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崔 浩 （？—450） 字伯渊，清河人，其父亲即是辅佐北魏道武帝、明元帝二朝的白马公崔玄伯，因此崔浩可谓家学渊源。他自幼好学不倦，博览群书，三教九流、百家之说，均有涉猎，并且精研其中义理，当时无人能出其右。崔浩在二十岁时为直郎，天兴年间（398—403）给事秘书，转著作郎。道武帝将他作为亲信之一，令其经常相伴。而崔浩也勤勉异常，即使道武帝晚年往往无端加罪于左右时，他仍侍候不怠，有时乃至终日不归。道武帝对他甚为赏识，颇多褒奖。
明元帝即位后，崔浩被拜为博士祭酒，赐爵“武成子”，时常与明元帝谈论经书，并参与军国大事。由于所论剖析合理，所谋频见奇效，故而深获明元帝的宠信。
神瑞二年（415），北魏境内发生严重自然灾害，粮食歉收，百姓饥馑。太史令王亮、苏垣等大臣建议将首都从平城迁至邺城，以应所谓的“谶言”。但是崔浩则力排众议，他与特进周澹一起劝谏明元帝道：“如今假若南迁邺城，虽然可救今年之饥，但是并非长久之计。居民徙往异乡客地，水土不服，必多死伤。四方强邻闻讯，难免乘虚入侵，尤其是柔然之类，很可能大举南寇，则云中、平城等地便很危急，而南方的邺都与其相隔千里，无法及时救援，岂非损失惨重？另一方面，假如仍居北方，既能设置坚固的北边屏障，抵御外敌，又能随时轻骑南下，威慑山东的乱民，这才是制服诸夏的长久之策。至于目前粮食匮乏，则可令最贫穷的百姓，先赴其他各地，待来年收成好转，再返原地。但是首都却千万不能南迁。”明元帝认为此议相当有理，深合他的心意，故而欣然采纳。由于效果良好，崔浩、周澹二人获得厚赏。
泰常元年（416），东晋派刘裕讨伐姚泓的后秦政权，要求北魏允许东晋的水军借用其黄河水道。北魏的满朝公卿大臣都认为东晋伐秦很可能只是一种掩饰，其真正目的乃是旨在图魏。因此，不如对晋军先加阻遏，不让其水师入境。明元帝也赞成此议，行将实施。但是，崔浩却认为这种做法绝非上策。他仔细分析形势，指出东晋确实是想趁后秦内乱之机而一举歼灭之，因此魏军若阻挡其西进之路，晋军必会迁怒于我，以至北上寇魏。所以，最妙之策，莫若让晋师西入，然后再断其东归之路。若刘裕胜了，魏便有借道之恩；若姚泓胜了，魏也有救助邻国之功。这就是古人所谓的“卞庄刺虎”，一举而两得。
尽管此说十分有理，但是明元帝最终仍然没有采纳崔浩的建议，而是派遣长孙嵩发兵阻挡刘裕之军，结果战场失利，损兵折将。明元帝这才万分懊悔，深恨未用崔浩之计。诸如用崔之计则获利，不用崔之计则失利的例子为数甚多，崔浩的名声逐步传遍朝野。
太武帝即位之后，也知道崔浩甚有才能，所以一旦遇有疑难之事，便常常召他前来询问。随后，崔浩则晋爵“东郡公”，拜太常卿。始光三年（426），太武帝召集朝臣们问道：“我如今意欲对外用兵，你们认为是先伐赫连氏的夏国呢，还是先击北方的柔然？”长孙嵩、长孙翰、奚斤等人的意见全都一致，他们说道：“赫连氏定居一方，实力不强，目前未足为患。因此可以先伐柔然，若能搜寻到这些游牧民，便可以大获牲畜、奴隶；即使被他们脱逃，也可在阴山地区大猎一番，用禽兽等物充作军需。”
