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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记第十一
徐有贞 曹吉祥

徐有贞 初名珵,字元玉,号天全,吴县(今苏州市)人。宣德八年(1433)进士。为人短小精悍,功名心重。正统十二年(1447)任侍讲。

“土木之败”后,郕王朱祁钰监国,召集群臣商议战守之策。徐珵急忙跳出来鼓吹天命,说:“验之星象,稽之历数,天命已去,惟南迁可以纾难。”当即遭到主战派于谦的斥责。徐珵不敢复言,太监金英把他叱出。当时许多大官富户为了保全自己的身家性命,纷纷南逃。徐珵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在土木之败以前,他看到边防形势紧张,预感到瓦剌必将入犯京畿,在同僚中间传播失败情绪,并把他的眷属送回南方苏州老家。

景泰时,徐珵想求得祭酒(国子监主管官)的官职,当景帝听到他的姓名时说:“此议南迁徐珵邪!为人倾危,将坏诸生心术。”不同意用他。当时用人多决于于谦。徐珵以为是于谦在压抑他。徐珵谄附于陈循,送陈循玉带,讨好说:“公带将玉矣。”不久陈循果升为少保,就屡次推荐他。陈循又建议他把原来的名字改掉,遂改名有贞,瞒过了景帝,方得到任用。后因治河作出了成绩,被提升为左副都御史。

景泰八年(1457)正月十二日,景帝支撑着病体到南郊斋宫,召石亨到病榻前,要他代行郊祀礼。石亨看到景帝病势沉重,没有康复的希望,回来后就与其同党都督张 ,左都御史杨善及太监曹吉祥谋议。石亨认为“请复立东宫,不如请太上皇英宗复位,可得功赏”。张 、曹吉祥等也都同意这一主张。他们又到太常卿许彬那里去商议,许彬让他们去同徐有贞计谋。十四日夜,石亨等聚会在徐有贞家里,徐有贞问石亨、张 说,复辟计谋“南城(指英宗)亦知之乎”?石亨、张 说:“一日前已密达之。”十六日夜,大家又在徐有贞家聚会,徐有贞说:“事在今夕,不可失。”适边吏报警,有贞曰:“宜乘此以备非常为名,纳兵入大内,谁不可者!”计谋已定,就去会合王骥、杨善、陈汝言等人。徐有贞在和他的家人分别时说:“事成社稷之利,不成门户之祸。归,人;不归,鬼矣。”

徐有贞预令张 调兵千人等待于长安门外,石亨收各城门钥匙,夜四鼓时开长安门放张 所率领军士进入皇城。抵达南宫,宫门紧闭不开,徐有贞命军士取巨木悬置起来,用几十人曳木撞开宫门。英宗在灯烛下单独出见,徐有贞等一起对英宗说:“请陛下登位。”众人拥护英宗到奉天殿,扶英宗升座,徐有贞等立即高呼万岁,敲响钟鼓,大开诸门。此时已是正月十七日黎明。

当时,群臣都等在朝房中准备景帝临朝,忽然听到宫殿中的呼噪声,正感到惊疑,接着又听到钟鼓声,随着诸门大开。徐有贞出来大声说:“上皇帝复位矣!”催促大家去朝贺。英宗复辟,重新当上了皇帝。这就是历史上的“夺门之变”。

徐有贞于夺门之变的当天入阁,第二天晋升为兵部尚书。但他还不满意,想再升一级,石亨把他的意思转告英宗,遂晋封为武功伯。徐有贞入阁后的第二天就逮捕了于谦、王文,以迎立外藩罪予以处死,并把于谦推荐选用以及不附和自己的文武官员列名镂版,“榜于谦党人示天下”。

徐有贞入阁后,独揽了内阁事权,英宗也认为他有才能,十分宠用他。徐有贞感到曹吉祥和石亨招权纳贿的劣迹太露骨,欲“自异于曹、石”,以取得朝臣们的好感。同时在暗中窥察到英宗对他们流露有厌恶的神情,于是对曹、石“乃稍稍裁之,且微言其贪横状”。天顺元年(1457)五月御史杨瑄等上章劾曹吉祥、石亨强夺民田,冒功滥职等罪。曹、石认为这是李贤、徐有贞所主使,于是两人联合起来,倾轧徐有贞。

