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宋真宗赵恒 （968—1022） 太宗第三子，初名德昌，改名元休、元侃、恒。淳化五年（994）九月进封寿王、开封尹，至道元年（997）立为皇太子，朝廷排班位于宰相之上。
至道三年三月，太宗驾崩，在宰相吕端谋划下，挫败了一次宫廷谋变，才正式即位。真宗即位时，不足三十周岁，年富力强，许多官僚期望他能有所作为，他也经常夸口说，如果契丹攻宋，他要亲自带兵抵御。太宗伐辽失败后，制定了一套守内虚外的政策，对辽由进攻变为防守，实际上已向辽方示弱，而辽则由防守改为进攻，经常派兵侵扰宋境，宋的河北地区不得安宁。
景德元年（1004）闰九月，辽圣宗及其母萧太后率军大举侵宋，攻城掠地，北方告急文书，一夕数至传到京城。宋廷几经争议，在宰相寇准坚持下，最后决定由真宗御驾亲征至澶州（河南濮阳）。真宗至澶州后，宋军士气大振，各地援军至河北者数十万，兵力在数量上已超过辽军，又值辽统军挞览为宋军射死，锐气顿消，愿意与宋和谈，以解决双方长期争执不决的问题。真宗本来对战争解决辽兵入侵问题没有决心，故对辽方放出的和谈空气很感兴趣，于是派使臣曹利用等到辽营谈判。辽方声称，这次进兵的目的，在于索回周世宗时从辽方夺取的“关南地”（瓦桥以南之地），遭宋方拒绝。宋方说明，以前宋向辽要燕云十六州，此时辽又向宋索取关南十县之地，这些都是宋以前发生的事，都不必再提，宋愿在物质利益方面满足辽方的一些需要。几经讨价还价，双方最后订立盟约，因澶州的郡望称澶渊，史称“澶渊之盟”。其主要条款如下：
（一）宋辽维持旧疆，约为兄弟之国，真宗年长为兄，辽主年幼为弟，而又以萧太后为叔母；（二）宋每年给辽国银十万两，绢二十万疋，称为“岁币”，运到边界交给辽方；（三）双方沿边州县各守边界，两边人户不得互相侵犯，有逃亡越界的，双方互相遣送，不许故意滞留，沿边城市只能依旧完葺，不许增修城堡、加固城墙、开挖河道等。另外，在辽军撤退时，宋军不得在沿途邀击。
这次盟约，宋方基本上满足辽方的索求，对辽军已经掳去的宋方人口、财物等，一概未提。在谈判过程中，真宗是不惜代价，初许百万，由于寇准坚持，才以三十万成交。曹利用对三十万之数交涉成功，颇为得意，从辽营回到澶州时，真宗急于问所许数目，可又正在吃饭，无法召见，先使内侍问曹利用，曹推说：“这是机密大事，应当向皇帝当面上奏。”后经催问，曹只是以三个指头作比划，不肯直说数目。真宗听说曹利用的比划动作，以为是许了三百万，先是失声而言“太多”，既而又说：“姑且了事，也可以。”当时，澶州真宗行宫简陋，曹利用听到真宗所说的话，先听到太多，有些惊慌不安，又听到三百万也可以的话，顿时喜不自胜。见真宗时，故意做作，再三称罪，直等真宗一再安慰，才最后说出三十万之数。真宗一听，大喜过望，以为曹利用能干，赏赐特厚，步步加封。
“澶渊之盟”，在政治方面，双方是平等的，有利于双方民族之间的团结，具有积极意义。盟后，宋还改动一些不利于民族团结的地名（如改威虏军曰广信军，破虏曰信安等），向辽方表示友好。辽在燕京地区也去掉一些民族歧视政策，争取当地汉人的支持。这样使宋辽两国的紧张关系趋于缓和，战争得以停止。从经济方面看，宋方受到一定损失，但两国边境安定，有利于北方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若干年之后，河北一带“牛羊满野”。另外，双方在沿边设立互市贸易的“榷场”，互通有无，宋方通过自身发达的经济，每年可以赚上百万的收入。总之，澶渊之盟有多方面的积极意义，有些甚至超过真宗本人的意料之外。
对于西夏，宋太宗以来屡战而不能胜。澶渊之盟后，景德三年（1006）其首领李德明向宋廷上表称臣，表示归附，愿与宋和解。真宗授德明为定难军节度使、封西平王，赏赐甚厚，给官俸与内地封王一样。自此以后，德明每岁向宋朝贡不绝，宋夏关系也进入一个和平发展时期。
在西北二边安定之后，真宗对宰相寇准的秉性刚直不感兴趣，不久即受王钦若的挑拨，罢去寇准，以王旦为相。大中祥符元年（1008），真宗在王钦若、丁谓等人怂恿下，利用佛、道，胡说什么上帝降天书三篇，请真宗到泰山封禅（皇帝祭天仪式），浪费不可胜计。接着又西祀汾阴（山西万荣县境）后土，祀老子于亳州鹿邑（河南鹿邑）等，并在全国各地建立道观。在这一活动的同时，真宗大力提倡儒、佛、道“三教一旨”，“有助世教”，他抛弃了宋初以来的黄老思想，又为理学的产生创造了一个有利条件。
