巩固辽东地区的统治，皇太极实行了礼优汉官的方针。
皇太极对汉官范文程和降将洪承畴的优遇和器重最为典型。
范文程是宋明两朝名臣的后代，祖辈移居沈阳，是明朝秀才，满腹经纶，有智谋，有远见。天命三年（1618）在抚顺谒见努尔哈赤，对策论学，纵横古今，很得赏识。皇太极登汗以后，对他更为器重，让他参预军政大计的决策，凡经范文程草拟的文书，总是批准照办，每次召见讨论军事，常谈到深夜还不能尽言。平时每逢与臣下议政，皇太极总要先问：“范章京知道吗？”如遇臣下议奏有不当之处，皇太极即语：“何不先与范章京商议？”有时范文程患疾，一些重大事情还得等他病愈后才能裁决。皇太极对范文程的信任简直到了言听计从的地步。
洪承畴是明朝重臣名将，崇德五年（1640）东北要塞锦州告急，崇祯皇帝命他率军出关解锦州之围。崇德七年（1642）洪承畴在松山战役中被清军擒获，解送盛京。皇太极为了招降他费了一番心计，把他安置在沈阳的高级寓所，每天酒肉款待。承畴乃大明将帅，不愿苟且求生，他日夜蓬头赤足，不语不食。皇太极多次派大臣去劝降，都被痛斥而返。后来派范文程去开导劝降，他仍怒骂不休。范文程暂且不提投诚的事，却与他谈论古今佚事，洪承畴才整整衣冠，平心静气而对之。这时候恰巧屋梁积尘落在洪的衣襟上，他几次用袖轻轻将尘屑拂去。范文程回来向皇太极报告说：“承畴是不会绝食而尽的，他如此爱惜衣服，更何况对自己的生命呢！”皇太极听了很受启发，增强了劝降的信心，决定亲自到洪承畴寓所与之对话。其时，正是初春二月，盛京仍寒气袭人，皇太极见洪承畴衣服单薄，就卸下自己身上的貂皮披风，给他披上，并和蔼地询问说：“将军受冷吧？”承畴受到意外的关怀，久久看着皇太极颇为感动，最后叹了一声道：“真命世之主也！”随即叩首请降。皇太极高兴极了，赐给他很多珍贵物品，还在宫中演戏设宴表示庆贺。一些八旗贝勒对这位手下败将、羁縻之囚被如此款待，心中不服。皇太极胸有成竹地问诸位贝勒说：“太祖带领我们栉风沐雨，转战疆场是为了什么？”他们回答说：“想得中原啊！”皇太极笑着说：“比如行路，我们都是盲人，今得一引路者，我怎么不感到高兴呢！”诸贝勒听了他的开导，也都心悦诚服了。洪承畴降清以后，官至大学士、兵部尚书、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他在清军入关和南下的许多战役中立下了汗马功劳。
对于明朝降清的汉官、汉将，皇太极都以礼相待，不论职衔尊微，人数多寡，一律收留，“无不恩养之”；至于明朝有影响的知名人士，待遇更加优厚：先宴请，后赏赐，任命官职，安排家眷，给奴仆、马匹，除亲自宴请外，还规定八旗贝勒轮番宴请，“宰牲请宴，曾无虚日”。他经常疏导八旗贝勒大臣说：“要使人心悦诚服，以图大事，惟多得人为喜耳。金银财币用之有尽，收到一二贤人，好处无穷。”皇太极礼优汉官的政策，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仅在天聪五年（1631）八旗兵攻取大凌河城时，就收降汉官汉将一百数十人。明朝在东北的主要将领如祖大寿、洪承畴、张存仁、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等都在皇太极时期先后降清，成为清朝的一支重要军事力量。由于大批汉官汉将降清和对蒙古族的统一，皇太极于崇德七年（1642）增编了蒙古八旗、汉军八旗，加上原来的满洲八旗，组成了一支各民族联合的军事劲旅，为清军入关，统一全国，巩固统治政权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粗糙的后金奴隶主政权同日益发展着的满族社会越来越不相适应，尤其是大批满人进入辽沈地区以后，他们的封建化意识明显增强，因而改革行政机构已经是势在必行了。于是皇太极借鉴汉族封建王朝的统治经验，仿照明朝制度，加强皇权，更定官制，设置各级新的统治机构。
努尔哈赤生前规定了“八和硕贝勒共理国政”，四大贝勒轮值执掌政务的政体，皇太极同其他三大贝勒并起并坐，实际上是共同执政。这种君权与旗主分权体制妨碍了满族社会的封建化进程。天聪五年（1631）皇太极采纳降清汉官的建议，设立了吏、户、礼、兵、刑、工六部，由八旗贝勒兼管各部事务。皇太极面谕六部大臣，要求他们奉公守法，“以副朕意”，废除了原来八旗旗主“共理国政”的旧制，建立了君权的独尊地位。同时，皇太极还设置文馆把儒臣分两班，称笔帖式（文书），也称文馆大学士，分别翻译汉文典籍和记注本朝政事，实际上成了他的咨询机构和秘书班子。天聪十年（1636）又改文馆为内三院：
内国史院，掌管记录起注，撰写诏令、表彰文稿；
内秘书院，掌管撰写对外交往的文书和对下属官吏的训令以及起草祭文；
内弘文院，掌注译史籍以及向汗及王子讲经论史。
各院均设大学士、学士三人，三院计九人，由满、蒙、汉人分别担任。
