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寇 准 （961—1023） 字平仲，华州下邽（今陕西渭南北）人，父亲是下级官僚。
他少年英俊豪迈，年十九，举进士。历官称职，表现出非凡的政治才能，又直言敢谏，受到宋廷的重视，得以不断升迁。宋太宗高兴地说：“我得寇准，就像唐太宗得魏徵一样。”当他三十二岁时，已官拜参知政事（副宰相），是一位大器早成的人物。
宋真宗即位后，想长期任用寇准为宰相，又考虑他性情刚直，难以独任，乃于景德元年（1004）同时任命毕士安、寇准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而寇的排位却在毕士安之下。
当时，宋的北方强敌契丹（辽国），为报复宋太宗时的北伐战争，不断派兵侵扰河北一带，大肆掠夺，出没无常，企图引诱宋军决战。寇准请求真宗，练兵选将，分据河北要害之地，加以防备。景德元年冬季，辽圣宗及其母萧太后率兵二十万，大举攻宋，河北边报的紧急文书竟一夜五次传到开封。寇准压而不发，饮酒谈笑，若无其事。第二天，他的同僚们将此事上奏皇帝，真宗大惊，急问寇准。他胸有成竹地说，“想了此事，不过五天”，办法就是请真宗往澶州，御驾亲征，鼓舞士气，以退辽兵。
对于寇准的动议，许多官僚表示害怕，不愿多言，只想退朝而去，经过他多方劝阻，总算把亲征的事确定下来。此时的辽军在河北攻城掠地，打了一些胜仗，但在瀛州（今河北河间）却受到了宋朝军民的顽强抵抗，战斗异常激烈。辽军在这里碰壁之后，乃转而南下，兵锋直犯贝（今河北清河）、魏（今河北大名），深入宋的河北腹地，引起宋廷内外震惊。参知政事王钦若，请求真宗到金陵（今江苏南京）去避难，陈尧叟恳请真宗到成都（今四川成都）去躲避，霎时之间，弄得人心惶惶不安。真宗对亲征有些动摇了，赶忙去问寇准，准为其分析形势，说明御驾亲征，敌当自去，若是怯敌而避地江南或四川，那就会人心崩溃，敌军乘势深入，宋朝江山难保，这样才稳定了真宗的抗辽信心。为了排除宋廷中那些怯敌官僚们的干扰，寇准请真宗派王钦若到大名去任职，真宗答应了，使宋廷的抗辽部署得以顺利进行。
宋代的澶州城，夹黄河而筑，分成南北二城，中间有一座浮桥相联系。真宗行至南城，感到辽军正盛，许多随行的官僚请求暂驻，以便进一步观察形势。而寇准则坚决请求真宗立即过黄河，进驻北城。他陈述理由，如不过河，则宋军人心越发有危机之感，辽军也感不到震慑的威力，这不是取威决胜的办法。他还分析宋军形势，王超领劲兵屯于中山（今河北定县），控扼敌军深入之咽喉；李继隆、石保吉等分率大军遏制敌军的左右肘，其他四方援军不断赶到，为什么疑而不进？经过一番激烈争论，议而不决，寇准出行宫时遇到太尉高琼，得到了有力的支持，要求高琼催促真宗大驾赶快行动。高琼乃以鞭麾打真宗卫士前进，终使真宗过河，登上北城门楼。当宋军看到皇帝专用的黄伞盖出现在城楼时，远近之人，欢呼雀跃，声闻数十里，士气为之大振。而辽军见到这种形势，则相互惊愕，军不成列。
在这一关键时候，真宗把军事指挥权委托给寇准负责，大得人心，“号令明肃，士卒喜悦”，上下一致，有了抗敌的决心。正在此时，辽军数千骑乘胜突至城下，宋军将士奋勇迎击，斩获大半，其余狼狈而逃。真宗目睹了这场战斗后，回到行宫，而留寇准在城上居住，不时派人到城上看看他有什么行动。派去的人不断向真宗报告，有的说寇准正与杨亿对饮，或掷骰子博戏，或唱曲子，或命厨师斫脍（杀鱼）；有的说寇准白天睡觉，鼾声如雷，如此等等，一如平常。真宗听后，大喜过望，高兴地说：“寇准这样，我没有什么可担忧的了。”
宋辽两军在澶州相持十余日，恰值辽统军萧挞览（一作挞凛）出兵督战，被宋军用床子弩射死。床子弩是一种带有木架装置的强弩，宋初经过改进后，能射千步（三里），有很大威力。挞凛为辽朝名将，临阵而死，辽兵锐气顿挫，并有孤军深入之感，不敢再战，乃拟和谈，压宋屈服。于是，辽方向宋暗送密书，提出条件，求订盟约。寇准表示不能接受，他要求把辽军驱赶出境，辽方向宋称臣，并献出幽州地（今北京一带），才能讲和。
可是，宋真宗有厌兵意向，不愿用战争办法解决辽兵入侵问题，将许订盟。恰值此时，首相毕士安从开封赶到澶州，附和真宗之意，提出用“重贿”的办法，即宋每年给辽一定的经济补偿，来解决宋辽之间战争不已的问题。为了贯彻真宗和毕士安的意图，宋廷官僚中有人不择手段，向真宗进谗言，造舆论，说寇准是企图借机掌军权，拥兵自重。这是宋朝皇帝最忌讳的一个问题，带兵者遭此猜疑，后果是极其严重的。在这种情况下，寇准才同意与辽订盟，实有难言之苦衷。
宋廷派曹利用出使辽营，临行前，真宗授意，辽方索要钱物时，百万以下之数，都可以许诺。寇准召曹利用，口气严厉地说：“虽有皇帝旨意，你到辽营，所许不得超过三十万。超过此数，回来就斩你的头。”曹利用至辽营，经过几番讨价还价，因辽方在军事上并不占优势，期望早些结盟，体面撤军，乃以三十万成交。所谓三十万，即宋每年给辽银十万两、绢二十万疋，称为“岁币”。
