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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 弼 （？—452） 源出鲜卑，祖居代地。古弼（一称“吐奚爱弼”或“吐奚弼”）自幼忠厚耿直，办事认真踏实，既勤于研读群书，又擅长骑射之术。入仕之初为猎郎，是为行围出猎时侍从君主的青年优秀骑射者，由贵族子弟中选任。古弼干得很出色，后来便转门下奏事，又以才思敏捷、刚正不阿而著称。魏明元帝对他十分欣赏，于是赐名为“笔”，义为其人如毛笔一般，“直”（刚直、正直）而有用。后来，又取“笔”之谐音，改名为“弼”，亦含“辅弼之材”的意思，足见器重。他主司西部，与刘洁等人一起处理机要事务。
在太武帝即位之后，古弼因功拜为立节将军，赐爵灵寿侯。征讨并州（约相当于今山西大部与内蒙古、河北的一部分）的叛胡之后，则进为侍中、吏部尚书，主掌南部奏事。神
三年（430）十一月，太武帝再次伐夏，古弼被拜为“安西将军”，随驾出征。魏军抵达平凉后，夏国的上谷公社于等人据城固守，太武帝命两年前俘获的夏主赫连昌赴城下招降，但是未能奏效。于是，再命古弼率军奔袭安定。当时的夏国君主赫连定正带领二万步、骑兵前来救援平凉，遂与古弼之军相遇于途中。
古弼见赫连定来势正猛，认为不宜立即与之作正面交锋，而应智取。于是，他伪装惧敌，故意示弱，连连撤退。赫连定却信以为真，马上率军趾高气扬地追杀而来。魏军则暗中埋伏了一支由游牧的高车人所组成的精锐骑兵，趁夏军不备之际突然杀出。夏军事出意外，仓促应战，顿时阵脚大乱，未几即被斩首数千级。赫连定见大势已去，便返身遁逃，登上鹑觚原，以残军结成方阵固守，从而被魏军团团包围。
古弼围困赫连定，断其水草，使其人马饥渴难忍，战斗力大为减弱。数日过后，赫连定引众突围，遭到魏武卫将军丘眷的迎头痛击，全军溃散，死者万余人，赫连定身负重伤，单骑脱逃。古弼则乘胜进击安定，夏国东平公乙斗弃城逃奔长安，于是安定归魏所有。此战的结果是魏军攻陷平凉，彻底征服夏国，是为太武帝的重要业绩之一，而古弼则为此业绩作出了不小的贡献。
氐族的杨氏世居于仇池（今甘肃成县仇池山一带），太延二年（436），氐王杨难当自称“大秦王”，随后慑于北魏的军威而表示臣服，魏廷也“羁縻”待之，以求西陲的安宁。太平真君二年（441）冬，杨难当大举南寇刘宋之境，宋廷遂于翌年五月派遣裴方明、刘道真等人分兵进击仇池氐，克其都城，扶植杨保炽为主，迫使杨难当逃奔北魏。
于是，魏廷以“为杨难当报仇”为借口，命安西将军古弼督陇右诸军，讨伐仇池。他与平西将军元齐在浊水之畔合击仇池的守将胡崇之，此人即是刘宋的秦州刺史。宋军不敌，胡崇之被生擒，其部下则逃归汉中。古弼便率军从祥郊山南进，与东道将皮豹子等共趋仇池。此时，宋将姜道祖退守狭亭。北魏诸将都认为狭亭易守难攻，山路过于险峻，又逢积雪深厚，军马难以行走，因此滞留不前。古弼则认为，宋军肯定也自恃狭亭易守，便会放松戒备，则魏军以奇兵击之，必能取胜。于是，古弼独自进军，派遣元齐、贺纯突袭狭亭，果然一举成功，姜道祖兵败南逃，仇池得以收复。
但是不久之后，氐人又推杨文德为主，并且兵围仇池。古弼调动上邽、高平、汧城等地驻军征讨，始解仇池之围，杨文德逃往汉川。当时，皮豹子督关中诸军攻克了下辨，听说仇池之围已解，便建议魏军撤还。然而古弼的考虑却更为周密，他对皮豹子说道：“我军的接连获胜，必然令氐人感到莫大的耻辱，所以很可能伺机报复。假若现在立即班师，一旦敌人来袭，便会难以抵挡。故而不如暂且留在这里，养精蓄锐，以逸待劳。依我之见，不出秋冬，南寇必来，那时交战，岂非稳操胜券？”魏太武帝嗣后听到此事，感慨地称赞道：“古弼所言，确是长久之策。看来要真正制服南秦，必须依赖古弼的谋划呀！”
