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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太祖赵匡胤 （927—976） 祖籍涿州（河北涿州市），其父赵弘殷为后唐将领，举家迁往洛阳。天成二年（927）二月，匡胤生于洛阳夹马营。十二岁那年，他家又随着后晋政权的迁都，搬到了东京（河南开封）。
赵匡胤少年时期，其父曾给他聘师教习儒家经典，但当时战乱的环境，武力决定一切，对孩子影响很大，于是他又弃文习武。尽管他青年时期已学得一身武艺，可在二十岁时仍未谋得满意的职位。次年他单身外出闯荡，结果却屡屡碰壁。在三四年的时间里，他到过今陕西、甘肃、湖北境内的许多地方，流浪漂泊，接触过各阶层人士，了解许多社会问题。在宋州时，酒后游高辛庙，百无聊赖，曾在神像前占卜以问前程。因读过几天书，他学一些文人雅士，吟了一首《咏日》诗：“欲出未出光辣挞，千山万山如火发。须臾走向天上来，赶却残星赶却月。”这首诗的文句虽不优美，但气势恢宏，表明了他的远大志向。
后汉初，郭威以枢密使出镇邺都（河北大名东），趁讨李守贞叛乱之机，招兵买马，扩大势力。赵匡胤在襄阳（湖北襄樊）一个老僧帮助下，北上邺都，投在郭威帐下。乾祐三年（950），后汉内乱，十二月，赵匡胤在澶州（河南濮阳）参加拥立郭威的兵变。次年正月，郭威称帝，国号为周，史称后周，他自然成了后周的功臣。郭威的养子柴荣为开封府尹后，他任开封府马直军使，是柴荣的重要臂膀，并结拜为义兄弟。柴荣（周世宗）即位后，赵匡胤跟随着南征北伐，屡立战功，累官至殿前都点检，成为中央禁军的重要统帅。周恭帝即位，又授赵匡胤为归德军节度使。
显德七年（960）正月初一，后周君臣正忙于庆贺正旦（春节），突然河北镇（河北正定）、定（河北定县）二州传来紧急边报，说契丹与北汉合兵来犯，请求朝廷火速派兵抵挡。后周朝廷不辨虚实，立即于次日派殿前副都点检慕容延钊率前军先发，第三日派殿前都点检赵匡胤率大军继进，当晚驻于开封东北四十余里的陈桥驿。兵变的活动在夜间紧张地进行着，李处耘、李汉超等几个将领鼓噪而起，要立赵匡胤为帝。当时任归德军掌书记的赵普要求将领们严明军纪，以保证兵变的成功，也可使他们“长保富贵”，待将领们同意，然后把一件黄袍披在赵匡胤身上，宣布了陈桥兵变的开始。
当时，赵匡胤酒后初醒，装出一副被迫的样子，还要亲自和将领们讲条件，讨价还价。他是参加过郭威兵变的人，深知现在拥立他的人，一是要抢劫发财，二是要升官晋爵，至于兵变后建立的新政权稳固与否，根本不加考虑。所以他宣布说：“你们自贪富贵，立我为天子，能听从我的命令则可以，不然的话，我不能当你们的天子！”拥立者们一起表示：“唯命是听。”然后，赵匡胤提出具体要求，回军开封后，对周帝和太后，以及朝廷大臣，都不能凌辱施暴，也不能在街市随便抢劫。他说：“近世帝王（五代兵变为帝者），最初入京时，都是纵容士兵大抢大掠，甚至抢劫国家府库。现在你们都不能再这样做。大局已定之后，我会优厚地赏赐你们，不然的话，就对你们灭九族。”这里，他吸取了五代兵变的教训，阻止任意抢劫恶习的再次发生。显然，赵匡胤的陈桥兵变与其以前的兵变，虽在性质上没有差别，但在政策上却将二者从根本上区别开来。因此，大军回开封时，秋毫无犯，就迫使周帝君臣让出政权。初五日，宣布建立大宋，改元建隆，赵匡胤即位，是为宋太祖。
宋太祖建国之始，即面临着如何对付忠于后周、拒绝臣服的将领的问题。建隆元年（960）四月，太祖特加后周昭义军节度使李筠中书令，派使者至潞州（山西上党）宣慰，李筠拒绝接受，尽管宋廷做了多方面的工作，仍然无效。是月，李筠起兵反宋，并结援于北汉，使新建的赵宋政权面临第一次严峻考验。宋太祖不得已御驾亲征，并派石守信、高怀德等分路进击，至六月间终于把李筠之乱镇压下去，北汉也闻而退兵。接着，太祖将原后周淮南节度使李重进调为平卢节度使，李重进不从，修城治兵，准备反抗。太祖再次亲征，十月间李重进败死。通过这两次平叛，后周势力基本上销声匿迹。
宋廷政权稍稍稳定，太祖即把统一的重大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他曾想先攻打割据太原（山西太原）的北汉，征求宰相魏仁浦的意见，回答是：“欲速不达。”他又征询武胜军节度使张永德，张分析说：“北汉兵虽少而强悍，加上契丹的支援，不是马上可以拿下来的。”最后在一个风雪交加之夜，他访问赵普，确定了“先南后北”的战略，使统一战争有了一个可靠的指导思想，即先消灭南方的几个割据政权，而后再攻打北汉与辽对阵，这样先易后难，容易成功。
建隆三年（962）九月，割据湖南的武平节度使周行逢病死，死前曾嘱咐其子周保权，如果发生内乱，可以“自动归朝”，即投归宋廷。事情不出周行逢所料，衡州（湖南衡阳）的张文表果然叛乱，周保权即向宋求援。宋太祖抓住了战机，以讨张文表为名，集中兵力于襄阳，准备南下。当时，宋与湖南之间还有一个以江陵（湖北江陵）为中心的割据政权——南平，兵微将寡，无法自守。太祖派使侦察情况后，以“假道”为名，大军过境，迅雷不及掩耳，占有南平。接着，宋军进入湖南，挫败了周保权“先请后拒”的计划，平定了湖南。宋统一荆湖地区，像一把尖刀插入江南，使江南的几个割据政权都在宋的矛头之下，消灭那些政权，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