由于寇准在抗辽以及结盟中的重要作用，声望很高，真宗待他亦厚，但是，却受到朝中另一些官僚的嫉妒。王钦若乘机向真宗陈说，“澶渊之盟”是一种被迫的城下之盟，这种订盟是一次耻辱；并说寇准当时像赌徒一样，把皇帝当赌注，孤注一掷，哪里是什么功臣？真宗由此逐步疏远寇准，加上奸臣丁谓等一再陷害，寇准被一贬再贬。当时民间流传这样两句歌谣：“欲时之好呼寇老，欲世之宁当去丁。”
天圣元年（1023），寇准卒于雷州（今广东海康）贬所，归葬洛阳。十一年后复官，赠中书令、莱国公，后人又称他为寇莱公。皇祐四年（1052），诏令翰林学士孙抃为其撰写神道碑，肯定其历史功绩，仁宗亲篆碑额曰：“旌忠”，作为宋朝皇室对他的最后评价。
王 旦 （957—1017） 字子明，原籍大名莘县人，其父王祐做官后，在开封建府第，名曰“三槐堂”，落籍开封，后世称为“三槐王氏”。
王旦自幼沉默寡言，好学有才，太平兴国五年（980）进士及第。宋太宗在位期间，他历任地方官及中央官职，政绩突出，气度非凡，许多官僚敬重他，认为他有远大之器。
真宗即位后，王旦屡有升迁，咸平四年（1001）即拜参知政事（副宰相）。景德元年（1004）澶渊之盟前，王旦从行澶州（河南濮阳），后回东京任留守，临行前，请求真宗召寇准，当面陈述意见，问道：“十日之内没有捷报时，应当如何？”真宗默然很久，说：“立皇太子。”旦至东京，直入宫禁，下令甚严，使人不能随便乱传消息，这对稳定局势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景德三年（1006），寇准遭到王钦若等人的排挤而罢相，真宗乃以王旦代之。澶渊之盟后，边境安定下来，北宋社会进入一个和平安定的新阶段，急需恢复发展经济。王旦顺应这个历史潮流，办事务必遵守法度，对变革慎重行事，不求名誉，必务实际。为相十二年，国内富实，官府各机构的吏员，各守其职，是北宋社会政治安定，经济蒸蒸日上的好时期。
王旦善于用人，贤能有才者，大力举荐，并使久任，但又不使被举荐人知道，使恩归皇上，归国家，而不使恩归于自己，有利于官僚的使用，自身也免去许多不应有的麻烦。对同僚，宽厚待人，尤其对前相寇准更是如此。大中祥符七年（1014）时，寇准为枢密使，王旦在中书（宰相府），同朝共事。寇在皇帝面前好言王旦之短，而王旦则专称寇准之美。真宗问王旦，王旦解释说：“理当如此。我在相位时间久，政事上的过失必多。寇准对皇帝无所隐瞒，敢把宰相的短处上奏皇帝，这是他对皇上的忠诚，所以连我也敬重他。”有一次，中书有事送枢密院，违犯诏书规定，寇将此事直接上奏皇帝，结果是王旦被责，中书的堂吏都遭到处罚。不久，枢密院有事送中书，也违犯诏书的规定，堂吏们很高兴，以为报复的机会到了，可王旦不直接上奏，而令人把文件送还枢密院。寇准得知后，表示极大的佩服，说：“他竟会有那么大的度量。”大中祥符八年，寇准罢去枢密使外调，他请求王旦，想到外地任使相（以宰相名义到外地任节度使）。王旦表示，将相之任，不可自求，他不受私自请托。寇准对此甚表遗憾。及至除官时，宋廷任寇准为武胜军（河南邓州）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寇准非常高兴，入见真宗，表示感激。真宗说是王旦推荐的结果，寇准惭愧感叹，以为不如王旦。尽管王旦对寇准的弱点了如指掌，但在朝臣之中，他认为能胜任宰相的只有寇准。天禧元年（1017），王旦因年老罢相时，真宗问他谁可继任宰相，他闭口不言，真宗亲自点名数人，他均用沉默表示不能同意。真宗一促再促，令他表态，他才说：“莫如寇准。”要他再考虑其他人选时，他只说不知道，便以有病疲困退朝。后来，寇准二次为相，与王旦的这次推荐不无关系。
他治家严谨，服用俭朴，不事奢华。待寡嫂有礼，与弟友爱相处，婚姻不求官宦高门，居室简陋，不为子孙置田宅。临终遗言，不许为宗亲求官，勿令厚葬，保持清白家风。
评： 寇准为相，善断大事，力佐真宗，兴致太平，宋廷倚为重臣。力主抗辽，有胆有识，真宗亲征，终于成行。“澶渊之盟”，虽非寇准本意，但力争用最小的代价，换取长久的和平盟约，其功不可掩没。《宋史》本传称他有大功而不得善终，令人叹惜！
王旦治国治家如一，为相长久，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当官莅事，庄严不可犯，自守直道，不为朝廷中有人曲为辩解而改变主张。《宋史》称他“端重坚正，明达国体”，对当时安定局势，发展经济起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