鉴于古弼的功劳与能力，他被征为东宫四辅之一，与宜都王穆寿等人一起参与政事，辅佐太子，并因勤勉老练而再迁尚书令。古弼的可贵之处，不仅体现在他善于领兵打仗或者治政调度有方，更在于他敢于直言谏主，乃至不顾个人安危。
上谷郡的百姓上书朝廷，埋怨官方的苑囿占地过多，以至民间的农田减少，人民无田可耕，生活艰难。因此请求朝廷将苑囿的一半赐予穷人，充作民田。古弼阅后，立即入宫奏报，哪知太武帝正与给事中刘树弈棋，无意处理公务。古弼便在旁等候，但是等了许久，太武帝仍在专心致志地下棋。这可惹怒了古弼，他旋即走上前去，一把抓住刘树的头发，拖下椅子，一手揪住其耳朵，一手握拳殴击其背，并厉声骂道：“国家的政治之所以不好，都是你们这帮混蛋的罪过！”
太武帝见古弼如此暴怒，也吓得面容失色，连忙放下手中的棋子，自责道：“不理政事，是我的过错，刘树无罪，请放了他吧！”古弼这才罢手，并将上谷百姓的要求奏报圣上。太武帝被他的刚直所感动，便允其所奏，以救黎民。古弼在这之后，却主动认罪：“我在圣上面前如此放肆，确实有罪。”于是自去顶戴，请求有司治罪。太武帝急忙安慰他道：“你这是为国为民，何罪之有？从今以后，只要是利国利民之事，任你态度怎样粗暴，我也不会怪罪于你。”
又有一次，太武帝将赴河西地区大规模地狩猎，命古弼留守京师。他要求古弼提供大批强壮的马匹，供狩猎者用，但古弼却偏偏专挑瘦弱的。太武帝勃然大怒，破口大骂道：“这个尖头奴，竟敢与我作对！待我返京之后，非斩了此奴不可！”由于古弼头形较尖，故而帝有此辱骂。古弼的属下得知后，都吓得心惊胆战，唯恐日后被杀。
但是古弼却理直气壮地说道：“我给圣上劣马，仅仅不利于游猎，其罪尚小；但若不留骏马防备外敌入侵，则一旦有所闪失，便罪该万死了。如今北狄虎视眈眈，南虏尚未消灭，所以我一定要储备大量好马，以防万一。为了国家利益，我死又何妨！此事由我承担全部责任，与你们无关。”太武帝闻得此语后，深深赞叹道：“这样的大臣，真是国家的宝贝啊。”于是赐古弼衣一袭、马二匹、鹿十头，以示嘉奖。古弼的刚正不阿之名，也就更加远播四方。
太武帝于正平二年（452）二月被中常侍宗爱所弑，古弼未能声讨其罪，并在篡位的南安王拓跋余治下仍任司徒。未几，文成帝拓跋濬夺还政权，以古弼“施行巫蛊”的罪名而将他处死，民众都认为冤屈。
高 允 （390—487） 字伯恭，渤海（郡名，辖境约相当于今天津市及河北省、山东省的部分地区）人。其父亲高韬，年轻时就美名远扬，曾任后燕慕容垂的太尉从事中郎，在拓跋珪击破中山之后，则转仕于魏廷，出任宰相参军，可惜英年早逝。
父亲去世时，高允年纪尚幼，但是已经表现出超人一等之处，他器度不凡，聪慧异常，好学不倦，博通经史，兼及天文术数。当时崔玄伯见到他后赞叹道：“高家小儿，内怀珠玑，光彩外照，日后必成一代伟人。不过大器晚成，只恐怕我来不及看到了。”崔玄伯此语果然说中：当神
三年（430），太武帝之舅父，阳平王杜超为“征南大将军”镇邺之时，以高允为从事中郎，他已年过四十了。
杜超鉴于当时各州有许多案子悬而未决，遂命高允与吕熙等分赴各地，评决狱事。最终，吕熙诸人都因贪赃而遭法办，唯有高允一人因清廉而获嘉奖。于是，他旋即被拜为中书博士，选侍郎，以本官领卫大将军、乐安王拓跋范的从事中郎。高允嗣后相继跟随乐安王西镇长安，追随乐平王拓跋丕征讨凉州的沮渠氏政权，都建有出色的参谋功勋，因此颇得太武帝的赏识，赐爵“汶阳子”，加建武将军。其后又奉诏与崔浩一起撰写国史，以本官领著作郎。
