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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记第十六
蔡襄 张方平

蔡 襄 (1012—1067) 字君谟,仙游(福建仙游)人。天圣八年(1030)进士,曾任馆阁校勘和谏官,积极支持范仲淹的改革,并以直言敢谏闻名。

至和元年(1054)七月,他担任了权知开封府的重任。由于多年为官,对于吏事已经精通,有高度的行政管理才能,“谈笑剖决,破奸发隐,吏不能欺”,把开封府治得井井有条。中国封建时代的都城,皇宫派宦官之类的人物出来购买物品,称为“宫市”,名曰交易,实际上总是仗势掠夺,成为一大公害。宋初成立杂买务,试图解决这一弊病,但并未完全成功。蔡襄在开封府发现这一问题后,立即上奏朝廷,指出皇宫的内东门司在外购买商业行会的物品,有多年不给钱的,积累的欠款竟达十万。有时表示给钱,而其实则口是心非,不过是说说而已,工商业者敢怒而不敢言。他上奏朝廷,坚决把内东门司所存的“买物字号”,收交给杂买务,由杂买务供应皇宫所需之物,再不允许内东门司的人直接到市场欺压百姓,根除了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宫市”之弊,实为古代城市经济政策上的一个转折性变化。

泉州是北宋新兴的一个海港城市。蔡襄知泉州(福建泉州)期间,为了改善城市对外的交通,他用募款的办法,在泉州北二十里的万安渡,建立起一座大石桥,称作万安桥,又因万安渡在洛阳江入海处,所以又称作洛阳桥。这座桥是泉州联系福建沿海重要城市兴化军(福建莆田)、福州(福建福州)的交通要道,桥长三千六百尺,宽一丈五尺,有孔四十七个,桥上边两侧有扶栏,整个桥身是用当地盛产的花岗石条堆砌而成,外观非常雄伟。从建桥技术上看,这座桥有许多新的建筑特点。首先,桥墩是用纵横交叉的石条排列而成,方法简便,坐地稳当,又可加快施工的速度。两排石墩之间,有两头宽中间凹的小型石料作锁,并用生铁灌铸缝隙以联排石,使桥墩非常坚固。桥墩石整体呈船形,中间宽,两头尖,减少海潮的冲刷能力,又可使宽的部分架设桥面横梁方便。其次为了扩大桥的宽度,桥墩的上部有两排石条左右伸出,桥面即随之加宽。第三,为了防止海浪猛击,利用当地海生物蛎壳作灰,填塞于桥基诸石条之间,使之没有缝隙。桥成之后,又利用海生的牡蛎放置在桥基上,任其繁殖,久而久之,这种海蛎互相粘连,更增加桥的坚固性。桥上有蔡襄书写后刻成的“万安天下第一桥”字样,是北宋建成的最大桥梁,充分体现出他与建筑人员的才能与智慧。蔡襄又在泉州道路两旁七百里长的路段广植松树,既美化了环境,又方便了行人,福建人在那里刻石立碑以纪念他的功德。

蔡襄多才多艺,尤以书法而著称于世,“为当时第一”。宋初以来,书法多承晚唐五代之风,能书者多模仿前代,而且风气不正。许多人为博取功名,竞相学那些权贵或考官们的字体,被称为“奴书”或“趣时贵书”。仁宗时政治革新之风兴起,书法领域也存在着一种变革古法追求新意的思想,其代表人物就是蔡襄。他是全能型的书法大师,各种书体均达精妙程度,既能继承前人,“笔有师法”,又能自出心裁,刻意创新,所以达到“独步当世”的境界。就其各种书体的成就而言,欧阳修称他行书第一,小楷第二,草书第三,其他次之。他的八分散隶、正楷行押、大小草,“众体皆精”。其中的小楷,或横逸飘发,或劲实端严,各极其妙。苏轼称他“天资既高,积学深至,心手相应,变态无穷”。他曾出新意作飞白,有龙飞凤舞之势,可爱而不可学。沈括谓蔡襄以散笔作草书,谓之散草,或曰飞草,其法皆生于飞白,自成一家。他书写的蔡琰《胡笳十八拍》,清壮顿挫,有闺房态度,所以米芾称其书如少年女子,体态娇娆,行步缓慢,多饰繁华。而其楷书则端劲高古,落笔如削铁,被称为“书中龙”。现在还留存的《万安桥记》,为蔡襄亲书,雄伟遒丽,当与桥争胜。他写的《昼锦堂记》,每一字必写数十小纸,直写到笔画结构各方面都满意为止,然后再写到碑上刻字,精美绝伦,被称为“百衲碑”,足见其用力之勤。

