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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仁杰 （607—700） 字怀英，并州太原（今属山西）人。出身于一个官宦之家，祖父和父亲在唐初均至尚书左丞和州长史等职。他从小酷爱读书，性格直爽，乐于助人。唐高宗时以明经及第，被授汴州（治所在今河南开封）判佐。不久，又被河南道黜陟使阎立本荐为并州（治所在今山西太原）都督府法曹。这时，同在该府任法曹之职的郑崇质接到诏令，出使境外，但其母年老患病，需人看护，不忍离去，但王命又不可违，故进退为难，无法可想。狄仁杰得知后，当即便向长史蔺仁基提出，表示愿代崇质执行使命。仁基与司马李孝廉听后大受感动，都感慨地说：“我们身为官长，难道能不为之惭愧吗？”并从此消除了他们原有的嫌隙，相待如初，还常常称赞仁杰说：“狄公之贤，北斗以南，天下第一。”
高宗仪凤年间，仁杰升为大理丞，专职审狱决刑。一年之中，他曾据律处理了长期滞留案件达一万七千多件，无一冤诉，时称公允。当时，有个武卫大将军名叫权善才的曾因误砍了太宗昭陵上的一棵柏树，被捕入狱，仁杰据律判为削官免职。但唐高宗却下令立即处斩，仁杰又奏：“罪不当死。”高宗便召来仁杰，气愤地说：“权善才砍昭陵柏树，使朕落下不孝之名，必须将其斩首，才能解我心中之忿！”仁杰从容答道：“以前有人偷了汉高祖刘邦宗庙中的一个玉环，汉文帝一怒之下，便想将此人满门抄斩，在大臣张释之苦谏之下，文帝才改变了主意，最后只杀了这个小偷一人了事。魏文帝曾想将冀州的居民迁徙河南，大臣辛毗拉住他的衣裾进谏，魏文帝也采纳了辛毗的谏言。这说明明君可以用道理说服，忠臣不可以用权威恐吓。如果陛下不接受为臣的进谏，那么，为臣死后，则无颜见释之、辛毗于地下。现在陛下因昭陵一棵柏树而杀一将军，千载之后，天下人当如何评议陛下？正因为如此，为臣才不敢奉旨，处死善才，陷陛下于不道。”唐高宗觉得仁杰说得入情入理，怒气稍解，善才因此免于一死。不几天，狄仁杰又被授侍御史之职。由于他能弹劾犯罪，不避权贵，使朝廷肃然，故又得到了高宗的多次称赞。
不久，狄仁杰又迁宁州（治所在今甘肃宁县）刺史。这里地处西北，汉戎杂居，风俗混乱，社会秩序很不稳定。狄仁杰到任以后，认真抚和汉、戎各族人民，深得各族百姓的爱戴，因此，百姓自动捐资，为他立碑称颂。御史郭翰奉旨巡察陇右，所到之处，百姓多有鸣冤叫屈者，因而被弹劾的贪官污吏不计其数。但当他进入宁州以后，到处都听到百姓对仁杰的颂扬之声。郭翰回朝以后，向唐高宗作了如实汇报，高宗便将狄仁杰召入京师，任为冬官侍郎。