高允又与侍郎公孙质、李虚、胡方回等人一起制定律令。太武帝和他讨论刑政，对其深入的剖析与独到的见解极感满意，于是问道：“依你之见，施政所及的万千事务中，哪一项最为重要？”
当时魏廷禁封了许多良田，而京师之中又颇多无业游民，高允力图改善这一局面，故而顺着圣上的问话答道：“我出身并不高贵，自幼接触到的多为蚕桑田耕之类，所以只能谈谈农事。古人云：方一里之地可以成田三顷七十亩，那么方百里之地就可成田三万七千顷。如若勤于耕作，每亩地可比正常情况多收三斗粮，怠惰一点，则少收三斗。由此看来，方百里之地的粮食增减数量，可以达到二百二十万斛。百里已经如此，那么以天下之大而论，则稍加重视，便能令民间与国家都储粮丰足，即使遭遇荒年、战乱，也可保无虞了。国泰民安，岂非是为政的第一要务？”
太武帝深以此语为然，立即下诏解除田禁，全部分给黎民。在天下感谢“皇恩”的欢呼声中，高允的名望也愈益提高了。高允的劝谏表现出他高度的机智和讲话的技巧，而他之成为名臣，不仅在于其机智，更在于其正直无私和实事求是。
辽东公翟墨子甚得太武帝的宠幸，在出使并州之时收受了一千匹丝帛的贿赂。其后受贿事发，翟墨子心慌意乱，便向高允求教：“待到圣上向我查询此事时，我是依实而告之呢，还是一味抵赖？”高允诚恳地答道：“阁下虽然犯罪，但本是圣上的宠臣，因此若主动交代，深表悔意，很可能会得到原谅。至于再加隐瞒，则罪上加罪，千万不可如此！”
翟墨子对于此言却将信将疑，便又去征询中书侍郎崔览、公孙质的意见，二人劝道：“受贿之罪不小，你若承认，岂不是自投罗网，更遭重处？还是抵赖为好。”翟墨子遂恨恨地说道：“想不到高允要骗我陷入死地！”于是见到圣上后百般狡辩，一味抵赖。太武帝见他如此大胆地欺君罔上，便大发雷霆，竟下令处死。翟墨子这才体会到高允与人为善、悲天悯人之心，然而为时已晚。
在崔浩撰写国史案一事上，高允更表现出令人敬佩的高风亮节。崔浩主持修撰拓跋魏的《国记》，坚信太武帝“一切按事实撰写”的指示乃是真心之言，便不加掩饰地将拓跋王室的善恶并书，又采纳著作令闵湛、郗标的建议，将国史刻在石碑上，树立郊坛之东。高允也参与了修撰之事，得知此事后悲叹道：“唉，崔浩此举必将殃及九族，而我辈也难逃杀身之祸了！”
果然，《国记》石碑一立，拓跋王室不愿为人所知的“隐私”全都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北魏贵族人员个个恼怒异常，太武帝也觉脸面无光，于是下令追究崔浩及其他参与者的罪责。高允也在被追究之列。由于高允当时奉旨为皇太子拓跋晃讲解经文，颇获太子好感，因此太子主动为他缓解罪责。太子带他进宫，吩咐道：“我先入内面见父皇，为你说情，你稍后可视我眼色，见机行事。”拓跋晃遂向太武帝讨情，说高允本就小心谨慎，并未撰写有损王族之事，只是地位低下，不能不听从崔浩的安排，故而如今应该赦其死罪。
太武帝便召入高允，问道：“《国记》是否都是崔浩所撰？”高允答道：“其中的《太祖记》是邓渊所写；《先帝记》与《今记》则是我与崔浩共同撰写。但是实际上我写得较多，崔浩只是提纲挈领，略加删改而已。”太武帝闻言大怒，责问太子道：“你怎么说他无罪？现在看来，他的罪责比崔浩还大，焉能不死？”太子连忙辩解道：“高允是吓昏了，在胡言乱语，他此前明明说都是崔浩写的呀！”一边说，一边不断对高允使眼色。