当时英宗颇信任徐有贞,“时屏人密语,吉祥令小竖窃听得之”,故意在和英宗谈话时泄漏出来。英宗惊问道:“安所受此语?”回答说:“受之有贞。”还说:“某日语某事,外间无弗闻。”在曹吉祥的不断离间下,英宗就渐渐地和徐有贞疏远起来。曹吉祥和石亨又唆使言官弹劾徐有贞和李贤“图擅威权,排斥勋旧。”于是两人都被关进了诏狱。后来李贤在吏部尚书王翱的保护下,复任为吏部侍郎,又进入内阁。徐有贞则被谪戍金齿,直到天顺四年(1460)才被释放回到原籍苏州,十余年后死去。

曹吉祥 (?—1461) 滦州(今河北滦县)人,正统、景泰时宦官,初依附于王振。正统六年(1441)正月“命定西伯蒋贵为征蛮将军,总兵讨思任发”。曹吉祥任为监军,号都督,这是明朝宦官总兵的开始。以后又与成国公朱勇征兀良哈,又与宁阳侯陈懋等镇压过福建邓茂七的农民起义。曹吉祥每次出征,都选一些投降来的蒙古军士作为自己的亲军卫士,战争结束回来,就把这些人“畜于家,故家多藏甲”。

景泰八年(1457)正月,曹吉祥参与石亨、徐有贞等人发动的“夺门之变”。英宗复辟,曹吉祥被提升为司礼太监,总督三大营。

不久,曹吉祥、石亨与徐有贞产生了矛盾,曹、石联合起来攻倒了徐有贞。从此,他们就更加肆无忌惮地专权乱政。天顺元年(1457)十二月,复论夺门功,封曹吉祥养子钦为昭武伯。曹吉祥还要英宗任命他的侄儿铉、铎、 为都督,其门下豢养着的一批帮手因“夺门”冒功得官的多至千百人。天顺三年石亨的侄子石彪又晋爵为侯。当时,石亨“弟侄家人冒功锦衣者五十余人。部曲亲故窜名夺门籍得官者四千余人”。石亨为了独断专行,不愿文臣来牵制武臣,因此,他要英宗尽罢巡抚提督军务,结果弄得“军官纵肆贪暴,士卒罢弊”。

英宗与曹、石之间也存在着矛盾,曹、石的专权跋扈,使他感到难堪。一天,英宗对李贤谈到曹、石的情况时说:“但依之则悦,不从便怫然见于辞色。”“此辈干政,四方奏事者先造其门,为之奈何?”李贤教英宗一方面遇事独断,权不下移,同时渐渐地剥夺他们的权力。

英宗便采用李贤的办法来对付曹、石,命令左顺门阍者:“今后非有宣召,总兵等官,不许擅进”,逐渐地疏远曹、石。石亨也感到英宗在疏远他们,想用“陈桥兵变”来夺取明朝的天下,安排石彪在大同,作为他们叛乱的据点。石亨对其同党说:“大同士马甲天下,吾抚之素厚,今石彪在彼可恃也。”将来起兵时,“北塞紫荆关,东据临清,决高邮之堤以绝饷道,京师可不战而困矣”。天顺三年(1459)七月,英宗召石彪还京,石彪不肯从命,并令千户杨斌等来京奏保石彪继续任大同镇守。经拷讯杨斌,得知是受石彪指使,于是英宗便立即命令石彪“疾驰入京”,关入锦衣卫监狱。接着石亨也被关进了诏狱。天顺四年二月,石亨死于狱中,石彪被杀。

兔死狐悲,石亨、石彪的结局,自然使曹吉祥、曹钦叔侄惊惧不安。与其坐以待毙,等待英宗来收拾自己,不如孤注一掷,发动军事政变,或可侥幸成功。一天,曹钦问他的门客冯益:“自古有宦官子弟为天子者乎?”冯益回答说:“君家魏武(曹操)其人也。”野心勃勃一心想当皇帝的曹钦听了大喜。

曹吉祥门下原来就豢养着一批蒙古族投降过来的军官和士兵,曹吉祥给他们以私恩小惠,收为心腹。英宗复辟,曹吉祥又把他们列入“夺门”有功人员名单,“俱升大职”。石亨事发后,因冒“夺门”功得官被罢黜的达四千人。但在曹吉祥庇护下的一批人都没有受到触动。因此,他们对曹吉祥越发感恩。曹吉祥“日犒诸达官,金钱谷帛恣所取,皆愿尽力,结为死党”。