崇德元年（1636）又设都察院，以监察各级官员；增设理藩院处理同蒙古族的关系并协调与各民族的关系。入关以后，它们成为清朝定制，对于我国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巩固发展，发挥了特殊的作用。皇太极还接受汉官的建议，开科取士，吸纳了大批汉族知识分子参与满族政权。
经过皇太极一系列的政治改革，清政权日臻完善，逐渐与汉族封建政权相近似，表明满族社会已经跨进了封建制度的大门。
皇太极在天聪九年（1635）率兵征服了蒙古察哈尔部，漠南蒙古统一在后金的版图；在此以前还收服朝鲜，使其“称弟纳贡”，解除了金政权的后顾之忧。他又从蒙古林丹汗的儿子那里获得了元朝的“传国玉玺”，皇太极认为“天命归金”，自己应该为天下共主。天聪十年四月十一日，在沈阳宫殿里举行了隆重的上尊号大典，正式称为“仁圣皇帝”，成为大清王朝的第一帝。然后改族称女真为满洲，改国号大金为大清，改年号天聪为崇德，1636年为崇德元年。从此，以满洲贵族为主体的一个新的政权——大清国出现在东北地区。
皇太极是一位有谋有智的政治家，他不仅统一蒙古，收服朝鲜，巩固了满族政权在辽东的地位，而且在军事征服节节胜利的形势下，其取代明朝统治全国的意识日益强烈起来。他在“致明国皇帝书”中公开表明了取得全国统治权力的雄心壮志，他说：“自古天下，非一姓所常有。天运循环……岂有帝之裔常为帝，王之裔常为王哉！”根据这个理论，皇太极加紧了征明的军事行动，他亲自率兵围锦州，战松山，收降明将洪承畴、祖大寿，拔去了清军进兵关内的两大军事重镇，明军失去要塞，在东北的精锐损失殆尽，再也无力抗拒清军的进攻了。崇德七年到八年间（1642—1643），皇太极派大军攻入关内扰掠晋、冀、鲁等地全胜而归，八旗兵威震中原，进行了大举入关的军事演习。军事上的不断胜利和皇权的加强，皇太极政治威望极大地得到提高，崇德七年十月西藏达赖五世派遣使臣不远万里到盛京朝觐大清皇帝；厄鲁特蒙古首领戴青绰尔济等也亲赴盛京，向清通好。皇太极看到宏图大业即将实现，满怀着无限喜悦的心情。
正是在入关前伟大胜利的关键时刻，崇德八年（1643）八月九日晚上亥时（十时左右）因患中风，皇太极与世长辞，享年五十二岁，在位十七年，安葬昭陵（今沈阳北陵），清朝尊他为太宗。
皇太极虽在入关前离开人世，没能登上统治全国的皇帝宝座，然而，经过他终生的奋斗，已经形成了多民族统一国家封建王朝的雏形，定鼎燕京，统治全中国已呈水到渠成之势，一代新朝——大清帝国诞生在即。
评： 努尔哈赤是清王朝的奠基人，自登上政治舞台以来，顺应历史潮流完成了统一女真族的历史使命，是一位出色的满族英雄。他率领部众攻城略地，设八旗制度，建后金政权，割据辽东，为满洲贵族入主中原建立清王朝奠定了基石。然而，努尔哈赤在进行民族战争的过程中，用民族屠杀的政策来反抗明朝的民族压迫，无疑也给满汉人民带来了灾难。
青年时代的皇太极鼎力助父汗统一女真族，转战疆场，屡建战功。二十二岁登上后金汗位，在位十七年间他大刀阔斧地推行封建化改革措施，完善了政治制度，发展了社会经济，推进了满族社会的进步，为清王朝建立全国性的统治政权打下了基础。皇太极是新一代封建王朝的开拓者，在清朝历史上写下了重要一页。
顺治帝 （1638—1661） 姓爱新觉罗，名福临，即位以后年号顺治，故称顺治皇帝。皇太极第九子，崇德八年（1643）皇太极“暴逝”，福临登帝位，次年为顺治元年。
顺治帝六岁即位，由叔父多尔衮和堂叔济尔哈朗摄政，顺治元年九月，在济尔哈朗护送下从沈阳抵达北京，诏告天下，定鼎燕京，正式宣布清王朝对全国的统治，他是满洲贵族入主中原，君临天下的第一代皇帝。
多尔衮独揽大权，顺治帝不涉政事，只是一位名义上的皇帝而已。多尔衮为了长期控制清朝大权，企图置皇帝为傀儡，因而对小皇帝的教育漠不关心。一些满汉大臣曾几次向多尔衮上疏，要求对顺治帝“朝夕进讲，及时典学”，让小皇帝熟悉满汉“圣训”，获得披览臣工奏章的知识，而多尔衮却以“皇上年幼”为托辞，不予采纳。顺治七年（1650）十二月，多尔衮死在塞外喀喇城。顺治八年顺治帝亲政，由于从小未经系统的学习，十四岁的顺治帝对汉文尤为陌生，“阅读诸臣奏章，茫然不解”。多尔衮突然死去，英王阿济格企图在顺治帝无力控制大局的时候，利用多尔衮发丧的机会，纠集两白旗大臣，夺取权力。阿济格是努尔哈赤的第十二子，随皇太极在征蒙古察哈尔部，取锦州，掠中原等重大战役中，屡立战功，封为英亲王。多尔衮死后，他图谋以叔父名义摄政，步多尔衮的后尘而控制朝廷大权。但阿济格其人鲁莽暴戾，在满洲贵族中不得人心，无人听从，众叛亲离，阴谋败露后被幽禁，最后落得赐死自裁的可悲下场。
阿济格篡权事件发生以后，年轻的顺治皇帝深感继承祖业道路艰难险阻，加上母亲孝庄文皇后的谆谆开导，他立志做一位勤政爱民，拓展祖业的大清皇帝。为此，顺治帝勤奋读书，每天除了处理军政大事以外，五更起读至深夜不息，对着窗外的天宇明空，皓月繁星背诵六经，深思要义。他孜孜不倦地苦读《左传》、《史记》、《资治通鉴》，对列朝兴亡盛衰加以深思究原。顺治帝还在处理政务之余，雅意古文，游艺翰墨，所绘山水丹青颇有诗、书、画三绝之美。经过数年的努力，他很快地掌握了批览臣奏和独断朝廷重大政事的知识与能力，政治上日渐成熟起来。