武则天垂拱四年（688），狄仁杰又由冬官侍郎、文昌右丞转为豫州（治所在今河南汝南）刺史。当时，越王李贞父子的武装叛乱刚被平定，因参与叛乱而被逮捕的有六七百人，株连被没为官奴婢的家属也达五千余口，大理寺派司刑使催促狄仁杰立即行刑处决。狄仁杰经过审讯，深知这些胁从者大多是被强迫的，心生怜悯，所以暂缓判处，并秘密上表说：“为臣原想公开上表，但怕落下为叛乱者鸣冤叫屈之嫌；如果知而不言，又恐怕违背了陛下的存恤之意。因此，几易表章，琢磨不定。现在只能如实陈奏：这些胁从者均非出自本心，恳请哀其诖误，予以宽恕。”武则天当即下诏将这些胁从者赦免死罪，配流丰州（治所在今内蒙五原南）。这些囚徒在押解途中，路经宁州，宁州百姓听说他们都是被狄仁杰营救以后才得以免除死罪的囚徒时，就把他们全部迎至狄仁杰的德政碑下，一起放声痛哭，并斋戒三天，才启程北行。到达丰州以后，这些囚犯又为狄仁杰竖立石碑，歌颂他的恩惠仁德。
天授二年（691）九月，狄仁杰又升任地官侍郎、判尚书、同凤阁鸾台平章事，成为宰相之一。这时，武则天为了巩固帝位，正大开告密之门，又重用酷吏，用铁腕手段打击反对派。不久，狄仁杰因受到酷吏来俊臣的诬告，被捕入狱。当时，被告入狱者一经审讯，如能立即承认“罪状”，便照例可以减罪免死；如果不认“罪”伏“法”，就要受到酷刑逼供，直到被刑讯致死为止，很少有活着出狱的。仁杰被捕以后，来俊臣照例前来逼胁，企图一问承反。狄仁杰自知不免，只得感叹道：“大周革命，万物唯新，唐朝旧臣，甘从诛戮，谋反是实！”俊臣见他招供，便不再严密监视。判官王德寿趁机又要狄仁杰将其旧僚杨知柔牵连在内，以此想邀功窃宠，升官晋级。狄仁杰坚执不肯，并以头撞柱，血流满面，王德寿见状大惧，从此再也不敢提诬告之事。狄仁杰承反以后，利用来俊臣不再严加防范之机，便向狱吏讨得笔砚，拆掉被头，以帛当纸，很快便书写了一张申冤大状，并把它放置在衣中丝绵之内，对王德寿说：“气候转热，请让家人将衣中丝绵取掉。”王德寿也未认真检查，便将绵衣交给了狄仁杰家属。狄仁杰之子光远从丝绵中发现了帛书以后，便上书告变。则天当即召见，并找来俊臣询问此事。来俊臣为了掩饰逼供之情，派人命狄仁杰冠带整齐，接见访察使者，又让王德寿代替狄仁杰撰写了一份《谢死表》，托使者带给武则天。武则天又召见狄仁杰，问他为何要承认反罪。狄仁杰回答说：“为臣如不承反，早就死在鞭笞之下了。”则天又问为何要作《谢死表》，狄仁杰予以否认，则天拿出表文作证，经过检验，知是代署，因此才得免死，被贬为彭泽（今江西彭泽东北）县令。
万岁通天元年（696），契丹首领李尽忠和孙万荣举兵反唐，攻陷了冀州（治所在今河北冀县），河北震动。武则天又征召狄仁杰为魏州（治所在今河北大名东北）刺史。前刺史独孤思庄害怕契丹南下，曾将百姓全部驱赶入城，参加守卫。狄仁杰到任以后，将百姓全部放归农亩，并对他们说：“契兵叛众离此尚远，不必恐慌。即使进入魏州，我也自会发兵抵抗，绝不会征发你们当兵。你们只专心经营农事，别的不用担心。”契丹闻此，自行退去。魏州百姓都载歌载舞，齐声称赞仁杰的胆略勇气和爱民之心，并相与立碑，记载他的恩惠、政绩。神功元年（697）以后，狄仁杰又入为鸾台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又兼纳言、内史等职。
