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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尔哈赤 （1559—1626） 姓爱新觉罗，满族，出生在明朝建州左卫苏克素护部的赫图阿拉城（今辽宁新宾）。满族是女真族的后裔，明初，女真族分为建州、海西和东海三大部。努尔哈赤的祖父觉昌安任建州左卫都指挥，父亲塔克世为建州左卫指挥。努尔哈赤十岁丧母，受继母虐待，十九岁时就从父亲那里分得少量家产自立。为了生活，他登高山，攀险谷，去深山老林采松子、挖人参，到抚顺等地的马市出售。他勤奋好学，喜欢读《三国演义》、《水浒》等古典书籍，结交汉族知识分子，深受汉族文化的影响，有丰富的历史知识。后来他投到明朝辽东总兵李成梁部下，每次打仗总是奋勇冲杀，屡立战功，因而得到李成梁的赏识和器重。艰苦的劳动，广泛的社会阅历和紧张的戎马生活，使努尔哈赤成为女真族中的一个意志坚强，足智多谋，武艺超群，出类拔萃的人物。
明代女真族社会处在混乱动荡之中，各部蜂起，称王称长，互相残杀。为此，统一女真族，结束各部割据成为女真族的迫切要求和振兴民族的历史趋势，努尔哈赤正是顺应这样的时代潮流登上了政治舞台。
努尔哈赤的统一事业，首先从统一建州本部开始。明万历十一年（1583），建州右卫古埒城主阿台骚扰辽东，举兵反明。明朝驻辽将军李成梁派兵镇压阿台部，任用觉昌安和塔克世为向导。明军在攻打阿台的过程中听信一个名叫尼堪外兰的女真族小头目挑拨，误杀了觉昌安和塔克世。努尔哈赤满怀忿恨返回故里，明朝赐给他攻打阿台时的三十道敕书和十三副铠甲，并允许他承袭建州左卫指挥使的职衔。这时候，努尔哈赤已经是一个二十五岁血气方刚的青年了，他不以承袭祖职为满足，决心报父、祖被杀之仇，以十三副铠甲起兵，迈出了创立伟大事业的第一步。
到了万历十六年（1588），建州女真各部基本上已经统一在努尔哈赤的旗帜之下。统一战争的节节胜利，在女真族内部引起了强烈的震荡，特别引起力量正在增长着的海西女真的注意。明朝为了达到分而治之的目的，利用海西女真的力量来抵制建州女真的发展，经常挑起民族残杀。万历二十一年（1593），海西女真的叶赫部首领纳林布禄纠集了哈达、乌拉等九部三万之众的联军，分三路向努尔哈赤所在地发起进攻。努尔哈赤面临这场严峻的考验，积极策划，沉着应战。他向部众指出：“来敌部落很多，部长自以为首，其心不一，不过是乌合之众；而我兵虽少，可都是精兵勇将，奋力一战，伤其头目，敌兵将不击自溃。”即派兵星夜兼程，抢驻古勒山要地，“立险要之处，诱彼来战”，叶赫部被诱陷入埋伏圈，头目布斋中箭而亡，各部敌兵顿时一片混乱。努尔哈赤纵兵追击，万弩齐发，矢如暴雨，杀得敌人尸体遍地，伤亡无算，乌拉部首领满泰的弟弟布占泰被生擒。古勒大捷粉碎了以叶赫部为首九部三万之众的进攻，完成了统一建州女真各部大业，努尔哈赤因而声威大振。此后，努尔哈赤乘胜进击，采取了分化和逐个蚕食的策略，把统一战争的兵锋直指海西女真。在此后二十年的时间里，海西女真族除了叶赫部由于明朝的支持和保护未被征服以外，其余各部都被努尔哈赤所统一。分居在乌苏里江以东、黑龙江西岸的东海女真族于万历四十四年（1616）也被招来归附，至此，努尔哈赤终于完成了统一女真族的历史任命。
努尔哈赤率领部众，走过了艰难的历程，逐渐发展成为一支拥有精兵六、七万人的强大力量，“自东海至辽边，北自蒙古、嫩江，南至朝鲜鸭绿江，诸部始合为一”，以建州女真为主体的新的民族共同体——满族开始形成。
在统一女真族的过程中，努尔哈赤创建了八旗制度，建立了女真族的奴隶主贵族政权。
