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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仁宗朱高炽 （1378—1425） 成祖长子，洪武二十八年（1395）册为燕世子。永乐二年（1404）立为皇太子，永乐二十二年即位，年号洪熙，以第二年为洪熙元年。
朱高炽即位做皇帝，却有一番曲折的经历。他的弟弟朱高煦，在“靖难之役”中，战功卓著，成祖曾想立其为皇太子。但朱高炽在太祖时就被册立为世子，名分昭晰。所以永乐二年议立皇储时，成祖在大臣们的建议下，经过一番犹豫以后终于立朱高炽为皇太子，封朱高煦为汉王。
朱高炽立为皇太子后，其地位仍很不稳定。永乐时，成祖数次亲率大军出征蒙古，皆留皇太子于南京监国。永乐十年（1412），朱高煦勾结成祖左右的官员攻击朱高炽，东宫官属多获罪谴。大理寺丞耿通上章为朱高炽辩白，成祖说他离间父子，破坏祖法，结果耿通被杀。成祖又召杨士奇问太子监国状，“士奇以孝敬对”，“决不负陛下托”。经过杨士奇的委婉解释，才平息了成祖的怒气。永乐十二年闰九月，成祖北巡还，又借口“太子遣使迎驾缓”，下东宫官员黄淮等于狱。在朱高煦的谗间下，成祖几次想更换皇太子，赖大臣杨士奇等的保护，朱高炽才保住了皇太子的地位，但成祖对他总是不大满意。朱高炽身体肥胖，不能骑射，并有足疾，行动时需宦官搀扶，还常失足。朱高炽的长子朱瞻基生得却很英俊，言行都很敏捷，得到成祖的钟爱。在议立皇太子时，“淇国公丘福言汉王功高，宜立。帝密问（解）缙，缙称‘皇长子仁孝，天下归心’。帝不应。缙又顿首曰：‘好圣孙。’帝颔之。太子遂定”。朱瞻基自永乐九年十一月立为皇太孙后，成祖巡幸征讨，常把他带在身边。成祖赞赏地说：“此他日太平天子也。”成祖把继承他事业的希望寄托在孙子朱瞻基身上，朱高炽也因此而巩固了皇太子的地位，得以即皇帝位。
仁宗在位期间，明朝的内阁制度得到进一步发展。明初的殿阁大学士，原先官仅五品，仁宗刚即位，进杨荣太常寺卿，金幼孜户部侍郎，仍兼大学士。杨士奇礼部左侍郎，兼华盖殿大学士，黄淮通政使兼武英殿大学士，俱掌内制，这样就把阁臣的官阶从正五品提高到正三品。他又复设建文、永乐时罢置的公孤官（太师、太傅、太保为三公，正一品；少师、少傅、少保为三孤，从一品），虽系虚衔，但地位却极尊崇，仁宗也把公、孤的崇高官衔授予阁臣。不仅如此，十二月，他又将进官少傅不久的杨荣擢升为工部尚书，自后诸阁臣多有晋升为尚书者。尚书握有实权，这就进一步提高了内阁官员的权威。
仁宗一意想作一个“守成令主”，真心想得到廷臣的辅佐。他即位后重用杨士奇、杨荣、金幼孜、蹇义、夏原吉等旧臣，要求他们以直言辅弼人主。而仁宗也确实能倾听朝臣的奏议来改进统治。他听从夏原吉的奏疏，“罢西洋宝船，迤西市马及云南交阯采办”。洪熙元年（1425）三月，大理寺卿弋谦直陈时政，因言词太激烈，仁宗感到难堪而怒形于色，于是阿谀之臣乘机弹劾弋谦，仁宗也准备给弋谦处分。后听了杨士奇的劝谏，改变了态度，令杨士奇草敕引过说：“朕于（弋）谦一时不能含容，未尝不自愧疚，尔群臣勿以前事为戒，于国家利弊，政令未当者，直言勿讳。”弋谦上朝任职如故。知过能改，杜绝了一批阿谀之臣的钻营之路，这对仁宗时的政治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正当仁宗积极推行他的用人政策之际，却于洪熙元年五月染病去世，在位仅十月，年四十八岁，葬献陵。
明宣宗朱瞻基 （1398—1435） 成祖长孙，仁宗长子，永乐九年（1411）立为皇太孙，永乐二十二年（1424）立为皇太子。洪熙元年（1425）即位，年号宣德，以第二年为宣德元年。