圣历元年（698）年初，武则天之侄武承嗣与族弟武三思为了谋求太子之位，曾多次对武则天说：“自古以来，天子从未将异姓之人立为后嗣者。”因此，武则天长期对立嗣问题，犹豫不决，难以确定太子人选。狄仁杰得知后，便经常对武则天说：“太宗皇帝栉风沐雨，亲冒锋镝，平定天下，传之子孙。高宗皇帝又以李显和李旦二子，托于陛下。陛下如今却想传位异姓之人。这恐怕并非天意！且姑侄关系同母子关系相比，孰轻孰重，这不是昭然若揭的吗？陛下如立子为嗣，那么在千秋万岁以后，可配食太庙，承继无穷；如立侄为嗣，将来假若侄为天子，还能将姑附于他家的太庙之中吗？”武则天说：“立嗣之事，是朕之家事，卿勿干预。”狄仁杰回答说：“帝王以四海为家，四海之内，莫非臣妾，哪一件不是陛下家事？君为元首，臣为股肱，就好像一个人的身体一样，不可分离。为臣备位宰相，岂能不预知天下之事！”接着，宰相王方庆和王及善等人也都多次劝说立庐陵王，武则天的心意逐渐产生变化。有一天，武则天又对狄仁杰说：“朕昨晚梦见一个大鹦鹉双翼皆折，这是什么征兆？”狄仁杰趁机回答说：“武者，陛下之姓；两翼，陛下二子。陛下如果起用二子，那么，就会振翼高飞。”武则天果然信以为真，从此再无立承嗣和三思之意。
圣历三年（700）四月，武则天去三阳宫避暑，狄仁杰也随同前往。途中，有一胡僧挡住车驾，请求武则天去观看埋葬佛骨舍利，武则天已经答应。狄仁杰跪于马前进谏道：“佛是夷狄之神，不足以屈天下之主。这个胡僧行为怪诞，他想用邀请圣驾，迷惑远近百姓。况且山路险狭，侍卫不能通过，故陛下不宜亲临观看。”武则天中途而还，并说：“以成朕直臣之气！”
不久，武则天又对狄仁杰说：“朕想用一佳士，谁能当之？”狄仁杰问道：“不知陛下对此佳士作何使用？”则天说：“想用为将相。”仁杰说：“荆州长史张柬之虽已年老，但却有奇才异质，堪为宰相。”武则天便将张柬之擢为洛州司马。几天以后，武则天又要狄仁杰推荐佳士，狄仁杰说道：“以前所荐张柬之，陛下尚未任用，为何又要臣推荐佳士？”武则天说：“已经予以提拔。”狄仁杰说：“为臣所荐者为宰相之才，并非司马。”武则天又将柬之升为秋官侍郎，最后，竟用为宰相。被狄仁杰先后推荐的还有姚元崇、桓彦范、敬晖等数十人，后来都成为名臣。有人曾对狄仁杰说：“狄公可谓桃李满天下了。”狄仁杰说：“为国荐贤，并非为私。”同年九月，狄仁杰死。武则天亲临吊唁，废朝三日，赠文昌右相，谥曰文惠。中宗复位后，追赠司空；睿宗时又追封梁国公。
狄仁杰在高宗、则天朝，能乐于助人，公正执法，爱民如子，直言敢谏，不畏强暴，又竭诚为公，荐贤无私，可谓一代贤臣名相！
徐有功 （641—702） 名弘敏，后避孝敬皇帝李弘之讳，以字行，洛州偃师（今属河南）人。他出身于书香门第，祖父徐文远为唐初名儒。武则天垂拱年间，徐有功明经及第，累转蒲州（治所在今山西永济西）司法参军。徐有功为政宽仁，从不轻易执行杖罚，下属吏人都感激他的恩惠信义，相互告诫说：“谁如果犯了徐司法的杖罚，大家都要共同斥责他！”因此人人争相效命，恪尽职守，在有功任期之内，始终未惩处一入。
载初元年（689），武则天为了登极称帝，纵容酷吏周兴、来俊臣、丘神
、王弘义等陷害无辜，大张杀伐，公卿震怒，莫敢正言。但身为司刑丞的徐有功却用法宽大，独存平恕。凡诏下大理寺判决的囚犯，大多建议释放，前后被救活的有数十百家。他还经常与武则天在殿廷辩论有关案件的是非曲直，武则天有时对他厉声责问，左右大臣都心惊胆战，但他却神色不屈，更加理直气壮地进行辩争。不久，他又转任秋官员外郎和郎中等职。