原来女真人各部落按自然村居住，多则二三十户，少则几户，满语叫“嘎山”。村民生产、行军、狩猎时每一成员手持弓箭，以族寨结合，十人为一“牛录”，立一人为首领，称“牛录额真”（牛录是箭的意思，额真是主的意思）。但是这种“牛录”组织是不稳定的，出行则合，归寨则散。由于军事行动的需要，努尔哈赤于万历四十三年（1615）在原“牛录”组织的基础上创建八旗制度（初创为四旗，后扩大为八旗），分黄、红、蓝、白、镶黄、镶红、镶蓝、镶白八旗，每旗设固山额真（旗主）一人，副职梅勒额真二人，管辖五甲喇；每甲喇设甲喇额真一人，管辖五牛录；每牛录三百人，设牛录额真一人，下设代子二人为副手，置四个章京。这样，每旗为七千五百人，八旗总共六万人。由三百人组成的牛录，分别于四个“嘎山”居住，由牛录章京管理“嘎山”的各种事务。八旗制度“以旗统人”，“出则备战，入则务农”，是兵民一体的社会组织，具有管理行政、军事、生产三方面的职能，与清朝的军事制度有渊源关系。与此同时，努尔哈赤在统一女真族过程中，日渐形成了以固山额真为核心的政治中心。万历十五年（1587）在呼兰哈达山南冈的二道河子，建筑了费阿拉城（称旧老城），这里地势险要，群山环抱，三面为断崖绝壁，只有北面平坦，易守难攻。就在这个简陋的城堡里，努尔哈赤定国政、布教令、立法制，为建立政权作准备。以后形势日益发展，又于万历三十一年（1603）在苏子河与嘉哈河的交汇处东岸赫图阿拉筑了一座新城，俗称老城。万历四十四年（1616），努尔哈赤在政治、法制、兵制已经初具格局的基础上，认为“帝业已成”，便称汗登位，建立了“大金”政权（史称后金），年号天命，建都赫图阿拉城。
天命政权是满族奴隶主贵族的割据政权，也是创建大清王朝的前奏。后金国的建立，推动了满族社会的进步，加快了封建化的步伐，为满洲贵族入主中原奠定了基础。
天命政权建立以后，努尔哈赤把用兵的重点从统一女真族诸部逐渐转移到反抗明朝的民族压迫方面。万历四十六年，即天命三年（1618）四月十三日努尔哈赤举行祭堂子仪式，宣布“七大恨”起兵反明。“七大恨”反映了女真族对明朝统治者在辽东地区推行民族压迫政策的强烈忿恨。当日，努尔哈赤率二万旗兵分两路向明边进军。一路攻打抚顺城为八旗兵的首战目标；另一路是攻打东州和马根单等地。努尔哈赤的第八子皇太极率领五千轻骑星夜驰骋，于十四日晚到达抚顺城外。午夜八旗兵吹响螺角，乘云梯、人梯逾城而入。事先打扮马商入城的八旗兵迅速接应，全城顿时炮火烛天，杀声四起。明朝守将李永芳措手不及，稍作抵抗后便举城投降。另一支八旗兵也攻下了东州和马根单等地。明朝辽东巡抚李维翰急派总兵张承荫率一万兵马前去镇压，途中遭八旗兵伏击，全军覆灭。努尔哈赤反明首战告捷，掠走人畜，收降明朝散兵败将，满载胜利果实回到赫图阿拉，又是祭天祀祖，又是酒席歌舞，都城一派胜利的欢乐景象。
努尔哈赤公开举起抗明大旗，八旗兵继攻破抚顺之后乘胜前进，又连下鸦鹘关、清河城、抚安、三岔儿等地，毁城略地，声威大振，不但“全辽震动”，而且京师也“举朝震骇”。明朝神宗皇帝惊呼：“辽东战争，覆军殒将，边事十分危急。”为了维持辽东的统治，明朝准备发动一次大规模的进攻战，妄图一举消灭金政权。杨镐被任命为辽东经略，从全国各地调兵遣将，筹饷集粮，经过半年多的准备，到了第二年二月（1619）终于调集了明兵八万八千多人，加上叶赫、朝鲜兵总计十万余兵马，号称四十七万大军，陆续开往辽东前线，向金政权所在地赫图阿拉进发。
努尔哈赤很快得到了明兵出边的情报，并且掌握了明军的部署和行动计划，他迅速召集诸贝勒大臣商议抗明对策。努尔哈赤认为明军主力是从抚顺而来的由杜松率领三万多人的西路大军，因而他制订了“凭你几路来，我只一路去”的方针，准备集中优势兵力打击主力明军，然后各个击破各路明军。杜松率军于二月二十九日出抚顺城，三月一日占驻战略要地萨尔浒山（今抚顺大伙房水库东侧），然后又亲率一万人攻打附近的界凡城，兵力再次分散。努尔哈赤亲率六旗四万兵力包围萨尔浒山，命代善、皇太极率二旗兵力在界凡城迎击明军。努尔哈赤率八旗兵向萨尔浒山发起猛烈攻击，不适气候和不熟悉地理环境的明军，顿时乱成一团，纷纷西逃，结果在得力阿哈一带全军被歼，总指挥杜松等将领也都战死。八旗兵在萨尔浒山取得速胜之后，奋勇打击其他三路明军。至四月五日，来犯明军除李如柏指挥的南路军逃往沈阳之外，其余三路大军全部被八旗兵各个击破。萨尔浒战役以明军损兵折将的惨败而告终。
