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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宗朱祁钰 （1428—1457） 史书亦称景帝，是宣宗次子，英宗朱祁镇同父异母弟。英宗即位时封为郕王。正统十四年（1449）八月“土木之败”英宗被俘，八月十八日皇太后命朱祁钰监国，时年二十二岁。
正统十四年九月一日，群臣合请皇太后曰：“国有长君，社稷之福。”请朱祁钰即帝位以安人心。这时朱祁钰虽然以监国的身份总理朝政，但却不是正式君主，这从明朝内部来说，毕竟还缺少“皇帝”的权威，推行政令时总感到有些阻碍；对外部来说，明朝不另立皇帝，就使瓦剌易于借英宗来进行要挟。而新立的太子（英宗子朱见深）当时还只是一个三岁的幼儿，无法执政理事。皇太后看到这些事实，同意了大家的建议。但当群臣把皇太后的旨意转告朱祁钰时，朱祁钰却惊让再三，并避归他的郕王第宅。于谦正色对朱祁钰说：“臣等诚忧国家，非为私计。”朱祁钰这才接受了皇太后的旨意，于九月六日即皇帝位，遥尊英宗为太上皇，年号景泰，以第二年为景泰元年。
正当景帝依靠于谦等爱国官员整顿军队，加强战备的时候，正统十四年十月初一日，瓦剌军又大举进犯，妄想夺取北京，逼明朝南迁。十月十一日抵北京城下。但在明朝爱国军民的打击下，瓦剌军连战皆败，遂于十五日夜拔营北遁。
景泰元年（1450）六月，瓦剌派使者来北京，申述也先有诚意送英宗回来，愿意和明朝讲和。当时大臣们都主张速派使臣去迎回英宗，于是景帝就召群臣于文华殿，吏部尚书王直奏说：“上皇蒙尘，理宜迎复。乞必遣使，勿使有他日悔。”景帝听了很不高兴，说：“我非贪此位，而卿等强树焉，今复作纷纭何？”于谦觉得这次也先遣使来议和较有诚意，便对景帝说：皇位已定，谁还有其他议论呢？回答使者是为了缓和一下边患，有时间作防备。景帝听到皇位不再改动，才放下心来说：“从汝，从汝。”
景泰元年八月二日，英宗由右都御史杨善陪同从瓦剌启程回北京。景帝是不愿意他哥哥回来的，因此，他规定迎接英宗的礼仪非常简慢，只派侍读商辂率一轿二马迎于居庸关。十五日，英宗等到北京，居于南宫。
景帝被推戴做皇帝才一年，英宗回来，使他内心十分恐惧，怕皇帝的宝座被他哥哥夺回去。所以在东安门举行授受帝位仪式以后，立即把英宗送进南宫禁锢起来。并派靖远伯王骥守备南宫，不许群臣去朝见，不许英宗和廷臣交往，防止英宗和群臣联络进行复辟活动。景帝感到忧虑的另一个问题是皇太子仍是英宗的长子朱见深。所以他一直想“易储”，废太子朱见深，另立自己的儿子朱见济为皇太子，但没有正当的理由，“难于发言”。太监王诚、舒良为景帝出谋，在“易储”前，先对大臣们加官进爵和赏赐金银，进行笼络。
正当景帝在逐步收买大臣时，广西思明州土知府黄
的庶兄黄
，为了迎合皇帝的心意，便于他夺取土知府的职位，上章请更换皇太子“永固国本”。景帝看了章奏大喜，说：“万里之外，乃有此忠臣！”当即叫礼部集群臣会议废立太子事。当时参加会议的大小官员有九十一人，大家心里认为不可，但都不敢直言，司礼监太监兴安大声说：“尚何迟疑之有！”于是大学士陈循、礼部尚书胡
以及都御史王文领头都一一签了名，联名合奏：“父有天下，必传于子。”“陛下膺天明命，中兴邦家，统绪之传，宜归圣子。今黄
所奏，宜允所言。”
景帝经过逼胁文武群臣联名上奏以后，更换皇太子终算名正言顺了。景泰三年（1452）五月初二日正式立其子见济为皇太子，见济的生母杭氏为皇后，改封原来的皇太子朱见深为沂王。景帝为了巩固皇太子的地位，所置东宫官皆以大臣兼任。
朱见济立为皇太子后只一年多，忽然病死，而景帝只有这一个儿子。这样“再建皇储”，就成为大臣所关心的问题。在朝的不少官员主张复立朱见深为皇太子。景泰五年五月，御史钟同和礼部郎中章纶先后上疏，请“还沂王于储位，定天下之大本”。景帝大怒，当时天色已晚，宫门已闭，从门隙中传递出景帝的命令，立即逮捕钟同和章纶下锦衣卫狱，“搒掠惨酷”，逼问主使及交通南宫英宗的罪状。钟同被杖死，章纶被关在锦衣卫狱，直到天顺元年（1457）英宗复辟后才被释放。