崔浩则独持反对意见，他分析道：“柔然作为游牧人，擅长骑术，来去迅速。我方若以大军追逐，很难赶上他们；若以轻骑追逐，交战时却又嫌力量过于单薄，难免会遭败绩。然而赫连氏的夏政权，却占地不过千里，又兼官吏腐败，刑罚苛严，百姓怨声载道。对于这种众叛亲离的政权，我军若再予以重击，便如摧枯拉朽，几乎胜券在握。”太武帝对于此议甚为赞同，遂积极准备伐夏。
数月后，太武帝听说夏主赫连勃勃死后，其诸子争权夺利，国内政局不稳，便欲大举征夏。长孙嵩等人以为不可：“我方大军进讨，夏军若避我锋锐，婴城固守，以逸待劳，则我军恐会长期滞留夏境，劳而无功。另一方面，北方的柔然却完全可能乘虚入寇，大魏岂非危急？”崔浩则再次坚持认为，伐夏之战可行。他为了说服太武帝，更用“星象”作为佐证，说明“利以西伐”。由于崔浩在明元帝时期就以“灵验”异常的占筮著称于世，因此太武帝对于此说十分相信，当即痛斥长孙嵩，并命司空奚斤率四万五千人袭击蒲坂，自己亲率大军进击夏国都城。此战结果，魏军大获全胜，太武帝遂对崔浩之言更为相信。
神
二年（429），太武帝打算北征柔然，又遭许多公卿大臣的反对，他们的理由是：当年为己巳年，属于“三阴之岁”，“太白在西方”，故而不能举兵，否则必定失败。这番话说得太武帝犹豫不决起来，于是召来崔浩，请他谈谈看法。
崔浩首先也作了一番有关“五行生克”的高论，认为北伐柔然完全可行；其次，针对张渊等人所谓“得柔然之地不可耕而食，得柔然之民不可臣而使，何必徒劳士马”的论调，反驳道：“柔然本是背叛大魏的奴隶，如今诛杀其为恶的首领，收服其良善的民众，恢复他们从前对大魏的劳役与贡赋，怎能说其民无用呢？漠北高原，水草丰美，可以用作牧场，怎能说其地无用呢？柔然多年以来，频繁入寇我国，闹得百姓家破人亡、朝廷鸡犬不宁，难道还不应乘虚进击，永远清除这一祸害吗？”
其后，崔浩又驳斥了有人提出的“如若大魏北伐，江南刘宋乘机北寇，如之奈何”的诘难。他口若悬河，舌战群臣，终于令太武帝彻底消除了疑虑，决计大举讨伐柔然。这场征战，果真取得了关键性的胜利。柔然主力溃散，雄主大檀可汗去世，继承者被迫与魏通好。事实又一次证明了崔浩的非凡见识。
太武帝因此对崔浩的宠爱程度与日俱增，为奖赏其谋略之功，加侍中、特进、抚军大将军、左光禄大夫等，并且允许他经常出入内室，随时垂询。他曾诚恳地对崔浩说道：“你才智渊博，历事我的祖父与父亲，尽忠三世，因此我对你特别看重。希望你凡有所思，直言相告，助我治世。我有时脾气不好，也许不能采纳你的建议，但是过后静思，却总觉得你说得很有道理。”
他还曾指着崔浩，对新归降的高车酋帅们说道：“你们别看此人纤弱不堪，手无缚鸡之力，但是他胸中所怀，却远远胜过甲兵。当我征战前犹豫不决之时，都是他使我下定决心，而结果总是大获全胜。这都是他的功劳啊！”太武帝给予崔浩的更高荣誉是，他曾召集众尚书，下令道：“日后凡属军国大计，你们不能决定的，都应先征询崔浩的意见，然后再可施行。”
其后太武帝于太延五年（439）征讨沮渠牧犍的北凉政权之举，也是在崔浩力排众议之后才得以实施，并且最终击灭之。所有这些功绩都使太武帝对崔浩表示更多的宠信，也使崔浩的作为更无所顾忌，以至他在负责撰写国史时，竟真的听信太武帝“务从实录”的指示，禀笔直书，并刻石立于大道旁。这样一来，北魏皇室拓跋氏前世的种种秘史，也就公诸于世了。于是，崔浩最终以“暴扬国恶”的罪名，被处株连九族的极刑。临刑之前，并被卫士数十人溲其身上，受尽侮辱而死。