萨尔浒大捷以后，明朝与后金的形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明朝从此实力大衰，一蹶不振，不得不由进攻转入防御；而后金力量大增，努尔哈赤政治野心也越来越大，因此对明战争由防御转入了进攻，把战事向明朝边境推进，并以夺取辽阳、沈阳作为主要的军事目标。
明军在萨尔浒惨败以后，辽东一片混乱，难民似潮水般涌向内地，明朝边官也如惊弓之鸟，惶惶不可终日。努尔哈赤看到明边空虚，人心浮动，就在萨尔浒战役结束不久，当年（1619）六月，便兴兵进犯开原、铁岭、柴河、抚安等堡，并且均为八旗兵攻克得手。八月，因开原、铁岭等重镇已失，海西女真的叶赫部失去了明军的后援，也为金政权所兼并。至此，女真族各部落都统一在以建州部为核心的民族共同体之内，成为满族的一个组成部分。
天命六年（1621）三月，努尔哈赤派人潜入沈阳，联络城内的蒙古饥民以作内应。十一日努尔哈赤亲领大军渡过浑河，于十二、十三日两天猛攻沈阳城，蒙古饥民内应，明军也作顽强抵抗，战斗异常激烈。八旗兵临阵斩杀明朝总兵贺世贤，攻克沈阳城。十八日，努尔哈赤乘胜挥师进兵辽阳，明军引水注壕，环城列炮，死守孤城。八旗兵从右翼毁闸，左翼毁桥断了明军水源和退路，开展了激烈的巷战，经略袁应泰自杀，辽阳也落入后金之手。
胜利之后，努尔哈赤决定迁都辽阳（1621），五年以后（1625）把国都迁至沈阳。清朝尊沈阳为盛京，成为第二政治中心。
宁远未得，沈阳不安。天命十一年（1626）正月努尔哈赤率六万大军亲征辽东重镇宁远城。守将袁崇焕奋起抵抗，八旗兵数次强攻，终不能得手，而且伤亡很大。努尔哈赤认为已无力攻破宁远，只得撤兵回沈阳。攻打宁远失利，努尔哈赤满怀郁忿，八月十一日患毒疽不治而死，终年六十八岁，葬于沈阳福陵，清朝尊努尔哈赤为太祖。
皇太极 （1592—1643） 姓爱新觉罗，努尔哈赤第八子，其母蒙古叶赫纳喇氏。努尔哈赤创建八旗制度时，二十二岁的皇太极为正白旗固山额真，并同代善、阿敏、莾古尔泰为“四大贝勒”，共理机务，成为后金政权的核心成员。
青年时代的皇太极跟随努尔哈赤驰骋疆场，“勇敢绝伦”，战功显赫。“七大恨”抗明首战抚顺是他向父汗献策而取得的重大胜利，极大地鼓起了女真族进行抗明战争的热情。在著名的萨尔浒大战中皇太极转战三路，冲锋陷阵，奋勇杀敌，战功卓著。
天命十一年（1626）努尔哈赤死，皇太极即汗位，次年改为天聪元年（1627）。他登上汗位以后，推行了一系列封建化的治国新政，其中最为重要的一项新政就是礼优汉官，更定官制，与汉族封建王朝的统治制度接轨。
后金国的统治地盘扩张至辽沈地区之后，它的主要统治对象由原来的女真族转变为广大的汉民。因此，皇太极在辽沈地区首先推行“编户为民”政策，把大批汉民从奴隶制“拖克索”（农庄）中解脱出来，成为个体农户，他强调“满洲、蒙古、汉人视同一体”，从而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汉民的处境，解放了生产力。为了统治人数多于女真人的汉民的需要，降金汉官在后金政权中的地位越来越显得重要起来。努尔哈赤时期虽曾经有过优待明朝降官的先例，抚顺守将李永芳降服以后，被升为总兵官，并将孙女嫁给他，又委以管辖汉民的重任。但当时努尔哈赤对汉官基本上是采取打击和排斥的政策，对汉民也是采取奴役和屠杀政策。如今形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为了巩固辽东地区的统治，皇太极实行了礼优汉官的方针。
皇太极对汉官范文程和降将洪承畴的优遇和器重最为典型。
