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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仲淹 （989—1052） 字希文，苏州吴县（江苏苏州）人。两岁时丧父，其母改嫁长山朱氏，取名朱悦。少有志操，成人后，知其家世，感慨万千，乃拜别其母，到应天府（河南商丘）书院求学。他学习勤奋，昼夜不息，冬季疲甚，以冷水洗面。吃的常常不足，就把米煮成粥，分成两半，每天两餐。人们都不堪忍受这样的生活，而范仲淹却从不以为苦。他的决心是“读天下书，穷天下事，以为天下之用”。举进士任官之后，复姓范，更名仲淹。
仲淹为官初期，凭借他对当时社会的观察了解，在别人尚陶醉于真、仁之际的天下太平日子之时，他却对宋王朝的统治产生种种忧虑之感。他常自诵的一句话：“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后来写进《岳阳楼记》，成为千古名言。天圣三年（1025），他以文林郎守大理寺丞（从九品）的低微官职，竟向朝廷写了一道奏疏，提出了当时恩荫太滥所造成的官场弊病。天圣五年（1027），他又写了一篇《上执政书》，批评朝廷大臣满足于表面的天下太平，而听不进不同意见以刷新政事。他指出宋朝兵久不用、武备不坚、内外奢侈、官僚缺乏贤能之人、素质不高等许多弊病，要求发展农业，充实国力，慎重选拔官吏，广开言路，防备外患等，形成他对国家政事的系统意见。
他在任地方官时，总是想尽办法，兴利除弊，关心民间疾苦。刚到中央任职，不顾自己官微言轻，敢于越职言事，引起宋廷官僚集团的震惊。天圣六年（1028），经晏殊推荐，范仲淹任秘阁校理。当时刘太后权势炙手可热，竟要仁宗皇帝率百官为她上寿，群臣莫敢言，而只有范仲淹认为不当，并请求太后还政，结果被贬出朝，数年之后才再次入京供职。明道二年（1033），仁宗废掉郭后，范仲淹又认为不当，力争失败，再次被贬。景祐二年（1035），他调任权知开封府，宰相吕夷简怕他生事，曾告诫他不是言官，不要多费口舌去议论国事。但他对吕夷简任用私人，不按政绩随意提拔官吏等非常不满，向朝廷上了一个《百官图》，说明官吏选拔提升，什么是公？什么是私？请求选择皇帝近臣时，凡超格提升的，“不宜全委之宰相”。这引起吕夷简的极大不快，借建都问题的争议，攻击他离间君臣关系、大结朋党等，于景祐三年第三次把他贬出朝廷。对于范仲淹的三次贬官，在士大夫中间引起剧烈反响，很大一部分官僚认为是光荣的事情，称之为“三黜三光”，其政治影响反而迅速扩大。
宋夏关系紧张后，夏军不断向宋发动袭击。康定元年（1040）范仲淹调往陕西，先后任知永兴军（陕西西安）、陕西都转运使、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同管勾都部署，兼知延州（陕西延安）等。他考察了宋军多次失败的原因，制定了团结沿边羌人的政策措施，获得当地少数民族的支持。因此，在其他诸路宋军连吃败仗的情况下，他却能使延州沿边一带不断巩固起来，屡挫夏军的侵犯，表现出文武兼备的才能。
仁宗庆历初年，内忧外患交织在一起，宰相吕夷简显得束手无策，一部分官僚奋起要求改革。欧阳修上书要求改革吏治，尹洙上书指出：“因循不改，弊坏日甚。”宋仁宗也表示要变更天下之弊。庆历三年（1043）几经调整，吕夷简被罢相职，而以章得象、晏殊代之，同时任命范仲淹为参知政事，韩琦、富弼为枢密副使，欧阳修、蔡襄、王素、余靖为谏官，原枢密使夏竦因在对夏战争中无能，另以杜衍代之。新朝臣中，名士居多，均直言敢谏，被士大夫交口称誉，认为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一个政权班子。宋仁宗在召见时，对范仲淹、富弼特别礼遇，并多次催促他们拿出一个能使天下太平的方案来。
庆历三年九月，范仲淹写了一篇《上十事疏》，呈送给仁宗，作为他的基本改革方案，其内容为：
一、明黜陟。当时，文官三年一升，武官五年一迁，叫做磨勘，只讲资历，不管政绩。因此，“人人因循，不复奋励”，年资够格，均可获得高官厚禄，许多在京肥缺为权势子弟所占据。有作为的、能“兴利去害”的少数官僚，反被庸碌无为之辈讥笑，“称为生事”，千方百计进行打击，“稍有差失”，就抓住把柄，加以排挤和陷害。他认为应当按政绩进行升迁，在京做官的要交给他们“重难库务”（经济机构）管理三年，能够胜任，才能升级。在外地的官员，要有治狱辨冤、发展农桑等政绩，才能改官。对于那些“老疾愚昧”的官僚，另行安置。
二、抑侥幸。宋朝依据前代惯例，皇帝对官僚上层实行特别恩惠的办法，荫庇其亲属为官，称作恩荫制度或荫子之法。譬如，皇帝南郊大礼、各种庆节、官僚死亡等，都可根据制度对其亲属实行恩荫，无官者授官，有官者升迁。根据这项制度，任学士以上之职的，在二十年内，其兄弟子孙就有二十人可以为京官，从而造成官僚队伍庞杂。范仲淹要求对这种不正常情况加以限制，两府（东西府）、两省官遇有南郊大礼（三年一次）许荫一子充京官，每年圣节（皇帝生日）更不得陈请子弟为官。其他对两府以下及地方官，也提出限制荫子的办法，免得官僚子弟过多地“与孤寒（无官者）争路”。