景帝一方面严厉压制奏请复立沂王为皇太子的官员，同时严密防范英宗在南宫的活动。景帝总把英宗看成是一个隐患，而在朝廷中也确实有这样一种倾向，正如给事中徐正密奏景帝时所说的：“今日臣民有望上皇复位者，有望废太子沂王嗣位者。”他建议景帝把沂王出至沂州，增高南城数尺，伐去城边高树，南宫宫门的锁灌上铁。景帝表面上要显示自己的宽厚，要笃亲亲之谊，把徐正谪戍铁岭卫。实际上则更警惕地监视着南宫，把南宫附近的树木砍伐一尽。
景泰八年正月，景帝病重，而皇太子尚未定，宫廷内和文武官员都十分忧虑。十四日群臣会议于朝廷，大多数官员同意复立沂王为皇太子，大学士王文、陈循等认为“沂王既退，不可再也”，但又不知景帝的意向，于是只笼统地请“早择元良”。景帝紧紧攥住皇帝的宝座，死也不肯撒手，看了群臣的奏疏后，传谕说：“朕偶有寒疾，十七日当早朝，所请不允。”十六日，王直、胡
、于谦会诸大臣请复立沂王，推商辂主草，当疏稿写成时，已日暮，尚未上奏，当天夜里就发生了“夺门之变”。石亨、徐有贞等拥立朱祁镇复登皇帝宝座，二十一日，改景泰八年为天顺元年。
二月初一，以皇太后谕，废景帝仍为郕王，迁之西内，过了十多天死于西宫，年三十。“毁所营寿陵，以亲王礼葬西山”。成化十一年（1475）宪宗下诏复“郕王帝号”。
于 谦 （1398—1457） 字廷益，号节庵，浙江钱塘县（今杭州市）人。于谦青少年时就有救国救民之志，他在书斋里挂有文天祥画像，撰写了“殉国忘身，舍生取义”，“宁正而毙，不苟而全”等赞词。他在《石灰吟》诗中，用隐喻的手法来寄托自己的抱负：“千锤百炼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骨碎身全不惜，要留清白在人间。”
永乐十九年（1421）于谦考中进士，授为御史。宣德五年（1430），宣宗特任于谦为兵部右侍郎巡抚山西、河南。他到任后即到所属各州县访问父老，考察应兴应改事宜，随时上奏朝廷。当时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当政，很器重于谦，他上奏的兴革措施，多被采纳实行。正统十年（1445），山东、陕西流民二十余万逃荒到河南，于谦发粮赈济，并分给田地耕牛种子，安排生产。于谦每次进京奏事，不带任何物品送礼。有人劝他带点绢帕、蘑菇等土产，多少送些人情。他都笑着举起衣袖说：“带有清风。”并作了一首《入京诗》：“绢帕蘑菇及线香，本资民用反为殃。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人们争相传诵。
正统十三年（1448）于谦回京任兵部左侍郎。第二年七月，蒙古族瓦剌部也先进攻大同，英宗亲自率师出征，八月十五日在土木堡被瓦剌军打得大败，英宗被俘。十八日，皇太后命郕王朱祁钰监国，召群臣商议战守之策。“群臣聚哭于朝”，不知所措。翰林侍讲徐珵在朝廷上公开鼓吹逃跑主张，说“天命已去，惟南迁可以纾难”。当即遭到于谦的坚决反对。于谦大声说：“言南迁者可斩也。京师，天下根本，一动则大事去矣，独不见宋南渡事乎！”于谦的正确意见，得到吏部尚书王直、内阁学士陈循的支持。在于谦、陈循、王直以及商辂、王竑等爱国官员坚决主战的激励下，朱祁钰和皇太后才下抗战的决心，并把战守的重任托付给于谦。
当时明朝的“京师劲甲精骑皆陷没，所余疲卒不及十万，人心震恐，上下无固志”。于谦在受事的第二天（八月十九日），立即奏请朱祁钰调南北两京及河南备操军、山东及南京沿海备倭军、江北及北京诸府运粮军，以及宁阳侯陈懋所率的浙兵亟赴京师守卫。同日又命移通州粮入京师。各地军队陆续来到京师，更加上粮食有了储备，京师人心渐趋稳定。
八月二十一日，于谦升任为兵部尚书。
八月二十三日，朱祁钰登临午门代理朝政，右都御史陈镒等奏言：“王振倾危社稷，构陷乘舆，请族诛以安人心。”朱祁钰没有明确答复。群臣看到朱祁钰犹豫不决的态度，满腔悲愤，哭声震殿陛。王振的党羽、锦衣卫指挥马顺叱骂喝逐群臣，更加激起了大家的愤怒。给事中王竑奋起抓住马顺的头发，狠咬他脸上的肉，群臣随着一哄而上，立时把马顺击毙，并向朱祁钰索要王振的党徒宦官毛贵、王长随二人。太监金英看到事情紧急，就把毛、王从宫门的缝隙中推出，立时被群臣打死。他们三人的尸体被陈于东安门外示众，军民犹争击尸体泄愤。过了一会，有人又把王振侄儿王山捆缚了来，众争唾骂，一时朝班大乱。朱祁钰看到群臣怒不可遏的情状，殿廷上血迹斑斑的样子，感到害怕，要退避到宫里去。大臣们也感到束手无策。在这纷乱之际，于谦排众直前，拦住了朱祁钰，请他宣告“顺等罪当死”，殴击马顺等官员皆“不论”。朱祁钰于是下令把王山缚至刑场，凌迟处死。这一事件发生于一刹那，于谦当机立断，处理得宜，使得情势很快安定下来。在拥挤中，于谦的袍袖都被挤轧破了。当于谦步出左掖门时，吏部尚书王直握着于谦的手，以敬佩的口吻说：“国家正赖公耳，今日虽百王直何能为！”
