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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 瑗 （993—1059） 字翼之，泰州海陵（江苏如皋）人，为宋代著名学者和教育家。幼年家境贫寒，其父为小官，收入微薄，生活常常拮据不堪。但天资过人，又能刻苦学习，七岁即能做文章，十三岁便通五经。青年时期，为了排除干扰，专心学习，隐居泰山，“一坐十年不归”。学成之后，并不去参加科举考试，而是返乡授徒，在苏州办起了私学。景祐二年（1035），苏州知州范仲淹奏请朝廷，在苏州创办官学，聘胡瑗为教授，学生闻名而至，越来越多。他创立了一套学规，对那些不守纪律的学生加以规劝和约束。范仲淹为了支持胡瑗，使其子范纯祐入学学习。纯祐尊师好学，遵守学规，其他学生跟着也学，没有人再敢违犯学规了。庆历二年（1042），他又以保宁节度推官的身份任湖州（浙江吴兴）州学教授，“四方之士，云集受业”。在苏湖教学期间，他创立一套完整的教学方法和理论。
庆历四年（1044）在范仲淹推行新政时，宋王朝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兴学运动，各州县纷纷创办官学。京师开封的太学也从三馆中分离出来，单独办学，但学校简陋，学生较少，只有一二百人，而且管理制度亦很简单。仁宗为办好太学，派人专门去苏湖考察胡瑗的办学经验，以为太学之法，并编成《学政条约》一卷，定为学校的教育法规，从此之后，太学的管理才臻于完备。皇祐四年（1052），宋廷调他任国子监直讲，为太学生讲授《五经正义》，登上国家最高学府的殿堂。
当胡瑗初入太学之时，人们对这位从地方学校调上来的老师不了解，也不信服，因此“谤议蜂起”，企图给他一个下马威。但胡瑗自强不息，诲人不倦，教学确实有方，很快就取得了学生及老师们的信任，影响更加扩大。学生们不远千里而来，使太学原来的学舍容纳不了，不得不安排到其他官舍居住。嘉祐元年（1056）前，太学学生已达三四百人。胡瑗讲《易》学，常有外来旁听者，“或多至千数人”。此时，太学已超过国子学，旁听者众，更为国子学所不及。显然，太学已取代国子学的地位，成为最受欢迎的高等学府。至于参加科举考试的成绩，在胡瑗任教后的十余年间，中进士者多达三百余人，更使国子学望尘莫及。
根据胡瑗在苏、湖及京师太学的教育实践，其成功的特点主要有几个方面：
深刻认识教育的作用。胡瑗一生不进科场，淡于功名，但却重视学校在培养人才、治理国家中的重要地位。他认为能使天下大治的关键在人才，成就人才的办法在教育，而教育的根本在学校办的如何。这可以说是他决心办学的目的。当时，他感到北宋开国以来虽然重视科举，注意选拔人才，可是不注意兴办学校，学校所学的内容又不合时用，所以国家存在着许多问题而不能解决。宋朝武力不强，胡瑗曾向仁宗建议兴办武学，从武将子孙中选拔有智略者三二百人，入学教育、训练。在教育中，他把思想教育放在首位，每日要讲孔子的《论语》，使学生知道“忠孝仁义之道”，有一个好的爱国思想。同时，要讲孙、吴兵法，使学生知道“制胜御敌之术”，以便培养出合格的军事人才。在他看来，一二十年内，只要坚持这样做，一定可以有成效的。由此可知，他既重文，又重武。庆历二年（1042）京师武学的创办，与胡瑗的建议有着直接的关系。
胡瑗明确提出“明体达用”的教育方针。作为一个旧时代的教育家，传授的是孔孟之道，但他认为圣人之道“有体、有用、有文”。所谓体，就是君臣父子、仁义礼乐那一套伦理道德及体现形式，在他看来这是万世不变的东西，故而称为“体”；历史上那些留传下来的经、史、子、集之书，能够使后世人效法的，是谓之“文”，即有文字可鉴的东西；能够根据“体”和“文”，推行于天下，使百姓安居乐业达到天下大治的，就称之为“用”。即学生不仅要学道德，而且要有智慧讲实用。他批评宋代的科举取士，崇尚“声律浮华之词”，结果是士风偷薄，道德败坏，那是没有什么用处的。