这时原博州（治所在今山东聊城东北）刺史、琅邪王李冲因聚兵叛乱已被诛杀，魏州（治所在今河北大名东北）人告发徐有功的僚属颜余庆曾与李冲密谋，武则天令来俊臣审讯。俊臣审讯后，以反状上奏。大理寺的判决说：“余庆之罪揭发于永昌元年大赦之后，据法当流。”但侍御史魏元忠却说：“余庆为李冲出谋划策、通风报讯，实为同谋，并非支党，法当处斩，籍没其家。”武则天下诏，表示赞同魏元忠的意见。徐有功说：“永昌元年的大赦令说：‘鉴于李贞、李冲父子的叛乱已被平定，罪魁祸首也已伏诛，其余支党一概赦免。’余庆是在赦后被告，当为支党无疑。大赦之后又复加罪，不如不赦；应该活命的又要诛杀，当初何必大赦！我以为这是朝廷的做法有误。”武则天大怒道：“何为罪魁祸首？”徐有功说：“罪魁者，是叛乱的大帅；祸首者，是叛乱的元谋。”则天说：“余庆为何不能算作罪魁祸首？”有功回答道：“如果要说罪魁祸首，那只能是李贞、李冲而已。这父子二人早已伏诛，余庆今天才予论罪，自然应为支党。”武则天听徐有功说得有理，便怒气稍解，和颜悦色地对他说：“那么，你再想想，还有别的处理办法吗？”最后，余庆竟得以免死。当徐有功据理力争时，左右大臣及仪仗卫士在殿廷者有数百人之多，都把头低在胸前，屏气静听，只有徐有功一人在大声申辩，毫无屈挠之意。
不久，凤阁侍郎任知古、冬官尚书裴行本等七人又被告发，当处死刑。武则天对公卿大臣们说：“以前古人们大都以杀止杀，我今天以恩止杀。鉴于你们大都对任知古等人说情，我就当众赦免其罪，并各授以官职，等待他们立功赎罪。”但来俊臣和张知默等人却上表抗争，请求将知古等付法行刑。徐有功驳斥说：“俊臣违背了明主的再生之赐，有亏于圣人的恩信之道。作臣子的虽应嫉恶如仇，但事奉君主也须顺承其美。”任知古等人竟以免死。
道州（治所在今湖南道县）刺史李仁褒兄弟亦为人诬告，将要行刑处决，有功又固请赦免，武则天拒不接受。秋官侍郎周兴上奏说：“为臣听说两汉有个规定：附下罔上者腰斩，当面欺骗者亦斩。《礼记》也说：议论刑法，如果和律令相违背，也要杀头。徐有功故意释放死囚，罪当伏诛，请按律行刑。”武则天虽不许审讯，但徐有功竟以此免官。时隔不久，又被起为左肃政台侍御史之职。当时，朝野内外听说徐有功任职的消息后，都兴高采烈地奔走相贺。
当时，掌管铨选的尚书吏部有些官员在选补官吏时，公行贿赂，请托大兴，“浸以为常，殊无愧惮”；而负责刑讯的法官却严于行刑，酷法断狱；接受臣民申冤表疏的三司和理匦使等有关部门，却办事拖拉迟缓，致使信访拥塞，冤案不能及时得到处理。对此，徐有功都一一上表，予以弹劾，请求“除残革弊”，深得武则天的认可和赏识。
长寿二年（693）正月，皇嗣李旦的德妃窦氏之父、润州（治所在今江苏镇江）刺史窦孝谌被其奴诬告，说其妻庞氏深夜违法祭祀祈福，图谋不轨。武则天令监察御史薛季昶负责审讯。薛季昶锻炼成狱，庞氏罪当处斩。唯独徐有功认为无罪。薛季昶等人反陷徐有功党援庞氏，奏请付法司定刑。法司将徐有功定为弃市之罪。徐有功正在坐堂理事，下属胥吏流泪相告，徐有功却说：“难道就我一人会死，其他人都能长生不老吗？”说罢，慢慢站起身来，离开了府衙，回到家中。