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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记第十二
明代宗 于谦

明代宗朱祁钰 (1428—1457) 史书亦称景帝,是宣宗次子,英宗朱祁镇同父异母弟。英宗即位时封为郕王。正统十四年(1449)八月“土木之败”英宗被俘,八月十八日皇太后命朱祁钰监国,时年二十二岁。

正统十四年九月一日,群臣合请皇太后曰:“国有长君,社稷之福。”请朱祁钰即帝位以安人心。这时朱祁钰虽然以监国的身份总理朝政,但却不是正式君主,这从明朝内部来说,毕竟还缺少“皇帝”的权威,推行政令时总感到有些阻碍;对外部来说,明朝不另立皇帝,就使瓦剌易于借英宗来进行要挟。而新立的太子(英宗子朱见深)当时还只是一个三岁的幼儿,无法执政理事。皇太后看到这些事实,同意了大家的建议。但当群臣把皇太后的旨意转告朱祁钰时,朱祁钰却惊让再三,并避归他的郕王第宅。于谦正色对朱祁钰说:“臣等诚忧国家,非为私计。”朱祁钰这才接受了皇太后的旨意,于九月六日即皇帝位,遥尊英宗为太上皇,年号景泰,以第二年为景泰元年。

正当景帝依靠于谦等爱国官员整顿军队,加强战备的时候,正统十四年十月初一日,瓦剌军又大举进犯,妄想夺取北京,逼明朝南迁。十月十一日抵北京城下。但在明朝爱国军民的打击下,瓦剌军连战皆败,遂于十五日夜拔营北遁。

景泰元年(1450)六月,瓦剌派使者来北京,申述也先有诚意送英宗回来,愿意和明朝讲和。当时大臣们都主张速派使臣去迎回英宗,于是景帝就召群臣于文华殿,吏部尚书王直奏说:“上皇蒙尘,理宜迎复。乞必遣使,勿使有他日悔。”景帝听了很不高兴,说:“我非贪此位,而卿等强树焉,今复作纷纭何?”于谦觉得这次也先遣使来议和较有诚意,便对景帝说:皇位已定,谁还有其他议论呢?回答使者是为了缓和一下边患,有时间作防备。景帝听到皇位不再改动,才放下心来说:“从汝,从汝。”

景泰元年八月二日,英宗由右都御史杨善陪同从瓦剌启程回北京。景帝是不愿意他哥哥回来的,因此,他规定迎接英宗的礼仪非常简慢,只派侍读商辂率一轿二马迎于居庸关。十五日,英宗等到北京,居于南宫。

景帝被推戴做皇帝才一年,英宗回来,使他内心十分恐惧,怕皇帝的宝座被他哥哥夺回去。所以在东安门举行授受帝位仪式以后,立即把英宗送进南宫禁锢起来。并派靖远伯王骥守备南宫,不许群臣去朝见,不许英宗和廷臣交往,防止英宗和群臣联络进行复辟活动。景帝感到忧虑的另一个问题是皇太子仍是英宗的长子朱见深。所以他一直想“易储”,废太子朱见深,另立自己的儿子朱见济为皇太子,但没有正当的理由,“难于发言”。太监王诚、舒良为景帝出谋,在“易储”前,先对大臣们加官进爵和赏赐金银,进行笼络。

正当景帝在逐步收买大臣时,广西思明州土知府黄 的庶兄黄 ,为了迎合皇帝的心意,便于他夺取土知府的职位,上章请更换皇太子“永固国本”。景帝看了章奏大喜,说:“万里之外,乃有此忠臣!”当即叫礼部集群臣会议废立太子事。当时参加会议的大小官员有九十一人,大家心里认为不可,但都不敢直言,司礼监太监兴安大声说:“尚何迟疑之有!”于是大学士陈循、礼部尚书胡 以及都御史王文领头都一一签了名,联名合奏:“父有天下,必传于子。”“陛下膺天明命,中兴邦家,统绪之传,宜归圣子。今黄 所奏,宜允所言。”

景帝经过逼胁文武群臣联名上奏以后,更换皇太子终算名正言顺了。景泰三年(1452)五月初二日正式立其子见济为皇太子,见济的生母杭氏为皇后,改封原来的皇太子朱见深为沂王。景帝为了巩固皇太子的地位,所置东宫官皆以大臣兼任。

朱见济立为皇太子后只一年多,忽然病死,而景帝只有这一个儿子。这样“再建皇储”,就成为大臣所关心的问题。在朝的不少官员主张复立朱见深为皇太子。景泰五年五月,御史钟同和礼部郎中章纶先后上疏,请“还沂王于储位,定天下之大本”。景帝大怒,当时天色已晚,宫门已闭,从门隙中传递出景帝的命令,立即逮捕钟同和章纶下锦衣卫狱,“搒掠惨酷”,逼问主使及交通南宫英宗的罪状。钟同被杖死,章纶被关在锦衣卫狱,直到天顺元年(1457)英宗复辟后才被释放。

