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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 拯 （999—1062） 字希仁，庐州合肥（安徽合肥）人，天圣五年（1027）进士，时年29岁。
初知建昌（江西永修境）县，又改监和州（安徽和县）酒税，这两次任命，他都以父母年高，不忍远去为由，辞官归养。直到双亲相继去世，守孝完毕，才在亲友劝说下为官，这一段时间前后达十年之久，故以孝闻于乡里。
景祐四年（1037），任天长（安徽天长）知县时碰到这样一桩官司。有盗贼偷割他人牛舌，牛的主人告到县衙，拯命其回去杀牛卖肉。接着，有人来告牛的主人私宰耕牛。因为宋朝法律为了保证农作，禁止屠宰耕牛。包拯感到事情颇有点蹊跷，乃突然斥责这个告状者：“你为什么把人家的牛舌割了，又反过来告人私宰耕牛？”这一质问，使盗者措手不及，认为事情败露，竟自认罪。任满后，调知端州（广东肇庆）。当地以产端砚闻名，每年都要向朝廷上供。以前在这里做官的，往往都以进贡为理由，多取数十倍，运到京城里去贿赂权贵们，以便自己进一步高升。当地的砚坑经过长时间的开采，达数十米深，采制贡砚实属不易，砚工们为此付出大量劳力，苦不堪言。包拯到此，仅令制造上供之数，多一不取，任满之日，自己也不带一方端砚就回京了，百姓传为美谈。在端州期间，他在官斋墙壁上书写了这样一首诗：“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秀幹终成栋，精钢不作钩。仓充鼠雀喜，草尽狐兔愁。史册有遗训，无贻来者羞。”这首诗表现了他的高尚品德和远大抱负。
回京以后，先为监察御史里行，又改监察御史，这在宋朝称为言事官，对于处事不当、行事不法的官僚，都可以进行弹劾。包拯一向对贪官污吏嫉恶如仇，庆历四年（1044）八月，他向仁宗上疏《乞不用赃吏》，认为清廉是人们的表率，而贪赃则是“民贼”。为了惩治贪官，自庆历六年开始，包拯七次上疏弹奏江西转运使王逵，揭露他“心同蛇蝎”，残害百姓，向百姓加派超出规定的上供物品，希求朝廷重用。在弹劾王逵时，也严厉批评了宋廷的任官制度。王逵原先任湖南转运使，因贪赃不法，被其他官僚揭发，降知池州（安徽贵池），不久就被赦免，改调福州（福建福州）、扬州（江苏扬州），而后又到江西上任，这样调来调去，只能表示是在顽固的坚持任用酷吏。他对此表示非常愤慨，请求仁宗纠正，表现出他反对贪官污吏的坚强意志和决心。
皇祐二年（1050）至三年间，包拯知谏院，曾三次弹劾外戚张尧佐，审清妖人冷青冒充皇子的特大诈骗案，震动朝野。
包拯在历官三司户部判官及三司副使期间，先后出任京东、陕西、河北等路转运使，每至一地，都以减轻民间负担、改革弊政、发展生产为己任，提出了“宽民利国”的经济思想。当时，登州（山东蓬莱）、同州（陕西同州）冶铁手工业是官府专买，强迫百姓服役，百姓痛苦不堪。他发现弊病后，上奏朝廷，主张去掉专买，“令百姓取便烹炼”。秦陇斜谷务造船用的木料，从来是向百姓摊派，陕西七州赋税中有河桥竹索一项，多达数十万，这些额外加征，都被包拯奏免了。邢（河北邢台）、铭（河北永年境）、赵（河北赵县）三州，沿漳河有沃田三万五千顷，原作官府牧马地，而百姓却无田耕种，他请求朝廷将这些土地退耕给农民。其他如支持陕西范祥的盐法改革等等，在经济方面做了许多利民益国的事情。
包拯在朝，多次为了国家大事，说了皇帝不爱听的话，论斥权幸大臣，请求罢去皇帝赐给亲信官僚们的恩宠，一切改由主管机构正常渠道进行。他将唐朝魏徵给唐太宗的三道奏章写出来，呈给仁宗为座右铭，时刻警惕，以国事为重。请求仁宗虚心纳谏，分辨是非，不要搞“先入为主”，偏听偏信，而要爱惜人才，除去苛刻，抑制侥幸，严正刑禁，禁止妖言邪说，不随意大兴土木，如此等等，朝廷多采纳施行。
嘉祐元年（1056）十二月，朝廷任包拯权知开封府，他于次年三月正式上任，至三年六月离任，前后只有一年有余。但在这短短的时间内，把号称难治的开封府，治理得井井有条，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敢于惩治权贵们的不法行为。京城是权贵最集中的地方，各种关系盘根错节形成网络，一般无人敢管。嘉祐二年（1057）夏，京师大水，流经城南半部的惠民河堵塞不通，冲坏城南安上门，坏官私房屋数万间，城内编筏子渡人，形势异常危急。朝廷下诏，要求拆除惠民河沿岸的违章建筑，疏通河道，消除水患。可是那些“中官势族”们，积习不改，弄虚作假，把沿河官地说成私有地，反对拆除他们修建的亭榭等物。包拯派人找到了沿河官地所立的界标，发现了权贵们虚报地亩的丑行，坚决进行拆除，并上奏朝廷，打击了权贵们的嚣张气焰，解决了久拖不决的难题。
