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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夷简 （979—1044） 字坦夫，寿州（安徽寿县）人，官僚家庭出身，进士及第，入仕之初，以直言闻名。
真宗时，河北发生水灾，吕夷简被选派知滨州（山东滨河境），他在那里考察河道堤防，讲求民间利病，平均徭役，减省赋税，做了不少好事。空闲时，翻阅收税簿册，发现耕田农具有税，感叹说：“儒学先辈圣人曾言，国家实行王道（仁政）本应有利于农业，这算什么名堂？”回朝后上奏：“农器有税，不是劝农从事于本业的办法。”宋廷采纳了他的建议，下诏全国，农器不再收税，这在当时是发展农业的一项重要政策，也是一项有利于农民的德政。东京大建宫观时，伐木于南方，有关部门限期短促，工人有累死的，还被诬蔑为逃亡，把他们的妻子也囚禁起来。吕夷简得知情况，请求缓役。被宋廷采纳后，他又请求，运木材不必在冬天河水浅少之季，而应在春季河水畅通之时，以士卒轮番运输，这样可以减轻农民的负担。真宗看到他的奏章，认为他有“为国爱民之心”，提为刑部员外郎兼侍御史知杂事。在知开封府时，办事严格，颇有政声，真宗把他的姓名写在屏风上，准备重用。
真宗晚年，丁谓等权臣用事，众臣缄口不敢言。乾兴元年（1022）二月，真宗死，宰相丁谓为山陵大礼使，宦官雷允恭为山陵都监，在巩县皇陵区选择墓地时，私自移动地方。官僚们借机弹劾丁、雷把皇堂（皇帝墓地）移到绝地，请求严办他们。案件交给了开封府。当时，丁谓还任宰相，问题非常棘手。吕夷简考虑到丁谓“多智数”、善权变的特点，唯恐有失。所以在处理案件时慎而又慎，在审案中的问案文字及追证左右人等，一切只罪雷允恭，不涉及丁谓。等到一切证据齐备，丁谓还相信与他无关，令吕夷简把事情上奏仁宗及刘太后。当着皇帝的面，他把证据和盘托出，丁谓罪责难逃，而又措手不及，结果受到贬官海南的处罚。丁谓被贬，朝中人心大快，吕夷简行事巧密的政治才能充分发挥出来，升为参知政事。
刘太后垂帘听政期间，先后任用王曾、王钦若、张知白、张士逊等为宰相，这些人从政的基本特点，就是秉承太后旨意，因循行事。天圣七年（1029）二月，吕夷简在王曾极力推荐下，终于拜相，在调和仁宗与刘太后方面，工作颇有成效。明道元年（1032）二月，仁宗生母李宸妃卒，他深谋远虑，使太后采纳其建议，按皇后一品礼处理葬事，免去宋廷内部的一场横祸。
明道二年（1033）三月，仁宗亲政，要裁去太后时依靠各种不正当关系爬上来的官僚，朝廷内外皆表示高兴。吕夷简身为宰相，奏列八事：端正朝纲、杜塞邪路、禁止贿赂、辨别奸佞、杜绝内宫嫔妃干政、疏远宦官、省罢力役、节减不必要的费用等，规劝仁宗，语言甚切——看来，他希望仁宗有一番作为。不料，吕夷简与仁宗谋划罢去张耆、夏竦等原来为太后亲信的官员的消息，被仁宗透漏给郭皇后，郭后认为吕夷简也曾依附刘太后，只是“多机巧，善应变”罢了。于是，这年四月，太后的亲信张耆、夏竦、范雍、赵稹等皆罢去执政地位，而吕夷简也被罢相。当时，吕夷简毫无思想准备，听到罢相，大吃一惊，通过内侍阎文应的多方打探，才知事出皇后。半年之后，仁宗思念吕夷简，再次将他召回京师为宰相。
康定元年（1040）五月，当吕夷简第三次以右仆射拜相时，西夏已经强大起来，要与宋朝平起平坐，被仁宗拒绝后，向宋发动了一系列的战争，迫使宋朝订立和约，以宋在经济上向夏让步而告终。正当宋夏战争不可开交时，辽国为声援夏国，也对宋施加压力，向宋索要关南十县土地，并声言聚兵幽蓟，拟大举伐宋。
面对辽国的压力，宋于庆历二年（1042）二月下诏河北增修边备，同时内部也展开了一次关于建都的争议。原来在景祐年间，范仲淹知开封府时，曾建议修洛阳城以备急难。这次辽国破坏盟约，对宋旧事重提，要施压用兵，一些大臣请求宋廷采纳范仲淹的建议迁都洛阳。吕夷简认为不可取，他说：“契丹畏强欺弱，马上去修洛阳城，无法向其示威，而等于向其示弱，这样必然助长敌人的威势。景德年间的澶州之役，假若不是皇帝亲自渡河，契丹是不那么容易制服的。因此，应当建都大名（河北大名），表示皇帝要去亲征，这样就把契丹的气焰给压下去了。”是年五月，建大名为北京的诏书下达，范仲淹上言，认为：“这只可虚张声势，不足为恃。如果修洛阳来不及的话，请迅速增修京城。”当时进行议论的群臣，大多附和范仲淹的意见，而吕夷简则坚持己见，并说：“倘使敌军渡过黄河，而固守京城开封，虽有高城深池，怎能依恃，到那时天下就危险啦。因此，设置防御力量应当在河北！”尽管范仲淹一再上疏陈述，认为东京是根本，北都是枝叶，但宋廷最终还是听从吕夷简的意见，修建了北京大名城。其中宫城周长三里一百九十八步，京城（外城）周长四十八里二百六步，成为河北地区最大的城垣，在全国仅次于开封和洛阳。
在修北京城的同时，宋辽之间的交涉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宋方通过使臣富弼的多次力争，终于以每年给辽增加岁币二十万的条件，订立新的和议。这次新约，吕夷简正在相位，支持仁宗的和约条件，受到当时不少官僚的非议。此时，北宋的冗官、冗兵、冗费正日益严重，要求改革的呼声也不断高涨，吕夷简只能依靠权变，保持自己的地位，其他则无所作为，成为因循政治的代表与改革者共同批评的对象了，直到庆历三年（1043）致仕（退休）为止。
评： 吕夷简为官初期，忧国忧民，办了不少好事，受到宰相王旦等人的赏识。在真宗、刘后、仁宗交接政权的过程中，能断大事，性情机敏。在三任宰相期间，也能保持天下基本稳定的太平局面。但为了自己的权势地位，不思进取，因循过甚，接连受到改革者的批评指摘，可谓晚节不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