景帝一方面严厉压制奏请复立沂王为皇太子的官员,同时严密防范英宗在南宫的活动。景帝总把英宗看成是一个隐患,而在朝廷中也确实有这样一种倾向,正如给事中徐正密奏景帝时所说的:“今日臣民有望上皇复位者,有望废太子沂王嗣位者。”他建议景帝把沂王出至沂州,增高南城数尺,伐去城边高树,南宫宫门的锁灌上铁。景帝表面上要显示自己的宽厚,要笃亲亲之谊,把徐正谪戍铁岭卫。实际上则更警惕地监视着南宫,把南宫附近的树木砍伐一尽。

景泰八年正月,景帝病重,而皇太子尚未定,宫廷内和文武官员都十分忧虑。十四日群臣会议于朝廷,大多数官员同意复立沂王为皇太子,大学士王文、陈循等认为“沂王既退,不可再也”,但又不知景帝的意向,于是只笼统地请“早择元良”。景帝紧紧攥住皇帝的宝座,死也不肯撒手,看了群臣的奏疏后,传谕说:“朕偶有寒疾,十七日当早朝,所请不允。”十六日,王直、胡 、于谦会诸大臣请复立沂王,推商辂主草,当疏稿写成时,已日暮,尚未上奏,当天夜里就发生了“夺门之变”。石亨、徐有贞等拥立朱祁镇复登皇帝宝座,二十一日,改景泰八年为天顺元年。

二月初一,以皇太后谕,废景帝仍为郕王,迁之西内,过了十多天死于西宫,年三十。“毁所营寿陵,以亲王礼葬西山”。成化十一年(1475)宪宗下诏复“郕王帝号”。

于 谦 (1398—1457) 字廷益,号节庵,浙江钱塘县(今杭州市)人。于谦青少年时就有救国救民之志,他在书斋里挂有文天祥画像,撰写了“殉国忘身,舍生取义”,“宁正而毙,不苟而全”等赞词。他在《石灰吟》诗中,用隐喻的手法来寄托自己的抱负:“千锤百炼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骨碎身全不惜,要留清白在人间。”

永乐十九年(1421)于谦考中进士,授为御史。宣德五年(1430),宣宗特任于谦为兵部右侍郎巡抚山西、河南。他到任后即到所属各州县访问父老,考察应兴应改事宜,随时上奏朝廷。当时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当政,很器重于谦,他上奏的兴革措施,多被采纳实行。正统十年(1445),山东、陕西流民二十余万逃荒到河南,于谦发粮赈济,并分给田地耕牛种子,安排生产。于谦每次进京奏事,不带任何物品送礼。有人劝他带点绢帕、蘑菇等土产,多少送些人情。他都笑着举起衣袖说:“带有清风。”并作了一首《入京诗》:“绢帕蘑菇及线香,本资民用反为殃。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人们争相传诵。

正统十三年(1448)于谦回京任兵部左侍郎。第二年七月,蒙古族瓦剌部也先进攻大同,英宗亲自率师出征,八月十五日在土木堡被瓦剌军打得大败,英宗被俘。十八日,皇太后命郕王朱祁钰监国,召群臣商议战守之策。“群臣聚哭于朝”,不知所措。翰林侍讲徐珵在朝廷上公开鼓吹逃跑主张,说“天命已去,惟南迁可以纾难”。当即遭到于谦的坚决反对。于谦大声说:“言南迁者可斩也。京师,天下根本,一动则大事去矣,独不见宋南渡事乎!”于谦的正确意见,得到吏部尚书王直、内阁学士陈循的支持。在于谦、陈循、王直以及商辂、王竑等爱国官员坚决主战的激励下,朱祁钰和皇太后才下抗战的决心,并把战守的重任托付给于谦。

当时明朝的“京师劲甲精骑皆陷没,所余疲卒不及十万,人心震恐,上下无固志”。于谦在受事的第二天(八月十九日),立即奏请朱祁钰调南北两京及河南备操军、山东及南京沿海备倭军、江北及北京诸府运粮军,以及宁阳侯陈懋所率的浙兵亟赴京师守卫。同日又命移通州粮入京师。各地军队陆续来到京师,更加上粮食有了储备,京师人心渐趋稳定。

八月二十一日,于谦升任为兵部尚书。

八月二十三日,朱祁钰登临午门代理朝政,右都御史陈镒等奏言:“王振倾危社稷,构陷乘舆,请族诛以安人心。”朱祁钰没有明确答复。群臣看到朱祁钰犹豫不决的态度,满腔悲愤,哭声震殿陛。王振的党羽、锦衣卫指挥马顺叱骂喝逐群臣,更加激起了大家的愤怒。给事中王竑奋起抓住马顺的头发,狠咬他脸上的肉,群臣随着一哄而上,立时把马顺击毙,并向朱祁钰索要王振的党徒宦官毛贵、王长随二人。太监金英看到事情紧急,就把毛、王从宫门的缝隙中推出,立时被群臣打死。他们三人的尸体被陈于东安门外示众,军民犹争击尸体泄愤。过了一会,有人又把王振侄儿王山捆缚了来,众争唾骂,一时朝班大乱。朱祁钰看到群臣怒不可遏的情状,殿廷上血迹斑斑的样子,感到害怕,要退避到宫里去。大臣们也感到束手无策。在这纷乱之际,于谦排众直前,拦住了朱祁钰,请他宣告“顺等罪当死”,殴击马顺等官员皆“不论”。朱祁钰于是下令把王山缚至刑场,凌迟处死。这一事件发生于一刹那,于谦当机立断,处理得宜,使得情势很快安定下来。在拥挤中,于谦的袍袖都被挤轧破了。当于谦步出左掖门时,吏部尚书王直握着于谦的手,以敬佩的口吻说:“国家正赖公耳,今日虽百王直何能为!”

