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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孝宗朱祐樘 （1470—1505） 宪宗第三子，成化十一年（1475）十一月立为皇太子。成化二十三年八月宪宗病死，九月孝宗即皇帝位，年号弘治，以第二年为弘治元年。
宪宗时宦官擅权，造成朝纲混乱，孝宗即位后加以大力整顿。成化年间，太监梁芳通过向万贵妃日进美珠珍宝，获得其欢心，于是许多奸佞之徒走他的门路而得到重用。孝宗登基后的第六天，就把梁芳谪居南京，接着关入监狱。奸佞李孜省，曾因梁芳的关系被宪宗所宠，权倾一时，孝宗也把他逮捕起来，后来死在狱中。宪宗时，由皇帝命中官传旨，直接任用官员的称为“传奉官”，当时文武僧道因此而晋升官位的有数千人。孝宗即位后的当年十月，即下令“汰传奉官，罢右通政任杰、侍郎蒯钢等千余人，论罪遣戍”。孝宗对不称职的大臣，也毫不留情予以罢斥。万安于成化五年入内阁参预机务，但毫无才能。他通过宦官向万贵妃献媚，自称子侄。孝宗在东宫时已听到他的劣迹，即位后，在宫中看到都是讲房中术的一筐奏疏，署名“臣安进”。孝宗指着这些东西斥责万安说：“是大臣所为乎？”遂下令罢免其官职。
孝宗为了熟悉官员的情况，弘治元年（1488）三月，他叫吏部和兵部把两京文武大臣，地方上知府、守备以上官员的姓名贴在文华殿墙壁上，使他能随时察看了解他们的情况。他还多次指示吏部和都察院，凡是考察人才，不要敷衍塞责，“务得实迹以闻”。由于孝宗严格考察人才任用贤能，使得正直官员能充分施展抱负。所以“弘治二十年间，众正盈朝”，“号为极盛”。
英宗以来，皇帝每天只是一个早朝，皇帝与大臣见面讨论朝政的时间很少。弘治元年三月，王恕建议孝宗，除早朝之外，还要“日御便殿，宣召诸大臣，与之讲论治道，谋议政事，或令转（专）对，或阅其章奏”。王恕认为这样可以使皇帝加深对大臣的了解，根据各人的才能来任用，同时也可提高皇帝自己处理政事的能力。孝宗接受了这一建议，增加了午朝，每天于左顺门接见大臣，议论朝政。
明中期勋戚中官等势家的违法行为相当严重，孝宗对这一问题比较注意。弘治三年闰九月，孝宗下令“禁宗室、勋戚奏请田土及受人投献”，以及非法经商。但勋戚势家不肯遵守禁令，依然纵容家人开店，垄断都市的商业贸易。有的勋戚势家的仆从多达百数人，比规定超过好多倍。孝宗根据尚书屠滽等的奏疏，再次下达命令，“禁势家侵夺民利”，如有不遵禁约继续违犯的，严惩不贷。由于孝宗一再申明禁令，这才使得一些势家有所收敛。
弘治十八年（1505）四月，孝宗病死，年三十六岁，葬泰陵。
王 恕 （1416—1508） 字宗贯，三原（今陕西省三原县）人。正统十三年（1448）进士，由庶吉士授大理左评事，成化初升为南京户部左侍郎。
成化十二年（1476），大学士商辂等认为云南镇守中官钱能贪婪无能，请宪宗派遣有威望的大臣前往，于是便派王恕以左副都御史巡抚云南。王恕在云南九个月，经过大力整顿，威望很高，黔国公以下文武官员都听从他的领导。第二年，王恕被调回南京任兵部尚书。他办事认真严格，考选官属，严拒请托，得罪了一些共事的官员。当时宦官钱能已从云南调回南京，不断对宪宗说王恕的坏话。而宪宗也因王恕上疏指出他的缺点而不满，便命王恕兼右副都御史巡抚南畿。成化二十年，复任王恕为南京兵部尚书。这时钱能亦守备南京，与王恕几次共事，感到他确实正直无私，便对人说：王公天人也，我惟有对他敬佩而已！王恕也襟怀坦诚地对待钱能，使钱能在行为上有所收敛。
王恕对朝政不避权贵，秉公侃侃论述，向宪宗当面陈事、提建议，不下数十次，多为对权贵佞幸犯法违纪行为的批评与指责，使得“天下倾心慕之”。遇到朝廷措置不如人意时，有人就会说：“王公胡不言也？”或说：“公（奏）疏且至矣！”过了一会王恕的奏疏果然到了。当时在社会上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两京十二部，独有一王恕。”但宪宗却因而对王恕甚为反感。成化二十二年九月，宪宗趁南京兵部侍郎马显上书请求致仕的机会，在其奏疏上附批：“王恕老劣矣，亦令致仕。”朝臣听到后都感到意外。
孝宗即位后两个月，成化二十三年十一月，经过许多大臣的推荐，致仕家居的王恕被任命为吏部尚书。弘治元年（1488）三月，孝宗于左顺门开始午朝，这也是在王恕的奏请下实施的。弘治初期，明朝政府为了弥补财用，推行生员吏典可以不通过科举考试，用捐纳钱财的办法获得官职的“开纳事例”。王恕针对这一情况上疏说：“近年以来，遂以此例为长策。既以财进身，岂能以廉律己。欲他日不贪财害民，何由而得乎！”孝宗听从了王恕的建议，于弘治五年十一月下令停止了这一做法。