曹吉祥与曹钦决定于七月二日黎明前举事,“(曹)钦自外拥兵入废帝,而吉祥以禁兵为内应”。计谋既定,曹钦与其党都督伯颜也先部署好士卒五百人,并和伯颜也先等数十人夜饮等待举事。酒喝到一半,夜二鼓时分,蒙古族都指挥马亮从酒席上悄悄溜走,到皇宫里去报告。当时因甘、凉有警,怀宁伯孙镗奉命西征,拟于第二天向皇帝辞行,这天夜里与恭顺伯吴瑾俱宿于朝房。马亮到朝房里把曹钦谋反的情况告诉吴瑾,吴瑾又告诉了孙镗。孙、吴二人急忙草疏,因都是武臣,“拙于书,惟曰:曹钦反,曹钦反”。从长安右门隙投疏入。皇宫内立即逮捕了曹吉祥,并紧闭皇城及京城九门。曹钦觉察到马亮逃走,立即率其党徒至东长安门,门闭不得入。转至逯杲住所杀了逯杲,又在西朝房杀了都御史寇深,在东朝房砍伤了学士李贤,纵火焚烧东西长安门。这时孙镗急遣其子召西征军二千人攻击曹钦,工部尚书赵荣亦率数百人来助战。天将黎明,曹钦党徒渐渐散去。城门尽闭,曹钦冲突不出,才奔归家里拒战,被孙镗军攻入,曹钦投井死,铎 、铉皆被杀。曹吉祥于三天后被凌迟处死。这一事件,明史上称为“曹石之变”。 YimijpXxvgACA86WKnIxtzO3g9s5i5ET8Spv6HYHlXAnn/cuL4zDt4eDRjwJV/3X



传记第十二
明代宗 于谦

明代宗朱祁钰 (1428—1457) 史书亦称景帝,是宣宗次子,英宗朱祁镇同父异母弟。英宗即位时封为郕王。正统十四年(1449)八月“土木之败”英宗被俘,八月十八日皇太后命朱祁钰监国,时年二十二岁。

正统十四年九月一日,群臣合请皇太后曰:“国有长君,社稷之福。”请朱祁钰即帝位以安人心。这时朱祁钰虽然以监国的身份总理朝政,但却不是正式君主,这从明朝内部来说,毕竟还缺少“皇帝”的权威,推行政令时总感到有些阻碍;对外部来说,明朝不另立皇帝,就使瓦剌易于借英宗来进行要挟。而新立的太子(英宗子朱见深)当时还只是一个三岁的幼儿,无法执政理事。皇太后看到这些事实,同意了大家的建议。但当群臣把皇太后的旨意转告朱祁钰时,朱祁钰却惊让再三,并避归他的郕王第宅。于谦正色对朱祁钰说:“臣等诚忧国家,非为私计。”朱祁钰这才接受了皇太后的旨意,于九月六日即皇帝位,遥尊英宗为太上皇,年号景泰,以第二年为景泰元年。

正当景帝依靠于谦等爱国官员整顿军队,加强战备的时候,正统十四年十月初一日,瓦剌军又大举进犯,妄想夺取北京,逼明朝南迁。十月十一日抵北京城下。但在明朝爱国军民的打击下,瓦剌军连战皆败,遂于十五日夜拔营北遁。

景泰元年(1450)六月,瓦剌派使者来北京,申述也先有诚意送英宗回来,愿意和明朝讲和。当时大臣们都主张速派使臣去迎回英宗,于是景帝就召群臣于文华殿,吏部尚书王直奏说:“上皇蒙尘,理宜迎复。乞必遣使,勿使有他日悔。”景帝听了很不高兴,说:“我非贪此位,而卿等强树焉,今复作纷纭何?”于谦觉得这次也先遣使来议和较有诚意,便对景帝说:皇位已定,谁还有其他议论呢?回答使者是为了缓和一下边患,有时间作防备。景帝听到皇位不再改动,才放下心来说:“从汝,从汝。”

景泰元年八月二日,英宗由右都御史杨善陪同从瓦剌启程回北京。景帝是不愿意他哥哥回来的,因此,他规定迎接英宗的礼仪非常简慢,只派侍读商辂率一轿二马迎于居庸关。十五日,英宗等到北京,居于南宫。

