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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 弼 （1004—1083） 字彦国，河南（河南洛阳）人。
庆历二年（1042）初，正当宋夏关系极为紧张之时，辽国为支援夏国，聚兵宋辽边境，遣使萧英、刘六符至宋索要土地。宋廷君臣对此深以为忧，在挑选使辽人员时，往往怯懦不愿行，宰相吕夷简推荐时任知制诰的富弼前往。仁宗召对，面授机宜，富弼慷慨而言：“主忧臣辱，今北虏（辽）狂慢到这样程度，臣何敢自爱其身，而使皇上忧心！”仁宗听后为之动容。先命他为接伴，迎接辽使入境，以便观察辽使的意向。萧英等入宋境后，宋廷遣中使（宫廷派出的使臣，多由宦官充任）进行慰劳，以示友好。可萧英妄自尊大，假托脚有毛病，不愿向皇帝直接派来的中使下拜。富弼见状，马上对辽使说：“我曾出使北朝（辽），病卧车上，听到辽朝皇帝派的中使前来，立即起拜。现在你听到宋朝皇帝传达的使命为什么不拜？这是什么礼节？”萧英等理屈，只好装模作样，使人掖扶而拜。由于富弼能够以理服人，以及对辽使的热情接待，萧英也将辽的真实意图相告，并说：“可从，则从之；不可从的，你们可以用事应付过去。”
富弼将他所得到的重要情报，急速上报朝廷，并且请求派出大臣到辽使在东京下榻的宾馆内，商议具体条件。仁宗乃派御史中丞贾昌朝为馆伴，交代其不许割地，而可以增加“岁币”，并且表示再派富弼到辽国商议。辽国使臣初来时，要求宋让出关南十县地，朝廷不许；又议双方皇室结亲，以宗室赵允宁之女嫁辽兴宗之子梁王，或者给辽增加“岁币”，莫衷一是，不过双方都在试探而已。
这年四月，朝廷给富弼以资政殿学士、户部侍郎的名义出使辽国，对方以刘六符为馆伴接待他，双方即展开了一场唇枪舌战。刘六符问：“公（对富弼尊称）来，莫不是以结婚与岁币事吧？”富应声说：“是。”六符说：“我朝皇帝坚持要求割地，你们商议到这一点吗？”富弼用坚定的口气说：“北朝若坚持割地，这必定是要败坏盟约，借割地为名罢了。南朝决不会答应，只有用战争相待北朝了。”六符又说：“假若两朝各自坚持己见，那么事情怎能办得妥当？”富弼回答说：“北朝无故要求割地，南朝没有立即发兵抵御，而是遣使好言相劝，或嫁女，或增币，如果再不从，乃是北朝坚持己见，不是南朝的事。”这样反复争论十数次，就是割地一条坚决不答应，协议难成。
富弼就在晋见辽兴宗时问道：“南北两朝皇帝父子相继和好将近四十年，忽然要求割地，不知什么原因？两国皇上无法相见，所以派遣我来问个究竟。”辽兴宗傲慢地说：“南朝违犯盟约，兵塞雁门，又在河北扩展塘水、修城隍、点民兵，将干什么？我朝诸位大臣争相请求发兵，寡人以为不若遣使求割关南故地，求而不得，然后兴兵不晚。”富弼如实作了解释，说明兵塞雁门，是为了防止西夏元昊侵边；至于河北沿边塘水，是澶渊之盟以前何承矩所开，因其低洼积水，并非新开；城隍只是修旧，民兵也是依照旧籍补充，并未新增兵源。兴宗听后，拿不出事实辩驳，只好表示：“不知其详。”但又不甘示弱，说：“朕是想得祖宗故地的。”富弼争辩说：“晋高祖（石敬瑭）以卢龙一道割给契丹，周世宗复取关南，这些都是前代旧事。我宋朝兴起已九十年，岂能重新把前代所取土地割走吗？如果各自都要求恢复旧的疆土，那恐怕对北朝并不会有利吧！”说到这里，兴宗实际上已经理屈词穷，无以应答。最后只好又说一些强词夺理的话，都被富弼巧妙地应付过去，求割地，不可能；又求议婚姻，害多利少；只有议增“岁币”一条。
是年七月，富弼受命第二次使辽，带着国书与口传之词前往。行至乐寿（河北献县），心中总感到不踏实，对副使张茂实说：“我为使者而没有看过国书内容，假若书词与口传不同，那我们的出使任务就失败了。”打开国书一看，果然与口授之词不同，立即快马返京，非常气愤地上奏：“政府这样做，是要置我于死地，我死不足惜，对国家大事又该如何？”宰相吕夷简争辩说：“恐怕是一时之误，应当改正。”仁宗问：“枢密使晏殊你看怎么回事？”晏殊回答：“夷简决不肯这样做，一定是不小心弄错了。”富弼听后，勃然大怒，斥责说：“晏殊奸邪，与吕夷简结党以欺骗皇上。”言外之意甚明，显然是指吕夷简等暗中捣鬼，才发生国书与口传之间不应有的错误。晏殊为富弼岳丈，不愿得罪那位有权势的宰相，故为之开脱责任。富弼以国事为重，忠直忘私，受到世人的赞许。经过一场斗争，最后改写国书而行。