太武帝于是再问：“太子所说的是实话吗？”哪料高允答道：“臣确实罪该万死，故而不敢欺骗陛下。太子由于可怜我，所以想方设法救我一命。他其实并未问过我，我也不曾说过《国史》都是崔浩所写，这是实情，我不敢谎称精神错乱。”太武帝不禁为他这种诚实态度所感动，赞叹道：“人人珍惜生命，而高允竟能至死而不说谎、不欺君，真是个忠信之臣，确实应该赦免而作为朝野的榜样。”
太武帝接着命高允起草一份诏书，将崔浩及其僚属，下至僮吏，共计一百二十八人都处以“诛五族”之罪。但是高允却迟迟不肯动笔，太武帝催之再三，他便说道：“崔浩如果有别的罪行，则另当别论；但若仅因直书而犯上，那么还不至于遭此重刑。”太武帝闻言大怒，又要处死高允。经太子劝谏，方始息怒，感慨地说道：“要不是这个人冒着生命危险违抗圣旨，那么又要多死几千个人了！”于是除主犯崔浩外，其他人的家属都予以赦免。
事后，太子埋怨高允道：“人都应该知晓好歹，我拼命为你开脱，怎么你自己反而一再激怒圣上，硬往死路上走？”高允解释道：“记史之目的，便是作为将来的劝诫。崔浩虽然有的地方过分了一些，但是谈及君王善恶、国家得失之处，大体上并无不妥。我与他同参其事，按理应该荣辱与共，同生共死。对于殿下的好意，我万分感激，但是苟且偷生，却非我的本愿，敬请能够谅解。”闻听此言，太子耸然动容，赞叹不已；而高允的美誉则更传遍天下。
太子拓跋晃先于太武帝去世（451），高允感其恩德而悲痛异常。嗣后即辅佐文成帝拓跋濬，即拓跋晃之长子，依然尽忠直谏。例如，劝文成帝不要大起宫室，以免耗费民力民财；又劝他移风易俗，吸收采纳古代中原的风俗礼仪，以教化百姓。凡此种种建议，文成帝大多接受，对他礼敬甚重。有时候，即使高允当面指责过错，言辞十分激烈，文成帝也至多命人扶他出去，而不加罪。他常对群臣说道：“高允乃是真忠臣，我有过失，他总是当面指出，不加掩饰。而你们侍候左右，却始终不进一句逆耳之言，倒是乘我高兴之时乞讨官职。难道不觉得惭愧吗？”
高允尽管受到帝君如此的宠爱，获得极高的政治地位，家中却清贫无比，只有草屋数间，布衣粗食而已，诸子常常亲自入山打柴，以供家用。这使文成帝极为感动，得知此事后，立即赐帛五百匹、粟千斛，并拜其长子高忱为绥远将军、长乐太守。对于高允本人则更为尊重，不呼其名，而称“令公”，他遂以“令公”之号著称。
继文成帝之后，是为献文帝。高允仍然受到重用，参决朝廷要政。高允建议在郡国设立学校，置博士、助教、生员，即被采纳，于是中原地区在数百年之后，复立郡学。他历任太常、中书监、散骑常侍等职，后又晋爵“咸阳公”，加“镇东将军”。太和二年（478），高允已年近九十，请求告老还乡，但是孝文帝依旧不同意，拜为“镇军大将军”，领中书监。直至太和十一年（487）正月才无疾而终，享年九十八岁。赐侍中、司空。
源 贺 （407—479） 本姓“秃发”，名“破羌”，系出鲜卑族的秃发部，其父秃发傉檀乃是南凉的第三代统治者，自称“河西王”。明元帝神瑞元年（414），乞伏炽磐击破其国，秃发傉檀被迫归降炽磐的西秦政权，其幼子秃发破羌便逃奔北魏。秃发破羌相貌堂堂，机智敏捷，并长于武功。魏太武帝继位之后，慕其名声而召来相见。晤谈之下，十分喜爱，于是赐爵“平西侯”，加龙骧将军，并且对他说道：“你我源流相同，最初均出自鲜卑，只是后世才分别姓氏，所以你如今可以姓‘源’。”其后又嫌其名字不好，说道：“凡是题名，都应该名实相符，不可胡来。因此你不如将‘破羌’改成了‘贺’。”于是，遂有“源贺”之称。