景帝被推戴做皇帝才一年,英宗回来,使他内心十分恐惧,怕皇帝的宝座被他哥哥夺回去。所以在东安门举行授受帝位仪式以后,立即把英宗送进南宫禁锢起来。并派靖远伯王骥守备南宫,不许群臣去朝见,不许英宗和廷臣交往,防止英宗和群臣联络进行复辟活动。景帝感到忧虑的另一个问题是皇太子仍是英宗的长子朱见深。所以他一直想“易储”,废太子朱见深,另立自己的儿子朱见济为皇太子,但没有正当的理由,“难于发言”。太监王诚、舒良为景帝出谋,在“易储”前,先对大臣们加官进爵和赏赐金银,进行笼络。

正当景帝在逐步收买大臣时,广西思明州土知府黄 的庶兄黄 ,为了迎合皇帝的心意,便于他夺取土知府的职位,上章请更换皇太子“永固国本”。景帝看了章奏大喜,说:“万里之外,乃有此忠臣!”当即叫礼部集群臣会议废立太子事。当时参加会议的大小官员有九十一人,大家心里认为不可,但都不敢直言,司礼监太监兴安大声说:“尚何迟疑之有!”于是大学士陈循、礼部尚书胡 以及都御史王文领头都一一签了名,联名合奏:“父有天下,必传于子。”“陛下膺天明命,中兴邦家,统绪之传,宜归圣子。今黄 所奏,宜允所言。”

景帝经过逼胁文武群臣联名上奏以后,更换皇太子终算名正言顺了。景泰三年(1452)五月初二日正式立其子见济为皇太子,见济的生母杭氏为皇后,改封原来的皇太子朱见深为沂王。景帝为了巩固皇太子的地位,所置东宫官皆以大臣兼任。

朱见济立为皇太子后只一年多,忽然病死,而景帝只有这一个儿子。这样“再建皇储”,就成为大臣所关心的问题。在朝的不少官员主张复立朱见深为皇太子。景泰五年五月,御史钟同和礼部郎中章纶先后上疏,请“还沂王于储位,定天下之大本”。景帝大怒,当时天色已晚,宫门已闭,从门隙中传递出景帝的命令,立即逮捕钟同和章纶下锦衣卫狱,“搒掠惨酷”,逼问主使及交通南宫英宗的罪状。钟同被杖死,章纶被关在锦衣卫狱,直到天顺元年(1457)英宗复辟后才被释放。

景帝一方面严厉压制奏请复立沂王为皇太子的官员,同时严密防范英宗在南宫的活动。景帝总把英宗看成是一个隐患,而在朝廷中也确实有这样一种倾向,正如给事中徐正密奏景帝时所说的:“今日臣民有望上皇复位者,有望废太子沂王嗣位者。”他建议景帝把沂王出至沂州,增高南城数尺,伐去城边高树,南宫宫门的锁灌上铁。景帝表面上要显示自己的宽厚,要笃亲亲之谊,把徐正谪戍铁岭卫。实际上则更警惕地监视着南宫,把南宫附近的树木砍伐一尽。

景泰八年正月,景帝病重,而皇太子尚未定,宫廷内和文武官员都十分忧虑。十四日群臣会议于朝廷,大多数官员同意复立沂王为皇太子,大学士王文、陈循等认为“沂王既退,不可再也”,但又不知景帝的意向,于是只笼统地请“早择元良”。景帝紧紧攥住皇帝的宝座,死也不肯撒手,看了群臣的奏疏后,传谕说:“朕偶有寒疾,十七日当早朝,所请不允。”十六日,王直、胡 、于谦会诸大臣请复立沂王,推商辂主草,当疏稿写成时,已日暮,尚未上奏,当天夜里就发生了“夺门之变”。石亨、徐有贞等拥立朱祁镇复登皇帝宝座,二十一日,改景泰八年为天顺元年。

二月初一,以皇太后谕,废景帝仍为郕王,迁之西内,过了十多天死于西宫,年三十。“毁所营寿陵,以亲王礼葬西山”。成化十一年(1475)宪宗下诏复“郕王帝号”。

于 谦 (1398—1457) 字廷益,号节庵,浙江钱塘县(今杭州市)人。于谦青少年时就有救国救民之志,他在书斋里挂有文天祥画像,撰写了“殉国忘身,舍生取义”,“宁正而毙,不苟而全”等赞词。他在《石灰吟》诗中,用隐喻的手法来寄托自己的抱负:“千锤百炼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骨碎身全不惜,要留清白在人间。”