武则天看到法司的判决后，立即召来徐有功，质问道：“你的断狱定罪，为何能宽大到如此程度？”徐有功回答说：“宽大断狱，这是臣下的小过；好生恶杀，这是圣人的大德。愿陛下能够弘扬大德，则天下幸甚。”武则天点头称是。庞氏因此减死，流放岭南，徐有功却被削职为民。不久，又被起为左司郎中，累迁司刑少卿。他曾与皇甫文备同讯一狱，皇甫文备诬徐有功放纵逆党。后来，皇甫文备因事下狱，徐有功出面将其释放。有人曾对他说：“文备曾陷君于死，你却把他释放出狱，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徐有功回答说：“他对我的诬陷是发泄私愤，我坚守的却是公法，决不可以私害公。”
徐有功曾对他的亲属说：“大理寺，这是掌握人的生命之所，一定不能顺旨诡辞，敷衍塞责。”正因为如此，所以他长期担任狱官期间，曾因公正执法，三次被人陷为死罪。但他却矢志不渝，泰然处之，不喜不忧，因此而受到武则天的器重，酷吏的权势由是也受到削弱。当时人潘好礼曾评价徐有功说：“以前人们都称赞汉代的张释之担任廷尉，天下无冤人，如今有功断狱，也是天下无冤人。但释之处在汉文帝时，中外无事，仅守法而已。而有功处在社稷变革之际，周兴、来俊臣等酷吏横行霸道，为非作歹，以诬盛德，有功坚守善道，多次身陷危境。所以，他的贤明比张释之更是高出一筹。”
陈子昂 （661—702） 字伯玉，梓州射洪（今属四川）人。出身于一个豪富之家，其父陈元敬乐善好施，曾在荒旱之年，拿出家粟万石赈济乡民，大得乡里爱戴。陈子昂小时生活优裕，又生性好动，故只知放达游乐，十八岁时尚未读书习文。有一次，当他去了本乡学校以后，受到激励，才发愤攻读文献古书，尤其喜爱黄帝、老子和《周易》等学，并潜心吟诗作文，学识大进。
唐睿宗文明元年（684），陈子昂从家乡来到东都洛阳，准备参加进士考试。按当时流行的做法，他把自己平时所写诗文作为行卷送给京兆府（治所今陕西西安）司功王适，王适惊奇地说：“此人将来必会成为天下的一代文宗！”由是知名。又传说当他初入长安以后，由于不为人知，大感困惑。有一次，正当他在洛阳大街闲游之时，偶遇一卖胡琴者，标价百万，无人敢于问津。陈子昂走上前去，当场出钱千缗，买下了这把胡琴，使围观者大惊不已，纷纷上前问他为何要出如此高价买一胡琴。陈子昂回答说：“我只是喜欢这件乐器而已！”众人要他亲自弹奏，他却提出明天一定在宣阳里住处当场表演。第二天，一些人按时前往，都想一睹为快。但见陈子昂早在屋中设置了丰盛的酒宴，并对众人说：“我是蜀人陈子昂，现有诗文百篇，不为人知。弹琴之事，雕虫小技，哪能留心于此！”说罢，便将胡琴摔得粉碎，以其诗文遍赠众人。于是，一日之内，名满京都。当年，一举进士及第。
不久，当他听说朝廷将要把唐高宗的灵柩运往长安，埋葬乾陵的消息后，便来到宫门上书，盛陈东都洛阳的优越地形，足以安置陵寝，而关中连年干旱，灵柩西行不便。书中极言关陇地区的衰落和洛阳地区的秀美，又说：“陛下不思瀍、洛的壮观，关、陇的荒芜，而想弃太山之安，履焦原之险，忘神器之大宝，徇曾、闵之小节，愚臣暗昧，以为太甚！”武则天览书后，觉得文字优雅，笔法遒劲，便立即召见，陈子昂又对答如流，皆合旨意，心中大悦，将他当即拜为麟台正字。
