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褚遂良 （596—658） 杭州钱塘（今浙江杭州）人。隋朝末年，他随父褚亮客居陇右，军阀薛举在金城（今甘肃兰州）称帝以后，被任为通事舍人。薛举败亡以后，他又随父归唐，被授秦州都督府铠曹参军。
褚遂良学识渊博，深通文史，尤工书法。其隶书俊美秀丽，自成一体，后人把他与欧阳询、虞世南、薛稷并称为初唐四大书法家。唐太宗贞观十年（636），自秘书郎升为起居郎。贞观十二年，虞世南死后，唐太宗曾感叹再也无人与他讨论书法，魏徵说：“褚遂良笔法遒劲，甚得王羲之书体。”唐太宗当即把他召为侍书，经常与他讨论书法技艺。当时，唐太宗为了求得王羲之真迹，拿出了御府中的大量金帛，进行收购。于是，拿着各种各样的书法作品前来出售的人，络绎不绝，真假兼有，鱼龙混杂，以致无法辨认。后请褚遂良进行鉴定，无一差误。
贞观十三年，褚遂良升任谏议大夫，兼知起居注。有一次，唐太宗对褚遂良说：“卿多年以来编写起居注，不知所记都有哪些事情，人君是否可以观看？朕想把你所写起居注拿来一阅，了解我的为政得失，以后可以引为借鉴。”遂良回答说：“现在的起居注，就是古时的左、右史，专记人君言行，善事、恶事都要记载，用此制约人君不敢胡作非为。从古到今，从未听说帝王可以观看起居注的。”太宗又问：“朕有不善，卿必然记载吗？”褚遂良说：“臣听说恪守道义不如恪守职责，臣的职责是编写起居注，怎么能够不如实记载陛下的善恶之事呢？即使遂良不记，天下之人也都是要记下的。”太宗对他的回答很感满意。
贞观十七年，唐太宗又向褚遂良问道：“以前舜造漆器，禹雕饰碗筷，当时竟有十多人相继进谏。对于这些食器之物，为何要苦谏如此？”遂良回答说：“雕琢妨害农事，纺织耽误女工。创业伊始，便追求奢侈享受，这是一个国家危亡的前兆。漆器不能满足其贪欲以后，必然要用金器代替；金器不能满足其贪欲以后，必然要用玉器代替。这是一个人贪欲发展的必然过程。所以诤谏之臣也就一定要在贪欲刚刚出现的时候，进谏忠言。如果等到贪欲膨胀以后，那时进谏就为时已晚了。”太宗对他的回答大为称赞，并说：“如果一个君主不先忧虑百姓的疾苦而专事奢淫，那么，他的灭亡就是指日可待了。”
当时，皇室的一些年幼子弟大都被任为都督、刺史之职。对此，褚遂良再次上疏进谏，认为都督、刺史是地方的最高长官，这些人的为官好坏直接关系到老百姓的安危存亡。如果遇一称职官吏，百姓就会安居乐业，如果遇一贪官污吏，百姓就会叫苦不迭。所以，爱民如子的人君都要对地方长官谨慎选任，决不马虎。因此，他提议应把那些年纪尚幼的宗室子弟留在京师，让他们学习经书。这样，不但他们近在天子身边，不敢犯禁，而且还可以经常熟悉朝仪，时间一久，自然知道如何做人。等到他们可以胜任地方官时，然后派遣，也为时不晚。唐太宗对他的这一谏言当即予以采纳。
同年六月，唐太宗下诏断绝了原已答应的对薛延陀真珠可汗夷男的婚姻协约。褚遂良又上疏进谏，认为夷男原是薛延陀族的一个酋长，突厥灭亡以后，才将他立为可汗，又答应了他的和亲请求。这件婚事当即便传到吐蕃、突厥等地，甚至连国内的七岁幼童，都没有不知道的。现在又生改悔之心，断然绝婚。这样做不但有损朝廷声誉，得少失多，而且势必还会加深与薛延陀之间的嫌隙，边患从此会接踵而至。最后，他还请求太宗“以仁恩结庶类，以信义抚戎夷”，万不可“失色于物，失口于人”。但太宗拒不接纳。
贞观十八年二月，唐太宗欲乘盖苏文弑主篡位之机，亲征高丽，褚遂良又上疏谏止，认为辽东之地，气候异常，霖雨时降，有时水势突涨，平地数尺，万一渡辽以后，粮运不继，战事有失，将无以威示远方。但太宗仍不理睬，最后竟如遂良所料，失利而归。
褚遂良由于直言敢谏，竭诚事主，深得太宗信赖。贞观二十二年，升任中书令，官至宰相，参决政事。
二十三年五月，唐太宗病重弥留之际，将长孙无忌和褚遂良二人召至身边，拉着太子李治的手说：“朕今天就将后事完全交给你们二人办理。太子仁义孝顺，这是你们都知道的。今后一定要好好辅佐他。”接着又对太子说：“有无忌和遂良在，你可以毫无顾虑。”他还对遂良叮嘱说：“无忌对我无限忠诚，我有天下，他出力最多。我死以后，千万不要让人进谗离间，陷害于他。”最后，又让褚遂良起草遗诏。