源贺感激太武帝的提拔，事事尽心竭力，在讨伐叛胡白龙以及吐京胡等战役中，都能率先冲锋陷阵，奋勇杀敌，故而进号“平西将军”。太延五年（439）秋，太武帝调发大军，征讨沮渠氏的北凉政权，以源贺充任向导。太武帝向源贺征询夺取凉州的方略，源贺答道：“沮渠氏都城姑臧的附近有四部鲜卑，而他们早先都是我父、祖的臣民。因此让我在大军抵达之前，先向他们晓以利害，示以祸福，使之自动归降。这样一来，沮渠氏外援既绝，只剩姑臧一座孤城，我军再夺取它，岂非易如反掌？”
太武帝听后，连连称善，于是派遣源贺率领精锐骑兵，先赴各部招降，居然有三万多家来归，并获牲畜十余万头。随后，北魏大军围困姑臧，由于此城已经孤立无援，沮渠牧犍只得率其文武百官，共计五千人出城投降。太武帝能够比较轻松地征服北凉，源贺的功劳不小，因此他旋即升迁“征西将军”，进号“平西公”。在其后数次征战中再立新功后，源贺被拜为殿中尚书。
中常侍宗爱品格卑下，贪赃枉法，后被太子拓跋晃察觉，心中恐惧，便恶人先告状，罗织太子属下仇尼道盛、任平城等人之罪。太武帝并未深察，遂处死仇尼道盛等，皇太子因此忧郁成疾，乃至一命呜呼。太武帝这才发现似乎是宗爱在暗中捣鬼。宗爱怕皇上怪罪自己，竟于正平二年（452）二月甲寅日杀死太武帝，迎立平素与他交好的南安王拓跋余为帝，而自己则任大司马、大将军、太师、都督中外诸军事，领中秘书，封冯翊王，权倾内外，肆意胡为。不料拓跋余怕宗爱权势过大，不利于己，便设法削弱之。宗爱于是再一次“先下手为强”，在当年十月丙午日之夜，乘拓跋余祭庙之机，命人暗杀了他。
羽林郎中刘尼得知此事，迅速密报殿中尚书源贺。源贺便立即与南部尚书陆丽商议道：“宗爱刚刚立了南安王，却又将他杀了。如今不欲拥戴皇孙拓跋濬，篡逆之心已暴露无遗，所以匡定社稷的大事，只有依靠我们了。”源贺遂与尚书长孙渴侯率领禁军，严密守卫皇宫；另一方面，则由刘尼与陆丽飞骑赶赴鹿苑，将皇孙抱上坐骑，返回平城。一切安排妥当，源贺等便当众宣布宗爱的弑君大罪，以及皇孙即位的消息。群臣齐呼万岁，拓跋濬遂登基而为文成帝。
一场关系到皇朝兴废与社会安危的动乱，由于源贺的忠心和果断，被消弭在萌芽状态，他因此转“征北将军”，加给事中，晋爵“平西王”。文成帝举行登基仪式，大赐百官，对源贺说道：“我今天要大赏好人，你可随意拿取赏物，切莫客气。”源贺却再三推让，最后只挑了一匹战马。
源贺既有拥戴之功，对于文成帝便有了相当的影响力。他则利用这种影响力，提出不少建议。例如，当时量刑过重，尤其是死刑。他认为，家长有“谋反”之类的罪行，但十三岁以下的子女并不懂事，故可赦其死罪，只没入官府。又，有些人虽然犯了死罪，但除了真正大逆不道、杀人无数的凶手外，他如受贿、盗窃等，均可赦其一命，改为戍边。这样，既使罪犯有悔过的机会，又增加了国家的边防力量。
文成帝对此都欣然予以采纳，并对群臣说道：“源贺劝我赦免各种死刑，改为谪戍边境。自从实施以来，每年挽救的人命为数甚多，国家与社会也得益匪浅。希望你们都以他为楷模，尽心效忠于国，那么还怕天下不能大治么？”
源贺当时出任翼州刺史，封“陇西王”。他轻徭薄赋，理狱清明，受到百姓的一致好评。然而，奸邪之徒则对他恨之入骨。武邑郡有个恶棍石华诬告源贺，说他与一个名叫道可的佛僧密谋造反。有司奏报后，文成帝却绝不相信，他说道：“源贺一向忠心事国，我可以担保他决计不会有这等事！”随后又命人认真审问石华，仔细调查实情，果然纯属诬告。遂发诏源贺，要他不必顾忌，依然尽忠报国。在此后朝廷对各级官员的考核中，源贺荣登榜首。
