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周显德七年(960)正月初一,朝廷内正忙于庆贺春节,突然接到河北边关的紧急奏报,北汉与契丹(辽)联合入寇。宰相未辨虚实,即派殿前都点检赵匡胤率军前去抵抗。
出军前,京城内传言都点检要做天子,人心惶惶,争相逃难,唯独内廷不知。初三日,赵匡胤率大军出京,行至开封(河南开封)东北四十余里的陈桥驿,当天夜晚即发生兵变。一批将领鼓噪而起,将一件早就准备好的黄袍披在匡胤身上,拥他为帝。这件事史称陈桥兵变。赵匡胤为了改变唐末五代以来每次兵变必然抢劫的恶习,宣布几项严厉的军纪,次日赵匡胤率军回开封,一路秋毫无犯。
当陈桥军队回京时,后周群臣早朝未退,他们被兵将拥至匡胤跟前下拜,口呼万岁,表示顺从。赵匡胤希望用古代禅位形式取得后周政权,翰林学士承旨陶穀早已替周恭帝写好禅位诏书,于是在崇元殿行禅代礼,匡胤即皇帝位,庙号太祖。因其曾任归德军节度使的地方是宋州(河南商丘),故国号为宋,改元建隆。
北宋建立后,后周一些地方势力表示不满。建隆元年(960)三月,周昭义军节度使李筠在潞州(山西长治)拒绝接受宋廷的任命,结援于北汉,起兵反宋。太祖立即派兵征讨,不久即将叛乱平定,北汉援兵退回晋阳(山西太原)。同年九月,周淮南节度使李重进亦拒绝接受宋廷调令,修城治兵,准备反抗。太祖命石守信、王审琦等率兵进讨,十月又下诏亲征。至十一月,李重进在扬州(江苏扬州)兵败自焚。这两次反宋战争的很快失败,说明后周地方势力已无法与宋廷抗衡,北宋政权得到巩固。
宋都开封,称作东京,驻有重兵,兵以食为命,食以漕运为本。太祖为在经济上巩固政权,决定疏浚河道,整顿漕运,在唐五代原有的汴河、黄河、广济河(又称五丈河)外,又命陈承昭督丁夫导闵水,自新郑(河南新郑)入京,合蔡水河,南历陈(河南淮阳)、颍(安徽阜阳),达于寿春(安徽寿县),以通淮右舟楫,“商贾毕至,都下利之”。乾德二年(964),又自长社(河南许昌)引潩水至京,与闵河汇合。这段运河又称惠民河,经过多次修整,与蔡河连在一起,成为东京南面的重要运河。太祖、太宗之世大力修整汴河,使这一南北交通大动脉发挥出更大的作用,东南六路每年有六百万石左右的粮食和大批货物经此运到京城。同时,五丈河也利用汴河余水,通航山东,黄河也可通陕西及河北,这使开封成为全国水陆交通的枢纽。
宋太祖为扭转唐末五代以来政权频繁更迭的弊端,将地方精兵选拔到中央充实禁军力量,又取消了殿前都点检这一重要职位。赵匡胤和其心腹赵普在作了一番周密安排后,召集军队高级将领石守信、王审琦、高怀德等举行一次酒会,迫使他们自动提出解除军职的要求,此即所谓“杯酒释兵权”。经过改组,殿前都指挥使、侍卫马军都指挥使、侍卫步军都指挥使“三帅并立”,分别对皇帝负责,军队的领导权集中到皇帝手中。稍后,赵普又建议对节度使实行“惟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的政策,把节度使的权力一一收归中央,使之成为一个仅有俸禄和名称的荣誉头衔。从此,军队兵变、藩镇割据的问题得以彻底解决。
与集权同时,宋还面临着统一大业的问题,宋太祖与赵普为此制定了先南后北、先易后难的策略,即先攻打南方几个较弱的割据政权,然后北向与辽国争锋。建隆三年(962)九月,割据湖南的武平节度使周行逢病死,遗嘱其子周保权自动归宋,宋乘机出兵,在路过江陵(湖北江陵)时,采取“假道灭虢”之计,俘获了割据荆南的节度使高继冲,接着又平定湖南。荆湘归宋,使宋统一南方取得有利地位。