三、精贡举。宋初以来，科举考试专以词赋的好坏录取进士，以“墨艺”（书面问答）取诸科，选拔的结果，“有才识者，十无一二”。范仲淹提出改革教学内容与考试方法，从而挑选出能经国治世的人才来。
四、择长官。宋朝的州县长官称作亲民官，即直接和民间打交道，本应慎重任命，可事实上并不如此。范仲淹痛感宋廷在任命这类官僚时，“不问贤愚，不校能否”，只管派遣，结果使那些“蠹民害物”的官吏在下边横行霸道，而置中央命令于不顾。他提醒宋廷改变这种局面。
五、均公田。真宗咸平以来，各地恢复职田，这是国家掌握的一部分土地，故称公田。土地的收入，作为官俸的一部分，主要掌握在大官僚手里，分配不公，并强迫农民耕种，造成很大的骚扰。范仲淹主张地方官应当按等级平均收入。
六、厚农桑。范仲淹看到官府不重视发展农业、种桑养蚕，粮食布帛价格很高。贫苦的百姓，由于不堪重税的负担，每年都发生砍伐桑树、枣树去卖柴的事情。由于生产的破坏，官府财政上日益陷入困境。他根据江南兴修圩田的经验，要求修复江南水利工程，并要各地方官注意农桑方面有哪些“可兴之利”，有哪些“可去之害”，以便开渠筑塘，制定出发展农业的优惠政策。
七、修武备。宋初，重兵聚于京师，保障中央集权的实施。此时由于对夏战争，重兵调到西北。范仲淹感到京师周围空虚需要充实，但财力已困，不可能再扩大招兵数额。他认为应当根据唐以前的府兵制，在京畿及周围地区招募强壮农民三五万人，充当京畿卫士，帮助正规军。这批强壮农民在一年之内，可以三季务农，一季教习战斗，既可节省兵费，又可加强防卫。
八、减徭役。当时许多地方为满足官僚们利益，州县建置多，户口少，服职役的户口轮番快，难于应付，一部分乡户地主对此不满。范仲淹提出各地要合并一些不合格的州县及税务机构，以减轻农户的负担，使他们能够注意农业生产。
九、覃恩信。皇帝三年一次郊祀时，照例大赦天下，宣布免去百姓多年积欠的税赋，“天下欢呼”。可是由于各级官僚的阻挠，实际上并没有实行，而是督责如旧，这样使皇上恩及百姓之令“尽成空言”，失信于民。范仲淹认为政府应当取信于民，凡是朝廷宣布过的，三司、转运司及各州县，都必须坚决执行，否则，应视为违制，对主管官给以惩罚。
十、重命令。范仲淹看到当时的法令条贯繁多而无信用，主要司法官吏“受财枉法”等现象非常严重。他要求订立条法要慎重，颁行之后，各地应当遵守，否则应当进行处分。
范仲淹提的十个问题，除“修武备”一项外，其他诸项在庆历三年十月至四年五月之间，先后以诏书的形式颁行全国，称作“新政”。在此前后，富弼曾上书陈述当世之务十余条及安边十三策，韩琦先陈七事，后又陈救弊八事，作为对范仲淹十事的补充。从他们的陈述中，很清楚地看到宋王朝各方面的腐败情况，触目惊心，说明不改革是难以维持下去了。他们的主张是以整顿吏治为中心，克服弊端，巩固统治，但其中大部分条目触及官僚们的特权和切身利益，因此引起了特权阶层的强烈反对。
原在庆历三年十月，中书与枢密院共同廷议，首先选拔各路的转运使（兼按察使）到各地考察官吏。范仲淹在选人时，翻阅官员名册，庸碌无才的就一笔勾去，经过筛选，任命张昷之到河北、王素去淮南、沈邈往京东、施昌言到河东、李绚去京西，雷厉风行地向贪官污吏开刀。对此，富弼有些动摇，认为罢去昏庸无才的转运使，会使转运使一家哭泣。范仲淹认为，不这样做，听任贪赃枉法之人胡作非为，那就会使一路百姓哭泣。与其让那些官员贪残一郡一邑，不如把他拿掉，只是一家人不利罢了。杨纮任江南东路转运使后，就按照范仲淹的思想，宣布“不法之人不可贷”，吓得那些贪官污吏“望风解去”，胆颤心惊，改革在舆论上已取得很大成效。
事实证明，范仲淹的新政只不过是一次微小的改革，可一般官僚已认为是规模过大，难于实行，而那些守旧的官僚更是从根本上加以反对。宰相章得象原来对新政不表态，到推行的关键时候，他跳出来支持台谏官向范仲淹等大肆攻击，诬蔑他们结成“朋党”，欺罔皇上，独揽大权，“怀奸不忠”等等。夏竦对丢掉枢密使一职更加不满，此时施展阴谋诡计，令其女奴伪造石介为富弼撰写废立皇帝的草诏，称其要行“（伊）尹、霍（光）之事”，另立新君。事情传出后，范仲淹不自安，便急流勇退，于庆历四年（1044）六月以防秋为名，宣抚陕西、河东。同年八月，富弼也被迫离朝，宣抚河北。支持范仲淹新政的文士如刘巽、王益柔、苏舜钦等十多人，都被加以各种罪名，赶出中央政府。其他如杜衍、韩琦、欧阳修也先后被贬官出朝，庆历新政夭折。此后，范仲淹只能在地方官任上，干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直到去世。但他开创的革新事业，却成为后来更大的改革的先导。
评： 范仲淹内刚外和，忧国忧民，文武兼备，是有宋一代出类拔萃的政治家。对人泛爱乐善，为政崇尚忠厚，甚得人心。死之日，四方闻者，皆为叹息，羌酋数百人，哭之如父。惜其事业未就，令人不无遗憾。不过激励名节之风，由他而盛，受到时人的高度称赞，影响及于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