顺治帝亲政以后，政治、经济、军事诸方面面临着十分严峻的考验。
政治上，清军入关用军事征服的手段统一全国，民族矛盾非常激烈，各地各族人民的反清武装此起彼伏，随时都有形成席卷之势的可能；明朝腐败风气也在染及满洲贵族和一些新的满汉官僚，贪官污吏充斥各级统治机构，有重蹈明亡覆辙的危险。
经济上，明末清初战乱不休，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的破坏，京畿数省满洲贵族圈地，民失作业，雪上加霜。从南到北灾民成群，流寇四起，赋税无着，国库存银仅二十万两，入不敷出，财政匮乏。
军事上，明将李定国在华南发动了强大的攻势，定南王孔有德、敬谨亲王尼堪相继战败身亡，朝野震惊，人心惶惶。郑成功势力盘驻沿海，甚至举兵北伐，直逼南京，朝廷为之不安。
面对清初的困难局面，顺治帝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用了八年时间总算把清王朝的统治政权巩固下来，为康、雍、乾盛世的形成打下了基础。
顺治帝以明朝兴亡为鉴，常对户部官员说，明初取民有制，休养生息，到万历年间海内殷富，家给有足，天下太平；天启、崇祯之世，增兵加派，贪吏为奸，民生扰乱，社会不宁，良足深鉴。他认为免蹈明亡覆辙，首要的问题是整肃吏治，严惩贪官。他说：“国家纪纲，首重廉吏，国家设官，必公忠自矢，方能裨益民生，共襄盛世。”所以顺治帝在亲政不久，就开始整顿吏治，严肃政纪。顺治八年闰二月，短短三天之内，接连给吏部下了四道谕旨，斥责各级官员刻剥民财，贪污成风，而总督巡抚对大贪大恶也充耳不闻，怂恿姑息。他命令督抚对下属严加甄别，有德有才者着力保荐，不识文字、不堪胜任者，立行参劾，同时还派出权力极大的监察御史巡视各地。漕督吴惟华、江宁巡抚土国宝，因婪赃误漕、徇庇贪污等罪，先后为御史所纠，顺治帝立即将他们革职严询。顺治九年（1652）五月下诏“京察六年一举行”，对中央部院大官首先进行稽察。顺治十一年实行“大计天下”，对地方官员普遍进行甄别，并规定以后每三年举行一次。这年大计天下，各级官员不能胜任而被革职、降调者达九百六十九人之多。为了督察官吏，提高各级衙门的办事效率，在顺治帝亲自过问和督促之下，各部院制订了许多规章制度和赏罚条例，如“违限处分例”、“议覆本章时限”等条例必须严格执行，违者重治不贷。顺治十二年（1655）十一月，顺治帝命巡按御史顾仁出京巡察地方，行前曾二次召见顾仁，告诫他必须洁己率属，奠定民生，若不法受贿，定行正法。然而，顾仁视皇帝的告诫为耳边风，到了地方贪赃纳贿，陷害无辜，被吏部书吏章冕讦告。顺治帝非常愤怒，多次亲自审问顾仁，予以弃市严惩。还对推举顾仁的王尔禄、龚鼎孳、曹溶等分别作了严肃处理。顾仁一案引出了其他贪污枉法的一系列案件，惩治了一批贪官污吏，这是入关以来朝廷首次整顿吏治之举，为以后的几代皇帝做出了榜样。
顺治帝整顿吏治，严肃政纪对于高层的满洲贵族也不例外。顺治帝亲政的第二年，正白旗大臣苏克萨哈讦告多尔衮生前“谋逆”，顺治帝抓住这一重大事件，不仅削多尔衮的爵，籍没其家产，下令停止建造多尔衮为避暑而在边外修建的新城工程，并且也惩处了一批多尔衮的党羽，其中不乏贪赃枉法之辈。当然，顺治帝惩处多尔衮事件，另一目的就是为了树立皇帝权威，但是客观上也整肃了满洲贵族中的腐败风气。
鉴于明代太监干政误国的历史教训，顺治帝对宫内太监也严加管束。顺治十年（1653），他严申：“宫内寺人（太监）官衔不得高于四品，非奉差遣，不许擅出皇城；不许干涉一事；不许结交外官。”顺治十二年又在十三衙门（宫内管理太监机构）前铸立铁牌，再次强调宫中太监“但有犯法干政、窃权纳贿、嘱托内外衙门、交结满汉官员、越分擅奏外事、上言官吏贤劣者，即行凌迟处死，定不姑息”。这块铁牌成了清代禁止宦官干政的家法，其效果直至晚清。
为了加强统治和稳定社会秩序，顺治帝采取了重用汉官和剿抚并用反清武装的策略，以缓和民族矛盾和削弱民间的反清势力。
清初，京官部院长官都由满人汉人共同担任，但是实权却掌握在满官手中，大印也由满员掌管。顺治十年正月顺治帝发出谕旨说：“自亲政以来，各衙门奏事，但有满臣，未见汉臣。大小臣工皆朕心腹手足，以后进奏均应满汉臣工会同。”并且规定各政府衙门掌印“不必分别满汉”。一批降清汉官如范文程、洪承畴、冯铨、陈名夏等人都被委以重任，升迁要职。对于社会上的反清势力，顺治帝采取按抚招降的政策，加以妥协解决。顺治十年他下令兵部，对各地小股反清武装，凡自首投诚者，其为首的可赦前罪，免于刑法，士兵或补充编入清军队伍，或归籍务农不得歧视，还命地方官遍张告示，“务使百姓人人知晓”。甚至对台湾的郑成功抗清力量也作出了重大的让步，敕封他为海澄公，不仅允许他拥兵自保，还指定泉、漳、惠、潮四府为其据兵之地。顺治帝的让步政策未为郑氏所接受，台湾仍为清朝海疆的一大威胁。顺治帝招降弥乱的怀柔政策，为结束兵乱统一全国安定社会发生了积极的作用，顺治十四年（1657）孙可望受降，十六年平定李定国抗清武装，云南为清朝所统一，至此，除台湾以外全国抗清力量均被讨平。