源贺在州七年，政声极佳。后来返京拜为太尉，并又曾督军屯驻漠南，以御北狄。文成帝之后，源贺又历献文帝、孝文帝诸朝，屡次请求告老还乡而不可得，成为朝廷中极有权威的元老之一。太和三年（479）九月庚申日，源贺去世，享年七十三岁。
尉 元
（413—493） 字苟仁，祖居代地，世为豪族。其父名“目斤”，以骁勇善战、长于谋略而闻名远近。北魏明元帝泰常年间，尉目斤为前将军，一起参与征讨虎牢之战，建有很大军功，遂被拜为中山太守。尉元禀承家风，亦以擅长骑射著称于世，因此在太武帝神
年间（428—431）出任虎贲中郎将，后转羽林中郎。他办事认真、勤勉，颇得皇上的赏识，不久后又迁驾部给事中，赐爵“富城男”，加“宁远将军”。至文成帝和平年间（460—465），尉元迁北部尚书，加散骑常侍，晋爵“太昌侯”，拜“冠军将军”。
和平六年（465），南朝刘宋发生内乱，诸王争权。徐州刺史薛安都在内战中曾依附晋安王刘子勋，而晋安王被宋明帝刘彧击败后，薛安都则再向宋明帝的朝廷归降。然而，宋明帝认为南方已经平定，此时应该向淮北示威，因此不顾许多大臣的劝谏，命张永、沈攸之率领五万大军“迎接”薛安都来降。此举果然令薛安都十分疑惧，遂转而依附于魏，以其子充任质子，请求魏廷救援。
于是，刚于去年即位的献文帝拓跋弘在天安元年（466）任命尉元为使持节、都督东道诸军事、镇南大将军、博陵公，与镇东将军孔伯恭等一起帅兵东援。十一月，尉元军抵瑕丘，刘宋的兖州刺史毕众敬投降，魏军长驱直进。
张永、沈攸之进逼彭城（今江苏徐州），屯军于下磕，并分遣王穆之率兵五千在武原守卫辎重，谢善居领卒二千守吕梁，张引领卒二千守茱萸，督运军粮。尉元则入彭城，按圣旨授予薛安都“徐州刺史”之职，并由孔伯恭率二千精兵驻彭城安抚各方。尉元深知其时外有宋军逼临，内则新降的各路人马未必真心归顺，因此必须迅速破敌，否则形势将会逆转。
他一方面命薛安都、李璨等人固守彭城，另一方面则亲自率领精锐骑兵，奔袭吕梁，以断宋军粮运。谢善居兵败，逃往茱萸，又与张引再弃城，逃往武原。尉元乘胜追击，斩首八百余级，接着便围困武原，日夜攻打。未几，尉元击破武原守将王穆之的外营，杀伤大半，夺得宋军辎重五百多车，转而供应己方的彭城守军。在此之后，尉元故意稍稍收缩兵力，网开一面，让王穆之突围而出。
王穆之果然率领残军逃奔张永据守的下磕。尉元一路追击宋军，不仅大有斩获，更重要的是迫使逃军将沮丧的士气带到了下磕。他乘着己方旺盛的斗志，猛烈攻打南门。宋军已无心抵御，张永乘着夜色弃城遁逃，尉元与孔伯恭、薛安都分道追击。恰在此时天降大雪，泗水河面结冰，张永于是丢弃舟船，改行陆路。一时间饥寒交迫，士卒冻死无数，幸存者中也极多冻掉手足者。尉元预测到了张永的必走之路，便率军在半途拦截，结果形成南北夹击之势，大破宋军于吕梁山之东，杀死数万人，陈尸六十里。主将张永手指冻堕，与沈攸之落荒而逃。
经此一战，刘宋的“都督梁、南、北秦三州诸军事，梁、秦二州刺史，宁朔将军，益阳县开国侯”垣恭祖被生擒，“龙骧将军，羽林监”沈承伯等人也被活捉，魏军收缴的车船辎重等物更是不计其数，当然，归降北魏的高级官员也为数众多。刘宋的淮北四州及豫州淮西之地，因此纳入了北魏的版图。此战尉元居功至伟，但是他接着考虑的便是如何使经过战乱的百姓尽快恢复安定的生活，以及如何尽快巩固魏廷对这些地区的统治，从而采取了不少具体措施。
皇兴元年（467）五月，宋廷再遣沈攸之等领兵数万，进击彭城。尉元则命孔伯恭以一万人马拒战，并将前次交战时俘虏的缺手少足的刘宋士卒送还，以动摇其军心。此战的结果，仍是宋军大败，主将沈攸之、吴喜公只身脱逃。尉元乘机向宋军诸将晓喻利害，致令宿豫、淮阳等城池都不战而降。于是，尉元进而都督徐、南、北兖州诸军事，拜为镇东大将军、开府、徐州刺史、淮阳公、持节、散骑常侍、尚书，成为北魏政权中的主要军事统帅之一。