范文程是宋明两朝名臣的后代，祖辈移居沈阳，是明朝秀才，满腹经纶，有智谋，有远见。天命三年（1618）在抚顺谒见努尔哈赤，对策论学，纵横古今，很得赏识。皇太极登汗以后，对他更为器重，让他参预军政大计的决策，凡经范文程草拟的文书，总是批准照办，每次召见讨论军事，常谈到深夜还不能尽言。平时每逢与臣下议政，皇太极总要先问：“范章京知道吗？”如遇臣下议奏有不当之处，皇太极即语：“何不先与范章京商议？”有时范文程患疾，一些重大事情还得等他病愈后才能裁决。皇太极对范文程的信任简直到了言听计从的地步。
洪承畴是明朝重臣名将，崇德五年（1640）东北要塞锦州告急，崇祯皇帝命他率军出关解锦州之围。崇德七年（1642）洪承畴在松山战役中被清军擒获，解送盛京。皇太极为了招降他费了一番心计，把他安置在沈阳的高级寓所，每天酒肉款待。承畴乃大明将帅，不愿苟且求生，他日夜蓬头赤足，不语不食。皇太极多次派大臣去劝降，都被痛斥而返。后来派范文程去开导劝降，他仍怒骂不休。范文程暂且不提投诚的事，却与他谈论古今佚事，洪承畴才整整衣冠，平心静气而对之。这时候恰巧屋梁积尘落在洪的衣襟上，他几次用袖轻轻将尘屑拂去。范文程回来向皇太极报告说：“承畴是不会绝食而尽的，他如此爱惜衣服，更何况对自己的生命呢！”皇太极听了很受启发，增强了劝降的信心，决定亲自到洪承畴寓所与之对话。其时，正是初春二月，盛京仍寒气袭人，皇太极见洪承畴衣服单薄，就卸下自己身上的貂皮披风，给他披上，并和蔼地询问说：“将军受冷吧？”承畴受到意外的关怀，久久看着皇太极颇为感动，最后叹了一声道：“真命世之主也！”随即叩首请降。皇太极高兴极了，赐给他很多珍贵物品，还在宫中演戏设宴表示庆贺。一些八旗贝勒对这位手下败将、羁縻之囚被如此款待，心中不服。皇太极胸有成竹地问诸位贝勒说：“太祖带领我们栉风沐雨，转战疆场是为了什么？”他们回答说：“想得中原啊！”皇太极笑着说：“比如行路，我们都是盲人，今得一引路者，我怎么不感到高兴呢！”诸贝勒听了他的开导，也都心悦诚服了。洪承畴降清以后，官至大学士、兵部尚书、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他在清军入关和南下的许多战役中立下了汗马功劳。
对于明朝降清的汉官、汉将，皇太极都以礼相待，不论职衔尊微，人数多寡，一律收留，“无不恩养之”；至于明朝有影响的知名人士，待遇更加优厚：先宴请，后赏赐，任命官职，安排家眷，给奴仆、马匹，除亲自宴请外，还规定八旗贝勒轮番宴请，“宰牲请宴，曾无虚日”。他经常疏导八旗贝勒大臣说：“要使人心悦诚服，以图大事，惟多得人为喜耳。金银财币用之有尽，收到一二贤人，好处无穷。”皇太极礼优汉官的政策，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仅在天聪五年（1631）八旗兵攻取大凌河城时，就收降汉官汉将一百数十人。明朝在东北的主要将领如祖大寿、洪承畴、张存仁、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等都在皇太极时期先后降清，成为清朝的一支重要军事力量。由于大批汉官汉将降清和对蒙古族的统一，皇太极于崇德七年（1642）增编了蒙古八旗、汉军八旗，加上原来的满洲八旗，组成了一支各民族联合的军事劲旅，为清军入关，统一全国，巩固统治政权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粗糙的后金奴隶主政权同日益发展着的满族社会越来越不相适应，尤其是大批满人进入辽沈地区以后，他们的封建化意识明显增强，因而改革行政机构已经是势在必行了。于是皇太极借鉴汉族封建王朝的统治经验，仿照明朝制度，加强皇权，更定官制，设置各级新的统治机构。
努尔哈赤生前规定了“八和硕贝勒共理国政”，四大贝勒轮值执掌政务的政体，皇太极同其他三大贝勒并起并坐，实际上是共同执政。这种君权与旗主分权体制妨碍了满族社会的封建化进程。天聪五年（1631）皇太极采纳降清汉官的建议，设立了吏、户、礼、兵、刑、工六部，由八旗贝勒兼管各部事务。皇太极面谕六部大臣，要求他们奉公守法，“以副朕意”，废除了原来八旗旗主“共理国政”的旧制，建立了君权的独尊地位。同时，皇太极还设置文馆把儒臣分两班，称笔帖式（文书），也称文馆大学士，分别翻译汉文典籍和记注本朝政事，实际上成了他的咨询机构和秘书班子。天聪十年（1636）又改文馆为内三院：