顺治帝与民休息政策恢复社会经济初见成效。他特命户部编制《赋役全书》颁布天下，以明代万历中期的额度为征赋标准，免去天启、崇祯年间的各种杂捐苛派。为了防止地方官吏任意加征，根据《赋役全书》所载各省、州、府、县应征数额颁发《易知由单》作为民户缴纳赋税的凭据，这样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的负担。节流与开源并举，顺治帝还大力提倡开垦荒地，并且把各地开荒的数量列入对地方官吏考核内容，以资鼓励。从顺治八年到十八年（1651—1661），全国耕地面积增加176%，扩大了生产基地，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初步发展。
此外，顺治帝还致力于清朝政权机制和法制的不断完善，顺治十五年（1658）改关外时期的内三院为内阁，大学士加殿阁衔；设翰林院及掌院学士官。顺治四年编制《大清律》，顺治十二年命刑部仿照明朝会典，编成简明则例，入律各条有例可稽，为清朝法典的完臻迈出了可贵的一步。
复杂的政治斗争也逐渐使顺治帝感到人生的厌倦，因而对佛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曾召见当时的高僧到宫中讲授佛经，对僧侣极为尊崇。顺治帝性格暴躁，感情脆弱，又多愁善感。顺治十七年（1660）八月，宠爱的董妃突然病死，他为之悲痛欲绝，萌生剃发出家的念头，后因各方人士的劝说出家未成，然精神萎靡，情绪日益消沉，又染上天花病，顺治十八年正月初八日（1661年2月5日）的夜间于养心殿与世长辞，终年二十四岁。四月十七日顺治帝遗体按佛教仪式进行火葬，骨灰葬于孝陵。庙号（皇帝死后在太庙立室奉祀，所立名之号）世祖，尊谥为“章皇帝”。
评： 顺治帝六岁即位，十四岁亲政，在位十八年。他注重整肃吏治，推行与民休息政策，为稳定社会，恢复经济、巩固清朝统治政权作出了贡献，初创了清王朝走向强盛的新局面。
孝庄文皇后 （1613—1688） 姓博尔济吉特氏，出生于蒙古科尔沁部，贝勒寨桑之女。天命十年（1625）二月，由她的哥哥吴克善台吉（台吉为蒙古贵族的尊称）伴送到盛京嫁给努尔哈赤的第八子皇太极为妻，此时她年仅十三岁。婚后生有三女，即：固伦雍穆长公主、固伦淑慧长公主、固伦淑哲长公主。1636年皇太极称帝，封博尔济吉特氏为永福宫庄妃，崇德三年（1638）生皇九子福临，1643年福临即位（顺治帝），尊庄妃为皇太后，谥号“孝庄”，故史称孝庄文皇后。
孝庄文皇后天生丽质，称得上清朝前期的绝代佳人。她临事处置沉静果断，早在皇太极时期，孝庄文皇后就“赞助内政”，为皇太极“肇造丕基”出力。崇德八年（1643）皇太极暴死，孝庄文皇后痛不欲生，愿以身殉，诸王贝勒大臣都认为子女年幼，需要母亲的抚育教养，故合辞劝阻。由于满族国君无生前立储的传统，所以皇太极暴逝后，诸王兄弟相争为乱。睿亲王多尔衮和皇长子肃亲王豪格是争夺皇位的主要人物，两人各有党羽亲信，在盛京故宫剑拔弩张，一场厮杀一触即发。多尔衮为了宗室贵族免于分裂，太祖、太宗艰辛创业不致毁于一旦，从大局着想，最后作出了让步，拥立皇太极第九子，孝庄皇后的儿子六岁的福临为帝，年号顺治，初创时期的清朝政权转危为安。
顺治帝年幼即位，多尔衮名为摄政，实是执政，是清朝入关前后无皇帝之名的真皇帝。顺治元年九月，孝庄皇太后和顺治帝在郑亲王济尔哈朗的护送下，离开盛京住进北京皇宫。颇有心计的孝庄皇太后深深地感到多尔衮专权朝政的形势，无疑威胁着儿子顺治帝的皇位，便努力调处。有一种说法说，孝庄皇太后以满族女能人的魄力，按满族“兄死则妻其嫂”的习俗，毅然下嫁给多尔衮。虽然太后是否下嫁史学界说法不一，可是文献资料对下嫁事实的记载应该正视。据蒋良骐《东华录》的记载，多尔衮常出入皇宫内院，顺治帝也称多尔衮为“皇父摄政王”，清初有诗云：“春宫昨进新仪注，大礼恭逢太后婚。”（张煌言《建州宫词》）就是指孝庄皇太后下嫁多尔衮结婚典礼。孝庄皇太后在临终遗言中也表示不想同皇太极合葬。因此“太后下嫁”事，当非空穴来风。出于政治原因，这种举措也无损于她的历史地位。由于孝庄皇太后的调停，顺治帝的皇位保住了，多尔衮没有取而代之，清朝大权逐渐顺利地转移在顺治皇帝手中。
为了初创时期的清王朝能够得到汉族上层的支持，孝庄皇太后敢于冲破满、汉不得通婚的惯例，顺治十年（1653）她把孔有德的女儿孔四贞“育之宫中”当作宗室郡主看待；又把皇太极第十四女和硕公主嫁给吴三桂的儿子吴应熊为妻，起到拉拢汉军将领的作用。
顺治十八年（1661）顺治帝去世，八岁的玄烨即位，年号康熙。经过顺治时代的风风雨雨，清朝的统治政权初步巩固，这时的孝庄皇太后已是清朝统治集团中德高望重，一言九鼎的重要人物了。康熙帝十岁的时候，他的生母慈和皇太后病逝，祖母孝庄皇太后便成了康熙帝的护养人。康熙初年，孝庄皇太后尽心教养幼帝，护卫着爱新觉罗政权避过重大的政治风险和暗礁，使大清王朝到达盛世的彼岸。
