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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修 （1007—1072） 字永叔，祖籍庐陵（江西吉安），本人则生于绵州（四川绵阳）官舍。四岁丧父，母郑氏携其远走随州（湖北随州），依靠任推官的叔父欧阳晔。幼年家庭贫困，但勤学有志，敏悟过人，年二十时，在当地已颇有名声。他在随州寄居期间，从友人李姓家的废书筐中，偶然得到唐代古文大家韩愈的文稿，口读而心慕，励志钻研，至废寝忘食，下决心要与韩愈齐名。为了适应当时科举取士的制度，他也工习“偶丽之文”，并达到了“绝出伦辈”的程度，为翰林学士胥偃招至门下，携入京师。
仁宗天圣八年（1030）正月，他在京城参加晏殊主持的礼部省试，名列第一。三月，又进行殿试，擢进士甲科。次年，他二十五岁，出任西京留守推官，结识了在洛阳的一批年轻才子，与尹洙（师鲁）、梅尧臣（圣俞）等组成洛阳七友，对文章道义与古诗互相切磋，遂以文章名冠天下。
景祐初，在京任馆阁校勘。时范仲淹权知开封府（河南开封），每次觐见皇帝，辄论朝政得失，受到宰相吕夷简的排斥，贬知饶州。欧阳修对此愤不能平，写信谴责谏官高若讷，批评其不仅不救，反而诋毁范仲淹，失职太甚，斥骂他“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结果被贬知夷陵（湖北宜昌）。从此，他加入了范仲淹的政治革新运动，受到世人的称赞。当时，守旧派为了阻挡政治革新潮流，把范仲淹及其支持者称为“党人”，诬蔑他们结党营私，朋比为奸，一时间“朋党论”甚嚣尘上。欧阳修为了回敬反对派，以古文作武器，写了著名的《朋党论》上呈宋廷，认为“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以同利为朋”，说明范仲淹等为国家大事，敢于直言，是君子之言，他们志同道合，才意见一致的，这并没有什么坏处。他认为反对范仲淹的那一班是小人，是为自己私利而结合在一起，见利则相争，利尽而相害。据此，他大胆提出“小人无朋”的观点，在理论上把守旧派驳得体无完肤。不过，他的这一理论并不为宋最高统治者所接受。
庆历三年（1043），参知政事范仲淹正大力推行“庆历新政”，欧阳修为知谏院，勇敢地站在革新运动的前列，论事切直，嫉恶如仇，仁宗曾夸奖他敢言。新政失败后，他又一次遭到打击，降官知滁州（安徽滁县），又转调各地，在外任官达十余年之久。后累官至权知开封府、枢密副使、参知政事等，多有政绩，但在历史上影响最大的，是他在倡导古文运动及编修史书方面的成就，对宋代文化的发展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原来，唐代韩愈、柳宗元曾倡导古文运动，但不久即沉寂下来。唐末五代之际，浮靡的骈体文又重新得势，文章专以声病对偶为工，堆砌典故，支离破碎，不仅论卑气弱，有的甚至不成句读。宋初犹习旧风，柳开、王禹偁等一些文学家都试图改作，而力量不足，无法把旧的文风扭转过来，反而在学校里又出现了生涩怪僻的“太学体”，把持着科举考试的文坛。欧阳修早年倾慕韩愈之古文，在与洛阳七友的交往中，即以重新振兴古文为己任，刻苦练习。当时，西京留守钱惟演在府中建一座双桂楼，命欧阳修与尹洙作记，修文千余言，而洙止五百字，他佩服尹洙文章“简古”，并加意学习。又一次，欧阳修、尹洙、谢绛同作《河南驿记》，绛用七百字，修用五百余字，独洙用三百八十字，语言简练，叙事完备，典雅有法。他请教尹洙，得知自己文章的缺点在于“格弱字冗”，下决心别作一记，更减尹洙二十字，而且“完粹有法”。尹洙看后，大加称颂，夸奖欧阳修的进步真是“一日千里”。