为了达到教育的目的，他创造了许多教学新方法。在湖州教学时，他为了改变过去教育重文词，教导学生“趋利禄”的弊病，主张经义实学并重，设经义、治事二斋，分别讲授课程。经义斋以讲儒家经典为主，选择一些有理论、有见解，将来可以任大事的人入斋学习，培养全局性的高等人才。治事斋，又称治道斋，一人专学某一实用课程，如治民、讲武、水利、历算等，同时可以兼一门副科。这种分斋教学、主副兼科的方法，彻底打破旧学校对学生一锅煮的老办法，有利于学生根据自己的特长以及国家的需要而选择课程。其实，这也是孔子所谓“因材施教”的具体运用。他在太学中使“好尚经术者，好谈兵战者，好文艺者，好节义者”，以类群居而讲习，所以培养了许多专门人才。
在讲授方法上，他既注重讲课口授，使学生得到系统的书本知识，又鼓励学生之间互相商讨、发难，老师也参与其间加以指导，大大激发了学生们学习的积极性。他还重视直观教学，把各种礼器画成图样，挂在讲堂上，让学生观看。有时，还带领学生走出学校，游学四方，了解四方的风土人情，山川气象，不仅增广见闻，还在对祖国壮丽山河的观察中增强爱国感情。
胡瑗在教学中还通过必要的运动、游戏、文娱等活动，调节学生的文化生活，提高学习效率。据记载，他在判国子监时，常教育学生，在饭后及据案久坐后，就应当去参加“射箭、投壶、游息”。有时他集合学生到国子监的首善堂，与学生一起演奏雅乐歌诗，“至夜乃散”，兴致之高，至此乃见。
他是一个深懂乐律的学者，对古代的礼乐很有研究。仁宗景祐初，更定雅乐，下诏求访知音者。经过范仲淹的推荐，他以白衣的身份，被皇帝召见于崇政殿，与阮逸等共同校订钟律，制造钟、磬等乐器。胡瑗撰写有《景祐乐府奏议》、《皇祐乐府奏议》、《皇祐新乐图记》等，是宋代著名的乐律专著。
作为教育家，他教学活动的另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特别重视自己的身教。在苏、湖时，他制订的学规，“严条约，以身先之”。身教重于言教，这是作为教师的一条重要原则，否则，不可能达到教育学生的目的。他对学生严师弟子之礼，每面见学生，必穿着公服，虽暑天大热，也不敢懈怠。他严中有爱，把学生当成自己的子弟，通过自己的言传身教，使那些诚实聪明的更加通达事理，昏庸愚昧的也激励自己上进，而原来顽皮高傲的则能改去恶习。
正因为如此，胡瑗的教育思想与实践对后世产生巨大影响，被尊为教育之“模范”。
孙 复 （992—1057） 字明复，晋州平阳（山西临汾西南）人，曾以开封府籍贯四次参加科举考试，均以落榜而告终，乃退居泰山十年。
在泰山之阳，他与胡瑗同学，而造就各有不同。他学《春秋》，著《尊王发微》十二篇，自石介而下，皆拜其为师，执弟子之礼甚恭。在那里，他一边办学，一边种竹树桑，生活异常艰辛，面目憔悴，须眉皆白。直到五十岁时，故相李迪慧眼识英才，以弟之女嫁其为妻。后经范仲淹、富弼推荐，乃授他为国子监直讲，仁宗召为迩英阁祗候。
其在国子监任直讲时，与胡瑗同在太学授课。胡瑗讲《易》，听者甚众；孙复讲《春秋》，初讲十日之间，来听者莫知其数，堂上容纳不下，立于户外者很多，与胡氏分庭抗礼。二人在太学时常不合，瑗治经不如孙复，可教导学生的方法，孙复则不如胡瑗，各有所长。孙复讲《春秋》，不拘泥于旧的传注，也不迷惑于有些人对经的曲解，而是根据自己的研究成果，言简意赅地讲给学生。
对于孙复的讲解，朝臣中颇有不同意见。说书杨安国称他“讲说多异先儒”，结果罢去直讲之职，贬官到地方上去。翰林学士赵槩等十余人上言，认为孙复“经为人师”，不可以在州县，要求留为直讲，后迁殿中丞而卒，年六十六。当其病重时，韩琦言于仁宗，选择书吏，给以纸笔，命其门人祖无择就孙复家得书十五万言，录藏于秘阁。
评： 胡瑗、孙复及石介，号称三先生，在北宋办学过程中贡献颇多。尤其胡瑗在办教育的目的、方针、作用及教学方法上有许多创见和实践，对后世教育有着极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