康熙帝即位，遵顺治帝的遗诏，由索尼、遏必隆、苏克萨哈、鳌拜四大臣辅政。四大臣竭力反对顺治帝时期的封建化政策，推行了一系列倒行逆施措施。鳌拜尤为专横跋扈，目无幼主，妄图篡夺皇权。他擅兴大狱，滥杀无辜，甚至公然在康熙帝面前垂掌拍胸，藐视幼主，企图要挟皇帝以令诸臣。作为康熙帝的护养人孝庄皇太后，当然不允许自己心爱的孙子受鳌拜集团的任意摆布。康熙六年（1667），十四岁的康熙帝亲政，孝庄皇太后成了康熙帝同鳌拜集团作斗争的坚强后盾，在她的支持下，康熙八年，康熙帝一举粉碎了鳌拜集团，夺回了权力。
康熙十二年（1673）发生了以吴三桂为首的三藩叛乱，孝庄皇太后全力支持康熙帝平叛，她念出征将士的劳苦，拨出宫中金帛加以犒劳。这时，内蒙察哈尔首领布尔尼乘三藩叛乱清军无力北征的机会，也兴兵作乱。就在这紧要时刻，孝庄皇太后向康熙帝建议说：“图海才略出众，可当其责，”派大学士图海领兵前去镇压，出征时她再三嘱咐“毋行掳掠”。结果布尔尼部仓促抵抗，大败而逃，布尔尼被杀，叛乱很快平定，可见孝庄皇太后知人善任，果断行事。
清初，由于长期战乱，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所以孝庄皇太后提倡节俭，多次把宫中节省下来的银钱赈济灾民。她的节俭家风，影响到康熙、雍正两朝。
孝庄皇太后颇得康熙帝的尊敬，几乎每天上朝前或下朝后都要到祖母那里请安。康熙十一年（1672）陪奉祖母去赤城温泉，经过长安岭时，康熙帝亲自下马为太皇太后扶轿过岭。
康熙二十六年（1687）九月孝庄皇太后患重病，康熙帝不分昼夜地侍候在她的榻边，亲尝药汤，精心奉侍，并传谕内阁非紧要事不得奏闻。十二月，康熙帝步行至天坛，替祖母祈祷，乞求皇天后土宁愿减己之寿以益太后，在旁陪祀的诸王大臣，见此情景无不感动泣哭。十二月二十五日孝庄皇太后逝世，享年七十五岁，谥号“孝庄”。临终前她嘱咐康熙帝说：“太宗安葬已久，不用再打开他的陵墓了。况且我也很想念你们父子，不想远离，可在孝陵附近安葬，这样我就安心了。”所以康熙帝把孝庄皇太后的灵柩暂厝在清东陵，雍正二年（1724）才正式葬入东陵地宫，因方位在沈阳清太宗昭陵之西，故称“昭西陵”。
多尔衮 （1612—1650） 努尔哈赤第十四子，十五岁时封为贝勒，他在十大贝勒中按年龄长幼序列第九，所以也被称为“九王”。多尔衮幼年时就初露锋芒，为努尔哈赤所钟爱和器重。
天聪二年（1628），年仅十七岁的多尔衮随皇太极出征察哈尔多罗特部，立了大功赐“墨尔根岱青”（意为聪明王）的称号。天聪五年（1631）皇太极设六部，多尔衮受命掌管吏部。
天聪八年（1634）后金再度西征漠南蒙古，察哈尔部首领林丹汗逃到青海大草滩，患痘疾病死。次年二月，皇太极命多尔衮等率精骑万余，扫灭林丹汗残部，这次出征多尔衮不仅招降了林丹汗的妻子囊囊太后和汗位继承人额哲，而且获得了流传在蒙古族二百多年的元朝传国宝玺“制诰之宝”。皇太极大喜，认为“天锡至宝，此一统万年之瑞也”，所以改国号为大清，改族称为满洲，改年号为崇德，皇太极登上了大清皇帝的宝座。多尔衮功勋卓著，晋封为“和硕睿亲王”，获满洲贵族的最高爵位。
多尔衮勇敢善战，但不是鲁莽拼杀的赳赳武夫，他“聪慧多智，谋略过人”，是一位颇有政治头脑的杰出人物。天聪七年（1633）皇太极询问八旗诸王贝勒关于征明及察哈尔、朝鲜何者为先？命各抒己见。多尔衮力主“征明”为先，“入边直逼燕京”，皇太极采纳他的建议，把夺取全国政权作为“大金”的战略目标。至崇德三年（1638）先后两次遣多尔衮为“奉命大将军”，率八旗大军入明边直捣中原，纵横千里，攻克城池四十余座，掠人口二十五万余，财物不计其数，使明朝“国力耗竭”。
崇德元年（1636）十二月，皇太极挥师掠朝鲜，围国王李倧于南汉城，久攻不下，皇太极先期回国。次年正月，命多尔衮率水师进攻江华岛，此岛居住着朝鲜的两个王子、王妃及众大臣与眷属，八旗兵遇到顽强抵抗。多尔衮派人于城下喊话说：“屠城很容易，因为皇帝有诏允许议和，所以顿兵不进。”并且当场送还所掳男女，朝鲜王子便开城出降，多尔衮命清军入城“无得杀戮”，对朝鲜王子及诸大臣“颇及礼待”。被围于南汉城的朝鲜国王李倧很受感动，便“率文武诸臣”献出明朝所赐“敕印”，称臣于清。统一蒙古、臣服朝鲜，清政权消除关外的后顾之患，可以全力“伐明”，多尔衮为此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崇德八年（1643）八月初九日皇太极“暴逝”，因为嗣君未定，满洲贵族内部为争夺君位矛盾异常激烈。诸王贝勒布置巴牙喇兵（精锐卫兵），环立宫殿，剑拔弩张，气氛紧张。显然，嗣位如得不到妥善解决，满洲大清政权有面临分裂的危险。此时，两黄旗将领坚持立皇太极长子豪格为君；两白旗将领却要拥立多尔衮为新帝，双方势不两立，凶相毕露。多尔衮的同母兄英亲王阿济格、同母弟豫亲王多铎，跪请多尔衮“即尊位”，而他誓死不从，表示“如果要我即帝位，宁可自刎以谢先帝。”多尔衮以全局为重，拥立皇太极第九子福临为嗣皇帝。福临年仅六岁，多尔衮向诸王大臣宣告：“帝年岁幼稚，吾与郑亲王分掌其事，左右辅政，年长之后当即归政。”并同济尔哈朗一起对天宣誓说：若“有不秉公辅理，妄自尊大者，天地谴之”。多尔衮用折中的办法，妥然解决了皇太极暴逝之后的皇位继承问题，爱新觉罗家族避免了一场一触即发的大分裂，满洲贵族入主中原，夺取全国统治政权的目标才有可能得以实现。