李 顺 （？—442） 字德正，赵郡（辖境相当于今河北赵县、元氏、高邑、柏乡等地）平棘人。其父李系，曾任后燕慕容垂时期的散骑侍郎、东武城守令，颇以能干而闻名；至魏道武帝定鼎中原，则出任平棘令；卒后赠宁朔将军、赵郡太守、平棘男。李顺得自家教，故博通经史，富有才学，因其善于策划谋算而著称于世。至明元帝神瑞年间（414—415），李顺为中书博士，又转中书侍郎。太武帝始光（424—427）初，他由于在征讨柔然一役中筹略有功，被拜为后军将军，赐爵“平棘子”，加奋威将军。
李顺与太武帝特别宠信的太常卿崔浩有着双重姻亲关系：崔浩的弟弟娶李顺的妹妹，崔浩的侄儿又娶李顺的女儿。崔、李二人虽然有密切的亲谊，且又同朝为官，但是相互间的关系并不十分融洽——各自轻视对方。因此，当始光三年（426）太武帝决定征讨赫连昌的夏政权，意欲委任李顺总督前锋部队时，崔浩便坚持异议，声称自己正因为与李顺有姻亲关系，故而深知他的为人，不可委以专断的重任，李顺遂未获得此项任命。但他在嗣后的征夏诸战役中，却表现出卓越的见识与谋略，所以相继拜左军将军、前将军、给事黄门侍郎，待到彻底讨平赫连氏的夏政权后，更是迁升散骑常侍，晋爵为侯，加征虏将军，迁四部尚书，甚获太武帝的信任。
神
四年（431）八月，北凉主沮渠蒙逊遣儿子沮渠安周入朝北魏，充作质子，表达了归附的诚意。太武帝为了表示礼仪规格之高，特意以“朝廷重臣”李顺为太常卿，作为专使前赴河西。李顺对于这项使命完成得相当出色，故而在翌年冬天又奉使赴凉。
当时的沮渠蒙逊其实颇不甘心于向魏俯首称臣，因此找了个托辞，派遣中兵校郎杨定归对李顺说道：“主上年迈多病，这几天又旧疾复发，腰脚不便，难以拜见大魏使臣，且请宽限三五天，待病稍愈，再行相见。”李顺明知这是沮渠蒙逊的借口，便说道：“你家王爷年老体衰，并非始自今日，怎能忽然不执臣礼，不见上国大使呢？”
沮渠蒙逊无奈，只得于次日请李顺宣诏。李顺来到庭中，见沮渠蒙逊竟然端坐案前，毫无起立迎拜之状，于是大声呵斥道：“想不到你这老头如此无礼，连家破国亡迫在眼前也不知道！看来你魂魄已散，那我见你更有何用？”说毕，转身便走。蒙逊见状，赶紧命人追还李顺，但是仍辩解道：“我确实由于患病体弱，并听说朝廷有‘不拜之诏’的惯例，因此才敢不起身迎拜太常的呀。”
李顺厉声驳斥道：“当初周王赐齐桓公祭肉时，清楚吩咐‘伯舅无下拜’，但是身为九合诸侯的齐桓公，尚且遵守臣节，降而拜受。你现在的功勋和地位，难道及得上齐桓公吗？居然妄自尊大到如此地步，岂不是故意惹祸么！假若朝廷因此震怒，发兵征讨，你可就后悔莫及了。”沮渠蒙逊至此方始产生惧意，连忙向李顺谢罪，拜伏尽礼。施礼之后，李顺又充分发挥其辩才，反复强调魏廷之所以南征北战，只是为了铲除暴虐，安抚黎民，欲令“仁政”遍布天下，而决非穷兵黩武，恃力逞凶。这些宏论虽然并未令沮渠蒙逊心悦诚服，但至少使他在表面上无言以对。