于谦在一个多月的日日夜夜里尽心竭虑,从各方面整顿内政,加强战备。当时“上下皆倚重(于)谦,谦亦毅然以社稷安危为己任”。经过于谦的这一番整顿后,使得人心稳定,军事力量增强。“大小关隘,但可通人马之处,或塞或守。塞则积木石,守则锋利器械”。景帝朱祁钰也完全信任于谦,有人因此而攻击说“帝任谦太过”。太监兴安说:“为国分忧,如于公者宁有二人!”

正统十四年(1449)十月初一日,瓦剌也先率军拥挟英宗绕过大同向北京进犯。初八日,景帝命于谦提督各营军马,将士皆受节制。于谦立即分遣诸将帅兵二十二万列阵于京师九门外,下令“有盔甲军士不出城者斩”。等到各部军队皆出至城外部署完毕后,将城门全部关上,以示背城死战的决心。下令“临阵,将不顾军先退者,斩其将,军不顾将先退者,后队斩前队”。于谦亲自披挂甲胄,站在队伍前列,泣以忠义谕三军,人人感奋,勇气百倍,准备迎击瓦剌军。

十月十一日,瓦剌军抵北京城下。也先原以为明军不堪一击,北京旦夕可下。但经过五天战斗,皆被击败,也先感到沮丧,瓦剌军士气低下。明军自接战以来,屡获胜利,士气旺盛。也先又听到明军援军将集,恐断其归路,遂于十五日夜拔营北遁。于谦和主战派官员领导和组织的北京保卫战,终于取得了胜利。也先退回瓦剌后,感到继续留着英宗已不起什么作用,景泰元年八月,英宗就由右都御史杨善迎回北京。

于谦在英宗回来后,就向群臣提出“和议难恃”和“上皇虽还,国耻未雪”的警告,因此,他仍不懈地加强军事力量。他在执掌兵部的实践中,深感明朝兵制中的弊病,为了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对京营兵制加以改革。景泰二年于谦于三大营中选十万精壮军士,分五营团操,称为团营法。建立团营后,于谦规定各级军官都要按时到教场操练。《明史·兵志》说:“于谦创立团营,简精锐,一号令,兵将相习,其法颇善。”

景泰八年(1457)正月,景帝病重,石亨、徐有贞等人乘机发动了“夺门之变”,拥立英宗朱祁镇复登皇帝宝座。英宗复辟后,即命徐有贞以原官兼学士进入内阁。徐有贞以议南迁遭于谦斥责,怀恨在心,因此他入阁第二天就逮捕了于谦、王文等人。

徐有贞、石亨嗾使其同党劾于谦、王文等谋迎立外藩襄王朱瞻墡的儿子做皇帝。廷审时,王文辩白说:“召亲王须用金牌信符。”于谦冷笑说:“(石)亨等意耳,辩何益!”经过查对,金牌信符都在内府,但徐有贞却说:“虽无显迹,意有之。”主审的都御史萧维祯,阿附徐有贞、石亨,“乃以‘意欲’两字成狱”,判处谋逆罪,处死刑。英宗还有点犹豫,说“于谦实有功”。徐有贞对英宗说:“不杀于谦,此举(指英宗复辟)为无名”。于谦和王文一起被杀,年六十岁,天下冤之。后来他的女婿朱骥把于谦的灵柩归葬到他的故乡西湖边。

评: 于谦从小关心国家安危,树立了要为国家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他在山西、河南巡抚任内,廉洁自律,勤政爱民,深得人民的爱戴。土木之败,明朝遭遇到严重危机,于谦挺身而出,在短短一个多月时间内,他雷厉风行地刷新内政,整顿军队,识拔文武官员,加强关隘防守,把官员军民惊慌失措的局面改变成为同仇敌忾、共赴国难的激昂形势,终于在北京城下击败瓦剌军队,使得明王朝转危为安。中国历史上的民族矛盾中,于谦这种力撑危局、殉国忘身的精神,可与岳飞、文天祥媲美。明末抗清志士张苍水,在他的绝命词里高歌:“国破家亡欲何之,西子湖头有我师。日月双悬于氏墓,乾坤半壁岳家祠。”表达了人们对于谦的敬仰之情。 2TXikRaTAjDrpRa4rM8tu8mgkUjAeeADhKzy3Zm9eIaQg7fnwAi9r7NdUBLxAGT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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