乾德二年(964),宋朝廷抓住后蜀勾结北汉,企图夹攻北宋的证据,派兵六万,两路攻蜀,前后用兵六十六天,于次年正月进入成都,蜀主孟昶兵败投降。灭蜀时,宋军主将王全斌、王仁赡等部军纪很差,杀降兵,掠财货,曾引起降兵全师雄领导的反抗斗争,久而后定,给宋军以惨痛的教训。
此后,宋太祖曾想用和平的手段统一南方其他地方。他曾命南唐主李煜转谕南汉主刘 献地归宋,南汉不听。开宝三年(970),宋以潘美为主将率兵讨伐,至广州俘刘 。宋在广州置市舶司,以潘美、尹崇珂兼市舶使,管理海外贸易。
宋太祖多次争取李煜归宋未成,乃与吴越结盟,共同对付南唐。开宝七年(974),宋以曹彬、潘美为主将,率兵十万南下,在采石矶(今安徽马鞍山西南)用船架设浮桥过江,而吴越派兵自苏州攻常(江苏常州)、润(江苏镇江),与宋军合围金陵(江苏南京)。次年十一月,克金陵,李煜出降,南唐灭亡。
开宝九年(976)三月,太祖巡幸洛阳,准备迁都于此,其弟晋王光义及群臣力谏乃止。十月,太祖在开封去世,光义即位,是谓太宗。人疑太祖死因不明,“斧声烛影”之说流布很广,疑为光义所害,造成千古疑案,为宋廷内部权力之争一度埋下火种。
宋太宗继续推进太祖的统一事业,在军事威慑的同时,争取和平统一。太平兴国三年(978),平海军节度使陈洪进与吴越王钱俶到开封朝觐,在宋廷的压力下,陈洪进捷足先登,主动献出漳(福建漳州)、泉(福建泉州)二州十四县的土地户口,史称“陈洪进纳土”。钱俶也在形势逼迫下,献出吴越十三州、一军、八十六县,受到宋廷的特别礼遇,史称“吴越归地”。至此,宋最后用和平的方法统一了南方。
北汉是北宋统一中最棘手的一个问题,太祖时多次用兵,削其势而未能亡其国,这主要是由于辽国的支持,当然也是北汉顽强抵抗的结果。太宗吸取以前攻打北汉的教训,以潘美为北路都招讨使,率勇将多人,分路围攻太原城,同时派郭进为太原石岭关都部署,决意阻止辽国援兵支持北汉。四月间,宋太宗亲临太原督战,攻城甚猛,北汉军苦斗至五月,终于不支,其主刘继元力尽出降,名将刘继业归宋,复姓杨,名业。北汉亡。至此,五代十国遗留下来的割据政权,全部消灭。
北汉灭亡后,宋太宗乘胜挥师北进,企图一鼓作气收复后晋割给辽国的燕云十六州。太平兴国四年(979)六月,当宋军进至燕京(今北京)外围时,辽国东易州(河北易县)、涿州(河北涿州市)等地方官纷纷降宋,以牛酒犒师,燕京城内人心浮动,宋军很快包围了燕京。辽派大将耶律休哥率军赶到,在城西门外的高梁河大败宋军,宋太宗乘驴车逃走,宋军溃不成军,第一次收复燕云的战斗以失败告终。雍熙三年(986),宋太宗再次下令北伐,主要军队分成三路:东路军以曹彬为统帅,率军十万出雄州(河北雄县),逼燕京;中路军由田重进率领,由定州(河北定县)取蔚州(河北蔚县);西路军以潘美为主帅,杨业为副,出雁门关(山西代县北)攻山后诸州。宋军计划在中、西两路得手后,与东路军会师燕京,同辽国一决胜负。战争一开始,中、西两军进展神速,尤其西路军杨业所部,连下云(山西大同)、应(山西应县)、寰(山西朔县东)、朔(山西朔县)四州。而东路军急于争功,打乱了原来部署,结果弱点暴露,为辽军所乘,大败亏输,影响全线战争计划。辽军乘胜西进。宋军在保护边民撤退问题上发生意见分歧,潘美等不听杨业的正确作战方案,使杨业孤军无援战败于陈家谷(山西朔县南),被俘后不食三日而死。这次北伐又告失败。自此,宋军不敢北向,对辽采取守势,以求苟安。