宣宗即位后，朱高煦积极准备起兵，想仿效其父朱棣，以藩王夺取皇位。宣德元年（1426）八月，宣宗得到消息，即派太监侯泰前往乐安。侯泰到了乐安，朱高煦盛兵相见，对侯泰说：“靖难时，非我出死力不得至是。太宗轻听谗言，削我护卫，徙我乐安。仁宗徒以金帛饵我，今日徒以祖制绳我，我安能郁郁久居此！”又指着兵马军器说：“以此横行天下可也！”与侯泰一起前往乐安的锦衣卫官员回到京师后，把朱高煦准备谋反的实际状况报告了宣宗。御史李濬，乐安人，因父丧家居，也赶到京师向宣宗报告朱高煦的叛乱情况。宣宗准备派遣阳武侯薛禄率军往讨。大学士杨荣劝宣宗亲征，说“皇上独不见李景隆事乎？”夏原吉也赞同杨荣的意见。于是宣宗便于八月初十日亲统五军将士以行，以阳武侯薛禄、清平伯吴成为先锋。十九日前锋至乐安，第二天宣宗所率大军也至乐安城外。二十一日朱高煦自知不敌，出城投降宣宗。
宣宗即位后继续执行他父亲仁宗的各项政策。仁宗在位时，曾与廷臣讨论科举之弊，杨士奇建议，定会试分南北卷取士。原来由于文化水平高低不同，形成会试多取南士。改革的办法是分南卷和北卷，分配录取比例，从地域上加以平衡。仁宗未及实行而死去，宣宗即位的当年，就按照这一改革办法，按南六北四的比例决定录取名额。后来重新规定分南北中卷，北卷则北直隶、山东、河南、山西、陕西，中卷则四川、广西、云南、贵州及凤阳、庐州二府、徐、滁、和三州，余皆南卷。会试取士的这一改革，刺激了北方知识分子的进取欲望，使南北人才都纷纷为朝廷所罗致，从而扩大了明王朝的统治基础。
仁宗时已不断加强殿阁大学士的权位，宣宗时又有进一步的发展。永乐时阁臣虽参预机务，但其时章奏直达御前，由皇帝亲自决断。宣德时始有内阁的“票拟”。“票拟”也称“条旨”，即阁臣草拟对臣僚各种章奏的处理意见，这是内阁的最大权力所在。“宣德时，始令内阁杨士奇辈及尚书兼詹事蹇义、夏原吉，于凡中外章奏，许用小票墨书，贴各疏面以进，谓之条旨。自后始专命内阁条旨”。人们把明代内阁之职比之于古之丞相，就是因为其主票拟的缘故。
仁宗和宣宗时期，对宦官的控御也比较严厉，仁宗即位即下令“中官在外采办者悉召还”。宣宗宣德元年（1426）七月下令规定：“凡中官传旨，必复奏始行。”宦官袁琦自幼侍奉宣宗，有恃无恐，宣德六年擅遣内官内侍，以采办为名，虐取官民财物。又有中官裴可烈等在苏松、南京贪暴虐民，结果俱被捕杀。其他宦官阮巨队、阮诰、武莽等十人，也“皆下狱论死”，并把他们的罪状布告天下。经过这一次对不法宦官的严厉打击，使得当时的宦官不敢恣意妄为。
宣宗时期，在经济方面实行了一些有利生产发展的措施。宣德四年，“命户部申明栽种桑枣旧令”。在发展农桑的同时，蠲免了一些地方的逋赋和官田租税，如宣德七年四月因山西旱灾，免除当地逋赋二百四十万余石；同年十二月，减苏州官田租七十二万余石。这使当地人民的负担多少有些减轻。
这一时期，周边形势也比较安定。当时明朝政府对北方蒙古族等少数民族的政策，是“脱扰塞下，驱之而已”，戒边将“毋贪功”。东北地区在奴儿干都司的管辖下，也较宁谧。西南地区自永乐十一年（1413）开设贵州布政司以来，进一步加强了对这一地区的治理。
仁、宣时期在政治、经济上比较稳定，这与大臣们的辅佐是分不开的。当时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掌阁务，蹇义掌吏部，夏原吉管户部。他们始终得到皇帝的信用，所以也都能尽心辅佐皇帝。对不称职的大臣则予以黜退，即使原来和皇帝的关系比较密切，也不迁就，如大学士陈山、张瑛是朱瞻基当太子时的旧臣，后因在朝中不称职，就被黜为他官。对其他的中央和地方官，也经常进行考察黜陟，宣德八年裁汰京师冗官七十七员。