永乐十九年(1421)于谦考中进士,授为御史。宣德五年(1430),宣宗特任于谦为兵部右侍郎巡抚山西、河南。他到任后即到所属各州县访问父老,考察应兴应改事宜,随时上奏朝廷。当时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当政,很器重于谦,他上奏的兴革措施,多被采纳实行。正统十年(1445),山东、陕西流民二十余万逃荒到河南,于谦发粮赈济,并分给田地耕牛种子,安排生产。于谦每次进京奏事,不带任何物品送礼。有人劝他带点绢帕、蘑菇等土产,多少送些人情。他都笑着举起衣袖说:“带有清风。”并作了一首《入京诗》:“绢帕蘑菇及线香,本资民用反为殃。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人们争相传诵。

正统十三年(1448)于谦回京任兵部左侍郎。第二年七月,蒙古族瓦剌部也先进攻大同,英宗亲自率师出征,八月十五日在土木堡被瓦剌军打得大败,英宗被俘。十八日,皇太后命郕王朱祁钰监国,召群臣商议战守之策。“群臣聚哭于朝”,不知所措。翰林侍讲徐珵在朝廷上公开鼓吹逃跑主张,说“天命已去,惟南迁可以纾难”。当即遭到于谦的坚决反对。于谦大声说:“言南迁者可斩也。京师,天下根本,一动则大事去矣,独不见宋南渡事乎!”于谦的正确意见,得到吏部尚书王直、内阁学士陈循的支持。在于谦、陈循、王直以及商辂、王竑等爱国官员坚决主战的激励下,朱祁钰和皇太后才下抗战的决心,并把战守的重任托付给于谦。

当时明朝的“京师劲甲精骑皆陷没,所余疲卒不及十万,人心震恐,上下无固志”。于谦在受事的第二天(八月十九日),立即奏请朱祁钰调南北两京及河南备操军、山东及南京沿海备倭军、江北及北京诸府运粮军,以及宁阳侯陈懋所率的浙兵亟赴京师守卫。同日又命移通州粮入京师。各地军队陆续来到京师,更加上粮食有了储备,京师人心渐趋稳定。

八月二十一日,于谦升任为兵部尚书。

八月二十三日,朱祁钰登临午门代理朝政,右都御史陈镒等奏言:“王振倾危社稷,构陷乘舆,请族诛以安人心。”朱祁钰没有明确答复。群臣看到朱祁钰犹豫不决的态度,满腔悲愤,哭声震殿陛。王振的党羽、锦衣卫指挥马顺叱骂喝逐群臣,更加激起了大家的愤怒。给事中王竑奋起抓住马顺的头发,狠咬他脸上的肉,群臣随着一哄而上,立时把马顺击毙,并向朱祁钰索要王振的党徒宦官毛贵、王长随二人。太监金英看到事情紧急,就把毛、王从宫门的缝隙中推出,立时被群臣打死。他们三人的尸体被陈于东安门外示众,军民犹争击尸体泄愤。过了一会,有人又把王振侄儿王山捆缚了来,众争唾骂,一时朝班大乱。朱祁钰看到群臣怒不可遏的情状,殿廷上血迹斑斑的样子,感到害怕,要退避到宫里去。大臣们也感到束手无策。在这纷乱之际,于谦排众直前,拦住了朱祁钰,请他宣告“顺等罪当死”,殴击马顺等官员皆“不论”。朱祁钰于是下令把王山缚至刑场,凌迟处死。这一事件发生于一刹那,于谦当机立断,处理得宜,使得情势很快安定下来。在拥挤中,于谦的袍袖都被挤轧破了。当于谦步出左掖门时,吏部尚书王直握着于谦的手,以敬佩的口吻说:“国家正赖公耳,今日虽百王直何能为!”

于谦在一个多月的日日夜夜里尽心竭虑,从各方面整顿内政,加强战备。当时“上下皆倚重(于)谦,谦亦毅然以社稷安危为己任”。经过于谦的这一番整顿后,使得人心稳定,军事力量增强。“大小关隘,但可通人马之处,或塞或守。塞则积木石,守则锋利器械”。景帝朱祁钰也完全信任于谦,有人因此而攻击说“帝任谦太过”。太监兴安说:“为国分忧,如于公者宁有二人!”