端拱元年(988)五月,建造崇文院,将原三馆藏书及统一后得自后蜀、南唐等国藏书凡正副本八万余卷尽藏于内。又建秘阁于崇文院中堂,并把三馆内的珍本书一万余卷及历代书画珍品存放其中,反映了宋初国家藏书的基本状况。
淳化四年(993),因四川地区长期的阶级矛盾及宋政府的压榨,爆发了青城(四川灌县南)王小波领导的农民起义,提出了“均贫富”的口号,深得广大贫苦农民的支持,起义队伍发展很快。十二月间,王小波不幸战死,其妻弟李顺继起领导,有众数万,号令严明,赈济贫乏,起义浪潮席卷四川各地。次年正月,李顺据成都,号大蜀王,建立政权。宋军大批入川后,李顺在成都兵败。张余领导义军转战川东,至淳化五年(995)终归失败。
真宗于至道三年(997)继承皇位,国内外面临许多难题。
先是,宋平北汉,唐末以来割据西北的定难军节度使由李氏世袭,李继筠曾派兵助宋攻汉。其弟李继捧于太平兴国七年(982)到开封朝谒,表示愿献所辖五州之地,太宗改授继捧彰德军节度使,并下令李氏家族迁到开封。但继捧族弟李继迁表示反对,率少数人马逃到夏州(陕西横山)北边的地斤泽,拉拢当地的党项族,扩大自己的势力。宋廷采取高压政策,进行围剿杀掠,扰乱边民,反而使李继迁壮大起来。雍熙三年(988)宋军北伐时,辽国乘机封李继迁为夏国王,嫁以义成公主,使之作为助辽抗宋的重要力量。后来,宋廷改用招降政策失败后,于至道二年(996)再转为剿,派大将李继隆等分道进击,结果也无功而还。真宗即位后,为缓和矛盾,授李继迁定难军节度使称号,承认他独霸一方的地位,但仍满足不了李继迁的欲望。李继迁利用辽国牵制宋军,于咸平五年(1002)大合蕃部,攻陷宋的西北重镇灵州(今宁夏银川),作为夏国新的政治中心。直到李继迁攻吐蕃败死,其子德明继位,才表示愿与宋和好。真宗授德明为定难军节度使、西平王,宋夏战争告一段落。
至于北方辽国,在击退宋军进攻后,转守为攻,不断派兵袭扰宋河北沿边地带,甚至深入河北腹地。真宗景德元年(1004)九月,辽景宗及其母萧太后率大军南下,深入宋境,攻城掠地,于十一月间直逼黄河北岸的澶州(河南濮阳),宋朝廷大震。经过一番争论,真宗决定亲征,至澶州,宋军声势大振。辽军前锋受挫,名将挞览被宋军伏弩射死,不得已愿与宋和。宰相寇准本想用战争取胜,无奈宋廷决意求和,双方经过讨价还价,签订了澶渊之盟,双方约为兄弟之国,各自维持旧疆,宋每年给辽国“岁币”三十万。盟后,双方罢兵,开放沿边互市的榷场,进行贸易。这有利于宋辽两国的经济发展。
与辽、夏冲突的缓和,使宋腾出力量发展经济,免除农民多年欠赋。水利建设也卓有成效。大中祥符五年(1012)在江淮地区大力推行早熟耐旱的占城稻种,大大提高了水稻的产量。真宗末年,天下户籍、耕田和租赋年收入均达北宋最高水平。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城市亦有长足进步。天禧三年(1019)宋廷派出官员开始均定“坊郭居民等”,将居住在城镇的非农业人口单独列籍定等。这是中国户籍史及城市经济发展史上一件划时代的大事。天禧五年(1021),东京城内有坊郭户九万七千七百五十户,这是中国城市中第一次有可靠统计数字的记录,如包括城外,可达十一万户左右。真宗朝是北宋政治稳定、经济发展、财富充足的一个时期。
真宗死后,太子赵祯于乾兴元年(1022)即位,是为仁宗,因年少,由刘太后主政,前后达十一年之久。
天圣元年(1023)十一月置益州交子务,发行纸币交子。先是,蜀民以铁钱太重,民间兴起一种用纸做的交换证券,称为交子,以便贸易,由十六家富商主持。后因富者稍衰,管理不善,引起争讼,一度停用。至是,官府出面发行交子,票面规整,自一贯至十贯,每张交子上有了固定价值,每三年发行一次,谓之一界,每界有定额。其后发行地区扩大到陕西、河东、京西等地,此为世界上最早流通的纸币。
