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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记第六
宋真宗 刘后

宋真宗赵恒 (968—1022) 太宗第三子,初名德昌,改名元休、元侃、恒。淳化五年(994)九月进封寿王、开封尹,至道元年(997)立为皇太子,朝廷排班位于宰相之上。

至道三年三月,太宗驾崩,在宰相吕端谋划下,挫败了一次宫廷谋变,才正式即位。真宗即位时,不足三十周岁,年富力强,许多官僚期望他能有所作为,他也经常夸口说,如果契丹攻宋,他要亲自带兵抵御。太宗伐辽失败后,制定了一套守内虚外的政策,对辽由进攻变为防守,实际上已向辽方示弱,而辽则由防守改为进攻,经常派兵侵扰宋境,宋的河北地区不得安宁。

景德元年(1004)闰九月,辽圣宗及其母萧太后率军大举侵宋,攻城掠地,北方告急文书,一夕数至传到京城。宋廷几经争议,在宰相寇准坚持下,最后决定由真宗御驾亲征至澶州(河南濮阳)。真宗至澶州后,宋军士气大振,各地援军至河北者数十万,兵力在数量上已超过辽军,又值辽统军挞览为宋军射死,锐气顿消,愿意与宋和谈,以解决双方长期争执不决的问题。真宗本来对战争解决辽兵入侵问题没有决心,故对辽方放出的和谈空气很感兴趣,于是派使臣曹利用等到辽营谈判。辽方声称,这次进兵的目的,在于索回周世宗时从辽方夺取的“关南地”(瓦桥以南之地),遭宋方拒绝。宋方说明,以前宋向辽要燕云十六州,此时辽又向宋索取关南十县之地,这些都是宋以前发生的事,都不必再提,宋愿在物质利益方面满足辽方的一些需要。几经讨价还价,双方最后订立盟约,因澶州的郡望称澶渊,史称“澶渊之盟”。其主要条款如下:

(一)宋辽维持旧疆,约为兄弟之国,真宗年长为兄,辽主年幼为弟,而又以萧太后为叔母;(二)宋每年给辽国银十万两,绢二十万疋,称为“岁币”,运到边界交给辽方;(三)双方沿边州县各守边界,两边人户不得互相侵犯,有逃亡越界的,双方互相遣送,不许故意滞留,沿边城市只能依旧完葺,不许增修城堡、加固城墙、开挖河道等。另外,在辽军撤退时,宋军不得在沿途邀击。

这次盟约,宋方基本上满足辽方的索求,对辽军已经掳去的宋方人口、财物等,一概未提。在谈判过程中,真宗是不惜代价,初许百万,由于寇准坚持,才以三十万成交。曹利用对三十万之数交涉成功,颇为得意,从辽营回到澶州时,真宗急于问所许数目,可又正在吃饭,无法召见,先使内侍问曹利用,曹推说:“这是机密大事,应当向皇帝当面上奏。”后经催问,曹只是以三个指头作比划,不肯直说数目。真宗听说曹利用的比划动作,以为是许了三百万,先是失声而言“太多”,既而又说:“姑且了事,也可以。”当时,澶州真宗行宫简陋,曹利用听到真宗所说的话,先听到太多,有些惊慌不安,又听到三百万也可以的话,顿时喜不自胜。见真宗时,故意做作,再三称罪,直等真宗一再安慰,才最后说出三十万之数。真宗一听,大喜过望,以为曹利用能干,赏赐特厚,步步加封。

“澶渊之盟”,在政治方面,双方是平等的,有利于双方民族之间的团结,具有积极意义。盟后,宋还改动一些不利于民族团结的地名(如改威虏军曰广信军,破虏曰信安等),向辽方表示友好。辽在燕京地区也去掉一些民族歧视政策,争取当地汉人的支持。这样使宋辽两国的紧张关系趋于缓和,战争得以停止。从经济方面看,宋方受到一定损失,但两国边境安定,有利于北方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若干年之后,河北一带“牛羊满野”。另外,双方在沿边设立互市贸易的“榷场”,互通有无,宋方通过自身发达的经济,每年可以赚上百万的收入。总之,澶渊之盟有多方面的积极意义,有些甚至超过真宗本人的意料之外。

对于西夏,宋太宗以来屡战而不能胜。澶渊之盟后,景德三年(1006)其首领李德明向宋廷上表称臣,表示归附,愿与宋和解。真宗授德明为定难军节度使、封西平王,赏赐甚厚,给官俸与内地封王一样。自此以后,德明每岁向宋朝贡不绝,宋夏关系也进入一个和平发展时期。

在西北二边安定之后,真宗对宰相寇准的秉性刚直不感兴趣,不久即受王钦若的挑拨,罢去寇准,以王旦为相。大中祥符元年(1008),真宗在王钦若、丁谓等人怂恿下,利用佛、道,胡说什么上帝降天书三篇,请真宗到泰山封禅(皇帝祭天仪式),浪费不可胜计。接着又西祀汾阴(山西万荣县境)后土,祀老子于亳州鹿邑(河南鹿邑)等,并在全国各地建立道观。在这一活动的同时,真宗大力提倡儒、佛、道“三教一旨”,“有助世教”,他抛弃了宋初以来的黄老思想,又为理学的产生创造了一个有利条件。

尽管真宗在东封西祀等方面有不少浪费,可是由于他比较注意发展经济,推广耐旱、早熟的占城稻,派人到西方引进“子多而粒大”的西天箓豆,对北宋的农业有诸多贡献。因此,真宗一代,北宋人口增长很快,由太宗至道二年(996)的三百五十七万户,发展到天禧五年(1021)的八百六十七万户。耕地由至道二年的三百一十二万余顷,发展到天禧五年的五百二十四万余顷,此为官方统计的北宋最高垦田数字。生产发展快,赋税收入增加更快。天禧末年税额达一亿五千零八十五万(贯、匹、石、两等),为至道末的近七倍,当年开支一亿二千六百七十七万(单位同前),尚余二千四百零八万(单位同前)。可以说真宗在位时是北宋经济繁荣的时期,财政有余,国库充足。