长期割据四川的后蜀孟昶，对宋的统一战争惊恐不已，派出间谍交通北汉，相约夹攻北宋。太祖及时抓到了讨伐后蜀的把柄，在截获后蜀间谍时，高兴地说：“我西讨出师有名了。”乾德二年（964）十一月，派兵六万，分道伐蜀，一路由王全斌、崔彦进、王仁赡等率军从凤州（陕西凤县北）南下，进攻成都，一路由刘光义、曹彬等率领，从归州（湖北秭归）沿江西上。两路宋军势如破竹，前后六十六天，即会师成都，俘获孟昶，消灭了后蜀。
在上述军事行动成功后，太祖曾试图用和平方法解决江南其他几个割据势力。他通过江南李煜劝说南汉主刘
降宋，没有实现，乃于开宝三年（970）九月派潘美、尹崇珂率兵南下，并于次年攻下广州，俘获了刘
，统一了南汉。太祖也曾多次争取南唐李煜投降，未获结果，遂于开宝七年（974）派曹彬、潘美率兵十余万，发动进攻，于开宝八年十一月攻下金陵（江苏南京）俘李煜以归。割据两浙的吴越王钱俶曾到开封朝觐太祖，未等钱俶自动纳土，开宝九年（976）十月，太祖死，统一的愿望未能完全实现。至于如何解决被辽国占据的燕云地区，太祖生前曾有个设想，先积累几百万财富，与辽交涉赎买土地，如果辽方坚持不给，那时再把财富转为军费，用战争加以解决，可惜也未如愿。
宋太祖建国初期，在考虑统一的同时，也在谋划着如何加强中央集权，消除内乱的根源。建隆二年（961）的一天，他召赵普问道：“天下自唐末以来，数十年间，帝王换了八姓，战斗不息，百姓肝脑涂地，这是为什么？我想消除这种干戈不息的局面，为国家长治久安打算，有什么办法呢？”此时的赵普已是“精于治道”，听后非常高兴，认为宋太祖把问题提到点子上，马上回答，是“方镇（地方藩镇）太重，君弱臣强”的结果，根治的办法就是要将他们手中掌握的权、兵、财收归中央。二人谈得相当投机，有关中央集权的一系列措施相继出台。
自建隆二年春天始，首先罢去了慕容延钊的殿前都点检一职，这个职务从此不再设置，由皇帝直接掌握统帅禁军的大权。接着，宋太祖召集石守信、王审琦、高怀德等大将举行一次酒会，诉说自己的苦衷：“我假若不是你们的力量，哪里能坐到皇帝的宝座上。思念你们的功德，真是无穷无尽。然而，当天子也有自己的艰难，真不如当节度使快乐。我天天夜里没敢睡个安稳觉。”石守信等忙问其故。太祖说：“这不难理解，皇帝这个位置，谁不想当？”这实际上就是在说皇帝怀疑将领们有可能重演黄袍加身的故事，迫使他们纷纷表示愿意交出军权，到地方上去兼个职高钱多的闲差。通过这次酒会，太祖达到了目的，史称“杯酒释兵权”，即用不流血的办法解决这个历史上长期未能解决的大难题。在中央禁军的组织上，殿前副都点检随之也被取消，代之以殿前司与侍卫司；侍卫司又把马军与步军分开，设立马军都指挥使与步军都指挥使，与殿前都指挥使并列，形成“三衙”鼎立的局面，而每个都指挥使均直接听命于皇帝。宋廷还根据唐末五代以来的经验，在中央设立枢密院，长官为枢密使和副使，掌握全国的兵籍、武官的选拔、军队驻守的安排调动等，这样把“三衙”的统兵权与枢密院的调兵权分开，各管一事。宰相不过问枢密院事，枢密院直接对皇帝负责，与宰相办公的政事堂形成“对峙文武二柄”的局面。有军事任务，将领多临时委派，割断唐末以来“亲党胶固”的官兵关系。对军队也不断加以整顿，后周留下来的老弱残兵被淘汰，精壮者留下，注重训练，保证军队的质量。又根据削弱地方藩镇的精神，派人把地方上的精兵选拔到中央禁军中来，充实了中央军力。整顿以后，二十万左右的禁军，一半驻于京师，一半驻于全国各地；京师军队中，一半驻城内，一半驻城外，以形成“内外相维”、互相牵制的格局。
其实，宋太祖在中央集权方面不仅仅考虑军队，而且吸取历史上各种内乱的教训，制定了一系列的措施。如行政方面，虽沿用以前的宰相制，称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但只管行政而不管财政，另外成立三司以管理财政，三司使称为“计相”，直接听命于皇帝，这样把宰相原掌握的财政权分离出来。其他在中央与地方官制方面，也采取了种种措施，使皇帝指挥臣僚，中央指挥地方，“如臂使指”，保证了中央集权。可以说，宋太祖在制度上消除了分裂割据和内乱的诸多因素，文治上是成功的。
评： 宋太祖在一个由大乱到大治的时代，能顺应时代的要求，以兵变止兵乱；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制定了使国家重新统一和安定的政策，获得了巨大成功。他武人出身，却能用文的手段，即不流血的办法，解决了国家长治久安的问题。人们把他与秦皇、汉武、唐宗并称，表明对他功绩的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