明道二年(1033)三月,刘太后死,仁宗亲政。十月以吕夷简为相,总揽朝政,议改杂变之法。宋初以来,民计田输赋,夏秋两征,谓之二税,又征取他物,再折为赋,称作“杂变”,也叫做“沿纳”。这种征取的杂物,名品繁多细碎,民以为患,仁宗乃诏以类合并为一物,夏秋随二税交纳,仅分粗细二色,征收方便,为北宋重要税收项目之一,也是税制方面的一次改革。
刘太后主政及仁宗亲政初期,宋廷在和平环境下发展经济的同时,政治上一味因循守旧,弊端丛生。宝元二年(1039),宋祁即上疏指出官、兵、僧道增多而形成三冗及由此而产生的三费,给国家造成严重的危机。
仁宗景祐四年(1037)以后,西夏王元昊势力强大,上书宋廷,要面南称帝,与宋平起平坐。宋廷不允,于是元昊向宋寻衅,宋夏再战。康定元年(1040)正月发生三川口(今陕西延安西北)之战,庆历元年(1041)二月发生好水川(今宁夏隆德东)之战,庆历二年(1042)闰九月发生定川砦(今宁夏固原西北)之战,三次相当规模的战争,宋军均告失败,夏国也感困顿。在此期间,辽国乘机向宋施加压力,迫使宋对辽国增加岁币二十万疋两。
在对夏战争惨败的同时,国内矛盾也日益突出。庆历三年(1043)先后有京东王伦,京西张海、郭邈山等一系列士兵暴动。这年九月,范仲淹上《十事疏》提出了一系列改革要求,宋廷以诏令形式将十事中的大部分条款颁布实行,史称“庆历”新政,目的是整顿吏治,以求自强。新政实施不到一年,受到守旧派官僚的激烈反对。参知政事范仲淹急流勇退,次年即以防秋为名,宣抚陕西、河东。其他新政官例遭陷害和排斥,新政宣告失败。
庆历四年(1044)十月,宋夏和议成,夏主向宋称臣,宋以岁赐的名义每年给绢十三万疋、银五万两、茶二万斤。节日另有赏赐。
庆历年间(1041—1048),布衣毕昇发明活字印刷,根据沈括《梦溪笔谈》的记载,这种活字是用胶泥刻字,一字一印,火烧后坚硬,称作陶活字。排版时,一字可以多次使用,比整版雕刻要经济方便,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
皇祐五年(1053)正月狄青平定侬智高之乱。先是广源州(宋属邕州)蛮侬智高受役于交阯,起兵反抗,求宋为援遭拒绝,乃称南天国,转而扰宋,连下邕(广西南宁)、端(广东肇庆)等九州,皇祐四年(1052)兵围广州,势头很盛。宋廷大震,派狄青为帅出征,次年正月败侬智高于昆仑关。智高走云南,南疆得以巩固。
嘉祐三年(1058)九月改造灵渠。桂州兴安县(广西兴安)原有秦时开凿之灵渠,北依湘江,南接漓水,是连接长江水系与珠江水系的运河。由于长期使用而不及时修理,石底浅狭,十八里内置三十六个斗门,每舟所载不过百斛,乘湘江水涨时方可通行。广西路提点刑狱李师中通过调查研究,募工改造,积薪焚石而后开凿,废斗门二十六,三旬而渠成,舟楫以通。
嘉祐六年(1061)二月,包拯为三司使,改革上供物的供应办法。旧制,凡诸管库供上之物,都是从外地强制性地征购而来,积弊困民。包拯令置市场,官民和市,民得无扰。
嘉祐八年(1063)二月,仁宗卒,英宗即位,曹太后主政。次年,英宗改元治平。他有主见,要改革,但身体欠佳,只能维持政局。直到治平四年(1067)四月,其子神宗赵顼嗣位,时年二十,乃积极准备变法改革。
