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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记第一
宋太祖

宋太祖赵匡胤 (927—976) 祖籍涿州(河北涿州市),其父赵弘殷为后唐将领,举家迁往洛阳。天成二年(927)二月,匡胤生于洛阳夹马营。十二岁那年,他家又随着后晋政权的迁都,搬到了东京(河南开封)。

赵匡胤少年时期,其父曾给他聘师教习儒家经典,但当时战乱的环境,武力决定一切,对孩子影响很大,于是他又弃文习武。尽管他青年时期已学得一身武艺,可在二十岁时仍未谋得满意的职位。次年他单身外出闯荡,结果却屡屡碰壁。在三四年的时间里,他到过今陕西、甘肃、湖北境内的许多地方,流浪漂泊,接触过各阶层人士,了解许多社会问题。在宋州时,酒后游高辛庙,百无聊赖,曾在神像前占卜以问前程。因读过几天书,他学一些文人雅士,吟了一首《咏日》诗:“欲出未出光辣挞,千山万山如火发。须臾走向天上来,赶却残星赶却月。”这首诗的文句虽不优美,但气势恢宏,表明了他的远大志向。

后汉初,郭威以枢密使出镇邺都(河北大名东),趁讨李守贞叛乱之机,招兵买马,扩大势力。赵匡胤在襄阳(湖北襄樊)一个老僧帮助下,北上邺都,投在郭威帐下。乾祐三年(950),后汉内乱,十二月,赵匡胤在澶州(河南濮阳)参加拥立郭威的兵变。次年正月,郭威称帝,国号为周,史称后周,他自然成了后周的功臣。郭威的养子柴荣为开封府尹后,他任开封府马直军使,是柴荣的重要臂膀,并结拜为义兄弟。柴荣(周世宗)即位后,赵匡胤跟随着南征北伐,屡立战功,累官至殿前都点检,成为中央禁军的重要统帅。周恭帝即位,又授赵匡胤为归德军节度使。

显德七年(960)正月初一,后周君臣正忙于庆贺正旦(春节),突然河北镇(河北正定)、定(河北定县)二州传来紧急边报,说契丹与北汉合兵来犯,请求朝廷火速派兵抵挡。后周朝廷不辨虚实,立即于次日派殿前副都点检慕容延钊率前军先发,第三日派殿前都点检赵匡胤率大军继进,当晚驻于开封东北四十余里的陈桥驿。兵变的活动在夜间紧张地进行着,李处耘、李汉超等几个将领鼓噪而起,要立赵匡胤为帝。当时任归德军掌书记的赵普要求将领们严明军纪,以保证兵变的成功,也可使他们“长保富贵”,待将领们同意,然后把一件黄袍披在赵匡胤身上,宣布了陈桥兵变的开始。

当时,赵匡胤酒后初醒,装出一副被迫的样子,还要亲自和将领们讲条件,讨价还价。他是参加过郭威兵变的人,深知现在拥立他的人,一是要抢劫发财,二是要升官晋爵,至于兵变后建立的新政权稳固与否,根本不加考虑。所以他宣布说:“你们自贪富贵,立我为天子,能听从我的命令则可以,不然的话,我不能当你们的天子!”拥立者们一起表示:“唯命是听。”然后,赵匡胤提出具体要求,回军开封后,对周帝和太后,以及朝廷大臣,都不能凌辱施暴,也不能在街市随便抢劫。他说:“近世帝王(五代兵变为帝者),最初入京时,都是纵容士兵大抢大掠,甚至抢劫国家府库。现在你们都不能再这样做。大局已定之后,我会优厚地赏赐你们,不然的话,就对你们灭九族。”这里,他吸取了五代兵变的教训,阻止任意抢劫恶习的再次发生。显然,赵匡胤的陈桥兵变与其以前的兵变,虽在性质上没有差别,但在政策上却将二者从根本上区别开来。因此,大军回开封时,秋毫无犯,就迫使周帝君臣让出政权。初五日,宣布建立大宋,改元建隆,赵匡胤即位,是为宋太祖。