蔡襄由于书法特好,故请他书写的人也就特别多,但他却颇自惜重,不轻为书以与人,甚至拒绝仁宗皇帝要他书写温成后(张贵妃)之父碑文的命令,认为那是御书院待诏的事。至于宫寺题榜,达官贵人之家,为了达到目的,不惜干请朝廷,拿着敕书令蔡襄书写,那他更是加以回绝,真有不以书法媚权贵的精神。朋友请托,那就是另一回事,如为欧阳修编写的《集古录》目序刻石,认真负责,其字尤精,为世所珍。欧阳修送给他鼠须栗尾笔、铜绿笔格、大小龙团茶、惠山泉水等物为润笔费,他认为清而不俗,满意地笑纳了,留下了书法史上的一段佳话。

张方平 (1007—1091) 字安道,自号乐全居士,应天府宋城(河南商丘)人。年十三,入应天府学,颖悟绝伦,凡书一阅而过目不忘,被誉为天下奇才。

景祐元年(1034)中进士,步入仕途,先任地方官。西夏李元昊反宋,他上《平戎十策》,全面陈述御边方略,其中的“足食”“丰财”两策,表现了他的战争与经济关系的思想。当时,他感到关中水利长期遭到破坏,西北战争所需的粮食和物资,都需要长途运输去解决,困难很大。因此,他主张恢复关中水利,以达汉、唐之盛,才能解决物资供应,支持战争的需要。他请求宋廷要选用一些精明强干而懂得“功利之术”的人来掌管财政,使物货流通,物价稳定,先足食而后足兵,以达富国强兵的目的。

他曾两次任三司使,主管财政,接受前人“量入为出”的财政思想,以解决财政的平衡。仁宗以怎样“丰财省费”询问群臣,方平独上数千言,认为真宗大中祥符以来,宋廷专门实行姑息政策,使得开科取士、官僚升补、命将养兵等法大坏,国用窘乏,政出多门,大商豪民为奸牟利,茶、盐、香、矾之法乱,这些关乎国家盛衰的根本大事,应优先考虑。仁宗听后大喜,准备重用。

嘉祐二年(1057),他根据北宋建都开封,依靠军队、汴河漕运等一系列问题的特点,总结为“国依兵而立,兵以食为命,食以漕运为本”,请求朝廷在京师应准备充足的粮食,以增强国力。为此,他坚持保护汴河的畅通,不使遭到人为的破坏。

张方平曾写《刍荛论》十篇,对宋代的政体、权力、选举、礼乐、刑法、吏治、军事、财政等进行了全面分析,指出其中的利弊。关于财政问题,他的《食货论》上下篇,对屯田、仓储、税赋、国计轻重缓急,以及危害财政的三大蠹弊,都很有见地。他认为当时开封府一带的京畿赋税特别重,在他的坚持下减去十分之三,永为定制。他主张去掉赋税中的“杂调折变”,轻徭薄赋,限制大地主过多的占有土地,大力劝课农功,发展生产。汉、唐以来,毒害社会的蠹政是多方面的,如汉代之土地兼并,唐代之释老游惰,而宋代则主要是“兵马”。他多次指出,有宋一代,“冗兵最为大患”,每一名中等禁军士兵,一年花费五十千,十万人每年需五百万贯。庆历时比景祐以前增加八百六十余指挥,计四十余万人,每岁净增军费二千万缗。北宋军队在仁宗时达到最高额一百余万,每年财政上的大部分费用被军队耗用。因此,他主张效法古之屯田,不论边境或内地,只要有空闲土地的地方,都可发展屯田事业。他认为宋代的军队过多,许多士兵来自城市的游惰之民,缺乏战斗力。因此,他主张大力发展“民兵”,兵农合一,既减少正规军,节省开支,又可寓兵于农。这些虽是前代已有之法,但需结合宋代的特点加以改进才能实行。

神宗即位后,任用王安石变法,与张方平议论颇多不合。王安石主张解除铜禁,张方平曾大力反对,认为这样一来,奸民每天销钱为器,边关海船每天把大量中国钱币运出境外,从而造成“钱荒”。王安石新法募人承包河渡坊场,司农寺在出卖过程中把祠庙也包括进去,张方平以南京曾把祭祀阏伯、微子的祠庙出卖为例,认为这是王业所兴之地,居然变成“贾区”(商业区),上告朝廷,引起神宗震怒,批示:“慢神辱国,无甚于此!”结果使全国的祠庙不得像坊场河渡一样进行出卖承包。

元祐六年(1091)张方平去世,年八十五。

评: 蔡襄性情耿直,为政清廉,颇有善政。尤长书法,真楷行草,无不精妙,继承与创新相结合,故能取得巨大成就。他不以书法媚权贵、取红利,而对朋友尚信义,佳话传世,亦足光耀后人。

张方平少有才华,入仕之后,慷慨有大志,对宋朝的治国大计有全面的考虑,尤其在财政上对于经费的筹划及省用,有详细的论述。望高一时,宋人以其未当宰相为屈。在反对王安石变法中,态度坚决,受到守旧派赞赏,其经济观点似有落后之处。 GAO07b4ZOZBPEUpHPmWBvTfYDDwmqRgQgPvbMqhv4cvYzhu3nqnpC8tZpQMC6g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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