正统十四年(1449)十月初一日,瓦剌也先率军拥挟英宗绕过大同向北京进犯。初八日,景帝命于谦提督各营军马,将士皆受节制。于谦立即分遣诸将帅兵二十二万列阵于京师九门外,下令“有盔甲军士不出城者斩”。等到各部军队皆出至城外部署完毕后,将城门全部关上,以示背城死战的决心。下令“临阵,将不顾军先退者,斩其将,军不顾将先退者,后队斩前队”。于谦亲自披挂甲胄,站在队伍前列,泣以忠义谕三军,人人感奋,勇气百倍,准备迎击瓦剌军。

十月十一日,瓦剌军抵北京城下。也先原以为明军不堪一击,北京旦夕可下。但经过五天战斗,皆被击败,也先感到沮丧,瓦剌军士气低下。明军自接战以来,屡获胜利,士气旺盛。也先又听到明军援军将集,恐断其归路,遂于十五日夜拔营北遁。于谦和主战派官员领导和组织的北京保卫战,终于取得了胜利。也先退回瓦剌后,感到继续留着英宗已不起什么作用,景泰元年八月,英宗就由右都御史杨善迎回北京。

于谦在英宗回来后,就向群臣提出“和议难恃”和“上皇虽还,国耻未雪”的警告,因此,他仍不懈地加强军事力量。他在执掌兵部的实践中,深感明朝兵制中的弊病,为了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对京营兵制加以改革。景泰二年于谦于三大营中选十万精壮军士,分五营团操,称为团营法。建立团营后,于谦规定各级军官都要按时到教场操练。《明史·兵志》说:“于谦创立团营,简精锐,一号令,兵将相习,其法颇善。”

景泰八年(1457)正月,景帝病重,石亨、徐有贞等人乘机发动了“夺门之变”,拥立英宗朱祁镇复登皇帝宝座。英宗复辟后,即命徐有贞以原官兼学士进入内阁。徐有贞以议南迁遭于谦斥责,怀恨在心,因此他入阁第二天就逮捕了于谦、王文等人。

徐有贞、石亨嗾使其同党劾于谦、王文等谋迎立外藩襄王朱瞻墡的儿子做皇帝。廷审时,王文辩白说:“召亲王须用金牌信符。”于谦冷笑说:“(石)亨等意耳,辩何益!”经过查对,金牌信符都在内府,但徐有贞却说:“虽无显迹,意有之。”主审的都御史萧维祯,阿附徐有贞、石亨,“乃以‘意欲’两字成狱”,判处谋逆罪,处死刑。英宗还有点犹豫,说“于谦实有功”。徐有贞对英宗说:“不杀于谦,此举(指英宗复辟)为无名”。于谦和王文一起被杀,年六十岁,天下冤之。后来他的女婿朱骥把于谦的灵柩归葬到他的故乡西湖边。

评: 于谦从小关心国家安危,树立了要为国家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他在山西、河南巡抚任内,廉洁自律,勤政爱民,深得人民的爱戴。土木之败,明朝遭遇到严重危机,于谦挺身而出,在短短一个多月时间内,他雷厉风行地刷新内政,整顿军队,识拔文武官员,加强关隘防守,把官员军民惊慌失措的局面改变成为同仇敌忾、共赴国难的激昂形势,终于在北京城下击败瓦剌军队,使得明王朝转危为安。中国历史上的民族矛盾中,于谦这种力撑危局、殉国忘身的精神,可与岳飞、文天祥媲美。明末抗清志士张苍水,在他的绝命词里高歌:“国破家亡欲何之,西子湖头有我师。日月双悬于氏墓,乾坤半壁岳家祠。”表达了人们对于谦的敬仰之情。 SDOgXuaibsQ8qFN6sP2YsKso3ltIhtwsTEhQnpNFGCd+u4qPBVTRXRwmGU1iF0Wb



传记第十三
明宪宗 汪直

明宪宗朱见深 (1447—1487) 英宗长子,初名见濬,英宗土木之变被俘于瓦剌,皇太后命立为皇太子,景泰三年(1452)废为沂王。天顺元年(1457)复立为皇太子,改名见深。天顺八年正月英宗病死,十六岁的朱见深即皇帝位,年号成化,以第二年为成化元年。