宋太祖建国之始,即面临着如何对付忠于后周、拒绝臣服的将领的问题。建隆元年(960)四月,太祖特加后周昭义军节度使李筠中书令,派使者至潞州(山西上党)宣慰,李筠拒绝接受,尽管宋廷做了多方面的工作,仍然无效。是月,李筠起兵反宋,并结援于北汉,使新建的赵宋政权面临第一次严峻考验。宋太祖不得已御驾亲征,并派石守信、高怀德等分路进击,至六月间终于把李筠之乱镇压下去,北汉也闻而退兵。接着,太祖将原后周淮南节度使李重进调为平卢节度使,李重进不从,修城治兵,准备反抗。太祖再次亲征,十月间李重进败死。通过这两次平叛,后周势力基本上销声匿迹。

宋廷政权稍稍稳定,太祖即把统一的重大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他曾想先攻打割据太原(山西太原)的北汉,征求宰相魏仁浦的意见,回答是:“欲速不达。”他又征询武胜军节度使张永德,张分析说:“北汉兵虽少而强悍,加上契丹的支援,不是马上可以拿下来的。”最后在一个风雪交加之夜,他访问赵普,确定了“先南后北”的战略,使统一战争有了一个可靠的指导思想,即先消灭南方的几个割据政权,而后再攻打北汉与辽对阵,这样先易后难,容易成功。

建隆三年(962)九月,割据湖南的武平节度使周行逢病死,死前曾嘱咐其子周保权,如果发生内乱,可以“自动归朝”,即投归宋廷。事情不出周行逢所料,衡州(湖南衡阳)的张文表果然叛乱,周保权即向宋求援。宋太祖抓住了战机,以讨张文表为名,集中兵力于襄阳,准备南下。当时,宋与湖南之间还有一个以江陵(湖北江陵)为中心的割据政权——南平,兵微将寡,无法自守。太祖派使侦察情况后,以“假道”为名,大军过境,迅雷不及掩耳,占有南平。接着,宋军进入湖南,挫败了周保权“先请后拒”的计划,平定了湖南。宋统一荆湖地区,像一把尖刀插入江南,使江南的几个割据政权都在宋的矛头之下,消灭那些政权,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

长期割据四川的后蜀孟昶,对宋的统一战争惊恐不已,派出间谍交通北汉,相约夹攻北宋。太祖及时抓到了讨伐后蜀的把柄,在截获后蜀间谍时,高兴地说:“我西讨出师有名了。”乾德二年(964)十一月,派兵六万,分道伐蜀,一路由王全斌、崔彦进、王仁赡等率军从凤州(陕西凤县北)南下,进攻成都,一路由刘光义、曹彬等率领,从归州(湖北秭归)沿江西上。两路宋军势如破竹,前后六十六天,即会师成都,俘获孟昶,消灭了后蜀。

在上述军事行动成功后,太祖曾试图用和平方法解决江南其他几个割据势力。他通过江南李煜劝说南汉主刘 降宋,没有实现,乃于开宝三年(970)九月派潘美、尹崇珂率兵南下,并于次年攻下广州,俘获了刘 ,统一了南汉。太祖也曾多次争取南唐李煜投降,未获结果,遂于开宝七年(974)派曹彬、潘美率兵十余万,发动进攻,于开宝八年十一月攻下金陵(江苏南京)俘李煜以归。割据两浙的吴越王钱俶曾到开封朝觐太祖,未等钱俶自动纳土,开宝九年(976)十月,太祖死,统一的愿望未能完全实现。至于如何解决被辽国占据的燕云地区,太祖生前曾有个设想,先积累几百万财富,与辽交涉赎买土地,如果辽方坚持不给,那时再把财富转为军费,用战争加以解决,可惜也未如愿。