尽管真宗在东封西祀等方面有不少浪费，可是由于他比较注意发展经济，推广耐旱、早熟的占城稻，派人到西方引进“子多而粒大”的西天箓豆，对北宋的农业有诸多贡献。因此，真宗一代，北宋人口增长很快，由太宗至道二年（996）的三百五十七万户，发展到天禧五年（1021）的八百六十七万户。耕地由至道二年的三百一十二万余顷，发展到天禧五年的五百二十四万余顷，此为官方统计的北宋最高垦田数字。生产发展快，赋税收入增加更快。天禧末年税额达一亿五千零八十五万（贯、匹、石、两等），为至道末的近七倍，当年开支一亿二千六百七十七万（单位同前），尚余二千四百零八万（单位同前）。可以说真宗在位时是北宋经济繁荣的时期，财政有余，国库充足。
真宗晚年得病，头脑时而清醒，时而糊涂，自己说过的话，又经常忘掉，使大臣莫知所从，因而刘后逐渐干预朝政。天禧三年（1009）真宗再次以寇准为相，并想以太子相托，可寇准行事不密被贬，真宗竟然根本未预知。他已经感到刘后专权，常对宰相发怒，对刘后时有怨言。宰相李沆要求制约刘后时，他又说没有此事，结果引起刘后对李沆的不满，朝政落入刘后之手。乾兴元年（1022）真宗去世，年五十五，在位二十六年。王曾建言，将真宗生前所搞的天书、符瑞之物，一起葬于永定陵，以免惑于后世。
章献明肃皇后 （967—1033） 刘娥，益州华阳（四川成都）人。出身寒微，原嫁银匠龚美为妻，善播鼗（小鼓，即拨浪鼓），夫妇一同入京。淳化二年（991），龚美因锻银得以认识当时任开封府尹的皇太子赵恒，即投其所好，将其妻刘氏献于赵恒。赵恒即位后，封刘氏为美人。
刘娥凭借她的美貌和才智，深得真宗信任，很快晋封为德妃。大中祥符三年（1010），刘妃将其司寝李某与真宗所生之子夺归己有，李氏不敢言，外人知道此事的也很少。大中祥符五年，真宗不顾许多大臣的反对，在丁谓等人支持下将刘德妃立为皇后，因其无宗亲，乃改龚美姓刘，以为刘后之兄。刘后生性警悟，通晓书史，朝廷大事，能记其本末。真宗退朝后，审阅全国各地的密封奏章，多至深夜，刘后皆得知晓。宫中有事，真宗需要询问，她能引经据典，加以回答。由此可知，刘后在宫内是勤于学习，参与处理国事的。
天禧四年（1020），真宗久病，政事多取决于刘后。对此，宋廷许多大臣深为担忧，不愿看到后妃干政的局面再次重演，想尽办法要限制她。宰相寇准等秘密商议，奏请真宗，以皇太子监国。刘后察觉，罢寇准而相丁谓。既而宦官周怀政策划废刘后杀丁谓，事不密被诛，寇准受到牵连而被贬官，朝政大权落入刘后手中。
真宗死时，遗诏尊刘为皇太后，“军国重事，权取处分”。宰相丁谓对于这样安排持有异议，使仁宗初御崇德殿，刘太后则别御承明殿，垂帘以见辅臣。太后不同意，派人向丁谓说明，皇帝听政，太后应当同在一殿，朝夕在侧。宋廷大臣同意皇帝与太后五日一次到承明殿议政，帝位于左，太后位于右，垂帘裁决政事。此议已定，丁谓又出主意，太后忽然降出手书，要在宫禁之内批阅奏章，遇大事即召对辅佐大臣。显然，丁谓与太后发生矛盾，不愿太后过多干预政事，而他本人则好从中专权。不久，丁谓与太监雷允恭互相勾结的事情败露，罢去相位而充军发配，太后为安定政局，由朝廷下诏，臣僚与丁谓往来者“一切不问”，不使事情扩大。随之，刘太后与皇帝共同听政，以她生日为长宁节，出入仪制如同皇帝一样，并令全国回避其父的名讳，使群臣上尊号，接受契丹使臣的朝贺等，借以显示自己的权力。有时，她还问一问朝臣们，唐武后如何之类的问题，使朝臣们大为吃惊。有意献媚者，请她立刘氏祖先七庙，并献什么《武后临朝图》，怂恿她效法武则天；而大部分朝臣则竭力攻击武则天，认为是唐朝的罪人，借题发挥，以阻止她进一步专权而步武后称帝的后尘。不论怎样，刘太后最后也穿上了衮龙袍，但毕竟没有敢于像武则天那样改朝称帝，朝臣不过虚惊一场而已。
刘太后称制十一年有余，“虽政出宫闱，而号令严明，恩威加天下”。执政期间，不妄兴大役，内外赏赐有节，自己常服
练绢，不事奢华。对年幼皇帝选择良师，严加教育，深受时人称赞。
在执政时期，虽有丁谓、王钦若、夏竦等一些佞臣用事，但她能选拔出王曾、张知白、吕夷简、鲁宗道等耿直大臣，先后辅政，保持国家的太平局面。
明道元年（1032）二月，仁宗生母李宸妃卒，太后听取宰相吕夷简的建议，按皇后一品礼殡于洪福寺，用水银保存尸体，以防后人离间她与仁宗的母子关系。次年，刘太后卒，谥曰“庄献明肃”。言者多以李宸妃死于非命，草草薄葬。及至仁宗开棺检验，表示满意，诫谕朝臣不准再言此事，平息了一场即将发生的政治风波。
评： 真宗乃守成之主，武功虽不足言，而文治则颇有成效，终使北宋一代进入经济繁荣期，并为文化的昌盛奠定基础，理应有其适当的历史地位。
庄献明肃刘氏，出身寒微而聪明才智过人。为皇后能辅佐真宗，裁决大事于宫中，佐幼主而垂帘听政，号令严明。宋人对刘后颇多美誉，足见其政通人和，有功于世，不可掩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