他的进步能如此之快，主要是能运用韩愈提出的“文以载道”的理论，抓住事物的本质，在文章思想内容的“大节”上下功夫，讲求信实，能发人深思，而不一一罗列现象。这样才能做到言简而明，信实通达，并能引物连类，举一反三，讲出一个共同的道理，以理服人，起到应有的效果。他对韩愈的理论并不是单纯的继承，更重要的在于阐发，要求“文以论政”，文学应为现实政治服务。尽管他对“道”的理解仍然恪守儒学的正统观念，但把儒家的“六经”作了新的解释，认为“六经”所载的事情，都是切合于世的内容，使“道”与现实生活结合起来。在他看来，对于任何事情都不关心的人，是写不出好文章的。
欧阳修在古文运动中，主张文、道并重，既认识到文与道密不可分的联系，又认识到二者之间的区分，不把文章当作“道”的附属品。他曾说，古代学者并不止一家，他们所讲的“道”虽然相同，但所使用的语言文章，却“未尝相似”。文章写作自有规律特点和风格，决不可以“道”代文。为了学好文，他提倡韩愈的“文从字顺”，强调自然为文，明白晓畅，这样就要讲求写作的艺术技巧，反对那些“怪怪奇奇”，故弄玄虚的空头文章。
为了提高写作技巧，他每有所作，完稿后贴在墙壁上，坐卧观读，反复推敲，直到改正完美，才算定稿，然后让人观看。如他写的《昼锦堂记》就是如此，甚至连平日写的一些小书简，也要先写出初稿，审而后定。这样养成一个好习惯，创作出许多不朽的古文名篇，如《醉翁亭记》、《朋党论》、《与高司谏书》等，这些文章风格新颖，内容充实，议论有力，充分发挥了古文的威力。
值得注意的是，在古文运动的同时，欧阳修对其他文体也进行改革创新，使之与古文运动同步发展，形成一股文体改革的洪流。词是五代两宋的一种重要文学体裁，欧阳修的词作摆脱了花间派的影响，吸收了不少民歌的成分，推陈出新，与柳永一样近于乐府体，不仅流行于民间，而且为歌妓们广泛传唱。北宋的诗仿自晚唐，排偶雕琢，号称“西昆体”，风靡一时。欧阳修则极力赞誉苏舜钦、梅尧臣的新古诗，使诗平易畅达，趋向散文化、议论化，形成与晚唐不同的诗风。他自著《六一诗话》，倡导古诗的理论和体裁，为后来的诗话开创先例，有人称之为新型骈体文，使骈文走上新道路。对于赋，他能突破骈赋与律赋的限制，用散文体写赋，称作“文赋”，使赋的艺术情趣突出起来，有了新的生命。当时，科举取士，律赋是规定的应试科目，讲究工整对仗，音律和谐，韵脚固定等等，限制颇多，结果弄得作者以文造情，缺乏思想性和艺术性，当然创作不出好作品。经过赋体创新，文赋吸取了古文运动的成果，亦趋散文化，他的《秋声赋》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之一。
显然，旧的文风如同一切旧事物一样，是不肯轻易退出历史舞台的。为了彻底改变这种局面，欧阳修不惜采用行政干预的手段，来推陈出新。嘉祐二年（1057），他主持科举考试，范景仁、王禹玉、梅公仪等为同事，梅尧臣为详议官，诸人利用这个机会，互相唱酬，来改革文风。当时太学的考生，崇尚险怪奇涩之文，号称“太学体”，这些人利用考试允许提问之机，喋喋不休进行吵闹。欧阳修等考官在评卷时，凡用“太学体”者，一概不录。放榜之后，风潮更大，落榜者候他早朝时围攻谩骂，巡逻值班的士兵都无法加以阻止，甚至有人给他作祭文扔到家里。但是，他以大无畏的精神把这场风波顶住了，录取了像曾巩、苏轼、苏辙等一批高材生，用事实回答了反对者的攻击，从此科场考试之习为之一变。经过五六年的时间，文风变而复古，古文运动取得了彻底的胜利。当然，这场古文运动，欧阳修并不是单枪匹马，他能团结同辈人如尹洙、梅尧臣等一大批人共同奋斗，又适时地提拔一批有才能的后继者，尽力培养，如王安石、曾巩、苏轼兄弟等。唐宋古文八大家，宋占六家，而其中的五人都受到欧阳修的教诲和奖掖。他是古文运动的巨匠，又是文坛领袖，北宋文风的改革成功，欧阳修之功不可没。