李顺回国之后，太武帝问及他与沮渠蒙逊的对答之辞，以及北凉国内的治政得失、军情虚实，李顺分析道：“沮渠蒙逊统治河西三十年，在当地已有一定威信，他本人也略有才干，故而终其之世，凉国可保无虞。但是，他前年便曾答应将西域高僧昙无谶送来朝廷，等到我去迎接时，他却又反悔了。这种出尔反尔、不忠不信之人，显然不可能再传子传孙了。”太武帝便问道：“那么依你之见，沮渠蒙逊死后，凉国便会在其儿子手中灭亡？”
李顺答道：“我见过蒙逊的儿子们，均非杰出人才。只有今为敦煌太守的沮渠牧犍，稍有器度，日后必定由他继承父位。但是与其父相比，也稍逊一筹，看来成不了大事。所以这是上天有意帮助陛下您哪！”太武帝听得此言，松了一口气，说道：“依此观之，沮渠氏目前尚不足为患，那我可以先经营东方，待三五年后再行西顾，尚不为迟。”
延和二年（433），沮渠蒙逊病卒，沮渠牧犍即“河西王”位。魏太武帝闻讯后十分高兴，对李顺说道：“现在看来，一切都如你所预料。那么我之征服凉州，也就为时不远了。”当即赐李顺绢一千匹、御马一乘，进号“安西将军”，恩宠更胜从前，让他更多地参与大小政务。这对于同样备受圣上青睐的崔浩来说，难免有点酸溜溜的感觉。
李顺在这段时期内确实春风得意，作为太武帝亲宠的特使，频繁往来于凉州，竟达十二次之多。随着交往的增多，李顺与沮渠蒙逊的关系也就逐步密切起来。蒙逊为了让李顺在太武帝面前多说好话，便贿送大量金银财宝，而李顺也就“得人钱财，与人消灾”，竟然将沮渠氏不利于魏廷的活动隐匿不报。此事被崔浩得知，遂暗暗地向太武帝禀报，然而太武帝并不相信。
太延三年（437），李顺再次出使凉州，当时的北凉已由沮渠牧犍掌权。李顺返回中原后，太武帝对他说道：“当初我曾与你密商吞并凉地之计，由于频年东伐，无暇西顾，因此耽搁至今。现在北燕已被击灭，再无后顾之忧，于是打算缮甲治兵，出征河西。你多年来频繁出使凉州，想必对其虚实已经洞若观火。那么依你之见，我这次出师可能成功？”李顺却答道：“我以前分析的形势，确实如此。但是今天我朝的黎民却尚未得到充分的休养生息，故不宜立即开启新的战端，劳民伤财，而应该再等些时日。”太武帝觉得李顺言之有理，便暂时放弃了征凉的计划。
太延五年（439），太武帝再次讨论伐凉之事，崔浩竭力主张出战，认为沮渠牧犍“逆心已露，不可不诛”。但是，弘农王奚斤等三十余人均反对此举，李顺则是最坚定的反对者之一，他说道：“凉地从温圉水以西到姑臧，遍地都是枯石，绝无水草，姑臧的居民都使用城南天梯山的积雪所化之水，一旦得知魏军到来，必然决开水渠，令水断绝。那么，我军肯定人马饥渴，难以久留，岂不是必败无疑么？”
崔浩据《汉书·地理志》所载凉州畜牧兴旺之语反驳道，既然畜牧丰饶，则必定水草旺盛；再说，古人也不可能在绝无水草之地建立城郭，设置郡县。李顺强辩道：“耳闻不如目见。我曾经亲眼所见，难道没有你了解得清楚？”崔浩则破口骂道：“你收受沮渠氏的贿赂，为他们游说。我不曾亲见凉州情况，你就能肆意欺骗圣上了吗？！”太武帝隐隐听到崔、李二人的争吵声，便大致猜到了事情的真相，于是果断地下令征讨凉州。
当年九月，魏军击灭北凉，沮渠牧犍面缚请降。太武帝见到姑臧城外水草丰饶，便十分恼恨李顺，对崔浩说道：“你以前揭发李顺受贿之事果然不假！”李顺因此失宠。而他又偏偏不思改悔，竟于太平真君三年（442）奉旨赏赐群臣时再次受贿，品评不公，以至被人告发。于是，太武帝大为震怒，两罪俱发，指责李顺不但卖官鬻爵，而且包庇沮渠氏，欺君误国，遂将他处死于城西。