内国史院，掌管记录起注，撰写诏令、表彰文稿；
内秘书院，掌管撰写对外交往的文书和对下属官吏的训令以及起草祭文；
内弘文院，掌注译史籍以及向汗及王子讲经论史。
各院均设大学士、学士三人，三院计九人，由满、蒙、汉人分别担任。
崇德元年（1636）又设都察院，以监察各级官员；增设理藩院处理同蒙古族的关系并协调与各民族的关系。入关以后，它们成为清朝定制，对于我国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巩固发展，发挥了特殊的作用。皇太极还接受汉官的建议，开科取士，吸纳了大批汉族知识分子参与满族政权。
经过皇太极一系列的政治改革，清政权日臻完善，逐渐与汉族封建政权相近似，表明满族社会已经跨进了封建制度的大门。
皇太极在天聪九年（1635）率兵征服了蒙古察哈尔部，漠南蒙古统一在后金的版图；在此以前还收服朝鲜，使其“称弟纳贡”，解除了金政权的后顾之忧。他又从蒙古林丹汗的儿子那里获得了元朝的“传国玉玺”，皇太极认为“天命归金”，自己应该为天下共主。天聪十年四月十一日，在沈阳宫殿里举行了隆重的上尊号大典，正式称为“仁圣皇帝”，成为大清王朝的第一帝。然后改族称女真为满洲，改国号大金为大清，改年号天聪为崇德，1636年为崇德元年。从此，以满洲贵族为主体的一个新的政权——大清国出现在东北地区。
皇太极是一位有谋有智的政治家，他不仅统一蒙古，收服朝鲜，巩固了满族政权在辽东的地位，而且在军事征服节节胜利的形势下，其取代明朝统治全国的意识日益强烈起来。他在“致明国皇帝书”中公开表明了取得全国统治权力的雄心壮志，他说：“自古天下，非一姓所常有。天运循环……岂有帝之裔常为帝，王之裔常为王哉！”根据这个理论，皇太极加紧了征明的军事行动，他亲自率兵围锦州，战松山，收降明将洪承畴、祖大寿，拔去了清军进兵关内的两大军事重镇，明军失去要塞，在东北的精锐损失殆尽，再也无力抗拒清军的进攻了。崇德七年到八年间（1642—1643），皇太极派大军攻入关内扰掠晋、冀、鲁等地全胜而归，八旗兵威震中原，进行了大举入关的军事演习。军事上的不断胜利和皇权的加强，皇太极政治威望极大地得到提高，崇德七年十月西藏达赖五世派遣使臣不远万里到盛京朝觐大清皇帝；厄鲁特蒙古首领戴青绰尔济等也亲赴盛京，向清通好。皇太极看到宏图大业即将实现，满怀着无限喜悦的心情。
正是在入关前伟大胜利的关键时刻，崇德八年（1643）八月九日晚上亥时（十时左右）因患中风，皇太极与世长辞，享年五十二岁，在位十七年，安葬昭陵（今沈阳北陵），清朝尊他为太宗。
皇太极虽在入关前离开人世，没能登上统治全国的皇帝宝座，然而，经过他终生的奋斗，已经形成了多民族统一国家封建王朝的雏形，定鼎燕京，统治全中国已呈水到渠成之势，一代新朝——大清帝国诞生在即。
评： 努尔哈赤是清王朝的奠基人，自登上政治舞台以来，顺应历史潮流完成了统一女真族的历史使命，是一位出色的满族英雄。他率领部众攻城略地，设八旗制度，建后金政权，割据辽东，为满洲贵族入主中原建立清王朝奠定了基石。然而，努尔哈赤在进行民族战争的过程中，用民族屠杀的政策来反抗明朝的民族压迫，无疑也给满汉人民带来了灾难。
青年时代的皇太极鼎力助父汗统一女真族，转战疆场，屡建战功。二十二岁登上后金汗位，在位十七年间他大刀阔斧地推行封建化改革措施，完善了政治制度，发展了社会经济，推进了满族社会的进步，为清王朝建立全国性的统治政权打下了基础。皇太极是新一代封建王朝的开拓者，在清朝历史上写下了重要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