在修史方面，欧阳修也是一位大家，二十四史中有两部正史是经他手完成的。
至和元年（1054），他正式受命参加唐史的编撰，至嘉祐五年（1060）《新唐书》完成，前后历时七年。由于五代时刘昫等撰写的《旧唐书》，在观点、史料、文风上存在种种问题，无法使宋代史学家们满意，于是，宋祁有意于此事，首先写出了《新唐书》的列传部分，而其他则无力完成。朝廷设立了唐书局，由欧阳修、宋祁、范镇、王畴、宋敏求、吕夏卿、刘羲叟等儒学家组成一个班子，将秘府所藏的珍贵资料加以发掘，互相讨论，共同删定，前后十七年，成书二百二十五卷。欧阳修参加的七年，编写本纪、志、表，分量占全书的一半。在《志》中，新增了前史所无的《仪卫志》、《选举志》、《兵制》，系统地整理了唐代礼仪、科举、兵制的演变，是研究此类问题的史实依据。其他诸志，也较《旧唐书》为优。如《食货志》由旧的二卷扩为七卷，使社会经济生活的内容大为增加。《地理志》除地理沿革、军府设置外，其中的物产分布、水利兴废等，更补旧志所缺。《天文志》及《历志》的篇幅超过旧志三倍以上，保存了不少罕见资料。《艺文志》较旧志亦有大量增补。本书《表》的部分，新增了《宰相表》、《方镇表》、《宗室世系表》、《宰相世系表》，都各自构成一个系统，查检方便。至于宋祁的列传部分，也新增了《卓行》、《奸臣》、《叛臣》、《逆臣》等类传，其他如对安史之乱后的史料搜集，周边部族、种族的记述，都有许多新的贡献。
《新唐书》完稿后，按官修史书成例，由官高者一位领衔署名即可。但欧阳修只将本纪、志、表部分署己名，其列传部分则归宋祁。宋祁得知后，既感叹又高兴地说：“自古以来文人不相让，而好互相欺凌掩盖他人之美，可这次署名事真是前所未闻啊！”
宋初薛居正等曾撰写一部《五代史》，后人称作《旧五代史》，缺点不少。欧阳修根据当时的政治需要，用儒家正统观点总结五代历史的经验教训，褒贬善恶，以个人之力修撰完成一部新书，名为《五代史记》，后人称作《新五代史》，计有本纪十二卷，列传四十五卷，考三卷，世家及年谱十一卷，四夷附录三卷，共七十四卷，记载了后梁开平元年（907）至后周显德七年（960）的历史。该书以梁、唐、晋、汉、周五个朝代为正统，分别撰写各代的本纪及人物列传，连仕几朝者列入杂传之中，并通过世家、四夷附录等处理十国及周边各民族政权的历史。尽管在史观上人们多有评品，但其成就还是主要的，史料上与旧史可互为补充，文字上则更胜旧史百倍，被后人称为史传文学。是书已在欧阳修生前完成，但为了慎重起见，不肯轻易让人翻阅，先请他的好友梅尧臣观看，探讨其中的问题。嘉祐五年（1060）宋廷要他呈稿，他感到不成熟，不愿上呈，直到熙宁五年（1072）他去世后，朝廷下诏要其家呈上史稿，又五年才刊行出版，成为二十四史中唯一的私修正史。
欧阳修在金石学上也有重大贡献，他收集整理了一部庞大的《集古录》，有4卷之多，是世界上最早的金石学著作。他还参加了宋廷有关《崇文总目》的目录书编撰工作，主持史馆有关宋中央朝政的史料整理，并写有《归田录》等笔记，对当时典章制度多有记载，是一本重要的宋人笔记。总之，他的史学成就是多方面的，文史兼通，各有巨著，这在历史上并不多见。
评： 欧阳修在中国文化史上占重要地位，文史两方面贡献尤大，代表宋文化高度发展的一个方面，理应受到后人高度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