福临即位初期，多尔衮与济尔哈朗共同辅政，后来多尔衮独揽大权，称“叔父摄政王”，“大小国事，九王专掌”。多尔衮不仅在协助皇太极“拓土开疆”的事业中其功绩冠于诸王，而且在平定中原，建立清王朝统治全国的大业中发挥了更加重要的作用。
明清之际，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多尔衮在盛京密切注视着中原形势的发展。顺治元年（1644）四月，他接受降清汉官、汉将范文程、洪承畴等人关于“当今正是诸王建功立业，名垂万世的时候，应该进取中原”的建议。他打出了“救民出水火”的旗号，整肃军纪，亲佩“大将军印”，四月初七日于盛京祭天，九日出师，进军山海关。此时，吴三桂与李自成率领的二十万大军正在山海关激战，危急之时，吴三桂致书多尔衮，乞求速选精兵入关“灭流寇于宫廷”。多尔衮复书说：将军“率众来归，必封以故土，晋以藩王”。四月二十二日，吴三桂出关迎拜多尔衮，“以白马祭天，乌牛祭地”，结为同盟，联合作战。李自成腹背受敌，兵败西撤，多尔衮令吴三桂、阿济格、多铎绕道北京，往西追击大顺军。
五月二日，多尔衮率八旗兵入京，明朝文武遗臣于京郊五里之外，用皇帝专用銮舆仪仗，迎接摄政王。多尔衮不“逾越”皇礼，再三推辞说：“吾效法周公而辅佐幼主，不当以帝礼入京”，后来改用亲王礼仪进入北京，入居武英殿。
为稳定京城局势，清军入城以后多尔衮立即布告王令：一、旗兵入关为了“除暴救民，灭贼以定天下，为尔等复君父仇。勿杀无辜，勿掠财物，勿焚民舍，不如约者，罪之”；二、令兵部传檄各省州郡县，凡归顺明官，保全钱粮、户口、兵马册籍者升官加爵；三、为明崇祯帝发丧，全城官民服丧三日，由礼部以帝礼葬于昌平明陵，并派兵护守明朝帝陵。由于多尔衮政策得当，中原局面没有发生重大的变乱，社会秩序立即恢复正常。
九月十九日顺治帝御驾入京，十月一日北京天坛举行定鼎大典，七岁的顺治帝祭告天地宗庙社稷，即皇帝位，定鼎燕京，“建有天下之号曰大清，纪元顺治”，一代新朝正式宣告建立。此时，多尔衮几乎每天在武英殿召见降清汉官、汉将，询问明朝典制，商量安民大计，制定了建国创制的大政方针：
首先，军事上继续镇压大顺军、大西军农民起义余部，同时派遣大军南下，消灭南明政权，以完成统一天下大业。
其次，推行民族征服的高压政策，屠城、剃发、易服强制改变汉民传统的生活方式。
再次，经济上取消明末“三饷加派”（辽饷、剿饷、练饷）苛政，征收赋役以“万历中册为准”，减轻人民负担。同时为了安置东来的满洲贵族和八旗旗丁及眷属，于京畿、河北、山东一带大量圈占土地，建为庄田，又推行投充、逃人法，强迫汉人为庄田奴仆，“民人失业，富室无产”，“妇子流离，哭声满路”，华北地区社会经济遭到破坏。
政治上“承明制”，除了议政王大臣制和理藩院以外，从中央到地方，袭明朝体制，统治全国。
多尔衮认为“治理需人，不必苛求”，凡明朝降官一律加官晋爵。至于明朝的一些知名官员，多尔衮亲加“书征”以示招徕，如故明大学士冯铨“闻命即至”，授弘文院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又治罪“依准明律”，同时着手制订《大清律》创建清初法制。多尔衮还采纳汉官范文程、张存仁等人关于“士心得则民心得”的建议，下令开科取士。顺治二年（1645）顺天府乡试“进场秀才三千”，多尔衮惊呼：“可谓多人矣！”顺治三年三月在京会试天下举人，一些隐匿民间的知识分子纷纷应试，“读书者有出仕之望，而从逆之念自息”，在士大夫中缓和了反清的抵触情绪。
多尔衮在推行民族高压政策的同时，也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政策措施，使满洲贵族入关以后，在较短的时期里，很快地建立起对全国的统治政权。政局得到稳定，经济逐渐恢复。多尔衮功勋最大，地位越来越尊，由“摄政王”、“叔父摄政王”至“皇父摄政王”步步升格，因而他长期掌握大权的欲望也就越来越强烈，置顺治帝于傀儡地位，引起了满洲贵族内部的不满。
顺治七年（1650）十一月多尔衮出猎古北口外，不慎坠马受伤，十二月死于喀喇城，年三十九岁。顺治帝加谥号曰“诚敬义皇帝”。多尔衮死后仅两个月，苏克萨哈等正白旗将领首告他曾“谋篡大位”，“僭妄不可枚举”。顺治帝为了建树皇帝的权威，下诏削多尔衮爵，神主逐出太庙，还平墓葬，毁府邸。百年之后，乾隆四十三年（1778）乾隆帝认为多尔衮“分遣诸王，追歼流寇，抚定疆陲，一切创制规模，皆所经划”，“定国开基，以成一统之业，厥功最著”。于是下诏复多尔衮爵，神主配享太庙，重建茔墓，修葺王府，以示昭雪。