第二，坚决抑制开封府吏的骄横之势。当时，开封府吏六百人，府中一切具体事务都要经过他们之手去办理，这批人由于熟悉内情，作弊办法很多，经常弄得长官跟着他们转。包拯早以严明闻名，一入开封府，吏人先抱着大堆文书来试探他。一般知府看到大堆文书就头痛，所以翻阅者甚少，而包拯令府吏排成队，依次进行审看，结果发现有些夹杂积年旧案，故意吓唬长官的。经过盘问，府吏辞穷，承认他们困扰长官的目的。包拯对此加以严治。自此以后，吏不敢从中弄事，文书益简，事情好办得多了。开封府在诉讼上，有一条很不好的旧制度，凡诉讼人不能直接到开封府大庭自送状纸，而是由府吏坐在门口，先收状子，称作“牌司”，由他们再呈送长官，长官批下的判词亦由他们转给诉讼人。这样中间经过一道手续，府吏便可从中作弊，造成冤案。包拯上任，下令打开府衙正门，允许诉讼人直接到大庭下向长官自陈是非曲直，只要长官做得正，其他吏人就不敢欺压诉讼人了。
第三，能够及时惩办无赖刁民。一次开封府发生火灾，包拯带人救火，有无赖乘机捣乱，立即将其处斩。
由于包拯在开封府执法严明，铁面无私，敢于碰硬，贵戚宦官也不得不有所收敛，听到包拯的名字就感到害怕。儿童妇女都知道包拯之名，亲切地呼他为“包待制”。开封府广泛流传着这样的话：“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用阎罗喻其铁面无私。
嘉祐六年（1061），他官至枢密副使，次年五月病逝，“京师吏民，莫不感伤，叹息之声，大街小巷都可听到”。赠官吏部尚书，谥号孝肃，有“奏议”十五卷传于世。
范 祥 字晋公，生卒年月不详，邠州三水县（陕西郇邑北）人。进士及第，仁宗朝历任地方官，对陕西当地的民情非常熟悉，是一位很有才干的理财家。
陕西路解州（山西运城境）有解县、安邑两大盐池，是中国古老的产盐地。宋代将食盐划分成许多销售区域，每一区域只准销售某一产地的盐，不许随意越界买卖，而解盐区包括陕西、京西路，以及河东、京东、河北路的一部分，范围广大。太宗至道二年（996），两池产盐三十七万三千五百四十五席，每席一百一十六斤半。至道三年，两池盐卖钱达七十二万八千余贯，是宋朝财政上一笔巨大的收入，保障了陕西沿边的军费开支。
仁宗庆历以前，解盐在经营方面实行通商、禁榷并行的制度。所谓通商，是盐的生产掌握在官府手中，而运输、买卖，由商人按官府规定的条件来经营；禁榷即官府的食盐专卖制度，从生产到运输，均由官府直接经营。由于官方经营不善，用非其人，弊端丛生，盐课时有亏损，朝廷对此束手无策。庆历二年（1042），范宗杰为制置解盐使，不知救弊之策，反而倒行逆施，对解盐全部实行官府专卖制，结果使盐课亏损严重，参加运输的士兵和百姓不堪苦役，死伤逃亡，破家荡产，关中骚动不安。
时任汝州（河南临汝）知州的范祥，对如何整顿解盐经营颇为关切，他认为两池盐利甚大，之所以不能帮助边防费用，主要是官府、私商两方面互相侵夺渔利的结果，如能变通一下办法，每年可以节省国家财政数百万钱。于是，他主动向朝廷提出了一个经营解盐的新方案，其主要办法有：
（一）凡解盐区一律实行通商制度，运盐入蜀的，也允许通行。沿边州军原来实行由商人筹办粮草的办法，改为交纳现钱，用解盐偿还。价钱多少，则根据交钱州军的远近等情况，从优估算盐价。每年所收钱数，按盐三十七万五千大席总计。商人交纳现钱后，官府给券，也称为钞，到解池验券，按数给盐。盐由商人运销转卖，官府去掉原来征发士兵及百姓的运输劳役。这样使专用盐券充分发挥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功能，又避免了商人输边实物进行折博（估算）所产生的估价过高之弊。西北有了现钱购买军用粮草，宋廷又可免去从京师调拨边防军费的烦劳。官府根据边防和销售区的费用多少、食盐需求的情况，适当调节钞（券）价，鼓励商人将现钱直接交纳到边防前线，使商品经济在解盐通商中充分发挥作用，多方受益。