真宗晚年得病,头脑时而清醒,时而糊涂,自己说过的话,又经常忘掉,使大臣莫知所从,因而刘后逐渐干预朝政。天禧三年(1009)真宗再次以寇准为相,并想以太子相托,可寇准行事不密被贬,真宗竟然根本未预知。他已经感到刘后专权,常对宰相发怒,对刘后时有怨言。宰相李沆要求制约刘后时,他又说没有此事,结果引起刘后对李沆的不满,朝政落入刘后之手。乾兴元年(1022)真宗去世,年五十五,在位二十六年。王曾建言,将真宗生前所搞的天书、符瑞之物,一起葬于永定陵,以免惑于后世。

章献明肃皇后 (967—1033) 刘娥,益州华阳(四川成都)人。出身寒微,原嫁银匠龚美为妻,善播鼗(小鼓,即拨浪鼓),夫妇一同入京。淳化二年(991),龚美因锻银得以认识当时任开封府尹的皇太子赵恒,即投其所好,将其妻刘氏献于赵恒。赵恒即位后,封刘氏为美人。

刘娥凭借她的美貌和才智,深得真宗信任,很快晋封为德妃。大中祥符三年(1010),刘妃将其司寝李某与真宗所生之子夺归己有,李氏不敢言,外人知道此事的也很少。大中祥符五年,真宗不顾许多大臣的反对,在丁谓等人支持下将刘德妃立为皇后,因其无宗亲,乃改龚美姓刘,以为刘后之兄。刘后生性警悟,通晓书史,朝廷大事,能记其本末。真宗退朝后,审阅全国各地的密封奏章,多至深夜,刘后皆得知晓。宫中有事,真宗需要询问,她能引经据典,加以回答。由此可知,刘后在宫内是勤于学习,参与处理国事的。

天禧四年(1020),真宗久病,政事多取决于刘后。对此,宋廷许多大臣深为担忧,不愿看到后妃干政的局面再次重演,想尽办法要限制她。宰相寇准等秘密商议,奏请真宗,以皇太子监国。刘后察觉,罢寇准而相丁谓。既而宦官周怀政策划废刘后杀丁谓,事不密被诛,寇准受到牵连而被贬官,朝政大权落入刘后手中。

真宗死时,遗诏尊刘为皇太后,“军国重事,权取处分”。宰相丁谓对于这样安排持有异议,使仁宗初御崇德殿,刘太后则别御承明殿,垂帘以见辅臣。太后不同意,派人向丁谓说明,皇帝听政,太后应当同在一殿,朝夕在侧。宋廷大臣同意皇帝与太后五日一次到承明殿议政,帝位于左,太后位于右,垂帘裁决政事。此议已定,丁谓又出主意,太后忽然降出手书,要在宫禁之内批阅奏章,遇大事即召对辅佐大臣。显然,丁谓与太后发生矛盾,不愿太后过多干预政事,而他本人则好从中专权。不久,丁谓与太监雷允恭互相勾结的事情败露,罢去相位而充军发配,太后为安定政局,由朝廷下诏,臣僚与丁谓往来者“一切不问”,不使事情扩大。随之,刘太后与皇帝共同听政,以她生日为长宁节,出入仪制如同皇帝一样,并令全国回避其父的名讳,使群臣上尊号,接受契丹使臣的朝贺等,借以显示自己的权力。有时,她还问一问朝臣们,唐武后如何之类的问题,使朝臣们大为吃惊。有意献媚者,请她立刘氏祖先七庙,并献什么《武后临朝图》,怂恿她效法武则天;而大部分朝臣则竭力攻击武则天,认为是唐朝的罪人,借题发挥,以阻止她进一步专权而步武后称帝的后尘。不论怎样,刘太后最后也穿上了衮龙袍,但毕竟没有敢于像武则天那样改朝称帝,朝臣不过虚惊一场而已。

刘太后称制十一年有余,“虽政出宫闱,而号令严明,恩威加天下”。执政期间,不妄兴大役,内外赏赐有节,自己常服 练绢,不事奢华。对年幼皇帝选择良师,严加教育,深受时人称赞。

在执政时期,虽有丁谓、王钦若、夏竦等一些佞臣用事,但她能选拔出王曾、张知白、吕夷简、鲁宗道等耿直大臣,先后辅政,保持国家的太平局面。

明道元年(1032)二月,仁宗生母李宸妃卒,太后听取宰相吕夷简的建议,按皇后一品礼殡于洪福寺,用水银保存尸体,以防后人离间她与仁宗的母子关系。次年,刘太后卒,谥曰“庄献明肃”。言者多以李宸妃死于非命,草草薄葬。及至仁宗开棺检验,表示满意,诫谕朝臣不准再言此事,平息了一场即将发生的政治风波。

评: 真宗乃守成之主,武功虽不足言,而文治则颇有成效,终使北宋一代进入经济繁荣期,并为文化的昌盛奠定基础,理应有其适当的历史地位。

庄献明肃刘氏,出身寒微而聪明才智过人。为皇后能辅佐真宗,裁决大事于宫中,佐幼主而垂帘听政,号令严明。宋人对刘后颇多美誉,足见其政通人和,有功于世,不可掩没。 ZTvJP15u5iTrBhmt+2xNEskfrN/ZI/6RrhpmBR6cctYOCacJlTIsx7QzI0xY59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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