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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 襄 （1012—1067） 字君谟，仙游（福建仙游）人。天圣八年（1030）进士，曾任馆阁校勘和谏官，积极支持范仲淹的改革，并以直言敢谏闻名。
至和元年（1054）七月，他担任了权知开封府的重任。由于多年为官，对于吏事已经精通，有高度的行政管理才能，“谈笑剖决，破奸发隐，吏不能欺”，把开封府治得井井有条。中国封建时代的都城，皇宫派宦官之类的人物出来购买物品，称为“宫市”，名曰交易，实际上总是仗势掠夺，成为一大公害。宋初成立杂买务，试图解决这一弊病，但并未完全成功。蔡襄在开封府发现这一问题后，立即上奏朝廷，指出皇宫的内东门司在外购买商业行会的物品，有多年不给钱的，积累的欠款竟达十万。有时表示给钱，而其实则口是心非，不过是说说而已，工商业者敢怒而不敢言。他上奏朝廷，坚决把内东门司所存的“买物字号”，收交给杂买务，由杂买务供应皇宫所需之物，再不允许内东门司的人直接到市场欺压百姓，根除了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宫市”之弊，实为古代城市经济政策上的一个转折性变化。
泉州是北宋新兴的一个海港城市。蔡襄知泉州（福建泉州）期间，为了改善城市对外的交通，他用募款的办法，在泉州北二十里的万安渡，建立起一座大石桥，称作万安桥，又因万安渡在洛阳江入海处，所以又称作洛阳桥。这座桥是泉州联系福建沿海重要城市兴化军（福建莆田）、福州（福建福州）的交通要道，桥长三千六百尺，宽一丈五尺，有孔四十七个，桥上边两侧有扶栏，整个桥身是用当地盛产的花岗石条堆砌而成，外观非常雄伟。从建桥技术上看，这座桥有许多新的建筑特点。首先，桥墩是用纵横交叉的石条排列而成，方法简便，坐地稳当，又可加快施工的速度。两排石墩之间，有两头宽中间凹的小型石料作锁，并用生铁灌铸缝隙以联排石，使桥墩非常坚固。桥墩石整体呈船形，中间宽，两头尖，减少海潮的冲刷能力，又可使宽的部分架设桥面横梁方便。其次为了扩大桥的宽度，桥墩的上部有两排石条左右伸出，桥面即随之加宽。第三，为了防止海浪猛击，利用当地海生物蛎壳作灰，填塞于桥基诸石条之间，使之没有缝隙。桥成之后，又利用海生的牡蛎放置在桥基上，任其繁殖，久而久之，这种海蛎互相粘连，更增加桥的坚固性。桥上有蔡襄书写后刻成的“万安天下第一桥”字样，是北宋建成的最大桥梁，充分体现出他与建筑人员的才能与智慧。蔡襄又在泉州道路两旁七百里长的路段广植松树，既美化了环境，又方便了行人，福建人在那里刻石立碑以纪念他的功德。
蔡襄多才多艺，尤以书法而著称于世，“为当时第一”。宋初以来，书法多承晚唐五代之风，能书者多模仿前代，而且风气不正。许多人为博取功名，竞相学那些权贵或考官们的字体，被称为“奴书”或“趣时贵书”。仁宗时政治革新之风兴起，书法领域也存在着一种变革古法追求新意的思想，其代表人物就是蔡襄。他是全能型的书法大师，各种书体均达精妙程度，既能继承前人，“笔有师法”，又能自出心裁，刻意创新，所以达到“独步当世”的境界。就其各种书体的成就而言，欧阳修称他行书第一，小楷第二，草书第三，其他次之。他的八分散隶、正楷行押、大小草，“众体皆精”。其中的小楷，或横逸飘发，或劲实端严，各极其妙。苏轼称他“天资既高，积学深至，心手相应，变态无穷”。他曾出新意作飞白，有龙飞凤舞之势，可爱而不可学。沈括谓蔡襄以散笔作草书，谓之散草，或曰飞草，其法皆生于飞白，自成一家。他书写的蔡琰《胡笳十八拍》，清壮顿挫，有闺房态度，所以米芾称其书如少年女子，体态娇娆，行步缓慢，多饰繁华。而其楷书则端劲高古，落笔如削铁，被称为“书中龙”。现在还留存的《万安桥记》，为蔡襄亲书，雄伟遒丽，当与桥争胜。他写的《昼锦堂记》，每一字必写数十小纸，直写到笔画结构各方面都满意为止，然后再写到碑上刻字，精美绝伦，被称为“百衲碑”，足见其用力之勤。