孝宗刚即位时，下令“势家所受献地悉还之民”。但他对于皇亲勋贵却碍于情面，没能执行这一规定。王恕上疏说：亲王外戚，“不当争尺寸地，使小民失业”。孝宗也接受了他的建议，在以后的行动中加以贯彻。
孝宗即位之初，很多人在弹劾大学士刘吉时，往往都推荐王恕，因此，刘吉怀恨在心。刘吉很会钻营，虽然受到纠弹，但却不断升官，人们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叫“刘棉花”，意思是他“愈弹愈起”。这个“刘棉花”凭借阁臣的权位，凡是王恕所推举的人才，总是千方百计来加以阻挠。弘治元年，王恕推举河南布政使萧祯出任陕西巡抚，也是在刘吉的干预下，孝宗下令要王恕另推他人。王恕上疏说：“今陛下安知（萧）祯不才而拒之，是必左右近臣意有所属。”在王恕的力争下，孝宗终于任用了萧祯。
王恕任吏部尚书期间，在吏部侍郎彭韶的辅助下，“甄人才，核功实，仕路为清。”王恕所引荐的人才，有耿裕、彭韶、刘大夏等，形成了弘治十八年间朝廷正臣居多的升平局面。
弘治六年（1493）王恕致仕归乡。他从正统十三年（1448）以来任官四十余年，刚正清严，始终一致。正德三年（1508）四月，王恕在家乡病逝，年九十三岁。
马文升 （1426—1510） 字负图。钧州（今湖北均县）人。景泰二年（1451）进士，授御史，成化初任南京大理卿。
成化十一年（1475）春调为兵部右侍郎。第二年八月，赴辽东整饬军务。当时辽东巡抚陈钺既贪婪又狡猾，部下将士有小过就罚马，因此马价腾贵。马文升到辽东后即予以禁止，陈钺由此怨恨文升。成化十四年春，陈钺以滥杀边地少数民族冒报军功，引起当地人民的反抗，陈钺的同党宦官汪直欲亲自前往镇压。宪宗令司礼太监怀恩等到内阁会兵部一起讨论。怀恩欲遣大臣往抚，以阻止汪直。马文升领会怀恩的用意连忙答说“好”。怀恩向宪宗报告后即命文升前往，汪直很不高兴，想要其亲信和文升一起去，文升予以谢绝，迅速到辽东，平定了边地人民的反抗事件。汪直因此怀恨在心，借机诬告马文升办事违反政府法令，“禁互市农器，故致边患”。其实马文升禁止的仅是边境的军器贸易。宪宗光听汪直一面之词，逮捕马文升关入诏狱，谪戍四川重庆卫，后被召还。
成化二十年，马文升调任左副都御史巡视辽东。马文升前后三次到辽东任事，军民听到他来，都欢欣鼓舞。马文升到辽东后，禁抑宦官和总兵官的权势，使他们不能随意朘削人民。
孝宗即位后，马文升任为兵部尚书，提督团营。当时兵政废弛，蒙古族骑兵经常进犯明朝的边防。马文升严厉整顿边防军将校，贬黜其中贪婪懦怯者三十余人。奸人大为怨恨，深夜手持弓箭等在他住家的门口，企图行刺。还有的写成毁谤他的匿名信射入东长安门内。孝宗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命令锦衣卫缉捕，并拨给马文升骑士以加强保卫。
蒙古小王子以数万骑窥犯大同，气势汹汹，边警传到明朝政府。当时马文升因病在家，孝宗命宦官偕同医生前往文升家为其诊病，并问他如何对付小王子。马文升认为小王子刚败于他部，没有什么能为的，只叫加强防备，并声张出兵进逼，他们必定退去。不久，小王子果如马文升所说的退回去了。马文升在兵部尚书任上十三年，尽心戎务，于屯田、马政、边备、守御都精心规划，边防巩固。弘治十三年（1500），吏部尚书屠滽罢去，大家推马文升继任，御史魏英等言“兵部非文升不可”。孝宗也很赞赏马文升在兵部的建树，同意魏英等的建议，便改以倪岳任吏部尚书。弘治十四年十月，倪岳去世，才改马文升为吏部尚书。
孝宗即位之初，马文升为都御史，王恕任吏部尚书，两人皆以正直任天下事。他们的奏疏往往为人们所传颂。“文升有文武才，长于应变，朝端大议往往待之决”。王恕致仕以后，人们就把希望归集到他身上。马文升任吏部尚书时，年已八十，修髯长眉，遇事侃侃而谈，没有衰倦的表现。孝宗死后，文升根据遗诏，裁汰传奉官七百六十三人，武宗正德元年（1506）御用监宦官王瑞复请用刚裁汰下来的七人，文升拒不执行。王瑞便诬告文升抗拒皇帝的圣旨，因朝臣都同意文升的主张，武宗也只好作罢。当时朝政已为宦官所控制，文升感到难有作为，便于当年四月致仕归乡。正德五年六月去世，年八十五岁。
评： 孝宗在位十八年期间，在王恕、马文升等贤能之臣的辅佐下，斥逐奸邪，任用贤能，广开言路和改良政治，这一切都有利于当时生产的发展和社会的安定，使得正统以来日益激化的社会矛盾暂时有所缓和。弘治时期，农民起义较少，统治阶级内部也没有发生较大的纷争，是明朝在政治上相对稳定时期。明朝皇帝中，太祖、成祖而外，可称者仁宗、宣宗、孝宗而已。孝宗承英宗、宪宗“朝多秕政”之后，不怠玩骄奢，能恭俭勤政，革新政治，堪称“中兴之令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