济尔哈朗 （1599—1655） 姓爱新觉罗，满族人。十三岁时其父舒尔哈朗病死，由伯父努尔哈赤领养。他跟随努尔哈赤战转南北，屡立战功，为其伯父所器重，“委任特重，出则总军，入则留守”，封为和硕贝勒。天命十年（1625），明朝支持内蒙古察哈尔部首领林丹汗，企图征服内蒙古各部与后金抗衡。努尔哈赤为了争取内蒙古，消除北面之患，派济尔哈朗等率大军援救遭林丹汗攻击的喀尔沁部，林丹汗闻风不战遁逃，后金兵凯旋而归。第二年，济尔哈朗又奉命征伐喀尔喀的巴林、扎尔噜特部，立了大功，原来追随林丹汗的各部落也因此役而纷纷归顺后金，为统一内蒙古扫清了道路。
努尔哈赤死后，皇太极即位的第二年（1627），为了冲破明朝利用朝鲜和蒙古孤立后金的包围圈，命阿敏、济尔哈朗率兵征伐朝鲜。大军南下逼近平壤，国王李倧逃往江华岛，遣使乞和。阿敏不从，欲进兵江华岛大肆纵掠，济尔哈朗坚决反对，并力谏议和，他不迁就阿敏的残暴政策，断然与李倧签立《江都和约》，内容为朝鲜与明断绝关系，每年向后金贡献大批财物等条款，初步解除了后金的南面之忧。
济尔哈朗鼎助皇太极伐明，在多次重大战役中他都担负着组织者和指挥者的重任。天聪元年（1627）五月他跟随皇太极围攻锦州和宁远等城，身先士卒，奋力作战，大败明军。天聪三年十月又从皇太极入关伐明，五战皆捷。天聪四年随皇太极率军东进，他放手任用汉官致书招抚明朝州府官兵，切断了山海关与京师的通道，后金取得伐明战争大捷。皇太极命他为镶蓝旗贝勒，从此济尔哈朗独领一旗，成为八和硕贝勒之一。天聪五年（1631），后金政权设置六部，济尔哈朗掌刑部事务，他向皇太极建议，“自今当选贤良慎司刑宪”，在他的主持下后金政权颁布了《离主条例》、《盛京定例》等治罪条文，对后金的法制由习惯法向成文法过渡起了一定的作用。崇德元年（1636）晋封济尔哈朗为和硕郑亲王。崇德六年（1641）春，济尔哈朗奉命率军围攻锦州城，明朝守将祖大寿向朝廷告急，崇祯帝命蓟辽总督洪承畴率兵援驰锦州。济尔哈朗奉命回沈阳留守，皇太极亲领大军于松山阻击明军，次年二月攻下松山，俘明将洪承畴。济尔哈朗复围锦州，明援兵不至，锦州城弹尽粮绝，守将祖大寿出城迎降。松锦大捷，明朝关外两大重镇均落入清军之手，从此东北地盘失陷过半，为清军进取中原统一全国打开了大门。
崇德八年（1643）皇太极“暴逝”，满洲贵族内部在剧烈的争夺斗争中六岁的福临被推上皇帝宝座。济尔哈朗在为后金政权开疆拓土，建国立法制的岁月里表现出卓越的政治远见和军事才能，享有崇高的威望，所以诸王贝勒推举他同和硕睿亲王多尔衮共为摄政王，辅佐顺治皇帝处理军政大事。顺治元年九月，济尔哈朗护送顺治帝入关进京，定鼎燕京，十月顺治帝加封他为“信义辅政叔王”。
入关以后，满洲贵族内部的争权夺利斗争向纵深发展，多尔衮为了长期独揽朝政，必须削弱济尔哈朗的权力，顺治四年（1647）以“府第逾制”的罪名，“不令郑亲王预政”。次年又罗织十大罪状，济尔哈朗被降为郡王，剥夺了他的辅政权力。顺治六年，济尔哈朗奉命离京领兵入湖南，镇压南明永历桂王政权和大顺军余部。清军攻城略地，执杀南明抗清将领何腾蛟，湖南、广西、贵州地区皆被削平，济尔哈朗又为清朝统一西南地区又立新功。
顺治七年（1650）多尔衮死，顺治帝亲政，济尔哈朗与苏克萨哈等讦告多尔衮犯有图谋皇位的罪行，多尔衮身后被削爵，济尔哈朗也得到了沉冤昭雪，顺治九年二月进封“叔和硕郑亲王”。他晚年仍然十分关注着太祖、太宗开创的大清基业，顺治十二年（1655）二月给顺治帝上了《请顺民心信诏令立史官奏》，奏疏中说：“平治天下最重要的是取信于民，”只有“进君子，远小人，顺天心，合民志”才能天下太平，“垂鸿名于万世”。同时建议设“起注官”，将帝王一言一行传之无穷，为后世楷模。他的建议都被顺治帝“嘉纳之”。这年五月济尔哈朗病重，顺治帝亲幸王府探望，并问他有何托嘱，济尔哈朗说：“臣受三朝厚恩，还未报答，愿以取云贵，统一四海为念。”
五月八日，济尔哈朗病逝，享年五十七岁，葬于北京西直门外白石桥，顺治帝为他立碑记功，赐谥号曰“献”。
多 铎 （1614—1649） 努尔哈赤第十五子，多尔衮的同母兄弟，初封为贝勒。
天命十一年（1626）努尔哈赤去世，多铎拥立皇太极为汗，备受宠信，十三岁时就受命为正白旗的旗主贝勒，参议国政，在满洲贵族中的地位日益显赫起来。
皇太极登汗位以后，多铎作为幼弟常跟随出征，天聪二年（1628）皇太极率精锐征察哈尔蒙古多罗特部，多铎从师初次远征，作战奋勇，皇太极甚喜，赐号“额尔克楚呼尔”。天聪九年（1635）五月，皇太极首次起用多铎为帅，这位年仅二十二岁的统帅率强将精兵攻击锦州，与明军会战在大凌河西岸，阵斩明副将刘应选，生擒游击曹得功等，歼明军五百余人，显现出年轻贝勒的虎气，为诸王贝勒所钦服。他班师回盛京时，皇太极亲自率诸贝勒大臣出怀远门五里外迎将慰兵，称赞多铎说：“幼弟初专阃外，能出奇取胜”，并嘉奖有加，赐良马五匹、甲五副。崇德元年（1636）封多铎为和硕豫亲王，命掌礼部事，后改管兵部事。