唐高宗即位以后，褚遂良赐爵河南县公，不久，又进封郡公。永徽三年（652），拜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监修国史，执掌朝政。四年，代张行成为尚书右仆射，仍知政事。
永徽六年九月，唐高宗打算废掉王皇后，将武则天立为皇后。有一天，退朝以后，他把长孙无忌、褚遂良和于志宁等三位宰相召入内殿。褚遂良在入殿之前，即对长孙无忌和于志宁说：“今日召见，多半是为废立皇后之事。皇上的主意已定，如执意不从，必死无疑。无忌既是国舅，又是功臣，决不能让皇上落下杀亲舅和元勋的罪名。遂良出身微贱，又无汗马之劳，位极人臣，又受顾命之托，如不以死相争，有何面目去见先帝。”进入内殿以后，唐高宗开口就问：“王皇后无子，武昭仪生男，如今朕欲立昭仪为皇后，你们意下如何？”褚遂良首先回答说：“王皇后出身高贵，又是先帝亲自为陛下所娶。先帝临终之前，曾拉着陛下的手对臣说：‘朕今以侄儿侄媳托付给卿。’这是陛下亲耳所听，言犹在耳。王皇后从未听说有过错，岂能轻易废除？臣不敢曲从陛下之意，上违先帝之命！”唐高宗听后不悦，只得怏怏而罢。第二天，他又在内殿召见了褚遂良等人，将废立皇后之意又重述了一遍。褚遂良仍然坚定地说：“陛下如果一定要废掉皇后，就请在大家闺秀中另外选择，何必一定要立武氏？武氏曾经侍奉过先帝，这是众所周知之事，天下耳目众多，岂能一一遮蔽。万代以后，将对陛下作何评议？愿请三思！为臣今天违忤陛下，万死不辞。”这时，站在帘后的武则天大声说道：“何不立即杀掉这一狂徒！”长孙无忌急忙哀求说：“遂良受先帝顾命之托，即使有罪，也不可加刑。”不久，褚遂良即被贬为潭州（治所在今湖南长沙）都督。显庆二年（657），又贬为爱州（治所在今越南清化）刺史。次年，病死任所。
上官仪 （约608—664） 字游韶，陕州陕县（今属河南）人。其父上官弘在隋炀帝时官至江都宫副监，因而全家遂迁居江都（今江苏扬州）。大业末年，上官弘被将军陈稜所杀，上官仪年幼，藏匿获免，后私自度为僧人。他潜心佛教经典，同时又遍涉经史，善于吟诗作文，尤精五言古律诗。唐太宗贞观初年，杨仁恭任扬州都督时，屡闻其名，深加礼待。不久，他进士及第，名声大噪，唐太宗闻名，召授弘文馆直学士，历任秘书郎等职。上官仪的诗多应制、奉和之作，婉媚工整，词藻华丽，诗意高雅，适合宫廷需要，故士大夫纷纷仿效，被称为“上官体”。他又归纳六朝以来诗歌中的对仗之法，提出“六对”、“八对”之说，对律诗的形成颇有影响。
贞观二十年，上官仪因参与修成《晋书》，升任起居郎。唐高宗即位以后，历任秘书少监、中书侍郎等职。龙朔二年（662），以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参决政事。
麟德元年（664）十月，由于武则天作威作福，大权独揽，又曾与道士郭行真在宫中行“厌胜”之术，被宦官王伏胜告发，高宗大怒，密召上官仪，商议废后之事。上官仪乘机进言说：“皇后专横跋扈，一意孤行，天下之人早有议论，请废除后位。”唐高宗点头称是，当即命令上官仪起草废后诏书。这时，武则天安插在高宗身边的心腹立即将此事向武则天作了汇报。武后马上来到高宗面前，一边哭着诉说自己操劳国事的种种苦衷，一面追问废后诏书的缘由。高宗无奈，只得推卸责任说：“我原无此心，这都是上官仪教给我的。”武则天听后大怒，当即指示心腹许敬宗诬告上官仪以前在担任陈王李忠的幕僚时，曾与宦官王伏胜和李忠一起图谋造反，篡夺帝位。同年十二月，上官仪被捕入狱。不久，与儿子上官庭芝和王伏胜等全被斩首，家产被抄，家属均被没为官奴婢。唐中宗即位以后，由于其孙女上官婉儿被拜昭容，备受宠信，因此追赠上官仪为中书令、秦州都督、楚国公，以礼改葬。
评： 褚遂良和上官仪虽在唐初的政治斗争中相继失败，死于非命，但他们对推动唐初文学艺术的发展所作出的贡献，却值得称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