神宗为太子时,深受王安石变法思想的影响,乃于治平四年九月召知江宁府(江苏南京)王安石为翰林学士,并于熙宁元年(1068)命他越次入对,倾听他的变法意见。八月间王安石与司马光在理财问题上发生尖锐争论。神宗对元老派失望,乃专信王安石,熙宁二年二月任其为参知政事,并另设制置三司条例司,专掌经画国家财政大计,商议变更旧法之事,正式开始制定和推行新法,史称熙宁变法。
变法先从经济方面开始,渐及军事、教育等。熙宁二年七月行均输法,九月行青苗法,十一月颁农田水利条约,闰十一月差官提举诸路常平、广惠仓兼农田水利差役事。熙宁三年以后,又陆续推行保甲法、免役法、太学三舍法、保马法、方田均税法以及将兵法等,目的在于富国强兵,以扭转北宋中期以来积贫积弱的局面。
变法实施的过程中,曾受到一部分官僚及皇室、贵戚、部分大商人的强烈反对。熙宁七年(1074)王安石被迫第一次辞去相职,以韩绛同平章事,吕惠卿为参知政事,继续推行新法。但新法派内部吕惠卿与曾布之间矛盾重重,熙宁八年(1075)正月,王安石复相,与吕惠卿之间又多不合,新法派内部分裂,王安石已难以推行其主张,于次年十月再次罢相,退居金陵。
在王安石变法期间,交阯误认为宋朝危机四伏,于熙宁九年正月出兵侵宋,攻陷邕州,屠居民五万八千余口,并张贴榜文攻击新法。宋派兵反击,郭逵、赵卨等于十二月进兵富良江(越南红河),大败交阯军,俘其太子洪真,交阯王李乾德请降,宋退军。从此,交阯不敢轻易生事。
熙宁十年(1077),宋对全国城镇商税酒税等进行一次统计,表明城镇商品经济有了巨大的发展。
神宗为了强国,于熙宁四年(1071)曾置洮河安抚司,经营河湟(甘肃东南及青海东部一带),王韶主其事,前后与吐蕃族进行多次战斗,拓地二千里,建立熙河路,达到了断西夏右臂的战略目的。元丰四年(1081),神宗乘夏国内乱之机,命李宪为帅,发兵五路攻夏,前锋直抵灵州城下,因内部不和,进军速度不一,又被夏军切断粮道,十一月间败回。元丰五年(1082)七月,夏军号称三十万攻陷重镇永乐城(陕西米脂境),宋军损失惨重。元丰六年(1083)二月,夏军围兰州(甘肃兰州),五月扰麟州(陕西神木东北),但频繁战斗亦甚困弊,夏主秉常乃遣使朝贡于宋请和,神宗此时亦厌兵,遂许和。十月和议告成。
元丰七年(1084)十二月,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告成。
元丰八年(1085)三月,宋神宗卒,其子赵煦继位,是为哲宗。因其年幼,由太皇太后高氏(英宗皇后)听政,处分政事。高氏守旧,反对新法,乃于五月任司马光为门下侍郎。司马光提出拨乱反正,立即开始罢废新法的活动。整个太皇太后执政期间,政治活动都放在废新法,复旧法,排新党,用旧党上。这个时期哲宗年号为元祐,史称“元祐更化”。旧党上台并未能使政局一新,元祐元年九月司马光死后,旧党立即分裂为蜀、朔、洛三党,互相攻讦,一发不可收拾。
哲宗亲政后,改元绍圣(1094),重新起用新派章惇等,恢复新法,打击旧党,史称“绍圣绍述”。官僚集团内部的矛盾斗争至此愈演愈烈。
元符三年(1110)正月,哲宗卒,神宗向皇后立端王为帝,是为徽宗。向氏想用旧党,又害怕引起大的变动。徽宗次年改元建中靖国,旧派韩忠彦、新派曾布并用,原希望调和一下新旧两党的矛盾,但未能如愿。不久,徽宗又提出“绍述”,起用蔡京为相,以再复新法为名,实质上专在打击旧党,同时又排挤新党曾布、章惇、吕惠卿等人。崇宁元年(1102)七月诏焚元祐法,九月立元祐奸党碑,至崇宁三年(1104)六月又重定元祐、元符党籍,把新党统统打下去。党争严重损耗了宋王朝的元气,新旧两党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直到崇宁五年(1106)正月,才下令把各地元祐党人碑毁掉。