多铎乃努尔哈赤的幼子，皇太极的幼弟，多受溺爱，自小就有贪图享乐的陋习，皇太极对他苦心培植，多铎并不感恩图报，反生厌恶。随着年岁的增长，爵位的晋升，多铎渐染汉族官僚的劣习，斗志日衰。他“服色奇异，流于般乐”，天聪六年（1632）远征察哈尔，多铎“以妓女为恋”急欲回师，皇太极密谕告诫，多铎仍我行我素，不加收敛。崇德三年（1638）多尔衮奉命伐明，出师时皇太极亲自送行，而多铎假托“避痘”，竟不参与相送，在家私携妓女以为戏乐。同年在中后所城与明将祖大寿作战时且战且败，皇太极非常生气。崇德四年五月，皇太极在沈阳故宫崇政殿当着诸贝勒大臣前数其罪，削和硕豫亲王爵，降为一般贝勒。自此以后终皇太极之世，多铎未能得到重用。
顺治元年多尔衮摄政，掌握朝廷大权。明朝政权被李自成农民起义推翻，多尔衮率八旗大军向山海关进军与农民起义军争夺全国的统治权力，这一历史急剧转变的关键时刻，为多铎建功立业提供了机会。其时他年方三十岁，风华正茂，政治、军事知识日渐丰富，又有胞兄多尔衮的提携重用，因而在以后的五、六年间，多铎率军驰骋江南塞北，为大清开国立下了赫赫功绩。
四月二十一日，清军日夜兼程速达山海关外驻营扎寨，当日吴三桂乞降，请求清军助战。多铎与阿济格率劲旅为先，多尔衮亲统大军入山海关。多铎与吴三桂军合战李自成大顺军。多铎、阿济格竖白旗跃马从吴三桂阵右直冲农民军，这时狂风大作，飞沙弥天，大顺军被清军杀得措手不及，顷刻积尸相枕，死伤惨重，大将刘宗敏负伤，李自成败走永平，收残兵返回北京，不久又弃北京西走。多铎、阿济格率八旗精骑以吴三桂军为前锋，绕北京追击李自成军。入关战役中多铎战功居首，是多尔衮进军中原最得力的助手之一。
十月一日，顺治帝在北京举行定鼎登基大典，复多铎和硕豫亲王爵，命名“定国大将军”统领大军南征。多铎奉密谕先行剿灭李自成大顺军，然后征讨江南南明政权。十二月多铎挥师渡黄河西进，至陕州，败大顺军于灵宝，李自成军退守潼关。顺治二年（1645）正月，清军依仗“红衣大炮”的威力猛轰潼关，大顺军凿重壕，立坚壁截阻清军，喊杀声、炮击声震天动地，双方酣战甚剧。李自成精锐损失殆尽，被迫放弃潼关，奔还西安。阿济格、吴三桂军尾追李自成将抵西安。李自成自料不能敌，焚宫室，经蓝田走武关。二月，捷报至北京，多尔衮令多铎转师南京，进攻福王政权，命阿济格继续追歼李自成残军。
多铎率清军转战河南，沿途横扫李自成余部及明朝残将，攻城略地。凡所占地盘速铸官印，委以官吏，建立清朝地方政权。四月十五日，清军至扬州城下，多铎数次派人招降扬州督师史可法均被拒绝。二十五日，清军以“红衣大炮”轰城，城崩，史可法自刎未死，被执送至多铎军前，多铎劝史可法降清，可法厉声回答：“吾意早决，城亡与亡。”多铎杀史可法并下令屠城，至四月底封刀。五月十五日清军入南京城，南明福王朱由崧逃亡芜湖被清军缉获。多铎入城以后立即布告王令：“奉天伐罪，救民水火”，并为史可法建祠，拜祭明孝陵，分别录用南明归降官员。同时派遣博洛、拜尹图、阿山等清将降服南明潞王朱常淓，由多铎率领的南征大军前后招抚明朝文武官员二百四十四人，马步兵三十一万余人，江浙地区均为清朝所控制。十月多铎班师还京，顺治帝亲至南苑迎接。顺治三年（1646）五月清廷命多铎为扬威大将军，征伐叛逃的蒙古苏尼特部，该部被击溃不成军；七月又败蒙古土谢图汗军，再立战功。
顺治六年（1649）三月十八日多铎患痘疾而死，时年三十六岁。顺治九年因多尔衮削爵多铎受株连，降为郡王。乾隆四十三年（1778）多尔衮昭雪，多铎复封为和硕豫亲王，追谥曰“通”，配享太庙。
评： 孝庄文皇后精明能干，生活俭朴，一生经历了清初三朝政局的变化，精心抚育两位幼年皇帝的成长。由于她的智慧与谋略，爱新觉罗皇权得以顺利绕过几次重大的风险暗礁，她对清王朝的建立和统一全国大业都起了积极作用，是清初政治舞台上有影响的人物。
多尔衮是一代新朝的实际开创者，也是清朝入关前后的最高决策者，对于清朝的创建功勋卓著，为清朝的巩固和发展铺了奠基石，在历史上有其贡献。然而，多尔衮镇压农民起义，推行民族高压政策，对清初社会也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济尔哈朗早年跟随努尔哈赤、皇太极征南战北，尤其在努尔哈赤死后，他全力辅助皇太极开疆拓土，参与议政，是清王朝的创建人之一。清军进驻中原，建立全国的统治政权的历程中，他辅佐顺治皇帝不遗余力，就是在身处逆境的时候仍率军南征，为平定西南的抗清力量再立新功，济尔哈朗是清初三朝功臣。
多铎建功于清军进取中原、平定大江南北的统一大业之中，是清朝建国时期的一员重要将领。然而，他从幼年时期已养成享乐的陋习，以后随着显赫战功的建立，更加放纵不规。多铎可谓是清初染受汉族官僚贵族腐败习气影响最甚的一位满洲亲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