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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 周 （601—648）字宾王，博州茌平（今属山东）人，从小父母双亡，孤单贫困，但好学不倦，尤其喜爱《诗经》、《左传》等，故学识渐长。由于他志气宏远，性格放达，不修边幅，所以不为乡里所敬重。唐高祖武德年间，马周因学业优秀，被任用为州经学助教。马周每天只是以饮酒、读书相伴，不把教授生徒放在心上，所以被州刺史多次批评。他在一气之下，离州出走，来到汴州（治所在今河南开封），又受到浚仪县令崔贤的侮辱。马周又客居密州（治所在今山东诸城），结识了当地富人赵仁才。赵非常赏识他的学识才能，便送给了他足够的行装路费，让他入关中，到京师长安谋取仕途。马周感激涕零，携资西行，先居住在新丰（今陕西临潼）的一家旅馆之中。旅馆主人看到他布衣打扮，行装简陋，便生出怠慢之心，只顾招呼其他大贾巨商，而对他却不予理睬。马周便打酒一斗八升，悠然独酌，旅馆主人这才深表惊异，立即将他热情迎入馆内，并安置在上等客房之中。不久，马周便离开新丰，来到长安，暂宿在一位卖饼妇人的店肆之中。数日之后，他向这位妇人询问安身之处，妇人便把他引荐到中郎将常何家中。常何正在罗致食客，问明马周情况之后，便让他作为处理文墨的一名食客。后来，传说马周在飞黄腾达以后，终于和这位卖饼妇人结为伉俪。马周出身布衣，这位卖饼妇人又有恩于他，故这段艳情之说，当为可信。
贞观三年（629），关中大旱，颗粒无收。唐太宗诏令在京的五品以上文武官都要上书，畅言为政得失，企图以此消除旱情。常何是一介武夫，虽官至五品，却目不识丁，对上书之事，根本无能为力。所以，他只好求助于食客马周。马周便精心替他撰写了一篇包括二十多条建议的奏章。唐太宗看后，十分高兴，当即便向常何询问这篇奏书的来历，常何不敢隐瞒，便如实说是马周所为。太宗当即派人把马周接入宫中，详细和他交谈上书中的内容。马周对答如流，侃侃而谈。太宗对他的才能、谈吐惊喜不已，当即让他在门下省办事，还专门给他设置了一个“监察御史里行”的官职。不久，又把他升为监察御史。常何也因为举荐得人，还得到了三百匹帛的赏赐。
同年四月，被尊为太上皇的李渊由宫城之中的太极宫移居弘义宫，该宫遂改名大安宫，此即以后的大明宫。不久，唐太宗就从弘义宫迁至太极宫，并于此处理朝政。时隔月余，唐太宗又发布了将于第二年二月二日前往距京城三百多里的九成宫避暑的敕文。这时，马周遂以“忠孝”为名，上疏进谏。请求太宗对太上皇所居的大安宫修筑城墙，加高雉堞，务从高显，用以改变大安宫和太极宫以及皇太子所居东宫相比，规模卑小的局面，以称天下之望，以昭大孝之名。疏文还指出：“太上皇尚留酷热之处，而陛下却要逐凉居阴，臣窃未安”，最后还要求立即颁布速返之期，以解众惑。太宗接疏后，对马周的良苦用心，心领神会，当即收回了将要巡幸避暑的敕文。不久，太宗又将马周升为侍御史，加朝散大夫。
贞观十一年（637）八月，马周看到唐太宗大兴土木，由俭变奢，宠爱诸王，赏赐无度，朝廷又重京官而轻外官，便上疏进谏说：“现在国家的户口尚不及隋时的十分之一，而所使役夫兄去弟还，道路相继。陛下虽颁示恩诏，令其裁损，但营建不休，土木不止，百姓那能歇息。另外，京师及四方给陛下以及诸王、嫔妃、公主等所造乘舆、器用和服饰等，大家都认为过于铺张。陛下从少年时即生长民间，知民疾苦，尚且如此，何况皇太子生长深宫，不知艰辛，陛下万岁以后，应为圣虑所当忧的。臣观自古以来，百姓愁怨，揭竿造反，其国没有不灭亡的，人主虽想改悔，也来不及了。所以应当修德于可修之时，不可悔之于已失之后。陛下想为长久之谋，不必远求古人，但如贞观之初，那就是天下的幸运了。”
唐太宗阅看奏疏后，称善不已，并对大臣们说：“朕当自选刺史，县令则由京官五品以上各举一人，择贤而任。”不久，马周即由侍御史升任为给事中，成了门下省的掌印大臣，次年，又转中书舍人。
随着官位的不断升迁，马周的针规诤谏更加频繁、准确，因而进一步赢得了唐太宗的信任。有一次，唐太宗由衷地说：“我对马周，一时不见便很思念。”中书侍郎岑文本也对同僚们说：“我亲眼看到过马周的多次进谏，引经据典，措辞精当，言简意赅，切中要害，听起来使人忘倦，比起从前的苏秦、张仪等人，毫不逊色。”
贞观十八年，马周被任为中书省长官中书令并兼太子右庶子。
贞观十九年，唐太宗亲征高丽，令马周等辅助太子监国。二十一年，唐太宗曾给马周用飞白体亲书了如下条幅：“鸾凤凌云，必资羽翼。肱股之寄，诚在忠良。”不久，马周染上了消渴之疾，终年不愈。贞观二十二年，马周因病情加重死于家中，年仅四十八岁。