奚 斤 （369—448） 其姓“奚”（一作“达奚”），源出鲜卑，祖籍代（相当于今山西外长城以南的大同市、左云县等地），世代为牧马之官。其父奚箪，事北魏奠基之君道武帝的祖父什翼犍，相当勤勉，因此甚获宠爱。
当时代国有匹宝马，称为“
骝”，有一天夜里忽然失踪，遍觅而不得。后来才得知是南部大人刘库仁将它偷了去，秘密地收养着。奚箪闻讯后便飞骑前去索取，哪知刘库仁非但不还，更对奚箪动武。奚箪奋起反击，将刘库仁头发扯落，并伤其一乳。后来，前秦雄主苻坚灭代国，命刘库仁与卫辰分领旧地。奚箪便带着全家逃亡民间，在刘库仁的一再追逼之下，奚箪一家遂西奔卫辰部，直到拓跋珪征服卫辰部后，方始再次成为拓跋王族之臣。
奚斤为人十分机敏，见识不凡，也很有军事才干。拓跋珪建国之初，他与长孙肥等人一起统帅禁军，后来则出任侍郎，追随于拓跋珪的左右。登国十年（395），奚斤曾参与参合陂之战，北燕军队在此役中惨遭灭顶之灾，奚斤也立下不小的功勋。翌年，他又跟随拓跋珪讨伐北燕，进军中原，任征东长史，拜越骑校尉，典宿卫禁旅。在这之后，奚斤曾讨平博陵、勃海等郡的盗匪；击破高车、厍狄、宥连、侯莫陈等北方部落。于是出任晋兵将军、幽州刺史，赐爵“山阳侯”。
明元帝在位期间，奚斤曾任郑兵将军，循行州郡；曾经留守京师，镇压了昌黎王慕容伯儿的叛反；曾经与长孙嵩等八人一起听理国务；拓跋焘作为皇太子临朝听政时，奚斤则为左辅。这些经历使得奚斤成为当时朝廷中屈指可数的几个要员之一，而他在对南朝刘宋的一场战争中取得胜利后，更是名声大振。
泰常七年（422）五月，宋武帝刘裕卒，少帝刘义符继位，国内政局不稳，北魏明元帝趁机派遣奚斤收复此前被刘裕侵占的河南地。奚斤假节，都督前锋诸军事、司空公、晋兵大将军、行扬州刺史，率领吴兵将军公孙表等南征。
在刘宋的东郡太守王景度弃城逃走，司马楚之等向奚斤投降后，奚斤从滑台直奔洛阳，击破虎牢守将毛德祖的司马翟广等人据守的土楼，进逼虎牢，屯驻汜水之东。接着，率轻骑征服河南、颍川、陈郡以南，迫使陈留太守严陵归降。奚斤抚平兖、豫诸郡之后，再围虎牢，最终攻克之。从魏初以来，历次大将出征，只有长孙嵩抵御刘裕，以及奚斤征讨河南，才蒙皇帝赐予漏刻和十二牙旗。奚斤受到的重视，由此可见一斑。
太武帝拓跋焘即位之后，奚斤晋爵“宜城王”，仍为司空。始光三年（426），太武帝征夏，遣奚斤督四万五千军马奔袭蒲坂（今山西永济市西，是为河东通往关中的要冲）。蒲坂守将东平公乙斗立即遣人赴首都统万城向赫连昌告急，哪知其时魏军已围统万城，于是使者奔还，声称“统万已败”。乙斗惊慌失措，遂弃城逃往长安，奚斤轻而易举地夺得蒲坂。此后，镇守长安的赫连助兴（赫连昌之弟）在见到乙斗后，居然也吓得弃城而逃，西奔安定。于是，长安又顺利地落入奚斤手中。在这一形势的影响下，秦、雍地区的氐、羌都归附奚斤，甚至河西王沮渠蒙逊等也遣使向魏表示臣服。
始光四年（427）六月，太武帝亲率魏军主力击破夏国都城统万，赫连昌亡奔上邽。此时奚斤尚与夏国的平原公赫连定对峙于长安，太武帝便下诏命他班师。奚斤上疏道：“如今赫连昌亡保上邽，只剩下残兵败将，势单力薄，故应乘此机会，一举歼灭。请更增军马，让我平定赫连昌之后再班师归朝。”太武帝则认为赫连昌已不足为患，所以尽可待魏军休养生息以后再来灭夏。然而，奚斤坚持己见，再三上表请求，终于获准，得到一万将士和三千马匹。