蔡襄由于书法特好，故请他书写的人也就特别多，但他却颇自惜重，不轻为书以与人，甚至拒绝仁宗皇帝要他书写温成后（张贵妃）之父碑文的命令，认为那是御书院待诏的事。至于宫寺题榜，达官贵人之家，为了达到目的，不惜干请朝廷，拿着敕书令蔡襄书写，那他更是加以回绝，真有不以书法媚权贵的精神。朋友请托，那就是另一回事，如为欧阳修编写的《集古录》目序刻石，认真负责，其字尤精，为世所珍。欧阳修送给他鼠须栗尾笔、铜绿笔格、大小龙团茶、惠山泉水等物为润笔费，他认为清而不俗，满意地笑纳了，留下了书法史上的一段佳话。
张方平 （1007—1091） 字安道，自号乐全居士，应天府宋城（河南商丘）人。年十三，入应天府学，颖悟绝伦，凡书一阅而过目不忘，被誉为天下奇才。
景祐元年（1034）中进士，步入仕途，先任地方官。西夏李元昊反宋，他上《平戎十策》，全面陈述御边方略，其中的“足食”“丰财”两策，表现了他的战争与经济关系的思想。当时，他感到关中水利长期遭到破坏，西北战争所需的粮食和物资，都需要长途运输去解决，困难很大。因此，他主张恢复关中水利，以达汉、唐之盛，才能解决物资供应，支持战争的需要。他请求宋廷要选用一些精明强干而懂得“功利之术”的人来掌管财政，使物货流通，物价稳定，先足食而后足兵，以达富国强兵的目的。
他曾两次任三司使，主管财政，接受前人“量入为出”的财政思想，以解决财政的平衡。仁宗以怎样“丰财省费”询问群臣，方平独上数千言，认为真宗大中祥符以来，宋廷专门实行姑息政策，使得开科取士、官僚升补、命将养兵等法大坏，国用窘乏，政出多门，大商豪民为奸牟利，茶、盐、香、矾之法乱，这些关乎国家盛衰的根本大事，应优先考虑。仁宗听后大喜，准备重用。
嘉祐二年（1057），他根据北宋建都开封，依靠军队、汴河漕运等一系列问题的特点，总结为“国依兵而立，兵以食为命，食以漕运为本”，请求朝廷在京师应准备充足的粮食，以增强国力。为此，他坚持保护汴河的畅通，不使遭到人为的破坏。
张方平曾写《刍荛论》十篇，对宋代的政体、权力、选举、礼乐、刑法、吏治、军事、财政等进行了全面分析，指出其中的利弊。关于财政问题，他的《食货论》上下篇，对屯田、仓储、税赋、国计轻重缓急，以及危害财政的三大蠹弊，都很有见地。他认为当时开封府一带的京畿赋税特别重，在他的坚持下减去十分之三，永为定制。他主张去掉赋税中的“杂调折变”，轻徭薄赋，限制大地主过多的占有土地，大力劝课农功，发展生产。汉、唐以来，毒害社会的蠹政是多方面的，如汉代之土地兼并，唐代之释老游惰，而宋代则主要是“兵马”。他多次指出，有宋一代，“冗兵最为大患”，每一名中等禁军士兵，一年花费五十千，十万人每年需五百万贯。庆历时比景祐以前增加八百六十余指挥，计四十余万人，每岁净增军费二千万缗。北宋军队在仁宗时达到最高额一百余万，每年财政上的大部分费用被军队耗用。因此，他主张效法古之屯田，不论边境或内地，只要有空闲土地的地方，都可发展屯田事业。他认为宋代的军队过多，许多士兵来自城市的游惰之民，缺乏战斗力。因此，他主张大力发展“民兵”，兵农合一，既减少正规军，节省开支，又可寓兵于农。这些虽是前代已有之法，但需结合宋代的特点加以改进才能实行。
神宗即位后，任用王安石变法，与张方平议论颇多不合。王安石主张解除铜禁，张方平曾大力反对，认为这样一来，奸民每天销钱为器，边关海船每天把大量中国钱币运出境外，从而造成“钱荒”。王安石新法募人承包河渡坊场，司农寺在出卖过程中把祠庙也包括进去，张方平以南京曾把祭祀阏伯、微子的祠庙出卖为例，认为这是王业所兴之地，居然变成“贾区”（商业区），上告朝廷，引起神宗震怒，批示：“慢神辱国，无甚于此！”结果使全国的祠庙不得像坊场河渡一样进行出卖承包。
元祐六年（1091）张方平去世，年八十五。
评： 蔡襄性情耿直，为政清廉，颇有善政。尤长书法，真楷行草，无不精妙，继承与创新相结合，故能取得巨大成就。他不以书法媚权贵、取红利，而对朋友尚信义，佳话传世，亦足光耀后人。
张方平少有才华，入仕之后，慷慨有大志，对宋朝的治国大计有全面的考虑，尤其在财政上对于经费的筹划及省用，有详细的论述。望高一时，宋人以其未当宰相为屈。在反对王安石变法中，态度坚决，受到守旧派赞赏，其经济观点似有落后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