马周在贞观之际由一位布衣，官至宰相，位极人臣，固然在其才华横溢、机智多谋和能言善辩，但唐太宗的求贤若渴和欲使天下大治的这一机遇，也是他飞黄腾达的重要因素。才能与机遇，二者孰重孰轻？
戴 胄 （？—633） 字玄胤，相州安阳（今属河南）人，性格纯真正直，才能出众，精通律令，尤晓档案文簿。隋炀帝大业末年，他被留守洛阳的隋越王杨侗署为给事郎。王世充篡夺杨侗帝位前夕，戴胄曾多次加以劝阻，但世充不从，因而被调为郑州长史，后又令与王行本一起镇守虎牢。李世民率唐军攻克虎牢后，戴胄归降，被引为秦王府士曹参军。唐太宗即位以后，拜兵部郎中，封武昌县男，又升迁为大理少卿。
有一次吏部尚书长孙无忌被召入宫，匆忙之中忘记解下佩刀，到进入宫中东上阁门内才被发觉，而守卫第一道宫门的监门校尉却并未觉察。对此，唐太宗立即召集有关官员议罪。尚书右仆射封德彝认为监门校尉严重失职，罪犯极刑；长孙无忌误将佩刀带入宫中，应罚铜二十斤。唐太宗表示同意。但戴胄却认为：校尉没有发觉和长孙无忌带刀入宫，同为疏误。按《唐律》规定，都要判处死刑。陛下如果认为无忌与国有功，那就不是法官所能判决的；如果要按律行刑，判以罚铜是不恰当的。于是，太宗又令重新议论。封德彝表示坚持原来意见，但戴胄也固执地说：“监门校尉是因为无忌的疏误才犯罪的，如按法律规定，当从轻处理。如果说是疏误，二者的情节完全相同，但判罪却轻重不一，这是我坚决不能同意的主要原因。”唐太宗对戴胄能够执法如山的精神十分赞赏，最后竟赦免了监门校尉的死罪。
这时，为了建立和健全国家机构，唐太宗下令有关部门大量选官，用以改变国家机构官员不足的局面。但在选官过程中，却发现有人伪造资历、涂改档案、假冒官职，企图滥竽充数，骗取官位。唐太宗听后大怒，遂下令让作弊者自首，否则，一经查出，便要判处死刑。不久，一名作弊者被查出，交付大理寺以后，戴胄根据法律将此人判为流刑，并上奏太宗。太宗当即召来戴胄责备说：“朕下令将不肯自首的作弊者要处以死刑，而你却判为流刑，你是不是接受了贿赂，打算卖狱吗？”戴胄说：“陛下如果当即杀了此人，臣不敢干涉过问。既然交给了法庭处理，臣就不敢曲法相从。”太宗又问道：“你只顾自己守法，就不怕令我失信吗？”戴胄回答说：“法是国家颁示天下的大信，言是陛下一时喜怒的发泄而已。陛下一时气忿而下令诛杀，过后又知罪不至死而付诸法庭，这是忍小忿而存大信的标志。现在如果又要顺忿而违信，我只能对陛下表示惋惜。”太宗这时才转怒为喜，对戴胄安慰说：“朕法有所失，卿能及时纠正，还有什么可忧虑的呢？”戴胄像这样犯颜执法的事例，还有很多。凡经他审判的案子，都公正准确，毫无冤滥。同年年底，戴胄又由大理少卿升任尚书左丞。
贞观二年，戴胄看到每年发生水旱灾害以后，国家都用正仓贮粮进行赈济，无仓之处，就要到有仓之州就食。因此，很多百姓颠沛流离，多致饥乏。他便向太宗上言说：“水旱灾害，即使在以前的圣明时代都是不可避免的。如今承隋末大乱以后，人烟稀少，每年百姓所纳租税，都装不满国家仓库。支付军饷官俸以后，所剩无几，如果遇有灾荒，国家将拿什么赈济百姓。所以，隋文帝曾在开皇年间下令，凡天下之人，都要按土地多少，缴纳粮食，贮存民间，名为社仓，故终隋文帝之世，百姓得以消除饥馑。到隋炀帝大业年间，国用不足，竟将社仓贮粮全充官费，延至后来，社仓遂徒有其名，无以支给。现在请自王公大臣以下，直至庶民百姓，凡有土地者，一律按亩征税，各于本地缴纳，立为义仓。若遇水旱灾害，当地州县，即可开仓赈济。”唐太宗当即表示同意，并令尚书户部进行讨论。最后决定：凡有土地之家，均按每亩二升纳粟，贮于州县，以备荒年。不久，关中地区连年荒旱，太宗下令义仓放粮，并允许无粮之地可到外州县就食。由于义仓存粮充足，所以逐粮户到达以后，都得到了妥善安置，人人自安，均无怨言。
当时，尚书左仆射萧瑀因事免官，右仆射封德彝已死，尚书令空缺。唐太宗对戴胄说：“尚书省是全国行政的首脑机关，如果一事有失，就会招致严重后果。现在该省事务全由你一人掌管，你一定不要辜负我的期望。”戴胄聪明机敏，达于政事，处断明速，大家一致认为从武德年间以来，左右丞称职的，只有戴胄一人而已。
贞观四年，升任宰相，并晋爵郡公。次年，唐太宗将派人修复洛阳宫，戴胄又上表进谏，太宗欣然同意，并说：“我与戴胄无骨肉之亲，但他能以忠直自励，体察国情，事关机要，无不奏闻。所进官爵，是他的忠诚所得。”贞观七年，病逝家中。
评： 马周才华横溢，机智多谋，能言善辩，但能官至宰相，位极人臣，是逢上了唐太宗这个求贤若渴，欲求天下大治的英主的缘故。而戴胄能公正执法，犯颜量刑，不阿权贵，不避国亲，这在“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的封建社会，更为难能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