徽宗在和平环境下,并未利用当时条件去更新政局,发展社会经济,而是在蔡京“丰亨豫大”思想指导下,尽情挥霍享受,为此而大刮民财。崇宁四年(1105)命朱勔领应奉局于苏州(江苏苏州)。本来,宋廷从南方运送花石至东京由来已久,徽宗时特别垂意花石,朱勔父朱冲以供浙中花石受到徽宗宠爱,乃置局苏州,搜括东南奇花异石,舟船运载相衔于淮汴,号“花石纲”。凡民家有一木一石可供玩赏者,应奉局即派健卒直入其家,用黄封表识,指为御前之物,令民保护。及运时,必毁屋拆墙以出。中产之家,多遭破产,甚或卖子女以供其需。舟运大部是截留各地的运粮船,官舟不足,旁罗商船,时人谓之东南小朝廷,前后作恶达二十年。时北方有李彦成立的西城括田所,掠取土地之外,也兼及花石。此举大大加深了北宋的社会矛盾。
徽宗不仅陶醉于太平,在童贯等人怂恿下,还想利用开边,建立功业,以表明超过乃祖乃宗。他不仅连年对西夏用兵,而且也想收复燕云十六州。政和元年(1111)九月,童贯使辽,带回燕人马植,称说女真族在东北对辽国恨之入骨,辽国内部衰弱,宋收复燕云有望。政和七年(1117)七月,宋令登州以市马为名观察辽东形势。重和元年(1118)二月遣马政等出使女真,次年即决定取燕。宣和二年(1120)二月,宋遣赵良嗣(马植赐名)使金,相约夹攻辽国,胜利后燕京等地归宋。宋金之间的联系,都是通过从山东半岛渡海以达辽东,故这次定盟称为“海上盟约”。
正当宋紧锣密鼓调动军队攻辽时,宣和二年十一月,睦州(浙江建德)青溪(浙江淳安)县爆发了方腊起义。方腊自称圣公,年号永乐,率不堪暴政压榨的民众起义。起义军杀官吏土豪,取其财物,人数很快发展到数万,连下睦州、歙州(安徽歙县)等地。宣和三年春又下婺州(浙江金华)、处州(浙江丽水)、杭州(浙江杭州)等地,官军望风溃逃。起义军最盛时占有六州五十二县,众达数十万。三、四月,宋廷派童贯率蕃汉大军十五万人,水陆并进,残酷镇压起义军和当地农民,方腊等三十余人被俘,起义群众及农民被杀者难以计数。
宣和四年(1122)三月,宋命童贯为河北、河东路宣抚使,准备按海上盟约夹攻辽国,乃括全国丁夫,计口出钱,得钱六千二百万缗以充用,称作免夫钱。四月间,金军攻下辽西京(山西大同)及西路州县,可以说如约完成任务。五月,童贯分军两路攻燕,结果为辽的残部所败。九月,辽将郭药师以涿州(河北涿州市)降宋,形势对宋稍稍有利。十月,童贯遣刘延庆为统兵官,率十万大军出雄州(河北雄县),以郭药师为前导,结果又为辽军所败,士卒蹂践而死者百余里,军储损耗殆尽。两度攻燕失败,宋不得已乃请金国出兵攻下燕京。
宣和五年(1123)二月,宋金议定交割燕京条件,宋给金岁币四十万两之外,年输燕京代税钱一百万缗。四月,金以燕京、涿州、易州等六州归宋,退军时将金帛、子女、官员、民户席卷而去,宋所得者仅几座空城。其他如辽西京等地全部归金国所有。徽宗不知羞耻,在东京还大肆庆贺一番,将燕京六州改为燕山府路。
在宋金夹攻辽国的过程中,宋势之弱已充分暴露在金国面前。当时,辽国旧部并不甘心接受金的统治。宣和五年五月,原为辽国旧臣的金南京(即平州,河北卢龙)留守张觉,起兵反金。宋以为有机可乘,借机授以官爵。张觉失败后逃到燕京,金国以此为借口向宋发动大规模的进攻。宣和七年(1125)十月,金军分成东西两路进兵:西路军以宗翰(粘罕)为首,自云州(山西大同)攻太原,东路军以宗望(斡离不)为首,自平州攻燕京,两路金军计划在开封会师。由于西路军被阻击在太原城下,东路金军在攻燕京时,宋将郭药师倒戈降金,率先南下,一路势如破竹,直指黄河渡口,宋廷大震。