魏孝文帝延兴三年（473），即位不久的刘宋后废帝派遣萧顺之等率军三万，入寇淮北诸城。尉元立即分兵数路，予以迎头痛击，使之仓皇撤退，保持了境内的安宁。尉元的辖境内之所以比较安定，不仅得益于他对付外敌或内乱时强有力的武力打击，更有赖于他对百姓的真正关心。例如，他曾上表朝廷，竭力推荐淮阳郡上党县令韩念祖，因为韩念祖刚上任时，几无百姓归顺，但是经过耐心的说服，诚心的抚慰，终于使愿意依附的户数大增。尉元认为，这种爱民如子的好官便应加以重用。孝文帝当然采纳了他的建议，而尉元诸如此类的推荐则很多，显示了他是以“爱民”作为首要的治政原则。
太和元年（477），尉元被征为内都大官，随后又出为使持节、镇西大将军、开府、统万镇都将，同样获得西北边区的各族居民的一致好评。太和三年，正式晋爵“淮阳王”，并特许上朝时使用拐杖。就在当年，南朝萧道成取代刘氏，建立南齐政权。嗣后，萧齐派遣了很多间谍，煽动北魏东南境内的新归附百姓，于是战乱频生。由于尉元在该地区威名素著，故而被征为使持节、侍中、都督南征诸军事、征西大将军、大都将等，总率诸军镇抚之。尉元不负朝廷所望，不久便使得东南境内重归和平与安宁。由于此功，他再入朝为侍中、都曹尚书，迁尚书令；至太和十三年（489），则进位司徒。
太和十七年（493）七月，尉元病重，孝文帝亲自前往其府上探视，显示了极大的尊崇。八月，尉元去世，享寿八十一岁，谥曰“景桓公”。
评： 古弼固然有股浩然正气，宁可冒丢官乃至被杀的极大风险，也要劝谏皇上，然而，若无太武帝的通情达理、豁达大度，不要说古弼利国利民的措施难以实行，即使他死一万次也无济于事。因此，太武帝对待古弼的“迁就”态度，也确实难能可贵，足以载入青史，流芳百世，堪为后世人君的楷模。相比之下，继承的文成帝则有欠度量，他不满于古弼的政治立场，便借故将他处死。看来，作为最高统治者要能虚怀若谷，耐心听取“逆耳之言”，却也并非易事。
高允历事四帝，出入三省，竟能保持五十余年始终见重于朝廷，其“秘诀”何在？他尽忠奉国，不事谄谀，诚以待人，不谋私利，恐怕这正是高允成功的根本所在。想当初《国记》一案中，高允甚至不愿为了保全性命而说一句谎话，他说道：“我曾指点翟墨子必须从实认罪，所以后来自己也不能撒谎，否则就对不起死去的翟墨子。”高允作为国家重臣，以身作则，严于律己，由此可见一斑。后世那些口是心非、瞒上欺下的大小官吏，与千百年前的高允相比，岂不应该愧死？！
源贺虽然出身“夷狄”，并似乎以杀敌立功而起家，但他决非“一介武夫”，更不是见利忘义之徒。他因本国破亡而投奔北魏，蒙太武帝重用，尽心效忠于拓跋氏，历经四朝，数次鼎力匡扶社稷。他关心黎民，谨于修身，也善于治家：在晚年特意敕令诸子，要勤勉事国，清廉公正。现代“文明社会”中的诸多为官者，与源贺相比，有几何差距？
尉元经历拓跋氏四朝君主，都受到了帝皇的青睐、百姓的赞美。他从刘宋手中夺得大片领土，不但得以长期控制，更令境内百姓心悦诚服。这一巨大成功，绝非仅仅依靠强大的军事力量便能获得，更主要的是，必须真正关心民众，在夺取其地的同时，更获取其民之心。这一道理看似简单，但是古今中外能切实做到这点的统治者，却并不多见。故而尉元能够一枝独秀，名垂青史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