（二）宋与西夏接壤的八个州军，以前无法阻止或杜绝夏盐的走私买卖，影响宋方的经济收入。范祥盐法，是借助商人之力将盐运到沿边的县城镇寨，交给当地官办的折博务，领取较多、甚或加倍的钞券，然后到解池去取盐转卖。这实际上既利用了通商政策的优点，使商人运输得利，又利用专卖制度的部分可取之处，把沿边盐价销卖控制在官府手中，抵制夏盐的渗透。
（三）新法在宣布通商时，防止一刀切的弊病，并不立即取缔一切官运官卖的办法，如三京（东京、西京、南京）及河中府（山西永济西）、陕州（河南三门峡市）等地，仍暂维持旧的专卖制度，直到通商政策落实后再取消旧制，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混乱。
范祥的新法提出后，枢密副使韩琦、知制诰田况等朝中大臣立即表示支持，主管财政的三司于庆历四年（1044）上奏朝廷，将他调往陕西，与漕臣（转运使）共同商议解盐变法之事。由于陕西转运使程戡不同意变法，乃改范祥知华州（陕西华县），新方案暂时中辍。
庆历八年（1048）十月，范祥改官提举陕西银铜坑冶铸钱，他毅然上书，再申前议，受到三司使叶清臣的坚决支持，朝廷任其为提点陕西路刑狱、兼制置解盐事，使他多年的宿愿得以实行。开始，由于准备工作做得不够充分，商人对新法缺乏理解，观望不前，结果使当年官府的收入略有亏损。守旧派的官僚似乎抓到了把柄，御史台官员何郯借机攻击新制，要求派官到陕西重新审议，恢复旧法，一时间朝野震动，莫衷一是。
朝廷根据这种情况，由三司使叶清臣于皇祐元年（1049）十月派出他手下的得力干将三司户部副使包拯前往陕西。包拯出行前，首先了解陕西盐法的实际情况，详细审阅范祥前后的奏章，感到所述事理甚为明白，即上奏仁宗，劝他要高瞻远瞩，认为有些新法是先有小损而后有大利，不要只看到眼前小损就匆忙放弃新法。因此，他要求把新法先延长一两年，观察其成效，再决定如何处理。出行后，包拯沿途调查、访问，听取民间呼声，民间对旧法是“不胜其苦”。他宣布仁宗皇帝处理盐法的根本原则“只要便民”的“德音”以后，解除百姓对新法的疑虑，群情无不感悦。这样使他坚定了支持范祥改革盐法的决心。及至见到范祥，两人进行了畅谈，意见一致，只恨相见太晚。回京后，包拯立即上奏，说明事实，请求朝廷不要轻信有些官僚的议论，说明新法经久可用，一两年后即可减京师榷货务每年支给陕西的现钱五七百万贯。仁宗对此感到满意，忙下诏书：“陕西盐法，且依范祥擘画，通商放行。”是年底，包拯听到解盐新法推行后收入比旧有所增加，又连上两章，与三司使田况一起，荐举范祥为陕西转运副使。范祥的迅速提升，引起朝中不少官僚的嫉妒，不久，负责审核账目的判三司磨勘司李徽之，又提出新法“不便”的问题。朝廷召集大臣与三司官再次审议，并召范祥乘驿站快马进京，答复他人质询。审议结果，参加的大臣，“皆以祥为是”，新法得以继续推行。实践证明，旧法在庆历六年时岁入为一百四十七万贯，翌年收入为一百九十五万贯。新制实行后，初有下降，至皇祐三年（1051）已大为改观，年收入达二百二十一万贯。
皇祐五年（1053），范祥兼任边帅，因兴修古渭城（甘肃陇西），处理边防失当，降知唐州（河南唐河）。守旧派官僚又乘机对他进行攻击，降官之后，还说处理太轻。范祥离开陕西，接任盐事的李参一度放弃新制，侵夺商人正当利益，商贩不行，官课亏损。嘉祐三年（1058），时任三司使的张方平与权御史中丞包拯一致奏请仁宗，重新起用范祥，恢复了制置解盐使的职务，到解州整顿盐法，并适当增加了一些新的改革内容，很快扭转了亏损局面。史称：“行之数年，黠商贪贾，无所侥幸，关内之民，得安其业，公私便之。”根据包拯在嘉祐五年（1060）时所作估计，范祥推行新法十年，每年仅京师开封节省边费即达四百万余贯，利国利民，受到后人的高度称赞。至于他修的古渭城，在神宗熙宁三年（1070）与西夏发生冲突时，终于发挥了其开发西北地区的作用。
评： 包拯以直道谋身，正气凛然，反腐倡廉，敢抑权贵，名动京师。主张宽民利国，兴利除害，德政亦多。其在开封知府任内，仅一年有余，政成名就，名垂青史，被百姓千古传颂。
史称范祥“晓达财利，建议变盐法，后人不敢易，稍加损益，人辄不便”。法之完善，于此可见。寻其根本，实乃充分利用通商政策之优点，立足于“便民”，保护商人的合法利益，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致使物价稳定，兵民无运盐之苦役，既满足边防费用，又充实京师库藏，实乃北宋中期盐法上一次成功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