仁、宣时期，在繁荣与平静的背后，社会危机正在滋长，但君臣们却陶醉在表面的治平景象中。因此“臣僚宴乐，以奢相尚，歌妓满前，纪纲为之不振”，流民问题也已逐渐形成。宣德三年，山西饥民流徙至南阳诸郡，不下十余万。宣德五年，北直隶易州一州就有逃民一千二百二十九户，山东潍县有逃民三千四百七户。这些社会问题如处理不当，矛盾就会激化起来。当时之所以还没有达到激烈的程度，那是因为朱高炽父子在“三杨”等人的辅佐下，还能采取一些缓和矛盾的政策。
宣德十年（1435），宣宗因病去世，年三十八岁，葬景陵。
朱高煦 （？—1429） 成祖次子，英勇善战，在“靖难之役”中，跟随朱棣征战南北，屡立战功。白沟河之战，朱高煦帅精骑数千，斩南军都督瞿能父子，使得燕军反败为胜。东昌之役，燕军大将张玉战死，朱棣只身奔逃，赖朱高煦所率援军击败南军，保护了朱棣。朱棣以朱高煦像自己，允诺事成立其为太子。朱棣即皇帝位后，淇国公丘福，驸马王宁支持朱高煦，在成祖面前时时称扬他的战功，“数劝立为太子”。但成祖因朱高炽“世子”名分早定，最后还是立长子为皇储，而封朱高煦为汉王，封地云南。朱高煦大为不满，说：“我何罪，斥我万里！”不肯到云南就藩，跟随成祖到北方巡边，并竭力请求同自己的儿子归留南京。
朱高煦自留南京后，请得天策卫为护卫，常以唐太宗自比。他说：“唐太宗天策上将，吾得之岂偶然。”又请增两护卫，说：“我英武，岂不类秦王世民乎！”成祖对朱高煦的跋扈行为逐渐感到不满，永乐十三年（1415）五月，改封朱高煦于青州。朱高煦又不想走，成祖责备他说：“既受藩封，岂可常居京邸！”这时，成祖又听到朱高煦谋夺皇太子地位和其他不法事。问蹇义，推说不知。问杨士奇，回答说：“臣与（蹇）义俱侍东宫，外人无敢为臣两人言汉王事者。然汉王两遣就藩皆不肯行。今知陛下将徙都，辄请留守南京，惟陛下熟察其意。”成祖遂于永乐十五年（1417）三月徙封朱高煦于乐安州（今山东广饶县），限令即日成行。朱高煦至乐安，怨望更甚，处心积虑要夺取皇帝宝座。
永乐二十二年（1424）七月，成祖北征回师途中病死，朱高炽即位。朱高煦子瞻圻在北京刺探朝廷事情向乐安报告，甚而一昼夜派出六七批使者。朱高煦也每天派人到京师去侦察，希冀局势发生变故。洪熙元年（1425）五月，仁宗死，朱瞻基从南京来奔丧，朱高煦阴谋在其经过的路上伏兵袭击，仓促之间，没有成功。
宣德元年（1426）七月，朱高煦起兵叛乱，立五军，四个儿子瞻垐、瞻域、瞻埣、瞻
各监一军，高煦自率中军，世子瞻坦居守。部署已定，派亲信枚青到京师约英国公张辅为内应。当天夜里，张辅就绑缚枚青上报宣宗。在杨荣等的建议下，宣宗于八月十日亲率大军前往征讨，二十日至乐安城外。朱高煦开始听说是薛禄领兵前来，觉得好对付，当知道是宣宗亲征，就感到害怕，而各支军队又不听调动，不敢出城，困守在乐安城内。宣宗为了瓦解叛军，把招降书射入城内，并两次致书朱高煦，要他出城投降，擒献倡谋者，“朕与王除故，恩礼如初。不然，一战成擒，或以王为奇货，缚以来献，悔无及矣”。朱高煦害怕被人擒献，怀着一线活命的希望，于二十一日出城投降。
“高煦之叛”，前后不到两月即被平定。九月朱高煦父子被执至京师，禁锢于西华门内，“筑室居之，曰逍遥城”。宣德四年（1429）皆被处死。
评： 仁宗和宣宗都想做一个守成令主，他们在思想上是一致的，在实践上也是连贯的。由于仁宗在位时间短，有些措施，在仁宗时是设想，而由宣宗实施。仁、宣时期是明王朝的鼎盛时期，这时明朝的国家政策由洪武、永乐时的严急而趋向平和。仁宗和宣宗在太祖与成祖创业的基础上，从政治、经济各方面来求得社会的安定与统治的稳固，史称“仁宣之治”。历史学家把它与汉代的“文景之治”并论，《明史纪事本末》的作者谷应泰说：“明有仁宣，犹周有成康，汉有文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