宪宗在位期间,宦官权势有进一步发展。当时有个万贵妃,比宪宗年长十九岁,她擅于迎合,深得宪宗的宠爱。因此不少宦官和佞幸就苛敛民财去巴结万贵妃以窃取权势,而一些官僚又依附宦官而得到进用。李孜省,南昌人,以布政使待选京职,因贪污事发,不敢回去。得知宪宗爱好修炼成仙和不死之药等方术,于是特地习学五雷法,以结交宦官梁芳、钱义,宪宗便下特旨授太常丞。江夏(今武昌市)僧继晓,以秘术因梁芳得到进升,授僧录司左觉义。他经常引诱宪宗做佛事,建大永昌寺于西市,强逼迁徙民居数百家。

成化十二年(1476)发生妖人李子龙事件(见《汪直传》),宪宗迫切想了解外界的事情,成化十三年正月成立了一个以宦官掌管的特务机构西厂,由宦官汪直负责。西厂成立后,屡兴大狱,成立只一个月,就有杨晔之狱。杨晔是建宁卫指挥,故少师杨荣的曾孙,与其父杨泰为仇家所告,避居京师,匿于姊夫董玙处。被西厂逮捕,用一种“琶”的酷刑拷讯,“骨节皆寸解,绝而复苏”。最后,杨晔死于狱中,杨泰被斩。当西厂逻卒搜查杨晔叔父杨仕伟家,缚仕伟拷掠时,邻居翰林侍讲陈音听到被拷打的悲怆声,隔墙大声说:“尔擅辱朝臣,不畏国法耶!”逻卒答道:“尔何人,不畏西厂!”可见当时西厂气焰的嚣张。

因朝臣的反对,成化十三年五月西厂一度停罢,但只过了一个月,又下令复开。西厂复开后,与汪直勾结在一起,充当其帮凶的主要是王越和陈钺,人们称他们为“二钺(一种杀人的兵器)”。有个名叫阿丑的小宦官,善演滑稽戏,一天扮作汪直的模样,手持两钺来到宪宗面前,口称:“吾将兵,仗此两钺耳!”问为何钺?回答说:“王越、陈钺也。”宪宗听后不禁失笑,而笑后则渐渐注意到汪直权势过大和仇怨者众的情形。成化十八年三月,西厂最终被罢,汪直也被外调,但其他宦官依然当权贪贿,如太监梁芳、韦兴,经常以市买珍玩的名义侵盗库金,以至成化十九年,宪宗检查内库,发现累朝藏金七窖都已空空如也。东厂太监尚铭斗倒了汪直后,飞扬跋扈,将京城的富室一一罗织罪名敲诈,索取重贿,卖官鬻爵,无所不至。后来宪宗发觉其不法行为,籍没他的家财,车子装了几天都装不完。

成化二十三年七月,宪宗病死,年四十一岁,葬茂陵。

汪 直 (生卒年不详) 瑶族,广西大藤峡(今桂平市境)人,年幼时进入皇宫。他为人狡猾诡诈,深受宪宗宠爱,负责御马监。

成化十二年(1476)有一个长于邪术的李子龙,得到宦官鲍石、郑忠的信任,经常引他到万岁山游玩观望,有图谋不轨的嫌疑,被锦衣卫官校发现,被处死。这一事件的发生,使得宪宗极为不安。他急于想了解外界的事情,便命令汪直化装后带领校尉一二人外出秘密伺察。

成化十三年正月,宪宗于锦衣卫官校中选择善于刺探事件的百余人,成立了一个专事侦察的特务机构,由汪直负责。因永乐时已设置有一个“东厂”,这个新成立的机构便起名“西厂”,以与东厂相区别。西厂所置特务人员比东厂多一倍,它的势力大大超过东厂和锦衣卫。西厂可以任意逮捕或释放官员,不必向皇帝奏闻,“下至民间斗詈鸡狗琐事,辄置重法”,人民冤死的很多。当时大学士商辂在要求罢西厂的奏疏中指出:“近日伺察太繁,政令太急,刑网太密,人情疑惧,汹汹不定。”“陛下委听断于汪直,而直又寄耳目于群小也。中外骚然,安保其无意外不测之变!”并以英宗时曹钦之反来提醒宪宗。宪宗看了后大怒说:一个太监就能危亡天下吗!当下叫太监怀恩传旨严加斥责。商辂不为所屈,对着怀恩把汪直胡作非为的事情,一桩桩揭露出来,理直气壮地说:朝臣不管大小,如果有罪,则奏报皇帝后再逮捕审问,而汪直却敢擅逮三品以上京官。大同、宣府是北方边防的锁钥,守备不可一日缺,汪直则公然一日擒械数人。南京,作为明朝开国的重地,其留守大臣,汪直可以随便拘捕;皇宫里的宦官,汪直可以随便调换。西厂不废除,汪直不罢黜,国家安得不危!商辂这番话感动了怀恩,他将其所说如实报告了宪宗。在事实面前,宪宗无法为汪直辩护,便下令罢西厂,叫汪直回御马监,并遣散旗校。但这样处置并不是宪宗的真心,只是碍于朝臣的舆论压力,他心里还是对汪直念念不忘。