翌年二月，奚斤进军安定，与丘堆、娥清之军会合。当时许多军马遭瘟疫而死，士兵则少粮乏食，奚斤只得筑垒自守，反而被夏军困在城寨之内。监军侍御史安颉问道：“我军奉旨灭贼，如今反而被贼所困，难道就束手无策了吗？”奚斤答道：“现在我军无马，若以步兵迎击敌方的骑兵，岂非必败无疑？所以只有待京师援军到后再战。”安颉反驳道：“援军不知何日才能到达，我们与其坐以待毙，倒不如乘早决一死战，或许可得一线生机。”奚斤却又以马少为借口，不欲出战。
安颉只得与尉眷等人暗中谋划，选得二百匹马，募集敢死勇士，趁赫连昌前来狂妄挑战之机，一涌而出。勇士们一齐冲向赫连昌，令他猝不及防，竟在仓皇遁逃之际马失前蹄，遂被生擒活捉。平原王赫连定逃奔平凉而去，在那里继续称帝。
魏军虽然大获全胜，起死回生，奚斤却毫无欢乐之意，他认为自己身为主帅，却让裨将夺了头功，是为奇耻大辱，于是决定也要建一“大功”。他舍弃辎重，只带三日军粮，驰往平凉，企图一举击灭赫连定的残部。他不听娥清的劝告，坚持不走水路，结果遭到夏军伏击，士卒死伤大半，全军一败涂地，自己与娥清、刘拔等人均被生擒。在安定看守辎重的丘堆闻报后吓得弃城而逃，以至被夏军夺还长安。
由于奚斤的贪功，业已到手的胜利果实几乎全部断送，太武帝大为震怒，对他的恼恨也就可想而知。两年之后，即神
三年（430）的冬天，魏军攻克平凉，时为“关中侯”的豆代田救出了当初被赫连定所擒的奚斤、娥清等人。太武帝为了泄愤，将夏主的皇后赐给豆代田，而命奚斤双膝跪在豆代田前敬酒侍候，并说道：“保全你性命的，可是代田呀！”此后，在东归的途中，则任奚斤为掌管膳饮的下级官吏，命他背着酒食跟随部队行进。
奚斤虽然受此羞辱，但也因此得以活命，并且不久后再被起用，为“征南大将军”、“万骑大将军”等。他卒于太平真君九年（448），享年八十岁，死后谥“昭王”。
评： 崔浩胸怀奇才，料事如神；谋划政务，出类拔萃。更兼忠心事主，历经三朝；处世待人，无愧于心。可惜的是，他虽然久处官场，却仍然未能脱尽书生的“迂腐之见”，竟相信帝君的“务从实录”乃是真心之言，以至不加掩饰，秉笔直书，惹来了诛九族的杀身之祸！帝君口是心非，并不鲜见，所谓的“秉笔直书”，只能以不损害其统治利益为前提。以崔浩之绝顶聪明，竟未能认识到这点，故导致悲剧的产生。
李顺的聪明才智，不在崔浩之下，至少相差不远；而他所受的“恩宠”，也可以与崔浩相媲美；其最后的结局，竟亦与崔浩相仿——被处极刑。然而，二者的为人，其实大相径庭：崔浩比较耿直，李顺品格低下。尽管崔浩公开宣扬拓跋王室的过恶，未必最为适宜，但是李顺受贿而误国，则显然罪该万死。崔浩被杀，令人惋惜；李顺之死，却应称快！
奚斤堪称神勇，历事拓跋魏三朝君主，都屡建军功。唯以裨将取得头功为耻，度量过于狭窄。由于这种忌妒心理，竟致轻骑冒进，从而损兵折将、弃城失地，本人也沦为阶下之囚。气躁心浮，是为将军之大忌，岂能不以为戒！奚斤为争功而置军事大局于不顾，嗣后受负酒之辱，宜哉；曾因统军之误而导致惨败，最终仍得寿终正寝，幸哉！