宋太祖建国初期,在考虑统一的同时,也在谋划着如何加强中央集权,消除内乱的根源。建隆二年(961)的一天,他召赵普问道:“天下自唐末以来,数十年间,帝王换了八姓,战斗不息,百姓肝脑涂地,这是为什么?我想消除这种干戈不息的局面,为国家长治久安打算,有什么办法呢?”此时的赵普已是“精于治道”,听后非常高兴,认为宋太祖把问题提到点子上,马上回答,是“方镇(地方藩镇)太重,君弱臣强”的结果,根治的办法就是要将他们手中掌握的权、兵、财收归中央。二人谈得相当投机,有关中央集权的一系列措施相继出台。

自建隆二年春天始,首先罢去了慕容延钊的殿前都点检一职,这个职务从此不再设置,由皇帝直接掌握统帅禁军的大权。接着,宋太祖召集石守信、王审琦、高怀德等大将举行一次酒会,诉说自己的苦衷:“我假若不是你们的力量,哪里能坐到皇帝的宝座上。思念你们的功德,真是无穷无尽。然而,当天子也有自己的艰难,真不如当节度使快乐。我天天夜里没敢睡个安稳觉。”石守信等忙问其故。太祖说:“这不难理解,皇帝这个位置,谁不想当?”这实际上就是在说皇帝怀疑将领们有可能重演黄袍加身的故事,迫使他们纷纷表示愿意交出军权,到地方上去兼个职高钱多的闲差。通过这次酒会,太祖达到了目的,史称“杯酒释兵权”,即用不流血的办法解决这个历史上长期未能解决的大难题。在中央禁军的组织上,殿前副都点检随之也被取消,代之以殿前司与侍卫司;侍卫司又把马军与步军分开,设立马军都指挥使与步军都指挥使,与殿前都指挥使并列,形成“三衙”鼎立的局面,而每个都指挥使均直接听命于皇帝。宋廷还根据唐末五代以来的经验,在中央设立枢密院,长官为枢密使和副使,掌握全国的兵籍、武官的选拔、军队驻守的安排调动等,这样把“三衙”的统兵权与枢密院的调兵权分开,各管一事。宰相不过问枢密院事,枢密院直接对皇帝负责,与宰相办公的政事堂形成“对峙文武二柄”的局面。有军事任务,将领多临时委派,割断唐末以来“亲党胶固”的官兵关系。对军队也不断加以整顿,后周留下来的老弱残兵被淘汰,精壮者留下,注重训练,保证军队的质量。又根据削弱地方藩镇的精神,派人把地方上的精兵选拔到中央禁军中来,充实了中央军力。整顿以后,二十万左右的禁军,一半驻于京师,一半驻于全国各地;京师军队中,一半驻城内,一半驻城外,以形成“内外相维”、互相牵制的格局。

其实,宋太祖在中央集权方面不仅仅考虑军队,而且吸取历史上各种内乱的教训,制定了一系列的措施。如行政方面,虽沿用以前的宰相制,称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但只管行政而不管财政,另外成立三司以管理财政,三司使称为“计相”,直接听命于皇帝,这样把宰相原掌握的财政权分离出来。其他在中央与地方官制方面,也采取了种种措施,使皇帝指挥臣僚,中央指挥地方,“如臂使指”,保证了中央集权。可以说,宋太祖在制度上消除了分裂割据和内乱的诸多因素,文治上是成功的。

评: 宋太祖在一个由大乱到大治的时代,能顺应时代的要求,以兵变止兵乱;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制定了使国家重新统一和安定的政策,获得了巨大成功。他武人出身,却能用文的手段,即不流血的办法,解决了国家长治久安的问题。人们把他与秦皇、汉武、唐宗并称,表明对他功绩的肯定。 2yaCm/6SQzXxE0+p/JVBwn9zFrknVyVO0Ij0wSHox11SSguBFUXFOw2tyZwOFlu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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