御史戴缙以九年秩满不得升迁而着急,猜知宪宗对汪直的眷恋之情,遂上书“盛称(汪)直功”,请复西厂。这正合宪宗的心意,六月十五日令复开西厂,这时离罢西厂才一个多月。宪宗在恢复西厂的同日,批准了商辂的辞呈。刑部尚书董方、左都御史李宾等人也先后被迫去职,汪直的权势更加嚣张。

西厂重开之后,与汪直紧密勾结在一起的是王越和陈钺。王越因依附汪直,于成化十三年十二月升任兵部尚书。陈钺也靠结交汪直,提升为右副都御史,巡抚辽东。

汪直喜欢弄兵,陈钺给他出主意去征讨海西,以边功巩固地位。成化十五年十月,汪直用抚宁侯朱永做总兵官,自任监军出兵征海西。汪直率兵至辽东,当地头目郎秀等四十人入贡,和汪直所部于广宁相遇,汪直诬称他们是来犯边的,把他们全都杀了。乘当地部落没有防备,“焚其庐帐而还”,并发掘坟墓砍取死人骷髅头夸大战绩。“论功”,加汪直岁禄,朱永进保国公,陈钺晋升右都御史。王越看到陈钺以协助汪直出征获得升官,也劝汪直出征,“诈称鞑靼亦思马因犯边”,要宪宗下令“(朱)永同(王)越西讨,(汪)直为监军”,结果“(王)越封威宁伯,(汪)直再加禄米”。汪直的出征,滥杀当地少数民族人民,引来了仇恨与反抗,当时“海西诸部以复仇为辞,深入云阳、青河等堡,杀掠男妇,皆支解以徇”。明朝边将不敢出城抵御,陈钺隐匿这些事实,不敢向上奏报。鞑靼的亦思马因也大肆进犯大同,“杀掠甚众”。辽东巡按强珍对陈钺进行弹劾,汪直袒护陈钺,竟将强珍逮捕至京师“下锦衣卫狱”,后谪戍辽东。

汪直的作为引起了朝臣的愤怒,纷纷对他进行弹劾。这时又发生了东厂太监尚铭与汪直争功事件。尚铭最初因依附汪直而进用,在汪直忙于出征的时候,有盗贼通过皇城进入西内偷盗物品,被东厂校尉捕获。尚铭没有通过汪直就直接向宪宗上报,得到奖赏。汪直知道后说:“(尚)铭吾所用,乃背吾独擅功!”准备寻找机会加害他。尚铭感到了汪直的用意,“惧将倾己”,于是决定先下手。以前汪直常把宪宗在私下的言语泄漏给王越,王越又把它传给别人。尚铭就把这些内容上报给宪宗,并把汪直与王越等相互勾结所做的不法事情揭发出来,宪宗开始对汪直疏远起来。成化十七年秋,宪宗命汪直与王越往宣府御敌,敌退,汪直请班师,反被徙镇大同,而尽召其他将领还京。朝中御史、给事不断上章弹劾其苛扰,请仍罢西厂。成化十八年三月,西厂最终被罢。第二年六月调汪直南京御马监,接着又降为奉御。汪直的党羽也先后罢官,王越削去威宁伯,兵部尚书陈钺、工部尚书戴缙、锦衣指挥使吴绶,皆革职为民。汪直后来病死,人们以汪直没有被正法、“竟得良死”而感到遗憾。 SDOgXuaibsQ8qFN6sP2YsKso3ltIhtwsTEhQnpNFGCd+u4qPBVTRXRwmGU1iF0W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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