宣和七年(1125)十月在金军大举南侵的形势下,徽宗准备南逃,乃以教主道君身份退位,十二月二十三日由太子赵桓即位,是谓钦宗,并定明年改元为靖康。
钦宗下诏广开言路,太学生陈东等上书朝廷,指责朝廷重臣蔡京、童贯、梁师成、王黼、朱勔、李彦为“六贼”,他们前后把持朝政二十余年,弄得天下交困,“夷狄交侵”,要求对“六贼”明正典刑,以谢天下,深得广大军民的同情和支持。宋廷不得已,先后将王黼、李彦、朱勔等贬逐赐死。
靖康元年(1126)正月,金军继续南侵,其中东路军直犯浚州(河南浚县),宋守军梁方平部焚黄河渡桥,不战而遁,桥南无守兵,金兵过河,直逼开封。徽宗得报,急出京城沿汴河南下,经南京(河南商丘)至扬州(江苏扬州),后又转往镇江(江苏镇江),跟随者只有童贯、高俅所率少量人马。
在金兵迫近开封时,钦宗及宰相白时中、李邦彦等摇摆不定,亦企图南逃。只有李纲力陈抗敌大计,愿以死报国,钦宗乃命其为尚书右丞(执政官)充京城守御使,担当起保卫首都的重任。正月初七日,金兵抵达开封城下,当日晚即攻西水门等地,被李纲率军民击退。一连数日,金兵攻城屡遭挫折,乃放出和谈空气,诱宋廷投降。
正月十八日,宋各地勤王兵陆续到开封者约二十万,其中以种师道等所率西军兵力为强。姚平仲为了争功,于二月初一夜劫金营失败,宋廷投降派把这一事件归罪于李纲、种师道,钦宗将二人罢官。这一不得人心之举,立即激起广大爱国军民的义愤。太学生陈东等率太学生数十人,往宣德门伏阙上书,军民不期而集者十余万人,呼声震天地,终于迫使宋廷将李、种复职,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学生领导的爱国运动。金军顿感孤军深入之忌,不等宋廷交纳所索金银数目,带着宋割河北、河东三镇的诏书及大批财物,撤兵河北,一路攻城掠地。
三月间,宋廷贬主和派大臣李邦彦,又诏种师道、姚古、种师中等率军往援河北、河东。四月,道君皇帝自南方回东京,宋廷忙于内部斗争,无暇顾及迫在眉睫的抗金战争。
九月,宋河东重镇太原失守。先是,金西路军被阻在太原城下,宋将王禀率众力战不支,突围未成而死。宋廷怪罪李纲专主战议,贬官扬州。
金军在攻破河东、河北大部分州县后,于十月再度攻宋,东路军由宗望率领自大名(河北大名)南下直逼开封,西路军由宗翰率领自太原南下经洛阳转东,在十一月间抵达开封。经过一个月的战斗,开封城破,金将诡称与宋议和退兵。宋廷一方面任康王为河北兵马大元帅,号召各地勤王,另一方面又将城内的金银、绸缎、珍宝、马匹、子女等一一送交金营,乞求金军保持赵姓小朝廷。
靖康二年(1127)正月,宋割两河给金国,引起人民的反对,纷纷武装起来抗金。河北大元帅府副元帅宗泽受命带兵南下,援救开封,康王则自相州(河南安阳)到大名转东平(山东东平)、济州(山东巨野),避开金军的锋芒,准备到南京应天府(河南商丘)再作打算。金军在对东京搜括完毕后,将徽、钦二帝俘走,北宋亡,自建国至此,共一百六十七年。
北宋疆域虽不及汉、唐,而经济、文化更为繁盛。宋太宗曾把国家的外忧比作边事,认为可以预防,而把内患当成心腹之疾,其继位者把此当作祖宗之法的一部分,历代相沿,不肯更改。其结果是历史给他们开了一个玩笑,未亡于内患,偏偏在外忧方面翻了车。外忧内患,不可偏废,可为鉴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