陈子昂又向武则天上疏，指陈当时巡察天下的使者任非其人、朝廷轻视地方长官的选择以及边功屡兴等弊政。又针对当时酷吏横行、刑法严厉等弊政，上疏指出说：“臣看到当今天下，百姓人心思安，所以，徐敬业扬州叛乱以后，还不到两月，就被平定，而海内晏然，纤尘不动。但陛下却不务无为，拯救疲人，反而专任威刑，大失人望。为臣愚昧，大有迷惑。”但武则天却拒不接纳。
垂拱四年十二月，武则天打算征发民伕，从雅州（治所在今四川雅安）向西开凿山路，进攻生羌，并乘机袭击吐蕃。陈子昂又上书进谏说：“雅州边境的生羌从国初以来，从未聚众叛乱。如今一旦无罪征讨，就会使这些羌人的怨恨更深；他们害怕被灭，必定群起反抗。这样一来，臣以为西蜀之祸，以此为始。臣闻吐蕃爱蜀富饶，很早以前就想进行侵夺。但却因山路阻绝，险塞不通，所以，势不能动。现在国家开凿山路，进攻生羌，使吐蕃可收逃亡之众，使其作为向导，大举犯边。这无疑是给吐蕃增强兵力而又为其修筑道路，把蜀地全部拱手相让而已。自古国家败亡，未尝不由穷兵黩武，愿陛下深思熟虑。”这个修路入羌的浩大工程，终于被阻止。
永昌元年（689）三月，武则天向陈子昂询问当今的为政之要。陈子昂退朝以后，精心撰写了一篇长达三千字的疏文，认为应缓刑崇德，偃武休兵，轻徭薄赋，安慰宗室等。此文言辞委婉，文意真切，很为动人。
万岁通天元年（696）九月，武则天将陈子昂任为建安王武攸宜清边道行军大总管府参谋，随攸宜讨伐契丹。兵至幽州（治所在今北京西南），陈子昂曾向武攸宜提出了不同的作战方略，攸宜不但不听，还将他贬官降职。陈子昂一气之下，登上了幽州的蓟北楼，触景生情，遂撰写了《登幽州台歌》一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抒发了自己怀才不遇的痛苦心情，慷慨悲凉，感慨深邃，诗意旷远，含义深刻，成为他的代表诗作之一。
圣历元年（698），子昂因父亲年老多病，上表辞官，回到射洪。不久，其父病死，陈子昂悲痛不已，构庐墓侧，不时啼哭，闻者无不流涕。射洪县令段简生性贪暴，听说子昂家产殷实，便生谋财害命之心。子昂家人闻知此事后，当即派人给他送去了二十万缗贿钱。但段简嫌钱微薄，竟将子昂逮捕入狱，迫害致死。
陈子昂在则天当政之时不但忠诚为官，知无不言，言无不直，而且诗文之作，尤为出类拔萃。其诗标举汉魏风骨，强调兴寄，反对柔靡之风，是唐代诗歌革新的先驱。为文也反对浮艳，重视化骈为散，又开古文运动之先河。柳宗元曾评论说：“能极著述，克备比兴，唐兴以来，子昂而已。”此说是很正确的。
评： 狄仁杰、徐有功、陈子昂都在武则天朝政事很为酷烈的情况下，从国家利益出发，主持正义，敢于直谏，而对时政有所裨补的名臣。而且，狄仁杰身居相位，注意推荐贤人；徐有功主持断狱，不惜以死执法；陈子昂文采斐然，蔚为一代文宗。正是这类人物多方面的努力，才使唐代从初期的“贞观之治”，不绝如缕，一步一步地发展到更为辉煌的“开元盛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