于谦在一个多月的日日夜夜里尽心竭虑，从各方面整顿内政，加强战备。当时“上下皆倚重（于）谦，谦亦毅然以社稷安危为己任”。经过于谦的这一番整顿后，使得人心稳定，军事力量增强。“大小关隘，但可通人马之处，或塞或守。塞则积木石，守则锋利器械”。景帝朱祁钰也完全信任于谦，有人因此而攻击说“帝任谦太过”。太监兴安说：“为国分忧，如于公者宁有二人！”
正统十四年（1449）十月初一日，瓦剌也先率军拥挟英宗绕过大同向北京进犯。初八日，景帝命于谦提督各营军马，将士皆受节制。于谦立即分遣诸将帅兵二十二万列阵于京师九门外，下令“有盔甲军士不出城者斩”。等到各部军队皆出至城外部署完毕后，将城门全部关上，以示背城死战的决心。下令“临阵，将不顾军先退者，斩其将，军不顾将先退者，后队斩前队”。于谦亲自披挂甲胄，站在队伍前列，泣以忠义谕三军，人人感奋，勇气百倍，准备迎击瓦剌军。
十月十一日，瓦剌军抵北京城下。也先原以为明军不堪一击，北京旦夕可下。但经过五天战斗，皆被击败，也先感到沮丧，瓦剌军士气低下。明军自接战以来，屡获胜利，士气旺盛。也先又听到明军援军将集，恐断其归路，遂于十五日夜拔营北遁。于谦和主战派官员领导和组织的北京保卫战，终于取得了胜利。也先退回瓦剌后，感到继续留着英宗已不起什么作用，景泰元年八月，英宗就由右都御史杨善迎回北京。
于谦在英宗回来后，就向群臣提出“和议难恃”和“上皇虽还，国耻未雪”的警告，因此，他仍不懈地加强军事力量。他在执掌兵部的实践中，深感明朝兵制中的弊病，为了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对京营兵制加以改革。景泰二年于谦于三大营中选十万精壮军士，分五营团操，称为团营法。建立团营后，于谦规定各级军官都要按时到教场操练。《明史·兵志》说：“于谦创立团营，简精锐，一号令，兵将相习，其法颇善。”
景泰八年（1457）正月，景帝病重，石亨、徐有贞等人乘机发动了“夺门之变”，拥立英宗朱祁镇复登皇帝宝座。英宗复辟后，即命徐有贞以原官兼学士进入内阁。徐有贞以议南迁遭于谦斥责，怀恨在心，因此他入阁第二天就逮捕了于谦、王文等人。
徐有贞、石亨嗾使其同党劾于谦、王文等谋迎立外藩襄王朱瞻墡的儿子做皇帝。廷审时，王文辩白说：“召亲王须用金牌信符。”于谦冷笑说：“（石）亨等意耳，辩何益！”经过查对，金牌信符都在内府，但徐有贞却说：“虽无显迹，意有之。”主审的都御史萧维祯，阿附徐有贞、石亨，“乃以‘意欲’两字成狱”，判处谋逆罪，处死刑。英宗还有点犹豫，说“于谦实有功”。徐有贞对英宗说：“不杀于谦，此举（指英宗复辟）为无名”。于谦和王文一起被杀，年六十岁，天下冤之。后来他的女婿朱骥把于谦的灵柩归葬到他的故乡西湖边。
评： 于谦从小关心国家安危，树立了要为国家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他在山西、河南巡抚任内，廉洁自律，勤政爱民，深得人民的爱戴。土木之败，明朝遭遇到严重危机，于谦挺身而出，在短短一个多月时间内，他雷厉风行地刷新内政，整顿军队，识拔文武官员，加强关隘防守，把官员军民惊慌失措的局面改变成为同仇敌忾、共赴国难的激昂形势，终于在北京城下击败瓦剌军队，使得明王朝转危为安。中国历史上的民族矛盾中，于谦这种力撑危局、殉国忘身的精神，可与岳飞、文天祥媲美。明末抗清志士张苍水，在他的绝命词里高歌：“国破家亡欲何之，西子湖头有我师。日月双悬于氏墓，乾坤半壁岳家祠。”表达了人们对于谦的敬仰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