辽兴宗在富弼到达后，又耍花招故意进行刁难，在宋朝所许物品的名称上做文章，要求称为“献”或“纳”，以显示辽的地位。富弼依据事实，说明宋辽是兄弟之国，仁宗为兄，兴宗为弟，献是以下奉上之意，哪有兄献弟的道理。兴宗认为称“献”字是“自古有之”。富弼声色俱厉地反驳说：“过去只有唐高祖借兵突厥，当时馈赠之物，或称为献纳。此后颉利可汗为唐太宗俘虏，还有这种礼吗？”兴宗无法压迫富弼接受，就再派刘六符使宋，直接向宋提出这一要求。富弼归朝，说明在辽国他已经拒绝献纳之说，辽方锐气已折，千万不可答应辽方的要求。但是，仁宗、吕夷简竟然以“纳”字为名，每年许增绢十万疋，银十万两，与契丹讲和。
富弼在第一次出使时，一个女儿死亡；第二次出使时，一个儿子降生，但他都置之不顾。使回，授枢密直学士，升翰林学士，都恳辞再三，说：“增加岁币并非我的本愿，特以国家正在讨伐元昊，没有功夫与契丹一决高低，所以不敢以死相争，怎敢接受这样的官职！”
庆历三年（1043），拜枢密副使，支持范仲淹的新政。至和二年（1069）任宰相，为政七年，锐气耗尽，墨守成规。神宗时，与王安石政见不合，退居洛阳，元丰六年（1083）卒。
韩 琦 （1008—1075） 字稚圭，自号赣叟，相州安阳（河南安阳）人。天圣五年（1027）举进士，时不满二十岁。步入仕途后，历官称职，受到朝廷重视。
宋夏战争期间，韩琦先为陕西安抚使，又为陕西经略、安抚、招讨使夏竦副手，担负起抗击西夏的重任。庆历二年（1042）出任陕西四路经略安抚招讨使，驻屯泾州（陕西泾川）。他虽以文臣管军，但尽心尽职，历经磨难，而终于与范仲淹一起，坚守了西北前线，名重一时，朝廷倚以为重，称为“韩范”。边人作民谣云：“军中有一韩，西贼闻之心胆寒。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庆历四年（1044）以渭州（甘肃平凉）之陇干城置德顺军（甘肃静宁），捍蔽萧关、鸣沙的通道，既可保护关中，又可进取西夏河南之地。不久，元昊向宋称臣，他被调任枢密副使，后因支持范仲淹新政失败，出为地方官。
嘉祐三年（1058）任宰相。时仁宗年高无子，皇位继承问题使朝廷大臣焦虑不安。韩琦乘机进言，认为仁宗年事已高，应吸取前代在皇嗣不定问题上引起祸乱的教训，请求选择宗室子弟中的贤能者，立为皇太子。仁宗以后宫宫人有孕为辞，迁延不定，结果后宫又生女孩，彻底打消了他的求嗣之梦，才在韩琦等人支持下，立濮王之子宗实为皇嗣，即是后来的宋英宗。这次定储大计，韩琦为杜绝因皇位之争而酿成大祸立一大功。
事实证明，韩琦在仁宗、英宗交替时对政治形势的看法是颇具远见的。嘉祐八年（1063）三月仁宗暴卒，曹皇后以皇太后的身份，与韩琦等共立英宗为帝。时英宗慑于曹太后的权势，连连惊呼：“我不敢当！”结果吓出一场大病。而曹太后乃利用仁宗大丧，朝廷内外举国痛哀之机，一反常态，垂帘听政；并下令以赐仁宗遗物的名义，大肆对内外官僚及军队进行赏赐，并颁布一次大赦，所费一千一百万（贯、匹、两），在京费四百万。这场闹剧，把国库的历年积存用光，“几乎扫地”。有些地方上官库无钱，竟向民间借贷，借贷不顺，就棍棒催促，如同欠赋。显然，曹太后的目的，是要通过这次赏赐活动，拉拢官僚和军队，以便掌握政权。结果造成两宫之间的矛盾，宫中宦官等人乘机挑拨离间，太后向韩琦哭诉皇帝举措失常，英宗见韩琦诉说：“太后待我无恩”，一时间难解难分。
韩琦作为辅政大臣，对两宫嫌隙，看在眼里，急在心中，除对双方以母子慈孝关系排解之外，就是考虑如何使太后顺利还政，以解决根本问题。
当曹太后临朝称制之日，皇帝的玉玺放在太后住处，只有在皇帝外出巡幸某处时，才允许玉玺随驾而带。根据这一情况，韩琦当英宗病情好转时，奏请到宫外祈雨，等到驾还，玉玺不再放回太后阁中。他乘机奏请太后还政，称赞皇帝圣德。太后大怒，斥责说：“教这样做由你，不教这样做也由你！”他坚持己见，不还政就立在帘外不走，直到太后有允许还政之意，起驾回宫，他忙命仪鸾司撤帘，表示太后不再垂帘听政，人情乃安。
韩琦在英宗朝执政四年，由于英宗身体多病，又劝英宗早立皇储，颍王（即后来之神宗）因此而立为太子。神宗立，韩琦因位高权重，受到御史中丞王陶的弹劾，乃请求外任。直至去世，神宗仍然非常器重他。
评： 富弼是宋代出名的外交家，与辽交涉有理有节，就他本人而言，是不辱使命的。然因国力不强，仁宗、吕夷简妥协退让，他在外交上也绝不可能争得更多的东西，只能以辞官表示他的遗憾。
韩琦历仕仁、英、神三朝，名重一时，政治上虽无大建树，但在英宗时为调和两宫矛盾，消除潜在祸患尽到了最大努力。早年他支持范仲淹改革，晚年却反对王安石变法，亦随形势之变化而在政治上有不同主张，是非功过不可一概而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